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华东资本布局特点分析_考古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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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东都位于洛阳盆地的西部,四周群山环抱,地势险要;伊河、洛河、瀍河、涧河蜿蜒流淌,汇入黄河,极富舟楫之利;位置居中,便于控御四方。东都城自隋大业元年始建,历经隋、唐、五代至北宋,基本格局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平面略呈方形,南宽北窄,四面皆有城垣;宫城、皇城居于郭城西北部;里坊分布整齐划一,南北向和东西向街道纵横交错,使郭城呈棋盘状布局。

隋唐东都以其“都城前直伊阙,后据邙山,左瀍右涧,洛水贯其中,以象河汉”①的地理环境,宫城、皇城偏于郭城西北部的独特布局,整齐划一、以里见方的里坊建制,在中国都城建制史上具有独特地位。

一、研究现状

关于隋唐东都的形制布局,学界已有不少论著,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讨和研究。隋唐东都的宫城和皇城偏于郭城西北部,郭城正门定鼎门(隋建国门)、皇城正门端门、宫城正门应天门(隋则天门)及宫城正殿等建筑组成的都城轴线偏于都城西部,构成了都城的非对称形制布局。关于东都城的这种非对称布局,目前学界有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一)“下京城一等”说

持“下京城一等”说的学者认为,东都洛阳的宫城、皇城位于都城的西北隅,这是有意区别于京城大兴的布局,这样的规划是下京城一等的礼制要求②。最近更有学者从建都思想、礼制建筑、政治活动、人口规模与官员配置、对周边国家的影响等方面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诠释③。

(二)“禁苑平衡”说

持“禁苑平衡”说的学者认为,隋唐东都宫城与其西侧的皇家禁苑一起,依然能与宫城东侧坊市保持平衡,故规划匠意上仍寓有择中立宫的传统格调④。这是以禁苑与都城组合从而在量上达到宫城居中的规划理念。

(三)“未建成”说

持“未建成”说的学者认为,东都城的最初规划意图是建成一个与长安大兴城相似的中轴线对称布局,由于种种原因只建了东半部,而没有建西半部,于是便形成了宫城位于都城西北部、轴线偏于一侧的不对称形制布局⑤。

(四)“地理条件制约”说

持“地理条件制约”说的学者认为,东都城的布局受地理条件的限制,是在充分考虑并合理利用山川地理形势特点的基础上形成的⑥。

综合考察上述观点,“下京城一等”的礼制说认为都城轴线偏西的主因是应礼制的要求而产生的。而史实是隋炀帝营建东都是作为正都,并不是要建陪都。《太平御览》引《两京记》载:“初谓之东京,有诣阙言事者称一帝二京,事非稽古,乃改为东都。”⑦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东都城在规划和营建之初是按“京”的礼制要求设置的,礼制方面的因素并不能作为非对称布局的决定因素。“禁苑平衡”的观点从美学的角度观察似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设计之初是否有此寓意尚不可知。若用大于都城几倍面积的皇家禁苑作为都城布局上量的平衡,也不合理。都城西面的皇家禁苑是一个很不规则的宽广区域,对都城的形制布局起不了决定性作用。“未建成”说的提出其实是一种推断,按当时隋朝统一全国已近20年,其国库充足,国力强盛,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应不存在未完成东都营建的理由。“地理条件限制”说得到了多数学者的支持,如东都城再向西扩展有诸多不利因素:其一,宫城和皇城失去了全城制高点的优势;其二,将使都城西部的里坊区置于洛河河道和洛河行洪区内;其三,有违避开旧址营新都的设计初衷。

隋唐东都宫城和皇城偏于郭城西北隅、都城轴线偏西这一格局主要应是受山川地势的影响,综合考虑并合理利用地形地势的特点而最终形成的。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东都洛阳城的形制布局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以供方家指正。

二、都城非对称布局成因分析

纵观洛阳盆地东西5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中,最能够同时具备表山为阙、河山拱戴的气势,地势高旷且四塞坚固,地域开阔而又水源充足,水陆交通便利者,非东都城所处的洛河两岸地带莫属。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都城的最初规划选址正是为了取其南直伊阙,北据邙山,左瀍右涧,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的地理环境因素⑧。这种为达到“表山为阙”的都城气势,以及“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的规划思想与山川形势的融合决定了东都城的位置。

