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会议与当代文学体制的建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文学论文,体制论文,会议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上而下的制度化开会仪式是中国特有的政治运作模式。在当代中国，几乎所有的重大变化都是通过开会发生的。在主流媒介的配合与强力宣传之下，实现会议与社会的互动，让会议引导着社会的行为、思想和情感的制度化。会议不断凝聚着社会的观念和情绪，重新塑造理解社会变化的叙述眼光和意义结构。会议本身就是一种集体组织方式、代表大会又是现代议会政治的产物。对文学而言，会议是文学运动的重要形式，每隔几年就召开一次的“文代会”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性质和组织特征，它是为了传达和贯彻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统一认识和思想，布置当前任务，制定未来一定时期的文学规划，矫正过去工作的失误和错误的主要手段形式①。于是，会议成为文学秩序调整和转换的标志，成为了国家和政党对文学展开叙事的一种方式。
由于会议本身具有的政治仪式性质，它所建立的是文学共同遵守的规则和规范，在学习、批评、斗争和实践的互动过程中，整合了文学资源，建立了文学共同体。它主要借助于文学意义和秩序的话语建构，让文学工作者高度认同会议精神，领悟和理解会议主办者的意图，直至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贯彻执行其有关政策和规定。在一般的文学活动中，文学总是带有个人性的活动，文学作家、文学编辑、文学批评家有着各自不同的兴奋点和关注焦点，并常以个体方式参与对社会的理解、想象和设计。要把各自不同的个体欲望集中在相同的目标和对象上，这就需要进行社会意识的整合，需要实现思想的共振和行为的互动。文学会议就不失为一种便捷而有效的方式。
会议的召开都有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但就具体的会议而言，则有一定的“导演”性质。会议的议程如同戏剧的“脚本”在开会前早已被编排好了，会议的召开不过是把“脚本”转化为一种演出情境，把预设变成一种现场的互动。会议最后被凝结成一种会议“精神”，被传达到会场之外，很快就成为了社会的主导话语，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和文件也下发到社会各单位，成为一种政策和规定。这样，会议就建构起了社会的情感态度和思想认知，实现了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和解释，并最终成为人们认识社会的先在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它帮助并代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显然也限制了人们对社会认识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尤其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里，主流识形态借助于会议不断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认知方式，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会议是社会现实的浓缩，也是造成对现实意识的遮蔽。当人们完全按照会议所描述的认知方式和精神结构去理解社会现实的时候，社会变成了会议设计的社会，现实也成了虚拟而狭窄的现实，一种被意识形态化的现实。作为个体的文学作者和批评家表面上觉得自己是独立的，可以直接、自由地认识现实，但实际上，他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早已由社会意识形态确定了，他的认识在感觉上成了自己的，实际上却是他人的、社会的，这也是社会的被意识形态化过程。只不过，会议在这一过程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当代文学政策的调整、文学秩序的转换也体现了这样的意识形态化过程，也主要是在文学会议中去实现和完成的。
当代文学的会议形式多种多样，有定期召开的“文代会”，有讨论某个问题的专门性会议，有作家作品讨论会，还有全国性的宣传工作会议。每一次会议都有不同的目的、意图和内容，也传达和调整了不同的文艺政策和方针。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目的是为了调和矛盾，整合利益，规划未来，建立社会主义文学新秩序。1949年前后，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作家出现了“南下”与“北上”的不同趋势。胡适、梁实秋、苏雪林、张爱玲、纪弦、曹聚仁和林海音等人先后“南下”，而更多的作家则怀着对新政权的信任和对新社会的向往，纷纷“北上”，云集也被确定为未来首都的北平。于是，文学界就有了各种期望，也有了不同的利益和矛盾，隐含着多种可能性，尤其是解放区文学需要建立自己的领导地位，而来自国统区、沦陷区的文学工作者又需要建立意识形态的认知框架。而当时的文学还是一个没有共同文学观的“文学界”——没有共同的文学眼光，没有一致的文学利益，也没有统一的文学秩序。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特点主要还不是适应世界，而是建构和改造世界。第一次文代会第一次建构了当代文学体制。会议于1949年7月2日至19日召开，它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和新生政权与文学艺术家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主、客体关系，并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为新中国文艺的方向。从五四前后和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战中的早期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通过思想倡导方式对文学实践的积极介入，途经30年代“左联”对文学实行的“组织化”探索，到了40年代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依托于区域政权而加强了对文学的领导。第一次文代会，中国共产党对文学领域实现了全国范围的全面介入，借助于“国家”形态完成对文学的全面领导，它制订和颁布了文艺方针和文学政策，建立了文学的机构组织，从此，整个中国的文学实践便被完全纳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社会实践之中，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汇集的场所。政党和国家积极利用一切社会资源和力量对文学提出了各种政治要求和政策规定，对文学实行了坚强的领导和有计划的管理。
