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轨经济中消费和支出结构的表现与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支出论文,结构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522(2000)03-0073-07
一、消费结构和支出结构概念的提出
所谓消费是指消费者对产品和劳务的享用或使用，从形式上，可分为需要支付货币的消费和不需要支付货币的消费两部分，而支出则是指对产品和劳务的货币购买，即货币性支出。从这两者的数量和内容上看，支出与消费并不总是对等的或者说是对称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消费者有消费而无支出；在传统计划经济中，消费者的消费大于支出，有货币支出的消费只占总消费中的一部分，而消费的其余部分则由社会或企业以福利形式予以满足；只有在完全的商品——货币经济中，支出与消费才可能对等，居民消费的同时支付等价值的货币。
所谓居民支出结构，是指居民用货币购买商品和劳务的比例关系，即居民的货币开支在不同商品和劳务上的分布。居民消费结构则是指居民所消费的商品和劳务的比例关系。如果居民对商品和劳务的消费全部是通过货币来购买，那么居民支出结构与消费结构就是相等的和对称的。如果居民的一部分商品和劳务不是通过货币购买，而是自我生产（如家庭养老、家务劳动等）或免费（包括半免费，如计划经济下的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消费者只要付少量的钱就可以从企业或政府那儿获得价值高得多的福利）得到，那么居民支出不仅在量上不等于居民消费，并且在内容上也不相等，即支出结构不等于消费结构。
二、消费结构和支出结构不对称的表现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我国城市居民来说，其支出结构和消费结构存在严重的不对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居民货币支出范围小于商品和劳务的消费范围。由于我国实行低工资（仅够糊口）、高补贴的收入——消费体制，一些很重要的消费项目没有纳入货币支出范围，如医疗卫生服务等。在西方发达国家，医疗费用开支占总开支的比重一般在10%以上，在我国则基本上由国家和企业负担。因此，从工资收入的数额上不能反应我国城镇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也无法从购买的消费品数量和种类上体现其消费的真实水平和生活质量。
第二、支出与消费的数额不相等。一些消费项目是免费的，不需支付现金，如医疗；另一些消费项目虽是有偿购买，但居民所付的货币量远远低于商品或劳务的价格或价值，如房租。总的看来，支出远远小于消费。
第三、消费结构徘徊于低级层次，不能向高级层次升级。在消费项目中，一些工业消费品，如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服装等的价格远远高于国外同类产品的价格，对于收入微薄的消费者来说，上述产品无疑皆属于奢侈品，购置这些产品需节衣缩食较长一段时间才能实现，这是六七十年代的情况；到了80年代，收录机、电视机等工业品替代上述产品成为居民追逐的热点，但其价格仍远高于国外同类产品的价格。这类消费品在支出中占较大的比重，而支出中留给留务、教育、医疗的空间就没有多少了。一方面，这部分消费由政府和企业免费提供，但不管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都处于较低层次，无法和发达国家居民消费水平相比，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较大的差距。另一方面，消费中不同消费项目的比重存在结构性的不合理，尤其是服务性消费比重过小，对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的改善和国民素质的提高产生了很大的制约。
第四、我国城镇居民与国外居民货币支出结构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形成了独有的消费支出特点。见下表：
中外居民支出结构的比较
单位：%
外国(1985)
比较项目 中国(1987)
日
美 德国（原西德）
印度 泰
食品53.5 22.6 14.0 23.0
56.843.9
衣着13.7 6.5 6.5
8.9
10.1 7.2
日用品 11.4 5.8 5.8
9.14.2 6.3
娱乐、文教
6.8 8.9 8.9
9.83.7 4.2
医疗 1.3 13.9 13.9
3.31.9 5.3
房屋、燃料、水
6.1 19.2 20.0 20.0
22.1 7.4
交通、通讯
1.0 15.8 15.8 15.4
11.813.2
其他 3.5 15.1 15.1
8.24.3 9.0
资料来源：中国数字见《中国统计年鉴》1987
国外数字见《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提要》1985
从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我国城市居民享有公费医疗和高额住房补贴，从而我国城市居民消费支出中用于住房、交通、通信及医疗、保健方面的费用很低，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也恰恰是因为我国城市居民这三项开支远低于常态水平，从而衣着与日用品开支不仅高于发达国家日用品开支比重，也高于发展中国家相应项目的支出比重。
第五、长期的消费结构和支出结构的不对称在居民思维中造成一种定式，即消费内容只包括衣、食、吃、穿、用所需的有形产品，而教育、医疗、养老等不属于消费品，不在支出考虑之中，若让消费者来支付此类开支，则难以接受。
三、造成支出和消费不对称的原因
计划经济下的消费体制是造成支出与消费结构不对称的根本原因，旧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对于维持这一不对称长期存在起了关键作用，并给改变这一局面消费体制改革带来了巨大困难。
我国1949年建国后，经过短暂的恢复时期，于1953年开始了在极低的收入水平上推行重工业化道路，重积累轻消费是这一时期的主流，生产高于一切，为生产而生产，为积累而积累。经济运行主要是供给导向型，消费也由供给导向所决定，生产什么，供给什么，消费什么。消费受到各种限制，消费领域狭窄，内容单一，因此，消费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也就受到限制。
