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遭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一种学说，都是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思想文化传统的产物；当学说向异域传播时，又进入不同的情境，被人们接受的程度与发挥的侧重点，也为具体的社会及文化条件所制约。工业文明时代的西欧，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变动对历史形态的决定性影响较为清晰地昭显出来，唯物史观得以应运而兴。虽然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国学术不乏素朴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察（如《管子·牧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王夫之《诗广传》卷五把火的掌握、农业发明视作文明的起点，等等），但就总体言之，前近代中国没有前提条件以创制唯物史观的学说体系。而且，只有在近代工业文明初步成长的20世纪初叶以降，中国才具备这种学说体系引入的需求与接受的可能性。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后叶的西欧创立的唯物史观，跨越时空，广为流布于20世纪的中国，并逐渐衍为主流历史观，这是时代风云际会的产物，显示了唯物史观的强大感召力。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社会史论战是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两个关键阶段，其时学人的认知倾向，对此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走势影响深巨。总结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与运用的历史经验，并对这两个时段史学观念的迁衍得失作一番溯源讨流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或有裨益。
一、五四时期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
与社会主义思潮在东亚传播大体同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首先在日本，继而在中国得到译介、传播。
19世纪后半叶以来，在社会主义运动于日本展开的同时，日本的社会主义者片山潜（1859—1933）、幸德秋水（1871—1911）、堺利彦（1870—1933）、河上肇（1879—1946）、山川均（1880—1958）等都致力于唯物史观的介绍，其中尤以河上肇的劳绩最著。而恰在19、20世纪之交，中国出现留日高潮，在数以万计游学日本的人士中，不乏信从唯物史观者，他们主要通过日文书刊获得此一学说的知识，并将其转译为中文在中国刊发，这成为清末民初唯物史观传播于中国的一条重要渠道（还有同期自欧美、稍晚自苏俄传入中国的另外两条路径）。仅以河上肇论著而言，其中文译本即有17种，直接以唯物史观命题的便有《唯物史观研究》（郑里镇译）、《唯物史观的基础》（巴克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渊泉译）等。
中国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可上溯至1899年《万国公报》121期刊发的《大同学》（颉德著，李提摩太中译），此乃来华西洋人所为。稍晚于此，旅日中国学人借助日文文本，开始用中文介绍唯物史观，如1903年2月出版的《译书汇编》（第2年第12期）所载马君武（1881—1940）撰《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初次讲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要点：“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此后，朱执信（1885—1920）在《民报》第2号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评述“马尔克”（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和“阶级争斗”理论，接触到唯物史观的某些论点。而中国译介唯物史观的正式展开，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传播者一为早期共产主义者，二为国民党文士。传播平台是《新青年》与《建设》等颇有影响的刊物。
（一）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新青年》等刊物译介唯物史观
1919年5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实际出版时间在9月），为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李大钊（1889—1927）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所载文章多涉及唯物史观，兹举三篇为例：
（1）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唯物史观。关于后者，首先介绍唯物史观形成的历史，进而介绍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李大钊阐述的唯物史观要义，基本上是对河上肇《社会问题研究》1—3册相关部分的转述。
（2）渊泉译的河上肇文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3）顾兆雄的《唯物的历史观及批评》，在介绍唯物史观之后，批评唯物史观的种种“弱点”。
李大钊1919年12月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以唯物史观评析东西文化，针对当时流行的“物质开新，道德复旧”之说，指出“道德这个东西不是超自然的东西，不是超物质以上的东西，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他的本原不在天神的宠赐，也不在圣贤的经传，实在我们人间的动物的地上的生活之中。”① 1920年1月1日李氏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运用唯物史观探究思想更革的因由。该文开宗明义指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②
