20世纪上半叶的江西近代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西论文,近代论文,世纪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0)12-0057-09
一
进入20世纪以后，江西社会以近代经济的曲折、缓慢发展为基本特点之一，继续朝着近代化目标演变，并呈现出历史阶段性。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江西近代经济的出现和初步发展
农业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和新式工业的建立，是江西近代经济出现的标志。在江西自然经济解体的过程中，农业资本主义经济首先出现在蚕桑种植业方面。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地方政府的提倡，向无蚕桑之利的江西开始种桑养蚕。仅绅商刘芋珊一人，“于赣洲南乡王母渡地方种桑十三万株，并聘请龙商蚕师教种桑蚕事宜，”可以说，这是江西农业资本主义经济从封建地主经济压迫下挣脱出来的先例。
与此同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渐次扩大到其它农业项目。例如，1904年，清江廪生邹钦爵创办农业公司，专事畜牧、垦耕；1905年，曾秉钰和李思源分别在南昌设立永昌树艺畜牧公司和在余干中乡设立垦荒牧植公司；1908年，徐绍恒在南昌创办江西树德垦牧公司，等等。这些公司，大都属商办，一部分为官商合办，资金在2000元到20000元之间。它们除种植棉花、烟草外，还发展黄麻、木棉、茶桐、乌柏、薄荷、小蓝、靛青、瓜豆、木竹等项生产。
本省商办的民族资本主义纺织工业，出现于二十世纪初期。1900年至1906年，曾秉玉、孙保辰、饶曾春等先后在南昌、清江、铅山分别创办了（南昌）工艺局、金凤有限公司、鼎兴织布公司，专门织造各式棉布。官办的官僚资本主义纺织业，有省、县创办的工艺局、院、厂。这种纺织业由于有地方政府提倡，故发展较快。根据《世界年鉴》1913年的记载，江西全省有工艺局、所、场97家，其中工艺局7家、年76家、劝工场4家、公私建设工场10家，几乎县县皆有。
20世纪头10年，在江西先后兴起的一些加工制造业，是本省资本主义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统计资料显示，第一，在这些新式的加工制造企业中，商办的23家，官办或官商合办的只有4家。这种情况说明，民族资本主义是本行业的主要经济成份。第二，27家新式企业中的18家设于南昌。九江、景德镇、萍乡等四个城市里，显得极为集中。第三，企业的创造者，多数出身于商绅，官僚出身者为极少数，拥有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上者仅有4家，其中最高者为42万元，而最低者只有300元。总的来看，民族资本主义居于重要地位，但资本力量不大。第四，火柴、肥皂、碾米、电灯、樟脑等一经出现发展则甚快。从1903年到1907年的几年中，便发展到11家，其势头不能说不大。碾米、电灯等新式工业的创办，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颇受群众的欢迎。
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江西也出现了兴办新式矿冶业的热潮。据不完全记载，在头10年，先后有20家新式的矿冶企业问世。其中，有煤矿10家（包括萍乡煤矿在内），铁矿4家，锰矿3家，铜矿2家，滑石矿1家。这些矿冶企业的出现，标志着江西近代采矿工业的初步发展。
江西的新式航运业，始于19世纪末。1895年，福康公司率先成立，拥有运输船5艘。至20世纪初，1920年7月，江西地方当局集资30000两，购买商轮4艘并趸船、码头、房屋等设施；又招商股50000两，添购轮船2艘，于南昌正式创办了“内河商轮公司”。开辟了自吉安至吴城、吴城至九江、九江至饶州（今波阳县）等航线。随后相继成立的航运公司有群昌公司（1904年）、见义公司、鸿泰公司（1906年）、道生公司（1906年）。为了提高生存竞争能力，1906年7月，九江14帮航业商人，联合组成了以候补道员孙茂德为总理、江庆楷为协理的“商船公会”。这个由封建行帮转向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商船组织，企求统筹经营上接湘鄂、下接苏沪的长江和由湖口直达赣州的内河航运。
与航运业发展的同时，1905年“江西全省铁路总公司”成立，开始以官商合办形式，筹建南浔铁路，并提出了修建南昌至赣州铁路的计划。
总之，随着江西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用新的经营方式和新式轮船逐渐代替旧的经营方式和木帆船，已成为江西航运、交通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由于种种原因，其发展速度是十分缓慢和曲折的。
（二）辛亥革命后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江西近代经济的曲折、缓慢发展