国家通过建立一套“管”和“包”的制度安排来限制居民的消费需求：1.禁止居民的职业的自由选择，从收入来源上限制了消费。禁止居民的职业选择，具体说来包括禁止人们自由择业、自由迁徙和自由改变身份，人们无法通过职业选择来增加自己的收入，从而通过收入水平的提高来达到理想的生活水准。20年时间里不提高职工工资的做法可见一斑。2.限制消费者消费选择通过各类基本消费品实行定量或凭票供应的办法，直接取消了消费者自由选择的资格，在供给与需求之间隔了一堵墙。3.福利性补偿对人的任何一种约束不能不付出必要的成本；约束的硬度越高，约束的成本越大。职工的货币收入中不包括住房、养老、教育等内容，职工消费的货币支出中也不包括上述内容。需要用货币支出的消费内容通过工资收入支付来完成，不需要用货币支出的消费内容则由实物形式的福利性补偿来满足。这种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在计划经济下保持了一种平衡——从低价补贴到免费供应，从就业保障到病老残疾的保险和补贴等等。
四、支出结构和消费结构不对称的影响
建立货币——商品经济体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货币——商品经济的顺利运行需要一种新的消费机制与之相适应。但对于从计划经济中走出的经济或者转轨经济来说，消费体制仍带有在计划经济中形成的诸多痕迹，如消费的货币化程度不高，社会福利和保障体制改革滞后性，福利性分房仍未从根本上予以消除。居民的支出结构与消费结构之间的不对称依然存在，由此引发了转轨特殊阶段消费的许多问题，收入——消费——储蓄机制在市场经济中的还不能有效地运作，这些都给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消极作用。具体说来：
第一、支出与消费的不对称造成居民增量收入流向的不合理。
收入快速增加时，居民任意可支配收入随之增加，但后者增加的速度更快，消费与支出的不对称是导致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
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消费项目由政府与企业包揽下来的情况下，居民手中的货币在消费项目上成不合理分布。由于缺乏适当的消费导向，居民的货币购买力集中于日用品领域，特别是耐用消费品这一狭窄领域。收入中较大一部分流向彩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出现所谓的“排浪式”消费；一部分收入流向高档消费品，出现早熟的“精品热”；同时，在烟酒等享受性消费上支出比重过大，而教育文化等投资性消费过少。通俗地说，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固然低，但花钱的项目也少，从而用于购买耐用消费品收入相对较多。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相应的支出结构并未有多大的变化。改革前的福利保障制度保障的是居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但保障支出水平相对较低。改革后，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层次提高，福利支出水平亦相应提高。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80年代财政补贴的大幅度提高得到说明。1990年与1980年相比，国家财政价格补贴由117.71元增加到380.8元，增长了3.24倍，职工保险福利增长了15.8倍，后者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前者，职工福利相当于工资总额的1/3（1991年）。
另外，在居民收入来源结构中，工资外收入比重大幅度提高，这部分难以在统计数据中得到真实的反映。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来自于企业的实物收入也在增加。由于企业在自主权扩大的同时，约束机制并没有相应建立起来，企业的主要目标不是资本增值，而是提高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当货币形态受到约束时，就通过实物形态来实现上述目标。这些来自于企业的实物可以不计入居民的货币收入，但却实实在在地增加了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这进一步造成了居民消费与支出结构性的失衡。因为，消费与支出的不对称意味着许多消费项目是免费和高补贴的，这也就意味着居民的实际收入远远大于其货币收入。所以，我国城镇居民高福利、高补贴的消费体制实际上大大提高了居民的实际收入，同时也抑制了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服务性消费项目上的支出，两者作用的结果造成了居民货币收入大都流向享受性消费品及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力配置格局。
为什么居民增量收入没有自然而然地分流出来，用于增加在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开支？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消费预期、消费环境等因素不可忽略，但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传统消费体制没有彻底摆脱。只要有免费的东西，人人都想搭乘这便车。从计划经济中过来的人们已习惯于这种方式的消费，在自己的消费开支中的住房、教育、医疗等消费项目可借助于非市场的渠道获得，如通过免费、半免费的企业公房分配可获得住房等。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虽然从货币收入的绝对量来看，居民的人均收入处于低收入层次，但从人均可任意支配收入占收入的比例却不比发达国家居民逊色。
第二、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产业结构的失衡是始终困绕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大问题。综观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说，我国的经济结构始终处于一种失衡、调整，再失衡、再调整的过程当中。