1920年12月李大钊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从经济史视角追寻历史动因，文中陈列唯物史观的四种名称：历史之唯物的概念、历史的唯物主义、历史之经济的解释、经济的决定论。
李大钊认为：“还是称马克思说为‘经济的历史观’妥当些。”③
随后李大钊又发表姊妹篇《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从经济史视角追寻社会发展的动因，再次将唯物史观肯认为“经济史观”。李大钊1924年出版《史学要论》，系统阐发唯物史观，指出：“马克思的历史观，普通称为唯物史观，又称为经济的历史观。”④
李达（1890—1966）1918年在日本攻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并翻译荷兰人郭泰著《唯物史观解说》，附“马克思唯物史观要旨”，其中译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又译述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序言中的两段活，说明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发现的，其贡献与达尔文对生物学的贡献同等重要。
陈独秀（1879—1942）1922年在《新青年》第9卷第6期发表《马克思学说》，介绍剩余价值学说，也涉及唯物史观。
《新青年》1923年改版为《新青年季刊》，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后，继续登载译介唯物史观的文章，如《新青年季刊》第3期发表瞿秋白（1899—1935）的《唯物史观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以唯物史观解析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
（二）国民党文士在《建设》等刊物译介唯物史观
五四时期传播并运用唯物史观的，不仅有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等早期共产主义者，戴季陶、胡汉民、廖仲恺等国民党文士也用力译介唯物史观，并用以解析中国社会问题。戴季陶、胡汉民、廖仲恺等人也是在日本留学期间，从河上肇等日本学者的著译中了解并信从唯物史观的。
孙中山（1866—1926）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4—1919）于1919年8月创办杂志《建设》，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建为国民党，此刊由国民党理论家胡汉民、汪兆铭、朱执信、廖仲恺、戴传贤（戴季陶）等主笔，主要宣传三民主义，同时也发表多篇介绍马克思学说及其唯物史观的文章，主要作者是戴传贤和胡汉民。
戴季陶（1891—1949）在《建设》第1卷第1号（1919年9月1日）发表《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试图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现实社会，其观察角度是“无论一个甚么问题，没有不和‘生活’有关系的”。戴氏重视经济统计，以为是解析社会问题的基础，文章指出：“考茨基说十九世纪中叶的马克斯、因格尔斯所以能够发现那一种很深邃的‘唯物史观’，完全是得力于统计学的发达。”戴氏还于1919年8月17日在《星期评论》第11号刊发《随便谈》一文，议及他与胡汉民探讨唯物史观的情形。文曰：“展堂（胡汉民号——引者）说：‘我以为中国一切思想的变迁并不是甚么精神生活的影响，都是经济生活的影响。’”胡汉民将周秦诸子各种学说发生的基本原因，归之于“井田制的破坏”。戴季陶对胡汉民的思路大加赞赏：“我听了这个话，欢喜得了不得，很希望这个‘中国史之唯物主义的研究’能够得一般学问家的注意和协作，便是思想大解放了。”⑤ 戴季陶1920年1月13日撰《致陈竞存论革命书》，声明“我是赞同唯物史观的”，⑥ 试图以“社会生活决定精神”这一基本观点考察中国历史及现状。1920年3月14日戴氏发表《劳动运动的发生及其归趣》，探求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认为将五四运动归结为恶政激起义愤，或国际上反抗日本侵略，都失之简单。戴氏认为，五四运动爆发是“国民的生活缺陷”因欧战“解放”、“革命”大声音惊醒的结果，是国人因觉察到“生活的不安而生的社会运动”。戴氏还分析了资产阶级态度的前后变化：中国资本家因“五四”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而“赚了大钱”，便不自觉地随大流而行，但等到发现“五四”促使劳工运动高涨，妨碍自身的阶级利益，又站到反对立场上去。这是戴氏运用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阶级分析探究五四运动的努力。
胡汉民（1870—1936）在《建设》第1卷第3、4号（1919年10月1日、11月1日）发表《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宣称“我这篇文章，是拿唯物史观应用到中国哲学史上。”胡氏还举出以唯物史观辨析中国哲学史的六要义。胡汉民不满足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以“时势说”诠释先秦哲学，指出：“时势是什么力量造成的呢？求其最初原因，总在物质的关系。”⑦ 此文为以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哲学之生成与发展的开篇之作。
随后，胡汉民在该刊第1卷第5号（1919年12月1日）发表《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反驳对唯物史观的责难和曲解，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的唯物史观”，“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历史观”，“是平民的哲学，劳动阶级的哲学”，“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胡氏在该刊第2卷第4号（1920年5月1日）发表《从经济的基础观察家族制度》，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家族制度。总之，中华革命党与国民党相继主办的《建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评介唯物史观的重要阵地。
1920年8月，《建设》第2卷第6号发表河上肇撰、苏中译的《见于〈资本论〉的唯物史观》（摘马克思《资本论》中有关唯物史观的段落）。同年12月，《建设》第3卷第1号发表苏中译《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摘恩格斯《反杜林论》第3编第2、3章）。后来一个时期运用唯物史观的人们，多采用这些译述。
