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正常中逃逸，到反常中舞蹈——论先锋小说的先锋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锋论文,反常论文,舞蹈论文,意识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42(2000)01-0081-05
法国先锋派、荒诞派剧作家欧仁·尤奈斯库说：“我打开了我的《拉鲁斯词典》查了先锋这个词。所谓先锋，是指一支武装力量——陆军、海军或者空军的先头部队，其任务是为（这支武装力量）进入行动作准备。因此，先锋派就应当是艺术和文化的一种先驱……应当是一种风格、是先知，是一种变化的方向。这种方向终将被接受，并且真正地改变一切。”[1]（P56）这是对先锋派文学的先锋性及其发展前景的最准确也是最热情的认定。然而，中国先锋小说的命运之旅并不平坦，它的发展前景也不容乐观。
这是一个毁誉参半、命运多舛的小说流派。南帆先生客观地说：“先锋可能是某种文学前驱的夸张形容，某种胆魄或者勇气的嘉奖；另一方面，先锋也可能被视为文学传统的可耻叛徒，先锋是那些胆大妄为的激进分子的别名。”[2]（P1 ）先前被强大的传统话语视为异端的先锋小说得到大众的认可和嘉许是后来的事，“先锋”的桂冠来之不易，是他们在路上摸索了许久终于拨云见日的时候才被“追认的授勋”。先锋小说的命运和它的思想观念一样具有一种悖论色彩，这的确是一个别有意味的现象。
现在回过头来看，评论界之所以接受先锋小说，看重的是它的形式探索，一大批以“迷宫”和“圈套”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把先锋小说的“先锋性”定位、停留在文本的技术性操作的层面上，在认定其“改变旧式小说的写作方式，通向一种真正的现代汉语写作”上达成一致，但大都忽视了在“先锋”形式遮蔽下潜在的小说观念的先锋性。因为只有创作主体的思想观念具备了先锋意识，才能说他们书写的是一种“先锋”的文本。即便有评论涉及先锋小说的主题，大都浅尝辄止，鲜见有在一个哲学概念的整合下深入细致地予以条分缕析。全面、综合地梳理先锋小说的先锋意识、并就这一思潮的成败得失做出学术性的历史评估，这是一项浩繁的工程，本文试图抓住“作为现代性根基的主体性观念”——实践主体人的观念为切入口，针对先锋小说在主题思想和创作观念上呈现出的“从正常到反常”的悖论意识加以分析和探讨，以期能梳理出先锋小说创作主体精神上的一种转换。
理论：拆除“正常”的栅栏
从“正常”思维的视角看，人们之所以能长期理性地看待这个世界，并且不约而同地做到“按规律办事”，是因为“规律”——这种理性观念在大众心目中已成为颠扑不破的固定之物，是以类聚集的人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共同建立起来的一种感事认物的机制和法则。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和认识并不总是来源于我们自己的大脑和思考，而是先于我们而存在的。不管岁月的汪洋大海如何浪涛迭涌、一泻千里，不管有多少思潮企图兴风作浪，人们对这种长年统摄人的思想的习以为常的观念的认可达成了空前的默契与一致。同理，这种“正常”的理念也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盘踞在人心灵的制高点上傲视一切，严密控制着人类感事认物的方式。可见，这种所谓的“正常”在人们心目中“已泛化为多数社会成员的习惯，从而组成了维持生活的无形栅栏。劳动得到报酬，购物须得付款，杀人者终将偿命，侵犯他人要受惩罚，诸如此类的观念作为不言而喻的公约保持了世界的合理性”[ 3]（P70）。 “正常”像无形的上帝主宰着社会生活并在历史的实践中得到肯定，稍有出格便会受到惩罚。
这种看待人和世界的观念是对人的宏观研究的结果，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认可。