以需求为导向，推动产业发展的条件就是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能够不断优化升级，从低层次逐步向高层次迈进。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后，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的重点应转向服务性消费内容，如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这些消费内容得到基本满足之后，才会转向诸如彩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但由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的消费需求由于消费体制的原因，消费领域所表现出的热点往往不能代表消费需求发展合理的趋势，其所发出的信息也不能指导产业朝着消费未来发展趋势而发展，这给我国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消极的作用，如某些耐用消费品制造业发展迅速，而教育、医疗等服务性的行业长期处于滞后状态。这就进一步造成产业结构的失衡，产业优化升级无法从消费结构的优化中得到动力。
现实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如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各地区无视资源、市场因素，投资项目盲目上马，重复布局的现象十分严重，以至于造成了产业结构雷同、产业层次低水平重复、恶性竞争的问题较为突出，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在投入、产出、供给、消费等诸多环节中出现大量漏损。
第三、社会经济发展缺乏持续的消费需求的拉动而发展的后劲不足。
从我国经济总体上看，消费支出资金过分集中于耐用消费品上，轻工业的发展规模过度，对于基础设施落后，人均资源贫乏的我国来说，会造成国民经济“瓶颈”，同时极易导致经济增长方式偏离集约发展的道路，而倚重外延型、粗放式经营，不利于技术进步以及产品质量提高与产品品种的更新换代。
传统消费体制存在的弊端使得在教育、医疗等服务性行业所积聚的消费需求达不到一定的规模，形成不了有效的需求拉动，在耐用消费品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已不明显的情况下，国民经济缺乏一个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对教育、医疗等服务性项目需求的不足，使得居民的素质提高不快，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人力资本上缺乏有效的智力支持。
第四、货币化程度反应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货币化程度不高使得货币无法充当资源配置航标的作用，造成市场信号失真、资源配置低效。
我国在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上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货币化、公开化程度不高。不可否认现在个人收入货币化程度较之改革前、改革初期有大幅度的提升，一些补贴，如粮、肉、副食品等已进入居民工资收入内，但医疗保险、教育等补贴在工资中的反映不够。这影响了消费支出结构的优化，也影响了医疗、教育等行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在继续制造享受与不享受之间的差别，这有悖于市场经济原则。至于收入公开化问题，众所周知由于我国个人收入申报制度没有建立，公开化程度还无从谈起。
市场经济得以顺利运行的决定条件是对商品的有效需求，即有一定支付能力的货币所形成的购买力。这就是说，消费者要有货币及其所形成的购买力，才能成为商品消费者，才能对市场，因而也就是对社会生产提出有意义的，能起决定作用的需求。采用非商品化，非货币的形式对消费资料进行直接分配，排斥了市场机制，抛弃了货币这个“牵线人”，就会人为地割断“需要与对象之间”的联系，不能使市场反馈给企业的信号真实准确，影响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目前大约占城镇劳动者总数3/4的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尚未实现收入的工资化和工资的货币化，这对于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也有重大影响。按照有关方面的统计，这部分人的全部收入中，通过工资形式发放的部分占80%，其余部分通过补贴、福利、实物的形式发放。除此之外政府和企业对于职工的交通、教育、医疗、价格等方面的多种补贴，也不是通过对个人的直接补贴，而是对服务单位或服务过程进行直接补贴。这种形式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沿用下来的，它的主要弊端：一是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浪费，二是扭曲了居民的消费行为。
五、实现支出和消费的货币化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旧有的消费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那么，改革消费体制，纠正消费和支出结构方面存在的不对称性，促使消费需求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就成为经济改革的当务之急。