《建设》1920年曾展开“史观派”与“史料派”围绕井田制的论争。⑧ 胡适等“史料派”认为井田制只是古代思想家的一种理想，中国只有“井田论”，没有“井田制”。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等“史观派”则肯认井田制的实存性，运用唯物史观对其作经济分析，并借鉴从西方引入的人类学、社会学方法考察中国古史，认为井田制是古代相沿的原始共产制，与欧洲历史上的“均产制度”相类似。此一讨论声势不大，极少纳入现代史学史研究的视域，但史观派在讨论中采用的理论与方法，实开十年后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先河，在唯物史观的传播史上应占一席之地。
（三）其他刊物对唯物史观的介绍
在《新青年》与《建设》之外，还有多种刊物发表译介唯物史观的文章。
一如1919年1月创刊的《国民》杂志（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等编），用力译介唯物史观，1920年该刊第2卷第2、3号连载常乃真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摘自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信中的两段话。
二如进步党刊物北京《晨报》副刊1919年5月5日至11月11日辟“马克思研究”专栏，载河上肇著、渊泉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又翻译日文的《马氏唯物史观概要》。《晨报》1919年7月25日至8月5日载《马氏唯物史观的批评》。
三如上海《民国日报》于1919年6月创办副刊《觉悟》，其上译载考茨基的《伦理与唯物史观》，1921年5月15—19日发表施存统节译的《见于〈共产党宣言〉的唯物史观》。
四如上海1921年1月《东方杂志》第18卷第1号发表范寿康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五如1922年《学林杂志》发表墨笙《唯物史观公式的解释》。
综览五四新文化运动，唯物史观的传播是当年新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一些初习唯物史观的学者，立即运用略有所悟的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解剖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及中国革命诸问题，昭示出此一理论鲜明的实践性格。仅就历史学而言，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已被先觉者所认识，李大钊说：“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自时厥后，历史的学问，日益隆盛。”⑨
当然，初步意识到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并表示对其衷心服膺，与真切把握、准确运用此一学说之间，存在着相当距离。而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为深刻理解唯物史观提供必要的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的学术准备，也不允许学者们对这一深刻而宏富的学说从容研究，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某些健将对唯物史观的汲纳与传播，有“窃天火于人间”的历史功勋，然而又多为“急就章”，对唯物史观作粗率的理解是普遍现象——
其一，无论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如李大钊、瞿秋白），还是国民党文士（如戴季陶、胡汉民），都将此一学说视为“经济的历史观”。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塞格利曼著、陈石孚译的唯物史观读本，书名即为《经济史观》。李大钊、胡汉民、戴季陶等人当时对唯物史观的理解相近，都是以比较简单的“经济分析”方法解释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往往是从某种经济现象直接推导出某种社会政治现象、思想文化现象，忽略种种复杂的介质，对“反作用力原理”更重视不够，故其关于唯物史观的理解与运用，尚处在“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决定文化”的粗略、浅显的认识水平上。
其二，当年信从唯物史观的许多论者多以为阶级斗争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解析历史问题、文化问题往往满足于平面化、直线化的阶级分析法，而很少注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唯物史观的根本问题。这种对唯物史观的认知及运用取向，在以后诸历史阶段又呈蔓延之势。
概言之，五四新文化运动间唯物史观的传播，颇能一新耳目，然而又难免简单化。1933年5月，鲁迅在李大钊牺牲六年后，为李氏的文集作序，曾这样议论李大钊的理论业绩：“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⑩ 将这番话视作对李大钊及五四时期诸先贤传播、运用唯物史观的评价，也是大体恰切的。
二、中国社会史论战间唯物史观的运用：以“社会形态”学说解析中国历史
五四运动以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声势大增，并逐渐深入到历史学科领域，这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有集中体现。
民国年间中国学术界展开了三次较具规模的论战：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即所谓“科玄论战”；1929—1933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30年代中期的“全盘西化论”与“中国文化本位论”的论战。如果说，“科玄论战”是科学主义与古典人文主义之间展开的激辩，“全盘西化论”与“文化本位论”是中西学术的主辅之争，那么，中国社会史论战则是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进行，在唯物史观框架内展开的。正如论战的重要阵地《读书杂志》的主持人王礼锡（1901—1939）1931年撰文所说：人生观论战的科玄之争，是“极端唯物”（指科学主义）与“极端唯心”（指古典人文主义）的辩议，而“在中国社会史论战里，都是唯物的内部的争斗，没有唯心论者插足的余地。”(11) 这里的“唯物论”即指“历史唯物论”。王礼锡把中国社会史论战视作历史唯物论内部的派别之争，大体符合实际。诚然，中国社会史论战并没有发生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之间的交锋，参论诸方似乎无不服膺唯物史观，然而，论战各派对中国历史的概括与诠释却分歧甚巨，这显现出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与运用的复杂状貌。