辛亥革命在经济方面的目的，是由“手工业的生产过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但是，由于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仍然是帝国主义与新旧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摆脱不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命运。第一，农业生产徘徊不前，仍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在农村，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依然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在江西农村的耕地、山林、湖泊、渔塘等主要农业生产资料，大部分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占农村人口不到5%的地主占有农村土地的40%，占农村人口5%的富农占有土地的20%，占农村人口30%的中农占有土地的30%，而占农村人口60%以上的贫雇农只占有土地的10%。不少农村，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却占据了70%以上的土地。这种不合理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严重地束缚着农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农业生产的进步。只是到了30年代中后期，江西省政府为了增加税收，解决财政困难，维持其反动统治，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关于设立农业机关、改进农业、复兴农村的政策，采取了一些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鼓励农民开荒种田，增加粮食生产，使江西的农林牧副渔生产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某些发展。
第二，工矿业生产步履维艰，其发展曲折而缓慢。在工业生产方面：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江西绅商在全国人民抵制日货运动的鼓舞与推动下，纷纷创办纺织业，生产“爱国布”。据《农商公报》说，这种爱国布，“为见机敏捷之商人所织。虽尚未闻设立大规模之公司，然具三、四千元，二万元之资本者，亦颇不少。其设立地方，始于南昌，而吉水、抚州、建昌、饶州等地亦继续之，有多至二、三家者，每家装置织机十台，乃至三十台，使用男女工三十人乃至五六十人。”可谓争先恐后，盛况空前。
针织业中资本主义经济成份的产生较为迟缓。1915年，全省针织单位有1913个，工人共为6041人，每单位平均仅3人，说明多数还是家庭经营的小手工业。到20年代，九江、南昌出现了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粗具规模的针织厂。南昌自1922年有1家新式的针织厂以后，至1926年的四、五年时间里，就增加到60家，雇用工人3000人。这些厂、家，都是针织业中规模不大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但是，这时江西的所谓工业，多半是手工业、小手工业和半机械工业，几无真正近代工业可言，在30年代中国近代工业的曲折发展中，江西也错过了自己的发展机会。据1933年的调查统计，南昌市的机器业大小共计31家，多数以承接维修业务为主。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西民生工厂、邬运昌机器厂、广同和机器厂、郑永昌机器厂、裕生翻砂厂、怡生翻砂厂、和生翻砂厂等。江西的电力工业，是在同一时期建立起来的。统计资料表明，全省先后建立了9家发电厂，主要用于居民照明。此外，在南昌、九江两市，还有制革、碾米、印刷、面粉、肥皂等厂家，多数属于家庭手工场或半机械工厂，生产能力极为有限。正如有的材料所说，从1920年到1937年，在江西全省够得上近代工业企业的只有16家，“战前的江西就谈不上有什么工业。”
战前江西的矿产采掘业同工业生产一样，是十分落后的。只有萍乡煤矿和赣南钨矿的开采起步较早。萍乡煤矿是当时全省最大的煤矿，其次是鄱乐煤矿公司，再次是天河煤矿、丰城煤矿、余干煤矿等。
钨矿开采：全省产钨达17个县之广，占全国钨产量的50%以上。北洋军阀统治江西时，以钨为有关军用之品，设立钨矿局，额外苛征矿税，年达数十万元。1928年春，江西省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决定实行“钨矿省营”的政策，先后采取商办、官办、官督商办等经营方式。至1935年，始由省政府建设厅在赣县设立江西钨矿局，统制运销。1936年2月，与中央政府商订合作办法，将钨矿局交由资源委员会钨业管理处接管，并设立赣南分处，在产钨重要地点成立12个事务所办理钨砂采取、整理、运输和查验等工作。产量每年有所增进，矿工逾30000人。
第三，交通运输工业的缓慢发展。在公路开发方面：民国成立以后，为了改变江西交通运输落后的状况，江西的有识之士纷纷行动起来，筹建修筑公路资金，组建汽车运输公司。1922年，陈树棠发起筹建“浙赣长途汽车路”，1923龙钟伊发起组织“南庾长途汽车有限公司”，规划修筑南昌至大庾的公路。1924年，陈子清、竺庭、余建臣、罗朗山、吴梅孙等人发起创办“抚建长途汽车公司”，计划修筑自南昌至南城的公路。1925年10月，在全省人民强大呼声的压力下，在四邻各省大力发展公路交通的影响下，北洋军阀江西地方政府才决定成立江西省道局，主持公路修筑事宜，并由该局着手筹建从南昌到莲塘的公路。它全长仅14公里多。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国民党政府提出“交通剿共”、“筑路剿共”的方针，采取军事政治高压手段，强行实施修路计划。自1928年至1937年的10年间，共修筑公路6570多公里，是江西公路开发的异常发展时期。
在内河航运方面：首先是轮船航运业的迅速崛起。辛亥革命后不久，江西省军政府以豫章轮船公司和道生轮船公司为清政府官办企业，将其没收合并改组为光汉轮船公司，由军政府直接管理经营。这时，该公司拥有客、货轮10艘，分别航行于九江、湖口、姑塘、吴城、饶州、吉安、樟树、瑞洪等城镇港口。1915年道生轮航公司财产归属原主复业，光汉轮船公司遂改为保胜轮船公司，至1921年便发展成为总吨位超过700吨的轮船航运企业，其规模位居全省之首。这时，魁记见义轮船公司、群昌轮船公司、福康商轮公司和祥昌轮船公司等航运企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从1911年至1922年的10多年间，在南昌、九江以及樟树、吴城、泰和、余干、饶州等地有30余家船局或轮船公司相继创立。此时全省轮船的数量已达到100余艘，总吨位共约4400余吨。其发展速度，在江西航运史上可谓空前。