然而前代为何均未建都于此?对此段鹏琦先生曾做过详尽的分析⑨。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隋统一全国近20年的财富积累,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物质上都有能力改造和利用这一区域内丰富的水利资源,使之成为四通八达的漕运通道,从而具备了营建这样一座横跨洛河两岸大型都市的经济和技术实力⑩。

从地理形势上分析,东都城的规划布局是充分考虑并合理利用了城址范围内各种地形地貌特点而最终形成的。为了达到“表山为阙”的都城气势,南直伊阙的地理形势首先确定了都城轴线,对此《旧唐书》、《新唐书》均有相关记载(11)。又因这一区域内洛河北岸至邙岭之间较为平整之地相对狭窄,南北宽仅2000多米,大面积的里坊区和工商业区只能南跨洛河和东跨瀍河向南、向东发展。然而,郭城为什么不向西发展,如隋大兴城一样,规划成规整的中轴线对称布局?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其一,都城亦即宫城西侧便是东周王城和汉河南县城旧址。宫城西墙西侧100多米即是东周王城东墙和汉河南县城旧址。隋炀帝在仁寿四年的诏书中曾说:“但成周墟赤塉,弗堪葺宇。”(12)汉河南县城废弃于后周大象二年,据《太平寰宇记》载:“历魏、晋及后魏,皆理于今苑城东北隅,后周大象二年移于故洛城西。隋大业二年,又移于今洛阳城内宽政坊”(13)。由此可知,隋炀帝营建东都时汉河南县城残迹理应尚存。另外,考古发现东周王城的东墙在隋唐时期有修补使用痕迹,也说明隋唐时期东周王城和汉河南县城旧址仍有断壁残垣存于当时地表之上(14)。为避开东周王城和汉河南县城旧址而在新址建新都的营建理念,是使都城未向西而是向东、向南扩展的原因之一。

其二,洛河北岸地理形势的制约。这一区域内的洛河北岸地势西北高东南低,邙岭由洛河北岸向北地势逐渐升高的同时,又呈西高东低状,即由东向西地势逐渐升高。这一区域的等高线由西北向东南呈弧形扩散分布,等高线由160米逐渐递减至130米。位于西北隅的宫城居高临下,俯瞰全城,控制着全城制高点,既符合宫城“居高”的营建原则,又利于安全防御。如果郭城再向西发展形成中轴线对称布局,那么宫城西侧的全城制高点将成为里坊区,这样既不符合都城规划中的宫城“居高”原则,以彰显宫城建筑的宏大威严,也不利于宫城的安全防御。此外,如果郭城里坊区再向西发展,宫城内的引水系统谷水支渠势必要经过里坊区,这样也不利于宫城和皇城的用水安全。

其三,洛河河道的影响。都城西南面洛河从西南向东北流入都城,郭城西垣逐洛河之势而曲折。《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洛水,在县西南三里。西自苑内上阳南弥漫东流,宇文恺筑斜堤束令东北流。当水中,捺堰九折,形如偃月,谓之月陂,今虽渐坏,尚有存者。”(15)《河南志》中亦有相似记载(16)。这一区域地势略呈西高东低状,洛河东岸地段无险可守以致洛河曾弥漫东流。如果郭城向西扩展形成中轴线对称布局,整个郭城西南部的里坊区将置于洛河河道和洛河行洪区内,不但可居之地甚少,而且将给这一区域的里坊带来很大的水患威胁。

由此,东都城的这种非对称布局是由地理形势所决定,是应地形地貌的特点而最终形成的。虽然东都城的轴线偏西,宫城和皇城偏于郭城西北部,但其规划设计仍体现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设计的基本原则。首先体现了“居中”的设计理念。隋唐之前的都城轴线大多也不是严谨的居中设置,但相对于宫城本身却都是严谨的“居中”对称布局,以体现“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的思想。东都城的宫城和皇城虽偏于郭城西北隅,但其内部结构也充分体现了“居中”的设计思想,宫城正殿、宫城正门、皇城正门构成了宫城和皇城的中轴线对称布局。其次,符合宫城“居高”的设计原则。宫城在都城中的“居高”设计原则不但体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也是安全防御的需要。无论是从“居高”的设计原则,还是从安全防御的角度考虑,宫城的位置都应置于都城西北部的高地上。

综上所述,形成东都城这种非对称形制布局的决定性因素是受山川地理形势的制约,同时也充分兼顾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设计的基本原则,并与秦汉、魏晋以至南北朝都城的发展模式一脉相承。

