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中国哲学”三人谈——特约评论人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语论文,重写论文,中国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来，中国哲学界有人提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个“法”是什么？众所周知，这个“法”就是对“哲学”概念的定义。然而，中外哲学家对于“什么是哲学”的理解和规定，可谓见仁见智。在思考宇宙人生重大问题的前提下，形形色色的哲学学说中，有古希腊之法、古罗马之法、理性主义之法、非理性主义之法、唯心主义之法、唯物主义之法、结构主义之法、解构主义之法……，实在是“法无定法”。一定要以黑格尔的一家之言为标准，难免有“西方中心主义”幽灵作祟之嫌。中国哲学自古以来就有着自己的“家法”、“师法”。中国哲学与印度哲学、希腊哲学并为古代三大哲学系统的事实，为中外学界大多数学者认同。张立文先生在《中国哲学“讲自己”的中国方式》一文中阐明了上述观点，并提出了“超越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主张。
近代以来，西哲东渐，国内学者撰写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在选材、诠释、评价方面，颇受欧洲哲学的影响。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即受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即受新实在论哲学的影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学者认为：近百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不过是用西方哲学的不同话语系统来宰割本土哲学，并没有挖掘出中国哲学的精髓。因此，要建构一种真正纯粹的、用本民族话语来叙说的“中国哲学”。于是“重写中国哲学”的讨论就应运而生了。其实“重写中国哲学”并不是什么新话题。远的不说，“文革”之后，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就是对四卷本《中国哲学史》的重写。冯友兰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则是对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重写。“重写”是要有新的思维路向的。任先生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就是要改变过去只看到哲学史上两军对战的偏向，着重研究人类认识螺旋上升的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总结这种发展过程中的规律和经验教训。而冯先生对于这次重写，则寄希望于“如果做得比较好，这部《新编》也可能成为一部以哲学史为中心，而又对中国文化有所阐述的历史”。俞吾金先生对于重写中国哲学史的前提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认为，“没有新的哲学观，便不可能有新的中国哲学史”。而确立新哲学观的前提是“走出传统哲学观的藩篱”。
本次“重写”，学界呼声最高的是：一定要彰显中国哲学的自主性。郭齐勇先生《“中国哲学”及其自主性》一文集中论述了这个问题。文章最后指出：“中华文明中的哲学智慧绝不亚于西方，需要我们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中，超越西方哲学的体系、框架、范畴的束缚，确立起我们这个族群的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
静下心来，拜读三位先生的宏论，自然会开阔我们的思路，对于“重写中国哲学”的话题有更深层面的领悟。但是，仅有热情是不够的，“重写”中国哲学史是摆在中国哲学史学者面前的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重写”中国哲学史，必须要有经过严格哲学训练、具备极高的中西哲学的素养和悟性的学者来担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重写”对“旧作”的超越，使中国传统哲学经过新的阐发，东哲西渐，走向世界，为人类文明再次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