文学会议的“报告”和“讲话”是文艺的政策性表述，它往往是中央领导人或权威人士代表政党意志向与会人员和社会传送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代表国家实施对文学的规范和控制的重要措施和方法。它既不是由个人起草，而有集体性质，更不可能全是报告人个人意志的表达，而是政治权威话语的公开宣布，其权威性和威慑力不容置疑，不可抗拒。在会议召开之前，由谁来起草“报告”也是有讲究的。比如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前夕，决定由冯雪峰起草大会报告，冯雪峰在草稿里准备列举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存在的严重问题，如“奉命体验生活”、“奉命写作”、“赶任务”、“写政策”，作家的创作能动性“被剥夺了”，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管制”。但这个草稿在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胡乔木主持，周扬、邵荃麟、袁水拍、冯雪峰参加的讨论上被否决掉了，文代会报告只好改由他人起草②。由此可见，文学的会议报告并不完全是个人的真知灼见，它不是理性化的学术论文，也不是个人的心得体会，而是一种政治意识、国家和政党意志的文艺表述。
一般会议的目的和初衷都是讨论问题，统一认识，明确目标，加强领导。第一次文代会属于全国性的大型会议，也有小型的文学会议，如1951年9—11月，中央宣传部召集胡乔木、周扬、丁玲、赵树理、艾青、何其芳、周文、阳翰笙、林默涵等连续8次开会，检讨文艺思想，掀起了整风运动，会议主要是检查文艺的领导工作，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顿戏剧工作，调整和加强文艺刊物的具体方案。检讨的主要内容是“在进入城市后”，文艺工作的领导对毛泽东文艺方针发生了动摇，被资产阶级思想篡夺了“领导”权③。这是一次思想改造的会议，对作者身份的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无论会议的大小，还是直接讨论文学问题，还是间接涉及到文学，如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以及文学出版、发行和编辑工作会议等等，都将对文学运动的开展，文学的创作实践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1956年，召开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周扬认为这次会议是“业务会议”，同时也是“政治性质”的会议，他要求青年作家要对文学事业取得一致看法，要有共同的世界观。“文学不是为个人利益服务，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发表欲，而是为了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在他看来，“文学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因为钱和刊物、剧院，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现在刊物剧院掌握在国家手里，对钱的问题也没有那么看重”。摆脱资产阶级物质关系的影响比较容易，摆脱资产阶级精神方面的影响是比较困难的，“有名利思想应该感到可耻”，“在座的同志有搞钱思想的比较少，想出名的比较多。物质关系比较容易打破，而‘一本书主义’的成名思想则不容易打破”④。显然，他把文学创作会当作了文学的政治会议。也是在这次会上，茅盾发表欢迎辞，认为它是我国历史上的“创举”，是对文学新生力量的第一次的“总检阅”。一方面总结经验，交流经验，另一方面，检查文学组织在培养新生力量上的成绩和缺点，研究青年文学写作中存在的问题。“这次会议，对于全国的文艺青年——文学界的后备军，是一个鼓励，但同时也是一次思想教育。把这次会议开好，对于今后的文学界新生力量的成长和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⑤ 在这次会议上，他还做了《关于艺术的技巧》的讲演，虽强调文学技巧不能脱离作者的人生观，但在谈到如何提炼素材、刻画人物，安排结构上，却显示出一个老作家的真知灼见。
每次会议决定了不同的文艺政策，下一次会议又可能修正它的决定。这样，中国的文艺政策就在会议中不断被宣布、被执行，又不断被修改和批判，形成了会议的既“结”构又“解”构的文学现象，久而久之，也会让人怀疑起会议的重要性，尽管每次会议都非常严肃地强调它的重要性，但殊不知下次还有更重要的会议在那里等着召开呢？当代文学中召开了不计其数的与文学有关或无关的文学会议，它们提供对社会现实和文学的认识蓝本，明确了文学发展的方向，布置了开展文学工作的步骤，重建了文学新秩序。开会还具有立法的作用。1959年，周扬在会上说：“很需要开这个会，今后文化艺术工作到底怎么做，从党内来把思想统一一下”，“在文艺问题上，一方面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另外一方面凡涉及到文化工作的方针、政策则必须是统一的。开个会，一方面讨论些问题，另一方面要立一些法，订一些章程。”“我们开会除了要解决社会主义文化的总的方针，另外要搞一些办法，立一些法，以便共同遵守。”⑥ 用会议的方式来为文学立法，定规矩，这会给文学创作带来很大的影响，它会把文学实践和文学运动“议程化”。文学会议为文学设置议程，从目标到步骤，从思想到形式都可以设计妥帖，但并不一定能取得预料的效果。真正的文学是不可设计的，包括作者自己难免也会时时处于意料之外，就是一个作品也会出现创作意图与文学意义的不协调、不一致现象。
不断的文学会议，引出一次又一次文学运动，文学疲于奔命，甚至左右为难，无所适从，而出现走过场的会议疲倦现象。如周扬所说：“开会发言，你讲几句，我也讲几句，都差不多，他也不讲什么犯错误的意见，保证不会出错误，他那个脑筋里面，没有什么风暴，他也不预备冒险，他也不预备提什么新的意见，也不预备给人家争论，反正跟着你讲好了，看你怎么鉴定，最后还是很好的干部，很好，很听话，没有毛病。没有毛病是没有毛病，他就是不能创造。”⑦ 在一个缺乏民主架构的社会里，会议形式难免不培养出政策的“紧跟”派或“听话”族，训练出不少见风使舵、察言观色的投机分子。