三、宫城与皇城的布局特色

(一)以宫城洛城为中心的拱围布局模式

东都城的规划设计效法秦咸阳城“以天为则”设都的营建理念,宫室建筑追求与天同构,法天象而立宫。《新唐书》记载:“皇城……曲折以象南宫垣,名曰太微城。宫城在皇城北,……以象北辰藩卫,曰紫微城,武后号太初宫。”(17)《河南志》记载:“宫城曰紫微城,其城象紫微宫,因以名”;“皇城曰太微城,形制曲折,上应太微宫星之度,因以名,亦号南城”(18)。东都城的宫城以洛城为中心,北面三重小城,东西各两重小城,南与皇城一同对洛城形成拱围之势(19)。这种形制布局形象地反映了周秦以来以北极为天中而众星拱之的“象天立宫”规划思想,并对其后北宋时期“回”字形宫城、皇城布局模式的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图一)。

(二)宫城之南建皇城的布局模式

皇城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宫城之南布置府寺的基础上,将官署整齐布置并筑城而形成的。《长安志》记载:“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民,于是皇城之内,唯列府寺,不使杂人居止,公私有便,风俗齐肃,实隋文新意也。”(20)这种在宫城之南新建皇城的布局不仅是功能区的划分,也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体现。《河南志》记载:“刘仁轨谓御史狄仁杰曰:古之陂池、台榭,皆在深宫重城之内,不欲外人见之,恐伤百姓之心也。”(21)由此可见,将宫城、皇城置于郭城之北部,将其与里坊居民分离,其用意十分明了。

图一 隋唐洛阳城宫城、皇城布局图

隋唐时期这种将宫城和皇城置于都城北部,并在宫城之南建皇城的布局模式是都城形制布局上的一种创新,同时也是对曹魏邺城和北魏洛阳城布局模式的继承和发展。

(三)宫城和皇城的防御布局模式

东都城的宫城和皇城有着非常严密的防御体系。其一,宫城和皇城位于郭城西北部高地之上,北依邙山,西连禁苑,南临洛河,有着天然的安全屏障,非常利于防御。其二,宫城北面的三重小城,及东西两面各两重小城,南与皇城一同对宫城构成拱围之势,形成了严密的防御网。其三,宫城和皇城之东构筑了东城和含嘉城(22),与宫城和皇城一同形成了更为牢固的安全防御体系。

东都城的宫城、皇城和东城城垣除宫城洛城的东西垣宽仅3米外,其余各城垣宽度均在8~11米之间,且城垣外侧多有包砖,非常坚固(23)。近年还在东城东垣外侧和圆璧城北垣外侧发现了马面设施,其防御措施异常严密。而郭城城垣规模却很小。《资治通鉴》记载:“初,隋炀帝作东都,无外城,仅有短垣而已,至是,凤阁侍郎李昭德始筑之。”(24)考古发掘工作证实,隋代郭城南垣和东垣宽仅2.2米,而且没有发现包砖痕迹;唐代的郭城城垣宽度也仅为3米(25)。《资治通鉴》记载,唐武德四年,“秦王世民围洛阳宫城,城中守御甚严,……世民四面攻之,昼夜不息,旬余不克”(26)。宫城和皇城防御之坚固由此可见一斑。《隋书·李密传》记载:“长白山贼孟让掠东都,烧丰都市而归。……武贲郎将裴仁基以武牢归密,因遣仁基与孟让率兵二万余人袭回洛仓,破之,烧天津桥,遂纵兵大掠。”(27)据此可以看出,东都城的郭城在战争中基本上是起不到防御作用的,宫城和皇城则是防御的重点。宫城和皇城的防御不但有地形地势之利,而且有严密坚固的城防布局。

(四)宫城和皇城的布局模块分割关系

东都城宫城和皇城的布局以模块计算,其面积有一定的倍数关系。经考古发掘和实地测量可知:宫城洛城四面城垣的长度均为1040米,即洛城呈边长为1040米的正方形;皇城南垣东西长2100米,曜仪城北垣东西长2100米,皇城西垣、西夹城西垣、玄武城西垣和曜仪城西垣南北总长约2100米,皇城东垣、东夹城东垣、玄武城东垣、曜仪城东垣南北总长约2100米,即洛城与其北面二重小城、东西各二重小城,南与皇城组成了边长为2100米的正方形,宫城及诸小城(圆璧城除外)和皇城面积正好是宫城洛城部分面积的4倍,而洛城的面积又正好是一个里坊面积的4倍(28)(图二)。由此分析,东都城的布局规划存在一定的模数关系:以一个里坊为模块,放大4倍为宫城洛城的面积,放大8倍为宫城和皇城的面积。