其次，航道的明显增加和港口的开拓。随着内河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数量的增加，航线很快地延伸到能够航行轮船的几乎所有的干流和支流，在内河航运渐趋饱和的情况下，一些航运企业便将航线延伸到长江上下游的各主要港口和湘、鄂两省的内河。据1933年《交通部注册轮船船名录》记载，此时由秦仲华所创办的太昌轮船公司，曾有一艘“太昌号”轮船，经常行驶于南昌至上海、南洋群岛等地港口，成为本省轮船公司开辟的最远航线。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作为江西全省航运中心的南昌港，已成为拥有10余家航运企业，营运、出入港口的轮船年平均达到2000船次的近代化商港。而九江港区内有南华、怡和、日清、太古、三北和宁绍等6个较大的轮船码头，可停泊载重8000吨的海轮。樟树、吉安、赣州、翻阳等港口也获得新的发展。
在铁路交通方面。民国时期，江西省境内有两条铁路，即南浔铁路和浙赣铁路。
南浔铁路：起自九江，止于南昌赣江北岸的牛行，是江西省境内的第一条客运铁路。在其筹款遇到困难的时候，日本政府乘虚而入，间接贷款投股规元100万两，将其势力侵入南浔铁路。1916年6月，南浔铁路建成通车，全线总长138公里。
浙赣铁路：浙赣铁路始于浙江杭州，终于湖南株洲，全线总长1008公里，从东北向西南方向贯穿江西省境，是当时我国江南的一大铁路线之一。全路由杭（州）玉（山）段、玉（山）萍（乡）段、株（洲）萍（乡）段等3段铁路线段组成。十年内战开始，南京国民党政府与江西省政府出于“剿共”的需要，立即决定修建玉南段。1937年9月10日，南萍段与株萍铁路接轨，并与杭玉段联结起来，统称为浙赣铁路。1949年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统治灭亡之时，全国的铁路里程已接近2.5万公里，而江西境内修筑的铁路总长仍为810公里，只占全国铁路总长的3.24%。
在邮电事业方面：全省的邮政管理与营业机构，在抗战爆发的1937年为1357个。在二、三十年代，南昌、九江、赣州、萍乡等城市先后通了市内电话。
从上不难看出，江西近代经济的发展，在其兴起时就显得迟缓和落后。从时间上说，它的起步比江浙一带晚了20余年，从规模上说，它远逊于邻近各省，除萍乡煤矿和南浔铁路外，全省没有投资上百万元的大企业；从其在社会经济的地位上说，以1912年为例，全省工业企业的资本，竟不到一个典当铺资本的八分之一。至于在全省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就更加微不足道了。至30年代，江西近代企业除一小部分继续有所发展以外，大部分停滞不前，并呈现急剧衰退之势。
（三）战时至战后，江西近代经济的局面发展及最后崩溃
第一，战时农业生产的可喜成绩。抗战时期，由于日军不断入侵，全省耕地大为缩小，资源被掠夺，交通被封锁，多数产业处于停滞和萎缩状态。但因有全省农民的团结抗日，辛勤劳动，精心耕作，提高了粮棉等农作物的产量，使江西成为当时全国后方三大产粮省之一，每年上交军粮3亿斤，有力地支持了东南战场的抗战。
稻谷生产：从1942年至1943年底，在全省40个县市范围内开展水稻品种检定工作，督促农民淘汰混杂劣种，选育优良品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每年增产稻谷15亿斤。收选难民开垦荒地，种植稻谷和杂粮，到1942年共计生产粮食900万斤。
棉花种植：据统计资料，全省历年推广棉花种植面积达到34.6万余亩，屡计增产皮棉263万余斤。
麻类生产：1939年南昌沦陷以后，为了保证麻类产品的供应，江西省政府于1940年在吉安设立“麻作改良场”，从事麻类品种栽培和剥制加工试验工作。同时，在吉安、吉水等12县设立棉麻推广站，鼓励农民大量种麻。至1942年，全省推广苎麻种植面积66.3万多亩，增产麻纤维近200万斤；推广黄麻种植面积2.8万余亩，增加黄麻纤维410万斤。
植树造林：从 1935年至1943年的9年间，共培育松、杉、柏、油桐、油茶、乌桕、樟树及其他苗木1.2亿株；历年各林场、各中心苗圃、各示范林场共造松林2300余万株。1940年至1942年，全省实施“经济桐林三年计划”，垦山30000亩，植桐80万株。
开垦荒地：当时江西全省共有荒地160万余苗。为了安置难民并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农副产品，从1939年12月至1940年底，江西省先后颁布实施了“非常时期垦殖事业推进办法”和“各县办理垦殖事业奖励办法”等，督促和鼓励各地民众从事开荒垦殖事业。并设立垦殖场38个，收选难民1.32万余人参加垦殖工作，累计开垦荒地5.17万余亩。据1942年统计，共收获稻谷800万斤，杂粮100余万斤及其他作物16万斤，估计时价约值682万元；副业经营收入，估计时价约值291万元。
农田水利：从1937年至1945年的8年间，省水利局历年兴修的重要农田水利工程项目，共计92340个。战后不久，国民党政府悍然发动了反革命内战，致使江西的农村生产力再遭战争的严重破坏。
第二，战时工业生产的局部发展与战后的崩溃。
江西的近代工业，实际上起步于30年代末40年代初，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抗战爆发外货来源濒于断绝，军需民用货物感到奇缺，迫使当局积极提倡发展工业生产，又因为海口被敌封锁，同时沿海一带工厂停产内迁，给了江西建立和发展工业的良好机会；另一方面，由于时任江西省建设厅长的杨绰庵，以抗战事业为重，尽力筹集建设资金，重金延聘省内外高级建设专家，注意培训建设人才，大力提倡科学管理，在江西创办工业企业，于是一些适应战时需要的工厂便纷纷地建立起来。当时的工厂多集中在省会泰和和吉安、遂川、赣县等县境。根据1943年的统计，全省有231家。其中，机械类23家，电器类5家，化学类28家，矿冶类3家，纺织印染类23家，日用品类52家，食品类38家，教育文化类28家，农业类31家，但稍具规模的只有百余家。