从1949年的第一次文代会到1966年，江青邀请一些部队作家举行的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座谈会，除由于“文革”期间，文学组织和机构的解体，作家身份和人身自由的被剥夺，较少召开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会议以外，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举办了大大小小不少的文学会议。有的如过眼烟云，瞬间即逝，有的则留下沉重的痕迹。这些文学会议，对文学秩序的变化和调整也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1951年11月，全国文联还举行了第8次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两项决议，一是开展文艺界的学习运动，二是调整全国性文艺刊物。1952年，全国文联举办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学习会，为第二次文代会做准备，同时，全国文联还召开了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讨论会，为批判胡风设置程序，打思想的预防针。这些带有预备性质的文学会议，目的是为了以后更为重要的文学会议作铺垫，无论是在思想意识上，还是在组织程序上，都需要提前做好基础性工作。文学会议是有阶段性的，从前期到后期，一个会可以分好几个阶段召开；从一个会到另一个会，接二连三地召开，到了最后却是一个会。会议如同交响乐，可以分出不同音部来。1953年3月，全国文协常务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六次扩大会议。通过《关于改组全国文协和加强文学创作的工作方案》，决定成立创作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国文学创作活动，以及在常务委员会下设立刊物委员会，负责研究全国文协各机关刊物。经过一些会议的铺垫，1953年9月，召开了第二次文代会。这次会议的背景是在第一次文代会后的四年里，文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需要进行全面的总结和清理，同时，新的现实对文学又提出了新的任务。但在文学界却出现了混乱、不良现象，走上了两个极端：一是放弃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群众，追求小资产阶级艺术趣味；二是狭隘而庸俗地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忽略艺术规律，以行政方式干预文学创作，出现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文学批评也有粗暴和简单的情况。相对于第一次文代会的“秩序整合”，第二次文代会有着“规划目标”的意义，它有有着跟更为强烈的政治色彩，在开会之前，毛泽东就对大会议程、任务、指导思想作了重要指示，并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全国文联的机构和各协会的人选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习仲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全体代表，在开幕式上，周恩来还作了政治报告，分析国际国内形势，阐明国家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闭幕式上，胡乔木作了《关于文学艺术团体为争取我国文学艺术的繁荣的组织任务》，郭沫若作了《团结一心，创作竞赛》的“开幕词”。会议期间，周扬和茅盾就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的文学任务、准则以及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领导工作都作了报告，还邀请有关部门领导作了有关“工业建设”和“农村工作”的报告。
与其他大会一样，这次大会也有自己的任务和议题。那就是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时期国家建设与人民的需要，总结工作经验，进一步发展文学艺术的创作事业，鼓励作家和艺术家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加强文学艺术界更紧密的团结，健全文艺工作者的组织机构，把任务明确化，改进工作，改进领导，使文学艺术的生产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围绕中心任务和议题，周扬、茅盾都作了报告，又具体提出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及其在文学中的各种表现，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等反现实主义倾向，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定为过渡时期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最高准则。会议的议题基本上都是与文学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对文学的领导方式、对公式化、概念化的批评，表现出了强烈的自我批判的反思精神。这应该算是一种非常可贵的会议传统，同时，它所提出的文学总的任务和方向，又对文学的生产具有一定的统领作用，把文学活动、文学思潮、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纳入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统治和管理。从此，当代文学的创作就出现了全国范围的整体模式化倾向，如英雄人物的塑造、革命历史题材的写作、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主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文学刊物、文学出版也围绕会议中心任务改进工作，如1953年以前的《文艺报》设置了“新语丝”栏目，每期四五篇，发表抨击时弊的杂文，产生了重要影响。连主编冯雪峰也以笔名方式在上面发表杂文，在同一期上，他就以不同笔名发表了4篇之多，如在1952年第4期上就有：《欧阳山等人的例子说明了什么》、《毒菌的话》、《不要停留》和《美俘的命运》等。但在1953年杂文栏目被取消了，增加了社论和对政策性文章的转载。这不能不说是与“文代会”所确立的文学路线和任务有关系，在这次会议上，对文学批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次大会显然是政治导演下的文学会议，充分体现了会议的严肃、有序的原则，有破有立，既批判又诱惑，实现了通过会议来调节文学秩序，转换文学频道的目的。