运用唯物史观解析中国历史与现状，发端于1928年前后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此次辩议的论题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为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抑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中国社会的性质为何（前资本主义抑或资本主义）？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与稍早开始于苏联和日本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相联系。“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以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的论述为武器，探讨东方国家的社会形态和特殊发展道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由此出发，进而考察现实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而要确认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就必须追溯往昔，从而引发关于历史问题的讨论，这便是展开于1929—1933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参加者，多为曾经留学东洋、西洋的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据统计，他们平均年龄26岁），其政治派别繁多，有中国共产党理论界人士组成的“新思潮派”（因在上海主办刊物《新思潮》而得名），有脱离中国共产党的托陈派组成的“动力派”（因在上海主办刊物《动力》而得名），有国民党文士组成的“新生命派”（因在上海主办刊物《新生命》和新生命书局而得名），还有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的论者（顾孟余）参加（因标榜恢复1924年国民党一大的改组精神而得名，在上海创办刊物《革命评论》、《前进》）。自称“第三种人”的自由主义者，如胡适、胡秋原等，也投入论战。此一论战的舞台在上海，却牵动全国，乃至海外华人学者（如时在日本的郭沫若、王亚南等），几年间，数十位论者发表文章百余篇，出版著作30余种，规模远在“科玄论战”之上。
中国社会史论战诸方竞相援引马、恩、列，引述较多的是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今译《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论》（今译《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论战参加者纷纷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此一论战的重要园地《读书杂志》曾准备在1933年马克思逝世50周年之际出版“马克思专号”（后因故未果）。这一切都表明，从“五四”至大革命后的十余年间，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播大有进展。如果说，五四时期胡汉民发表《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试图“拿唯物史观应用到中国哲学史上”，李大钊以唯物史观解析中国历史，尚属个别行为，那么，大革命失败后展开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诸派，纷纷以唯物史观的某些论说作依凭，以之构筑中国历史的总体框架，当属群体行为。这昭显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社会科学界的高歌猛进。
（一）“科学的社会学”初试锋芒
五四以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诸流派（杜威学说、罗素学说、白璧德学说等等）联翩来华，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脱颖而出，最受人文社会科学界欢迎。一个有趣的现象是：1929—1933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参论诸方政治取向大异，呈敌对之势，却几乎都宣称信奉唯物史观：不仅“新思潮派”及在日本的郭沫若等左翼学者高张唯物史观旗帜，而且陶希圣等国民党文士、顾孟余等国民党“改组派”、自称“第三种人”的胡秋原，也竞相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运用者自命，熟悉马克思恩格斯原典的“动力派”李季等更以唯物史观的正宗传人自居。且不论这种现象的社会、政治原因，仅就学术层面而言，这正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皈依科学，试图以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诠释社会、诠释历史的表现。
传统史学的中心题旨是王朝的盛衰更替，以政治史为基本，而中国社会史论战诸派运用唯物史观，不再把视野局限于王朝更迭及政治制度变迁，而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作历史枢纽，观照由社会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共同构建的历史全体，试图对中国史作贯通性诠释。仅以“中国封建社会”一题而论，“封建”不再指一种政体或一个事件，而提升为以经济制度为基础的通览经济、政治、文化的一种社会形态，使表述政制的旧名“封建”跃升为表述社会形态的新名“封建”。这是旧史家所没有也不可能做到的。
社会史论战中唯物史观占据上风，整个讨论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进行，这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科学步入中国学坛的表现。