钢铁工业：有江西炼铁厂，设于吉安天河，日产翻砂铁10多吨，年产7200吨，为西南各省的重要基本工业，当时曾计划利用赣县电力炼钢。机器工业：主要有设在泰和的江西机器厂和江西车船厂。此外，有赣县机器厂、江西永备铁工厂、江西企业公司铁工厂、江西度量衡检定所。电力工业：有南昌水电厂、赣县电厂、吉安电厂、泰和电厂。化学工业：有设在大余的硫酸厂，全部设备均自行设计制造，年产浓硫酸40吨。纺织、面粉、火柴、卷烟、造纸和印刷等行业的生产与销售情况良好，如火柴、纸品的产量除满足本省需要以外，还远销西南各省。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因为企图重建专制统治而使战后的经济建设规划成为泡影。“胜利带给整个社会的不是安定、而是混乱，物价狂涨，币值惨跌”，美国的剩余商品大肆倾销，江西的工业生产得不到恢复和发展，终于走上了穷途末路。如在战时创办的江西机器厂、江西车船厂、赣县机械厂、江西电工厂、兴业铁工厂、利原化工厂、兴业电化厂、民生卷烟厂等一批企业都相继停工停产。载至1948年2月底，全省工业厂家减至105家，比较战时减少了58%以上。工厂的大批停产倒闭，迫使40%的工人陷于失业的痛苦。到1949年5月南昌解放之时，江西全省工业生产完全处于瘫痪状态。
第三，战争时的交通运输。在公路运输方面：首先是抗战时期的公路。1939年春南昌沦陷前夕，公路处员工迁到了吉安，又在于都银坑进行战时交通指挥中心的建筑工作，全省公路员工全力担负起维护前后方公路交通畅通无阻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一是对战时公路进行重点整修，主要是选择沪桂干线、京黔干线、汴粤干线中省境的48段、3390公里的公路线，进行整修；二是建筑战时公路，从1938年至1945年，江西公路处组织修筑公路1110公里，实现了接通省际干线和完善省内公路网的目标与要求；三是抢修与破坏前方公路，阻止或延缓敌人的军事进攻。至抗战胜利之时，全省保存了近1400公里能够通车的公路。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再度发动内战，致使正欲恢复振兴的江西公路建设，很快地陷入一蹶不振的困境。至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江西之时，全省仅剩下647公里可通汽车的公路。
在抗战时的内河航运方面：在南昌失陷前后，针对全省陆路交通遭到战争破坏的实际情况，组织了以水运为主、陆运为辅的战时运输网络。据统计，1940年江西全省有木帆船总数近万艘，而行驶于赣江和章贡驿运航线上的木帆船约占其中的一半，多达5428艘，成为战时的重要运输力量。
抗战胜利后，本应是江西内河航运建设事业的新时期，然而轮运业的复苏与造船数量增加的势头，很快地遭到了国民党内战政策的破坏。
本文限于篇幅，对民国江西的税收及金融事业恕暂不述及。
二
20世纪上半叶的江西近代经济发展缓慢而曲折，总体水平落后，未能成为全省经济成份的主体，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分析起来，若与同处中国中部的邻省作一比较，有其共同之处，也有明显的弱点和特点。
（一）江西近代经济的一般性表现：
第一，资金短少、规模不大、技术落后和管理不善，是这一时期江西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最大弱点。在所有公司、厂矿企业中，资金在10万元以上者很少，多数为几万、几千元，甚至有千元以下者。由于资力薄弱，规模必然狭小，无力购买新式机器用以扩大再生产。据统计，江西的各式企业，1912年为1678家，可是竟没有一家使用机器动力设备的。这种仍然处于手工操作落后状态的企业，当然经受不住亏折和灾害的袭击。于是，有一部分企业勃然而起，但旋即悄然而逝，犹如昙花一现。横峰的窑厂，余干的呈山煤矿等，就是因亏资过巨，开工不及三年就先后倒闭。
又据统计，在北京政府时期，全国规模较大的工矿企业共有902家，而江西只有20家，仅占全国总数的2.2%；30年代南京政府统治时期，南昌、九江两地企业的资本总额共约543万元，其中重工业的资本不过8.5万元，只占资本总额的1.6%，与同期全国重工业企业资本占全国工业企业资本总额的20%相比较，则差之更远。
第二，官僚作风，以官压商，管理不善，是这一时期江西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又一弱点。在新兴的近代企业中，一般来说，商办企业比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经营得要好。在江西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成份中，为数不少的官僚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冗杂飘浮、坐吃山空的官僚化经营作风十分严重，往往使新办的企业名存实亡；再如一些官商合办的企业，普遍存在着以官压商的问题，使商人在企业中处于从属地位，出钱而不掌权，不能从投资中得到实际利益，因而限制了他们投资经营的积极性。
（二）江西近代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
民国时期，通过对江西的商贸活动输出与输入两方面情况作一综合与分析，便可以看出。
一是在输出品中以瓷器、茶叶、苎麻、纸张、烟草、米谷、夏布、木材等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居多数，其输出数量呈现逐年迅速衰减局面；而在输入品中以纺织品、粮食、纸烟、化工品、金属品等制造品和饮食品为最多，且呈日渐不断增长势头。