要突破这方面制度性障碍，一方面实现收入的完全货币化，政府和企业将职工的全部要素投入转变成职工的货币收入，取消任何变相的实物补贴。1990年以后，随着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关系的进一步理顺，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进程相适应，居民收入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货币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稳步上升，从1990年的79.16%增长到了1996年的86.21%，非货币性收入的比重由1990年的20.84%下降到了1996年13.76%，7年的时间里共下降了7个百分点强。这为职工在收入货币化的基础上形成合理的消费结构提供了可能，消费者既可以合理安排消费和储蓄、即期消费与长远消费的关系，又可以使消费内容各类支出的结构合理化。合理的消费结构可以正确反映居民对各种不同类型消费品的需求，从而提供给企业和政府正确的消费信息，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引导产品结构的优化，促进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
另一方面，逐步实现个人收入公开化。实际上，这和收入货币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收入公开化保证了收入能够真正做到货币化，减少变相的收入分配发生的机会，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我国从1993年10月1日起，对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进行了建国后的第三次改革，这次改革的中心内容之一是将现行国家财政对工作人员的副食补贴，粮油补贴，燃料补贴等纳入到新的工资中去，这在实现个人收入公开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但是也必须看到，形形色色的“灰色收入”和巧立名目的其他福利性补贴还在不同地区、不同单位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积极推行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增强个人收入的透明度，以利于国家对个人收入和消费的宏观控制和监督。从1995年5月1日起在国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实行的个人收入申报制度，为在我国逐步推行个人收入申报制度起到了一个表率作用。
六、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
在当今经济发达的国家中，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发展项目，社会公共福利事业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呈现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局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消费的公共化趋势加剧，社会公共福利事业水平较高。这种社会福利，包括社会救济、社会关怀和保险三个方面，内容涉及生、老、死、残、寡、居住、交通、失业、职业培训等各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养老、医疗、失业和工伤四个方面。目前福利支出已经成为这些国家政府开支中的最大项目，其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拨款，企业和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基金。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这一制度主要有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以及优抚工作等内容。旧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建立在计划体制之上的，社会保障的项目内容和方式都有计划决定，社会保障的经费也按照计划由国家全部包揽下来。其弊端是：社会保障的范围狭小，程度很低。这种社会保障制度不是建立市场的基础上按市场机制运作，低效和浪费，使得社会保障资金不能够循环和增值以造福更多的人。
80年代中期，在国家颁布的有关高层次文件中清晰而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保障”概念，同时把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优抚工作等社会保障性质的制度，统一归并于社会保障体系中。
90年代，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改革的关键之一。我国应建立与改革总目标相配套体系，即“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权利义务相适应，管理社会化，使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业有所救济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以统一、全面的强制性社会保险为主体，以国家、企业个人三方面共同负担经费为支撑，以充分发挥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建设的作用为目标。这种新的保障制度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之上，保障制度所需的资金通过市场途径获得，运用市场手段加以管理，并为市场经济中的每个人提供保障，保障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新的保障制度能够对消费起着导向作用，促使购买力流向新的消费项目上，优化了消费结构，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新的保障制度能够减少消费者的后顾之忧，从而推动消费的持续扩张，避免消费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幅度；新的保障制度有助于消费者克服转轨期各种不确定因素给消费带来不利影响，使得消费者对未来报有较为乐观的预期。
收稿日期：1999-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