自“五四”以降，“科学”成为国人景仰的理念，如胡适所说：“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地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名词就是‘科学’。”(12) 而“五四”以降人们对“科学”的认识，超越清末的“格致”观，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扩及社会、人文领域，陈独秀说：“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而言。”(13)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社会学”，(14) 而“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作为科学的社会学、科学的历史学被中国知识分子欢迎与接受的。
（二）将社会经济考察引入历史研究，综合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社会形态”成为史学认识对象
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的一大特色，是将社会经济考察引入历史研究，诚如恩格斯所说，德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内容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15) 中国社会史论战诸派不同程度地运用此一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而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批左翼学者更为自觉地尝试运用经济分析、社会结构分析来考察中国社会，尤其是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观点探究中国古史，突破传统史学的政治史框架，整合经济史、社会史研究，形成以“社会形态”为研究对象的新的史学范式，并采纳王国维倡导的“二重证据法”，以考古发掘的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与固有古文献相参校，考证辨伪，发前人所未发。他们在追慕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的同时，也试图作出自己的创造性阐发。郭沫若在1929年9月20日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自序中提出：“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也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16) 郭氏显示了一种气吞全牛的豪气，而郭氏等学者所做的工作，也确乎有突破前人之处，诚如日本的中国历史学家西岛定生所说，郭沫若、吕振羽等的研究，“就当时而言，是划时代的业绩，引起极大的爆炸性批判”。(17) 我们今天探讨古史诸问题，应当以此种“划时代的业绩”为前进基点，不仅要继续采用“二重证据法”乃至“三重证据法”（文献、考古发掘材料、民俗及口碑材料的参校互证），尤其要珍视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学说的合理内核，以此观察“历史全体”。
以“社会形态”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对象是马克思的创造。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开始出现“社会形态”这一短语。马克思1859年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较早阐发“社会形态”的历史内蕴，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18) 其中“形态”借自地质学术语，本指地壳历史中先后形成的岩层，一个形态就是一个不同的岩层单位。而“社会形态”是指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以一定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状况，是建立在一定生产力之上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历史的统一，表示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或一定的社会类型。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制度是社会形态之构成的三项要素。社会形态包括：社会技术形态（生产力）、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社会政治形态（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文化形态（思想上层建筑）。(19) 社会形态研究可以达成对“历史全体”的把握，可以为宏观历史分期提供切实的、富于历史内涵的标准。这都是旧史学难以企及的。
运用唯物史观及其社会形态学说研究中国古史，是历史学的一大进展。然而，任何学说一旦被公式化、教条化，便有误入偏锋的可能。中国社会史论战诸派试图以“社会形态说”诠释中国历史，难能可贵，其开启先河的功劳不可抹煞，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此一甚有价值的努力却受到教条主义影响，导引出若干缺憾。
三、“社会形态共性论”、“历史单线进化论”有悖于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发展普遍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思想
中国社会史论战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相当严峻的政治环境中进行的，其理论资源多来自苏俄与共产国际。苏俄及共产国际一贯将其理论与方法宣布为普世法则，而初学马列的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把来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及共产国际的理论、方法乃至语汇奉为圭臬，这是中国社会史论战许多参加者共有的倾向。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在与第二国际的议会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强调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强调武装夺取政权，通过变更政治上层建筑、改变生产关系来达成社会的历史性跃进，其对唯物史观的诠解带有强烈的现实政治斗争取向，并从国际阶级斗争（时称“世界革命”）的宏观视角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历史进程提出了规定性模型，从而对中国学人理解与运用唯物史观起着导向作用。