二是输出货值与输入货值相比较，输入货值逐渐超过输出货值，全省的商贸总值逐渐陷于入超状态，成为江西近代经济落后的一个基本特征。从1928年至1931年的5年中，全省货物进出的基本情况是：在输入方面，输入各类货物的总量与总值，几乎年年增加。例如：烟草在1928年还居第三位，1929年跃居第二位。至1931年竟超过48万两之巨。输入的粮食，1928年时仅20余万两，1929年增至40余万两，至1930年陡增至4倍，达160余万两，从此始终保持其输入货物中的第三位宝座，此实江西农村经济衰落的反映。在输出方面，输出各类货物的总量和总值，呈现年年直线下降之势。例如：1928年输出的粮食尚在1000万两以上。但在此后的4年里，每年粮食输出的总值，由600万两降至400万两、200万两、100万两以下，其锐降速度，为各类货物之冠，令人咋舌。又如：1932年烟草、纺织原料、纺织品和化工品的输出，均只有1928年的三分之一。
由于输出的货物年年的减少，输入的货物年年增长，使江西成为国内外商品的倾销地之一，也是商贸入超的一个省份。这种窘况，到1947年变得更为严重，成为国民经济萧条、物价飞涨的一个重要因素。以南昌的物价为例：其涨幅由1月份的8.5%上涨到12月份的20%。据资料，这一年的1月和12月份物价，分别为战前物价的6690倍和39588倍，一年当中物价便上涨了14.26倍。换句话说，12月份的1426元只当得1月份的100元，1月份的100元如果搁置起来不用，留到12月份只值得7分钱了；1月份有4000元可以买进1斗3升早米，到12月份就只能买1升糙米。但在各种货物中，上涨最多的还是衣着类，12月份的价格为抗战前的163600倍。金属电料类上涨最少，12月份的价格也是抗战前的62219倍。难怪当时人惊呼：物价上涨之大，真是“太柏一梦，物异人非。”在恶性通货膨胀的冲击下，工薪阶层“叫苦连天”，“平民经济更是日趋枯竭”，劳苦群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啼饥号寒，生活在水深水热之中。
（三）江西近代经济的一个突出症结：
以“剿共”为目标的建设，不考虑将来全省经济的发展。例如，1931年底熊式辉继任江西省政府主席主持赣政，认为“剿共工作失利，往往因为交通隔塞之故”，便大力推广“交通剿共”的政策，不惜采用一切手段修筑“围剿”公路。一是强化公路组织管理机构，加强对行车和公路养护的管理等。二是提出与实施修筑公路的计划，规定分三期实施六大干线（赣粤、赣浙、赣湘、赣闽、赣鄂、赣皖）计划，以及《赣粤、赣浙、赣湘、赣闽四路同时并进计划》；参与实施七省（豫、皖、鄂、赣、苏、浙、湘）联络公路计划；同时确定与实施县道修筑计划等。为了加快“围剿”公路的修筑，江西省政府建设厅提出与实施“寓赈于路”，把赈灾、筑路、“剿共”三者结合起来，驱使灾民参加公路的修筑，以达到“公路完成，则交通便捷，交通便捷，则利于‘剿共’”的目的。从1931年至1934年底的3年间，共约修筑公路4190多公里（包括县道在内）。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撤离江西长征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清剿”留在南方和江西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继续饬令、催督“围剿”公路的修筑。从1935年到1937年的三年中，又完成干支线及县道6618余公里。与此同时，加强了赣北与赣中的公路建设，共修筑公路1378余公里。
总之，自1928年至1937年4的10年间，江西省政府在“交通剿共”的驱动下，共约修筑公路6570多公里，使当时江西公路建设的速度和里程，在全国各省中名列前茅。但“剿共公路”的崎形发展，劳民伤财，“原以剿共为目标，颇未着眼于将来经济之发展”，以致于质量低下，布局极不合理，留下许多易行事故的隐患，给江西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恶果。1938年6月，已有1911公里遭到损坏不能通车了。
在“筑路剿共”的同时，出于反共内战的目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大力加强江西电讯事业的开发，所有架设长途电话线路的计划、施工与拨款，都要呈请“委员长南昌行营”批准。因此，江西的电讯事业“年来以‘剿匪’军事之推进遂形发达。”
（四）江西近代经济的一线曙光
在二、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区经济发展处于“成长在后续上困境”之时，由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中央苏区、闽浙赣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等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实行土地革命和反“围剿”战争胜利的基础上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运动，建立起由农业、工业和商业三大行业的产业结构，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农业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特别的重视农业，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了根据地的农业生产。据统计，“1933年的农产，在赣南闽西区域，比较1932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一成半），而在闽浙赣边区则增加百分之二十”，其他红色区域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在工业生产方面，为了发展红色区域的工业生产，党和政府实行了保护和发展城镇工商业的政策，迅速地发展了工业生产以及交通、邮电事业。