很快，文学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大变化。1954年成了一个多事之秋。在该年的3—6月，胡风写作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7月送交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从10月到12月发生了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问题，批评《文艺报》压制小人物、向资产阶级投降的问题。在这期间，围绕它们，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连续召开8次会议，胡风参加了会议，借批评《文艺报》发表自己的有些带有怨言性质的感受，很快，事情发生逆转，12月8日，在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周扬作《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既批判了胡适的资产阶级思想，又专门用一节的篇幅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1955年1月，中宣部又专门给党中央报送了《关于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并建议公布胡风的“意见书”。这就拉开了批判胡风思想的序幕。会议成了战斗的号角，一旦战斗即将打响，会议成了吹号手。这也形成了人们“阅读会议”的习惯，可以领悟到国家政策的变化信息，也可以揣摩到人事变迁的迹象。会议成了万花筒，想看到什么就会有什么，会议成了一个文本，想怎么读就怎么读，往往一种会议会有不同的读法，有政治角度、经济角度和文化角度，有官方的正式立场，也有坊间流传的版本，不一而足。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知识分子会议在北京举行。会后，知识界逐渐活跃起来，这种渐次活跃的局面同样发生在文艺界。接着是“双百方针”的提出与讨论，引出“反右”的发生。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出现了文艺大跃进。一转眼就到了当代文学的60年代，文学会议要为前面的文学斗争、文学批判收场，文学政策要作调整，文学秩序要进行重新设计和安排。于是就有了三个政策调整性会议——“新侨会议”、“广州会议”和“大连会议”，通过文学会议调整了文艺政策和文学秩序。在它们之前，还在1960年召开了第三次文代会。作为文联主席的郭沫若致“开幕词”，副主席周扬做了经过毛泽东审阅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道路》的报告，报告为出现在1958年前后的群众写作、大跃进文学而辩护，认为它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思想取得的伟大胜利，报告还向现代修正主义宣战，不但富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还富有鲜明的论辩色彩。报告还重申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完全肯定起过去的文艺斗争。周扬的报告是在为自己辩护的一份报告，实际上他是心虚得很，不过是口气比力气大而已。这次大会在政治待遇上也有所变化，虽然也有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周恩来作了形势报告，第二次文代会以后，经过8年的文学实践，其间出现了许多文学现象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斗争、文学思潮需要进行总结和清理，但周扬的报告几乎只涉及了文艺大跃进以后的文学实践，也许是由于没有上级领导和部门的定调，对其他文学现象无法做出恰当的总结和概括，总的感觉是失去了应有的话语力量。这次大会对文学所生产的影响，也是在1976年以前所召开的三次文代会中最小的，它无法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对文学创作也没有新的设想，而是以自卫姿态摆出一副斗士形象。应该说，一份好的文学会议报告应在实事求是的基础总结过去，计划未来，这才能起到既发现问题又鼓舞人心的作用，同时它还应担当劝导、说服的功能，与文学作家和评论家真诚地协商、讨论一些与文学生产密切相关的问题。这才能使报告深入文学实际，被作家和批评家所理解和接受。实际上，文学的现实恰恰需要一个文学会议来担当清理历史、整合秩序，设计未来的重任，但由于国际国内的政治环境、文学的内部状况以及其他原因的制约，第三次文代会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它就成了一个过渡性的文学会议。
1961年6月的“新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当前文艺工作的意见（草案）》（“文艺十条”），总结了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重提尊重文艺创作规律，注重文艺的特殊性问题，不再纠缠于发生在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上的错误观念和行为，而是以让文艺重新回到文艺本身的思路，重提文艺政策和文艺理论中的经典话题，让它们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起到匡正时弊的作用。1962年3月的“广州会议”，讨论了知识分子和艺术创作的自由问题，解放了文学的生产力。在文学的内外关系中，只有作家才是文学的生产力，其他都是文学在生产、出版、阅读过程中所诞生的生产关系。文学生产力的被约束、被批判，乃至被否定，那就将意味着文学创作的衰败，把文学关系经营得再好，也无法代替文学生产力，只能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如果忽略对作家创作生产力的激发，就难以产生预期的成绩。