然而，另外一种对人的微观研究立足于人的主体性，致力于探求人的深奥莫测的精神世界和千变万化的行为表现，通过对人的本质、人格、本能、潜能、情感、价值、需要、信仰的剖析，揭示现代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生存状态及其在未来的可能性。这与人类传统的认识恰恰相反，认为世界并无本质，如果有的话也只能是虚无、荒诞或永恒和神秘；对于主要以自我意识和理性为特征的人类来说，生存本身就是绝对的不幸。R.D.莱恩则明确指出：“正常这个概念限制和扭曲了人性，而关于反常和疯狂的定义则是社会性的压迫手段，相反，疯狂高于正常，是对病态社会的反抗和突破，是现代人的福音。”[4]（P6 ）弗洛伊德也坚持认为：“文明意味着压抑，我们需要满足本能。”[4]（P4 ）这些大师们的论述都阐明了人在“正常”与“反常”之间的立场，宣布了人对“正常”状态的放逐，揭开了“反常”观念的面纱。先锋小说家对这些“反常”观念的直接挪用则毫无禁忌地构成了小说的“先锋性”。
先锋小说的先锋观念肇始于80年代中期的刘索拉、徐星等人，到马原及1987年前后的洪峰、余华、苏童、格非、叶兆言、孙甘露、北村、潘军、吕新等人，这种先锋意识已毫无禁忌、毫无羁绊地以一种随心所欲的绝对自由和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冒险精神向传统小说的背面进军。这种在精神向度上的自我扩张造成的反叛与超越让传统话语瞠目结舌，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个性意识空前张扬的年轻一代，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进一步扩延了这种先锋观念的领地。现代和传统都感受到了先锋小说咄咄逼人的气势：习以为常的观念和事物似乎一夜之间扛起白旗落荒而逃，而形同异己的反常的观念和状态“你方唱罢我登场”变幻着各色旗号。出于这种对“先锋”观念的膜拜，在创作实践中“先锋必须在某个领域发现同一个方向，这个方向似乎至今还无人冒险闯入。”[5 ]（P3）可见，先锋小说在“非同寻常”领域内的不断深入和顽强探索是以“未知的”和“未来的”为预设，先锋小说家也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敌视这个被常规观念束缚着的世界，大众公认的“正常”事物在先锋小说家的心目中却成了“反常”。“正常”与“反常”在这里构成巨大的反差与对抗。
新时期之初的人道主义、理性主义的“宏大叙事”成为一种既定的经验对写作和阅读起到了建构和解读的作用，但对小说观念的束缚与压制也与日俱增。此时，后现代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加之文学创新的漫漫长途似乎已山穷水尽，新时期文学被一种巨大的寻求创新的精神“焦虑”所笼罩。“创新像一条狗，追得作家连撒尿的功夫都没有”。于是，扛着各色旗帜的西方文学观念乘虚而入，在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坛上迅速操练一遍。先锋小说就是在这种破坏“正常”的冲动与渴望中应运而生。先锋小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实施对惯例的偏移，把“正常”替换成“反常”。似乎一夜之间，“反常”成了先锋小说的“正常”，从根本上颠覆了专制的传统思维，这与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要拆除西方形而上学消解超验的终结的真理的思路在精神上不谋而合。
在先锋文本中，这种先锋意识特别表现为用“反常”的观念对人进行新的阐释，从而造成思想观念上的巨大张力。“人”在先锋小说中已不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人”，“人”变得既模糊又陌生。新时期之初关于人性、人的价值、自我以及个性解放构成的“人的神话”和“大写的人”的权威观念被一一瓦解，先锋小说对关于“人”的传统话语的解构颠覆同样毫不留情。人物不再是人物本身，人物成为作家演绎先锋观念的符码。洪峰在《第六日下午或晚上》中直言不讳：“我的原则已经不是人的原则，它仅仅是文学的原则，”他进而极端地表白：“此刻我正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思忖‘人’的确切含义，我绝无故作高深的想法，我的确是在思考‘人’的命题……我反复思考人的含义，但我一无所获”。