在商业方面，一是建立对外贸易局、粮食调剂局，大力发展国营商业；二是建立以粮食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为主的合作社商业；三是保护和奖励私营商业的发展。于是，由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组成的红色区域商业网，利用各种渠道开展赤白贸易，活跃和发展了苏区经济，对于改善人民生活、粉碎敌人经济封锁和支援革命战争起了重要作用。苏维埃政府为了保证革命战争的给养和政府的革命支出，还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的财政金融事业。
红色区域最重要的结构性变动，是经济成份结构的改变。“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经济结构，是一种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国民经济。它有利于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形成了新民主义经济结构的雏形。中国共产党人在走以中国特色民主革命道路中对建设近代经济的这一探索，无疑为陷入困境中的中国近代经济的复苏与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指明了新方向。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近代经济结构里，由于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建设运动开展的结果，出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雏形。而在抗战时期，随着全省工业的局部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和合作经济成份，伴随着地方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成份的发展而发展。这是江西弱小的“商业资产阶级势力”，在特殊条件下的一次扩张，于抗战与江西近代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三
中国自1840年迈向近代社会以后，又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近50年时间，江西未能完成“振兴实业”、实现江西经济近代化的美梦，是有其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和传统的、文化的、地缘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互为因果，构筑起一道道阻碍发展江西近代经济步伐的篱墙。但在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下，社会制度和政权属性没有进行根本性变革之前，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掠夺、封建主义及其新旧军阀政府的剥削与压迫，以及因此而带来的的人祸与天灾、社会不安定，乃是妨碍江西近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掠夺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从腐败的清政府手里夺走了一系列特权，开始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历史进程。至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1861年，九江开埠通商，帝国主义列强打开了江西的大门，外国侵略者便从九江鱼贯而入，源源不断地深入江西内地，依仗不平等条约，倾销洋货，掠夺土货，进行经济侵略。这是江西近代经济落后的主要外部原因。在外国侵略者经济势力扩张到的地方，“至洋纱、煤油、火柴、洋铁之用，虽穷乡僻壤，无不偏及”，洋人四出活动，随处可见。
帝国主义的侵略加速了江西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农民、手工业者的破产，把江西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漩涡。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生产关系却依然被完整地保存不来。辛亥革命前后，江西的地主以中小地主为多数，但已出现了拥有千亩乃至万亩的大地主。至二、三十年代，江西土地已高度集中，只占农村人口总数不到9%的地主、富农、占有农村耕地总数的80%以上，占农村人口总数70%以上的贫雇农则处于无地或少地的状态。成千上万被逼从农村流入城市的破产农民，不被城市所接纳，又不得不返回农村成为佃农、雇农或流氓无产者，遭受更加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因帝国主义侵略而造成破产、失业的群众，还有船工和船民。赣北以长江为界，有三百余华里长。因此，依赖航运谋生的船民和船工为数众多。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入侵长江以前，“商贾运货，行旅往来，悉系雇用民船，帆樯如织。”这时，只要没有天灾人祸的袭击，船民和船工们的生活尚可勉强维持。但自长江通航、九江设埠以后，由于“轮船行驶，附载便捷，商贾士民，莫不舍民船而就轮船。光绪二、三年前，过关（九江关）轮船每年尚止四、五百只，近来多至七、八百只。轮船大逾民船数十倍”，于是民船遭到了洋轮的排斥，船民和船工们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种情况，随着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加紧，变得越来越为严重。很明显，洋轮势力的加强，特别是洋轮与华轮的互相竞争，更使数以千计的船民、船工以及岸上的搬运工人丧失生计，把他们推到了破产和贫困的悲惨境地。