按照模块分割的布局形式分析,宫城北面的圆璧城不在宫城和皇城组成的模块分割范围之内。同时可以看出,洛城西、东、北面的各二重小城布局也较整齐,内侧小城都较宽,东、西隔城东西均宽350米,玄武城南北宽280米;外侧小城都较窄,东、西夹城东西均宽180米,曜仪城南北宽130米。由此推断,在东都城最初的规划设计中可能没有圆璧城,它是由于地理形势的需要而后加的。由于宫城建在洛河北岸的二级台地上,宫城曜仪城北垣至二级台地和三级台地的交界线还有南北宽约500米的空间。为了占据制高点从而加强宫城的安全防御,在二级台地和三级台地交界线上即三级台地的南沿修筑城垣,便形成了不规则的圆璧城。圆璧城西垣宽450米,东垣宽530米,北垣是沿着三级台地的南沿修筑而成。

然而,规划设计时为何不将宫城整体北移而形成较为规整的模块分割布局?这也是因地理形势的限制。宫城南垣和宫城正门是沿着洛河北岸二级台地和一级台地的交界线即二级台地的南沿修筑的,这样宫城南垣和宫城正门居高临下,彰显出宫城建筑的雄伟和壮观,也是宫城建筑“居高”原则的要求。因此宫城不能北移,只能在曜仪城北侧加筑一重不规则的圆璧城。由此也可看出,东都城形制布局的最终决定因素是地形地势。

图二 隋唐洛阳城宫城、皇城实测图

四、整齐的街道与里坊布局

(一)东都城里坊形制的渊源

中国古代封闭式的里坊起源于先秦,曹魏邺城已经出现了统一规划的里坊。《洛阳伽蓝记》载:“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29)北魏洛阳城的里坊不但规划整齐,而且有一套严格的管理机构和制度,里坊制度已基本完备。《两京新记》载:“每坊东西南北各广三百步,开十字街,四出趋门。”(30)《大业杂记》也有相似记载,“大堤南有民坊,各周四里,开四门临大街。门普为重楼,饰以丹粉”(31)。隋唐东都城的里坊以里见方,中有十字街,坊墙四面开门,其规模、形制与北魏洛阳城的里坊十分相似,应是受北魏洛阳城里坊制度影响的结果。

(二)东都城里坊的结构与布局

隋唐东都城的街道、里坊和市场以洛河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城内街道纵横交错,形成棋盘状格局,将郭城分为以里见方的众多里坊。“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32)正是隋唐时期里坊布局的写照。

文献记载,洛南里坊区有南北向街14条、东西向街8条,洛北里坊区有南北向街7条、东西向街5条。在实际考古工作中,在洛南里坊区发现南北向街12条、东西向街6条,在洛北里坊区发现南北向街4条、东西向街3条(33)。城内街道大致分为五种:轴线定鼎门街最宽,约120米;主要街道如长夏门街、上东门街和建春门街,宽约60米;通往其他城门的街和顺城街,宽约30米;坊间道路,宽约15米;坊内十字街,宽约5~8米。其规模与形制与《两京新记》所记基本一致,“定鼎门街广百步,上东、建春二横街七十五步,长夏、厚载、永通、微安、安喜门及当左掖门街各广六十二步、余小街各广三十一步”(34)。

东都城的里坊以坊间道路为准,在洛南里坊区内勘探出55个坊,在洛北里坊区内勘探出9个坊;里坊四面皆有坊墙,以坊墙为准,里坊东西和南北各宽约530米,坊墙宽约1.5米,夯筑而成(35)。唐代诗人郑谷有“信马归来傍短墙”(36)的诗句,所谓的短墙应指坊墙。

隋唐时期的里坊布局规整,管理严格,制度完备。这种里坊制度虽有利于对居民进行控制和管理,但却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桎梏,盛极而衰的里坊制度在晚唐五代时期走向崩溃。北宋时期虽然仿照隋唐时期实行市坊制,但此时的里坊已成为开放的空间,里坊仅成为一种机构设置而徒有虚名。