纵览中国社会史论战诸派的滔滔雄辩，可以发现诸营垒的异中之同，这便是不同程度地信奉来自苏俄及共产国际的“社会形态共性论”。论战诸方多迷信欧洲历史模式（其实，这种历史模式是苏俄理论家概括的，欧美学界主流并不认可），并以之裁量中国历史。这大约是后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种思潮，某些新锐学者或轻或重地患着“左派幼稚病”。
中国社会史论战诸方往往只注意到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关于历史普遍规律的论述，而忽略了关于历史多样化发展的论述，忽略了唯物史观是历史发展普遍性与多样性之统一。
众所周知，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是试图从历史的物质基础出发，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但他对社会形态诸阶段的演进模型，历来持十分谨慎的态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20) 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是他在19世纪中叶主要立足于西欧历史概括的发展序列，当时马克思并未强调此一序列的普世性，特别加上“大体说来”的限定语。而且，马克思在1857—1858年为准备《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而写作的手稿又指出，亚细亚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并非一个系列中的先后递进阶段，而是人类社会走出原始社会的三种不同路径，申述了历史的多线发展观。
究其学理脉络，单线历史进化观是古典进化论的产物，它试图将原始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世界各地的多种社会形态，如亚细亚形态、斯拉夫形态、日耳曼形态、古典形态等塞进一种单线模式，这显然与唯物史观的辩证思维相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论及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时指出：“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21) 这里我们应注意“不同的色彩”、“不同的顺序”、“通过不同的阶段”的提法，而单线历史进化观恰恰抹煞了这些“不同”。
如果说，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较多从历史普遍规律立论，那么，70年代以降，马克思特别用力于描绘各地区、各民族历史发展的网状脉络，指出通向“资产阶级社会”的途径绝非单线的，而是多线的，除西欧式的封建所有制外，还列举了其他路径，诸如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22) 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针对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1842—1904）对《资本论》的曲解，尤其是米海洛夫斯基把西欧社会发展道路套用于俄罗斯等东方社会的做法，讲了这样一段话：“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3) 马克思在这里明示了自己与历史单线进化论者的原则区别，特别声明：他从西欧历史概括出的“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并非一把万能钥匙，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即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演化出资本主义），西欧式的历史进化路线，并不是人类各民族必然经历的道路。马克思严厉批评历史单线发展论，坚决拒斥以此论概括自己的学说，从而为探索中古世界的多元发展路径保留了广阔空间。在以唯物史观分析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的历史进程时，我们尤需重视马克思的这一郑重声明，重视马克思研究历史问题所表现的注重特殊性的谨严态度。
有学者以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为中心，参考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相关论述，特别是马克思研究古代社会历史所作的笔记（“民族学笔记”），将人类历史从古代到中古，由中古到近代的多途发展，以简图表示如下：(24)
此表当然还有可推敲之处，但有助于我们直观地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所描述的人类历史多线条进程，有助于走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单线直进的历史框架，认识古代及中古世界多样化异途演进的实际状态。
马克思晚年在肝病缠身、革命指导任务繁重的情形下，搁置《资本论》写作，关注欧美新兴学科“文化人类学”的前沿成果，借以研究非西欧地区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材料，他的这一努力，正是为了发现人类历史的多样化情景，从而在更高层级上总结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手稿，长期“藏之深山无人识”，直至20世纪中期才在苏联渐次发表。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L.Krader）对马克思几种笔记加以整理，于1972年以《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of Karl Marx）之名出版，引起国际学界重视。至于在中国，这些笔记的中文译本，则迟至1985年12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方基本刊出（关于菲尔的笔记还在此后发表），中文版说明将这些文本总称“马克思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笔记”。199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中文译本，较完整地展示了马克思的人类学、民族学笔记，从中可以得见马克思关于诸民族历史演进的不同道路的深刻思考。而这些中文译本距马克思笔记书写时间已逾百年。