在先锋小说中，人物的身份发生了转变，土匪、疯子、白痴、精神病患者、“外乡人”、“算命先生”神出鬼没。先锋作家试图让我们相信，这样的“人”才是本真的人。“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诗人的宣言到先锋小说这里似乎可以改写为“在没有人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动物”。这与卡夫卡的观念不谋而合：“就像一块石头，一座自己的墓碑，墓碑上既没有怀疑也没有信仰，既没有爱情也没有憎恨，既没有勇气也没有怯懦，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希望。然而，就是这希望充其量也不过是碑上的铭文而已。”[6]（P12）人物成为先锋小说家笔下的道具，先锋作家靠他们演绎自己的先锋意识，靠他们宣告自己对人、对社会、对文学的看法。
心理：建构另外一个王国
西方学术界对人有两种基本看法：一种是“自我”，即正常的人、心理健全的人；另一种是“分裂的自我”，即反常的人、心理疯狂的人，大众舆论把这种人称之为“精神病患者”。莱恩认为：健全或疯狂是由人与人之间联系或分裂的程度所决定的，如果有一人被公共意见所接纳，那他就是健全的；同样，把一位患者判断为精神病，主要是因为判断和被判断双方之间缺乏理解，存在分裂。他还指出，分裂是一种不幸，不幸之所以不幸并不在于不幸本身，而在于这不幸没有幸运地得到理解和同情。[4]（P24）存在主义也认为，生活的本质是不幸的。以这种认识为背景，生活中不同个体各不相同的不幸，就不那么绝对了，而是相对的，是可以理解或同情的不幸。换言之，正常的人和反常的人作为一个绝对自由的人是平等的，他们的分歧在于他们各自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看待世界的立场和方法论，不同的是所谓“正常”的人的立场是大多数人的立场。客观地分析，反常的精神病患者的疯言疯语和出规行为并非无缘无故，并非真正疯狂，其中隐含着复杂的社会内容和现实意义。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精神病患者无疑是反常的人，而在精神病人眼中，生活在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才是不正常的，正毫无觉察地生活在疯狂之中。或许是基于此，弗洛伊德指出：治愈精神病患者的不幸，不过是将其引入生活的普遍的不幸之中。[4]（P1）可见， 西方学术界对人的这种看法体现了对“正常人”的精神领域的无情批判。
先锋小说家在标新立异的创作实践中正是抓住人的这种复杂的心理世界建构了关于人的心灵的“另外一个王国”。
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一篇“成长的仪式”。在这篇小说中那个恩将仇报的司机被评论界所忽略，其实从他身上更能看出余华对这个世界的批判。这个司机就是一个被“反常”同化、视“反常”为“正常”的人，他在现实中遭遇不测后，面对江湖险恶陷入一种莱恩所讲的“存在性不安”之中，自我正常的思维已萎缩为“内自我”，灵魂的分裂使身体不再体现真实的自我，变成“假自我”系统的载体。此时的他已不再是他，他的一言一行都是“另一个王国”里的举动。因此，他恩将仇报只是一种虚拟的人格扮演，是正常的“反常”。他从维护自己的自我出发，最终只能走向自我的崩溃。同理，余华在另一篇《死亡叙事》中，通过一个司机两次撞死人的不同选择带来的不同遭遇引发我们思考既定秩序和固有道德中隐含着的谬误的一面。
余华在他的小说中试图让我们相信，一个反常的世界用另一种眼光衡量可能是合情合理的。他的这种情理的悖论体现得最集中最深刻的当推《河边的错误》：失常者杀死正常人可以逍遥法外，正常人出于正义击毙失常的凶手却要坐牢受审。在此，作为大众公认并遵守的法律在两难之境里无话可说。在人物心灵的冲突中，正义与道德、无情与有情、谁是谁非在“正常”与“反常”的对话中茫然失语。当马哲从警察变成一个精神病患者时，无论他是出于自愿还是被逼迫，某种程度上讲，他的思想上已打上了精神病患者的烙印。在常人眼中他的非常之举就是精神病患者所独有的“特质”。此时的马哲已无法与他人共同拥有一个经验的世界，外部世界对他的影响并不会消失或减小，相反只会更加被扭曲、放大，使他更深地局限在自身狭隘的经验世界之中，尽可能地活在自己的“王国”里。