正在发展中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自然也逃脱不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种种压迫。例如：景德镇的瓷业，由于瓷器之“销数日绌，而外洋之浸灌日多，揆所由实缘窑厂资本未充，不能与之相争”，受到巨大的压力。有一些洋商甚至企图到景德镇直接“设厂制造”，掠取生产瓷器的权益。九江的火柴业，因受到日货的竞争，“从前厂主已收歇，旋将此厂顶卖”，创办伊始，即被迫倒闭拍卖。
萍乡煤矿和南浔铁路有限公司，是江西最大的两个企业，由于靠向洋商借款维持生产，结果其企业管理权和产品经销权，最后全部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这样，企业往往经营多年，所得不足以偿所出，等于为帝国主义无偿效劳。
帝国主义侵略者使用垄市场、倾销洋货、投资设厂等等手段，来打击江西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帝国主义强大的经济侵略，打击与扼制了民族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
帝国主义侵略者侵入九江、江西以后，在大量倾销商品的同时，亦向江西进行少量的资本输出。不过，其中绝大部分是为了掠夺中国原料、土特产，以及就地利用原料和劳动力的各种加工业，同其他地方比较，外企在数量上寥寥无几。原因在于：第一，江西九江虽是英国在长江流域确立霸权地位初期的一个仅次于上海、汉口的重要基地，但在实际上它不是英国资本输出的重点市场；第二，由于江西是英国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如果没有得到英国的同意，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要在此投资兴建近代工业，是会遇到英国的激烈反对的。民国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日本曾提出修筑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的铁路之要求，都因英国“暗中飞跃而失败”；第三，十年内战时期，江西是国共两党“围剿”与“反围剿”战争的主战场，战乱不已，当然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资本输出、攫取巨大利润的合适地区。凡此种种，就是江西外国近代企业稀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封建主义及新旧军阀政府的压迫与剥削
在中国农村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中，整个农村经济继续急剧地走向破产。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开始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的分裂、割据和混战。江西广大农民及其他劳动者仍然在田赋、地租、高利贷、捐税、洋货、兵火、盗匪和灾荒的掠夺和侵扰之下挣扎，生活条件日益恶化。这是江西近代经济落后的重要内部原因。
第一，新旧军阀政府通过加捐加税，向农民搜刮大量税款，加速了农民的破产和贫困化。先以田赋附加税为例：此税从清朝到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新军阀统治时期，一仍旧贯，有加无已。田赋包括正税与附加税两部分。据有人对江西33个县的调查所得，到1931年“已超过正税的10倍以上”。“各县有时所征之税目相同，而税率互异者，且在同一县内，同一用途，以同一标准，而同时征收二次者，即经省政府指定用途之附税，而私自挪移借用或增高税率者，所在多有，其苛扰繁杂，可谓尽租税之奇观”。由于土豪劣绅和反动政府相勾结，税吏粮差中饱，使占有大量土地的豪绅地主变为“有田无粮”或“田多粮少”的“大户”。因此，“田赋虽征诸地主，而负担实转嫁佃丁”。繁重的田赋完全落在农民的头上。
再以盐税为例：盐税之重，以江西为最。江西是淮盐的主要销售地区。全省80余县，除20余县行销粤盐、浙盐外，有50余县食用淮盐。据统计，在20年代初，每担淮盐的场税3.00元，岸税1.50元，地方附加税1.00元，合计5.50元；至本年代末，每担淮盐的岸税增加到7.00元，合计13.15元。这就是说，在不上10年的时间内，每担淮盐的正税增加了36%强，地方附税则增加了7倍。盐为每人必需食品，所以，盐斤加价，实由广大农民负担。
第二，日益严重的地租剥削，依然是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在自然经济解体的过程中，地主、官僚、军阀、商人、高利贷者乘农村经济破产和农民贫困、逃亡之机，纷纷兼并土地，把大量土地集中到自己手中。例如，赣南的寻乌县，只占全县人口7.44%的地主富农，占有全县土地的70%，而全县人口90%以上的广大贫苦农民，仅占全县土地的30%，又如地处兴、赣、万三县之交的兴国县永丰区，地主富农人数不过6%，却占有80%的土地，中农人口20.5%，土地只15%；贫（雇）农人口61%，土地仅有5%。上述土地占有关系，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江西全省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情况的反映。
地主阶级凭借其占有的大量土地，在反动政府的庇护下，向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进行了极端残酷的地租剥削和高利贷盘剥。如赣西南各县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一般地租率是农民、地主各半，有的地主得十分之六。还有一种铁租，不论收获如何要定数目交租，都是以农产品交租，一般的利率是二分半至三分。农村的富农放债还有十分或五分的。特别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地主富农故意积谷居奇高抬谷价闭粜，这是农民感觉得最痛苦的事情。”残酷的地租剥削和高利贷盘剥，掠夺了农民绝大部分劳动成果，致使农民生活极端贫困化，不仅无力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的再生产也难于继续维持。