1962年8月的“大连会议”，继承了“新侨会议”、“广州会议”的基本精神，讨论的问题范围并不限于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而是农村生活题材的整个创作问题，围绕小说应该“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纠正农村题材创作上的浮夸思想和人物形象的单一化状况。邵荃麟在会议的发言中提出写“中间人物”，他认为文艺的主要教育对象就是生活里的中间人物，所以作家就应该写好中间状态的人物，“应该注意写出人物的心理状态——心理就是灵魂——这是灵魂工程师的任务”⑧。邵荃麟的“讲话”带即席性质，逻辑却是非常严密的，从生活与创作的关系，从作家的定位，从文学的功能和作用，从人物与小说的关系几个逻辑层面进入，提出了几个有价值的关键命题：如现实主义的深化，作家的灵魂工程师身份，写好中间人物等，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最高文学准则是第二次文代会的任务，实现了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化，秦兆阳试图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修正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拓展现实主义的艺术空间，遭到了大批判。如果说秦兆阳试图从“广度”上发展现实主义，那么，邵荃麟则不过是从现实主义的“深度”上去作人物形象的局部探讨。在总的价值立场和文学观上，他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依然如强调文学的教育作用，把文学中的人物形象与生活中的人物完全等同起来，忽略了文学的其他功能，忽略了文学创作的想象与虚构性，也遮蔽了文学创作与生活的差异性。“大连会议”由于提出了“写中间人物”话语而在文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从50年代他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到60年代主张“写中间人物”，是他作为一个正直而真诚的文学理论工作者对文学现实反思的结果，谁知却成为了“文革”前有价值的理论批评的最后绝响。
1961年元旦，柯庆施、张春桥和姚文元等在上海举行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在会上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认为只有写建国后13年社会生活的作品才是社会主义文艺。1月6日的《文汇报》还报道了柯庆施在会上的讲话。到了1966年，由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把以前所有的会议和政策都推翻掉了。1966年2月2日到2月20日，江青根据林彪的委托，在上海邀请部队的一些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座谈。林彪对参加座谈会的部队同志还作了指示，认为江青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并提出要把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江青给参加会议的部队代表阅读毛主席的有关著作，先后与他们个别交谈了8次，集体座谈了4次，并陪同他们看了13次电影，看了3次戏，并在看电影、看戏的过程中随时交谈，最后形成了10个方面的意见，写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作为中共党内文件发表。1967年5月29日，“纪要”全文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次文学会议主要是由江青一个人唱独角戏，这就使文学会议的公共性变成私人性，压缩了会议的公共空间，而变成了宫廷的聚会，变成了一场文学阴谋的策划会。从此，扛青走进了中国当代文学，成了文学会议的中心人物，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中共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5月10日，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发表《谈京剧革命》的讲话。1968年，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江青讲话编选》，把自己挤进了当代文学政策制定者的行列。在“文革”时期那个荒凉的文学土丘上，站着的人都不可能看得很远，也不会是很高大的人。
文学秩序完全被定型下来，成为一座四面都是墙壁的牢狱，文学成为了政治的演义。不在秩序内的文学，反而有了生机，它的意义在1976年以后才得到生长，有了生命的种子，美丽的花朵将盛开在未来的文学土壤里。
注释：
① 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②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第61页。
③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文艺干部整风学习的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63页。
④ 周扬：《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的讲话》，《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74页。
⑤ 茅盾：《迎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茅盾文艺评论集》（上），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第190页。
⑥ 周扬：《文艺创作和艺术表演》，《周扬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94页。
⑦ 周扬；《文艺创作和艺术表演》，《周扬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113页。
⑧ 邵荃麟：《在大连“农村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邵荃麟评论选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