时值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各派诸公，当然不可能读到马克思这些以研讨历史多途演进为重心的笔记，他们接触到的只是前期马克思阐述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论点（而且多为经过一再转译的片断），因而将片面强调历史共性的历史单线进化论误认作唯物史观，把从西欧史提炼出来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递进阶梯视作普世性的不二路径，也不为怪，我们不必深责前贤。然而，时至历史科学长足进展，各地域、各民族历史多途演进的情形得以充分揭示的现代，特别是在马克思相关论述昭示天下的现代，如果继续把历史单线进化说视作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视作普世性模式，则是一种陈见。
针对单线递进说的偏误，已故北京大学教授罗荣渠（1927—1996）提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所谓“一元多线”，是指在同一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因各地的历史、地理条件个别，各国、各民族的发展道路多途，社会形态呈现多样化状貌。(25) 此论与世界诸民族历史的实际进程相切合，是对历史单线递进说的驳正。
四、忽视核心概念的准确性，导致社会形态序列表述偏离历史实况
马克思恩格斯论史，并不回避在唯物史观体系内建立关于社会形态发展的序列（当然他们也反对将其模式化，四处硬套）。自认信奉唯物史观的社会史论战参论者乐于采用这些序列，却常常忘却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属性——十分讲究社会形态基本概念（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准确性与自律性，严格拒斥概念的滥用。而一旦概念失范，社会形态发展的序列便陷入混乱，成为非但无益、甚或有害的框架。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主要参论者为社会形态设定名目时不同程度地失去自律性，陷入运用术语失范的泥淖。这种做法，究其远因，可追溯到秦汉以下排斥“名辩之学”的积习，将厘清概念的努力贬为“屠龙之术”（汉代经师语），视术语之辨“很无意义”（陶希圣语）；寻其近因，则是迷信西欧历史模式，为了套用此种模式，不惜在名实关系上“削足适履”。
比如，以陶希圣为代表的“古典封建论”一派对泛化封建观有所批评，大体主张：西周为封建社会，封建制在秦代已经瓦解，此后进入以士大夫阶级为中坚的“官僚政治时期”（参见陶希圣1929年《中国封建社会史》）。但陶希圣论著自相矛盾的说法甚多，其所著《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说：“秦汉以后的中国，还是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又进而说明：“八十年前的中国社会是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同书又说：“中国社会，从最下层的农户起到最上层的军阀止，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可以叫中国社会做封建社会。”这种对中国社会的界定，又与陶希圣批评的泛化封建观别无二致。同书还说：“如果照确定的封建制度来寻求中国可以说从没有封建制度存在。”此说又站到泛化封建观的对立面。
陶希圣何以出现如此互相抵牾的说法？原因之一在于，不重视厘清概念。陶氏在讨论“封建社会”时声称：“名词之争，是很无意义的。”又说：“本书的题名，便是包含歧异涵义而饶有争议的名词。”他表示不参加概念之争，却又不得不使用新概念，“所以漠然仍用这多争多辩的不幸的名词”，(26) 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对于概念的轻率而又无可奈何的态度，其结果则是，所论“封建社会”内涵混淆不清，外延随意扩缩，前后矛盾。王宜昌将陶希圣的这种概念紊乱状况称为“一塌糊涂之封建制度论”，(27) 此一批评是并不过分的。陶希圣1929年前后认定秦以后的中国乃为“非封建”的社会，然而，他于1935年发表的《为什么否认现在的中国》一文，称赞胡适“在过去与封建主义争斗的光荣”，将胡适等发起的白话文运动称之“与封建主义争斗”，这显然是把近现代中国纳入“封建主义”，可见陶氏的“封建”概念何其混乱，因而引起了胡适的强烈反应。胡适在《今日思想界的一大弊病》中对陶希圣及当时学界普遍存在的滥用“封建”等术语的现象给予了尖锐批评。(28)
陶氏概念混乱又与他迷恋欧洲模式有关。陶氏说：“中国社会发达过程与欧洲大同小异。由氏族的生产到家长经济，奴隶经济，封建的生产，城市手工业即先资本主义。”(29) 可见，陶氏也以西欧社会形态为标尺衡量中国历史，对自己关于秦以后是“非封建社会”的论断并无自信，因为那不符合“欧式模型”，于是百般变换名目，试图将中国史的叙述，纳入一个与西欧模型相靠近的据说是普世性的历史框架之中。
总之，在陶氏那里，概念的不稳定以至自相矛盾，与史观上的弃己以从人互为因果；而照套西方公式，必然与中国历史实际相错置，于是变换核心术语包蕴的内涵去顺应外来公式，遂由概念的紊乱，导致历史叙事的紊乱。当然，新名“封建”所含概念失准，也是“新思潮”一派左翼学者的通病。而概念的失准与游移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中国历史分期的歧见迭出，仅以封建社会起点，便有“殷周封建说”、“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秦汉封建说”、“西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东晋封建说”、“北宋封建说”，等等，时间相距一千余年至两千余年。关于封建社会的终点，则有“西周末”，“春秋战国”、“战国”、“秦”、“唐末五代”、“清末”、“鸦片战争”、“最近”，等等。诸论者（甚至同一论者在不同场合）关于封建社会起讫时间分歧之巨大，实在匪夷所思。而究其原由，概念未能厘清是病根之一。
五、小结