在江西农民中，文盲者占农村人口的80%以上，患有各种疾病的农民占近60%，他们的平均寿命不足40岁。农民如此低下的文化素质与身体素质，加上耕地的日益贫瘠化和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极端落后等等不利条件，江西农村的资源，是远远满足不了开发江西近代经济对劳动力、基金、原料和市场的需要的。
第三，封建主义对于江西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压迫，是多方面的，而危害最大的莫过于厘金制度。江西一省税卡，虽几经裁撤，但至19世纪末，仍“多至七十余处”，实为全国之冠。当时人愤而指出：“查厘卡完章，于初卡完三分，次卡完二分，第三卡完三分，第四卡完二分，名为百分之十，其实十分完足，经过下卡，仍须补抽。第一次补抽，按十分加二分，第二次补抽，按十二分又加二分，经若干卡，补若干次。如由赣州府运货至江省（指南昌—著者），须经十卡，完二十九分有奇。……故定章名为取十，其实乃取三十、四十。又况查验不时，羁滞留难，无卡无之。”可见，封建主义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束缚从未放松过。
上述情况，在北洋军阀政府，以及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都没有丝毫改变，甚至于变本加厉，使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寸步难行。如修水红茶由修河运出，转南浔路至九江，再由九江装运至上海出口，每百斤的运费、捐税和杂用，竟达三十八项、十二元五角三分五厘之多，实占该茶成本的20%。其所受阻碍，显而易见。又如景德镇瓷器，自产地运至口岸出口或国内市场销售，沿途纳税往往超出货价。
总之，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的双重压迫，窒息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窒息了江西近代经济的发展，是江西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
（三）没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频繁的战乱和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是江西近代经济落后的又一重要原因。民国以来，新旧封建军阀间的连续不断的混战，使江西屡遭战乱兵燹之苦。特别是十年内战时期，江西成为国共两党“围剿”与反“围剿”的主战场。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强化反动统治，压迫人民，镇压革命；在经济上取消了大革命成果，实际上千方百计维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军事上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实行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使江西社会经济发展，不仅再失良机，还受到严重破坏。田园荒芜，人口锐减，人民贫困交加，雪上加霜。就以人口为例，根据历史资料，经过战争的摧残，江西人口从1916年的2509万人下降到1935年的1569万人，锐减近千万人口。因此许多地方几乎人财两空，满目疮痍，惨不忍睹。抗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江西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直接被日军杀害的江西人民达到50万人之多。省会南昌在沦陷敌手后几成废墟，全城人口由26由万人减至6.7万人。战前江西全省人口为1569万人，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只有1347万人。仅7年时间，江西人口减少了220多万人。加上出征兵员100余万人，共减少了420多万人。如此人口下降率，已超过维持社会正常发展的所需人口的极限。日本侵略军的烧杀抢掠，更使江西经济遭严重的破坏。据统计，抗战期间江西的财产损失（以战前物价为准）达11.5亿元，是江西省政府战前年收入的42倍。
人祸必须带来天灾。“因国内政治混乱，内争迭起，对于天灾之预防及补救，绝不注意，故水、旱、风灾，亦成为农民最大之痛苦。”早在1902年春夏之交，包括九江、南昌在内的赣北地区，“人民患病者甚众，死亡相继”；“始则鄱阳湖附近一带人民，多死于疫症者，继至浔阳，兼之霍乱流行，死于斯病者实繁有徒，惨何如之！且米珠残贵，人民之以银为辛工者，吃亏颇巨。加以上年洪水为灾，秋收尽失，迨本年正月间米粮昂贵，每担权重一百十斤，计值四千六百文，二月间则值五千文，至五月间部值五千六百文……”在疾病、水灾、饥荒的打击下，城乡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又据记载，辛亥革命后，全国年年闹天灾。以1926年为例，这一年的水旱灾害遍及东三省、直隶、山东、湖北、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浙江十余省，“饥民千百成群；食草根树皮皆尽，以至观音土为饭。”江西人民生活异常困苦的景况，由此可以想见。毫无疑问，严重的天灾。又必然在带来人祸。灾荒下，盗匪肆虐，谋财害命，打砸抢掠，无恶不作，更添社会动荡不安。混乱不堪的社会环境，阻滞了江西近代经济的发展。
[收稿日期]20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