五、结语

隋唐东都城是在全国经济中心南移的历史大背景下产生的,同时也是统治者为了“居天下之中”加强对全国控制的需要。东都城的规划设计应山川地势的特点,遵循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基本原则,其形制布局既体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又兼顾了安全和实用的原则,达到了“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形成了独有的形制布局特色。特别是注重城市的经济功能,加强了对自然河流的开发利用,使东都洛阳成为河网密布、四通八达的经济中心。东都城的形制布局和建筑特点在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后世东亚国家都城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注释:

①《新唐书》卷三十八《地理二》第982页,中华书局,1976年。

②宿白:《隋唐长安城与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见《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

③程义:《试论隋唐东西两京布局差异的成因》,《考古》2008年第12期。

④贺业矩:《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

⑤a.董鉴泓主编:《中国城市建设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

b.李永强、刑建洛:《隋唐洛阳城布局再分析》,见《耕耘论坛》(二),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⑥a,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而作》,《文物》1985年第2期。

b.马得志:《唐代长安与洛阳》,《考古》1982年第6期。

c.段鹏琦:《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现象试析》,《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4期。

⑦[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一五六《叙京都》引《两京记》第759~760页,中华书局,1960年。

⑧[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一》第129~130页,中华书局,1983年。

⑨同⑥c。

⑩《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63页,中华书局,1976年。

(11)a.《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一》第1420页,中华书局,1976年。

b.同①。

(12)《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61页,中华书局,1976年。

(13)[宋]乐史:《宋本太平寰宇记》卷三《河南县》第29页,中华书局,2000年。

(14)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的方孝廉先生曾对相关遗迹做过发掘工作,据他讲述,东周王城东墙旧址上有隋唐时期修补再利用的夯土遗迹。

(15)[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一》第131页,中华书局,1983年。

(16)[清]徐松辑:《河南志》“京城门坊街隅古迹条”第24页,中华书局,1994年。

(17)同①。

(18)[清]徐松辑:《河南志》“隋城阙古迹条”第107页、第100页,中华书局,1994年。

(19)a.[唐]杜宝撰《大业杂记》载:“宫城东西五里二百步,南北七里。城南东西各两重,北三重。”参见《大业杂记辑校》第3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

b.《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一》第1420页载:“宫城有隔城四重”,中华书局,1976年。

c.[清]徐松辑《河南志》“唐城阙古迹条”第117页载:“城中隔城四重,最北曰圆璧,次曰曜仪,次曰玄武,最南曰洛城”,中华书局,1994年。

(20)[宋]宋敏求纂修:《长安志》,见《宋元方志丛刊》第107页,中华书局,1990年。

(21)[清]徐松辑:《河南志》“唐城阙古迹条”第127页,中华书局,1994年。

(22)[清]徐松辑《河南志》“隋城阙古迹条”第110页载:“东城。大业九年筑。……北面一门,曰含嘉门。南对承福门。其北即含嘉仓。仓有城,号含嘉城”,中华书局,1994年。

(23)a.阎文儒:《洛阳汉魏隋唐城址勘查记》,《考古学报》第九册,1955年。

b.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61年第3期。

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察和发掘”续记》,《考古》1978年第6期。

d.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隋唐东都城1982~1986年考古工作纪要》,《考古》1989年第3期。

e.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1987年隋唐东都城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5期。

f.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隋唐洛阳城城垣1995~1997年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3期。

g.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81年河南洛阳隋唐东都夹城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2期。

h.洛阳博物馆:《洛阳发现隋唐城夹城城墙》,《考古》1983年第11期。

(24)[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唐纪二十一》第6478~6479页,中华书局,1956年。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定鼎门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4年第1期。

(26)[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八《唐纪四》第5905页,中华书局,1956年。

(27)《隋书》卷七十《李密传》第1628页,中华书局,1976年。

(28)a.同(23)c。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发掘资料,经过40多年考古发掘工作的积累,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基本上搞清了宫城和皇城城垣的长度、宽度及分布情况。

c.傅熹年:《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29)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五第3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

(30)[唐]韦述:《两京新记》,见《两京新记辑校》第81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

(31)[宋]杜宝:《大业杂记》,见《大业杂记辑校》第4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

(32)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见《全唐诗》卷四四八第5041页,中华书局,1960年。

(33)同(23)c。

(34)[唐]韦述:《两京新记》,见《两京新记辑校》第80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

(35)同(23)c。

(36)《全唐诗》卷六七五《街西晚归》第7730页,中华书局,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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