唯物史观自其创立之始，作为一种全新的、富于说服力的历史观即渐次传播，以至从者甚众，成为百余年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的指针，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显示出强劲的理论活力，仅就历史学研究而言，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日本社会主义学者的史学研究，即深获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指引。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译介唯物史观，播撒此一学说的火种，功不可没；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学术贡献，是将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学说正式引入史学领域，展开于诸断代史和通史研究之中，唯物史观得到空前普及，有力地推动了历史科学的发展。然而，作为一种深邃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与运用也历经曲折。
五四新文化运动介绍唯物史观的主要局限是，将充分肯认人在社会历史中重大作用的唯物史观简单理解为“经济决定论”。时至今日，“经济史观”的偏颇已得到相当程度的纠正，重视“反作用力原理”渐成社会科学发展的一种走势，但也切忌走向无视“正作用力原理”的另一极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思想意识之相互关系的认识，应坚持辩证法，力避偏执，方为正途。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缺憾，是一些重要参论者将社会形态学说公式化、教条化，历史单线进化观流行，将异彩纷呈的世界历史塞入单一模型之中，从而构成了历史学健康发展的障碍；其间又迈入史学核心概念失去自律的误区，导致中国历史宏大叙事的紊乱，既脱离中国史学的表述传统，又有悖于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学说的真精神。历史单线进化观及史学概念滥用已为不少现代学人所扬弃，然其余韵流风并未止歇，继续制约着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故对其进行认真的学理辨析，已成不宜延宕之势。
我们今日反顾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成败得失，是要达成对唯物史观及其社会形态学说的正确理解、合理运用与创造性发展，而其前提是：以历史实态为研讨起点，而不是从某种先验模式出发。这是提升我们的历史认识水平与学术水准的基本立足处。
注释：
① 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新潮》第2卷第2号，1919年12月。
②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
③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
④ 《李大钊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15页。
⑤ 戴季陶：《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建设》第1卷第1号，1919年9月1日。
⑥ 戴季陶：《致陈竞存论革命书》，《建设》第2卷第1号，1920年1月13日。
⑦ 胡汉民：《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建设》第1卷第3、4号，1919年10月1日、11月1日。
⑧ 参见胡适、廖仲恺等：《井田制有无之研究》，《建设》第2卷第1号。
⑨ 《李大钊文集》下卷，第347页。
⑩ 《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25页。
(11) 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读书杂志》第2卷第4、5期合刊，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第6页。
(12)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
(13)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
(14) 《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0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页。
(16)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郭沫若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页。
(17) 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高明士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
(19) 参见《唯物史观新视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30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1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4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4—145页。
(24) 袁林：《两周土地制度新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4页。
(25) 罗荣渠：《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
(26) 参见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海：新生命书局，1929年，“引言”。
(27) 王宜昌：《中国封建社会史》，《读书杂志》第3卷第3、4期合刊（“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4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第2页。
(28) 胡适：《今日思想界的一大弊病》，《独立评论》第153号，1935年5月27日。
(29) 陶希圣：《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读书杂志》第2卷第7、8期合刊（“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3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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