从这个角度看，虽然他赖以存在的载体是精神病患者，但他却在另一个精神领域里寻找到了身体的自由和内心的平安。因为只有也变成一个和那个在河边杀人的疯子一样的精神病人，他才能按照既定的法律获得自由的可能。法律这个代表着指导人们行为准则的“上帝”被彻底消解，在反常的世界里狂舞的人们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法律”。反常的生活在先锋小说中占领了每一个白天和黑夜，或许，这才是世界的另一种真实，诚如余华所言：“人在文明秩序里的成长和生活是按照规定进行的，秩序对人们的规定显然是为了维护人的正常和安全，然而……秩序总是要遭受混乱的捉弄。因此，我们置身于文明秩序中的安全也就不再真实可信。”[7]（P161）
对正常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机制的反叛最为极端的是洪峰的《奔丧》，小说以无情的笔触对死去的“父亲”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嘲笑与愚弄。从这里按图索骥我们可以联想到莱恩的“假自我”理论：“假自我”对外界的顺从中隐含着仇恨，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假自我”的面具下，以维持个体行为表面的正常性，当人的灵魂无法忍受“假自我”的虐待时，“自我”就会突然爆发剧烈的责难，其矛头所向直指长期顺从被视为上帝的那个人。“父亲”在这里只是一个指代，洪峰借这种弑父意识揭示了隐含在人精神深处的危机。
另一位先锋作家格非在《大年》中对革命的“正义性”进行了嘲弄，二姨太玫取代传统小说中的“革命因素”成为“推动事件发展”的真正动因。整个故事以“革命”的名义演绎，最终每个人物的内心深处都一律指向“欲望”。
在“另外一个王国”里氤氲着死亡和暴力的气息。先锋小说家对死亡有着特别的偏爱，当他们在现实生活的宏大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感到一种精神上的疲惫时，便开始寻找另一种方式的抗争。在他们反常的视野中，“文明只是一个口号，秩序成了装饰”。[7]（P162 ）这种极端的先锋意识表现为死亡不再具有社会认识价值而变得毫无意义，人如同风中的芦苇随时会遭到死亡的捕捉，毫无理性也毫无因由。他们根本不关心为何死亡，只关注死亡过程本身，其忧郁的目光从来不注视浪漫的蓝天白云，却在常人难以想像的领域如出入无人之境。我们能从他们的叙事中感到一种对死亡的欢畅的执迷。在先锋作家内心，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已与常人背道而驰，对这个世界的批判也因此走向极端，那就是用暴力和死亡抵抗现实生活庞大秩序对人心灵的虐待，“暴力因为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7]（P162）先锋小说家告诉我们，死亡也是世界的另一种真实， 是人心灵深处的另一种隐痛。余华在后来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分明告诉我们，人因与死亡的抗争而获得尊严。先锋小说以死亡为切入口考察普通人的生存状况、人的精神本质独特的超越性达到相当的深度。
先锋作家对反常的青睐导致文本表层的恐惧、丑陋，事物正因其反常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先锋小说也因此遭受不少非议。其实，先锋小说家的内心也充满了对这种悖论的感叹：“为什么丑恶的事物总在身边，而美好的事物却远在海角？”[8]（P144）
爱情：把圣洁的光环丢弃在风中
爱情是美好的。但到了先锋作家这里爱情被挖掘出了“反常”的另一面，主要表现为：一是对传统爱情模式的颠覆；二是对性的张扬。先锋小说家试图以此反抗传统爱情观念对人心灵的压抑。
建国后直至70年代末，中国文学进入一个无爱无性的年代，爱情被政治化为志同道合的模式；新时期之初，虽有不少题材涉及爱情，但其主题模式建构与内涵挖掘仍是本世纪30年代的水准，传统文化心理和审美心理仍是爱情主题的主宰。叶兆言的《十字铺》对传统爱情小说模式发起了挑战，造成了对爱情的全面解构。季云与真珠“郎才女貌”是“天生的一对”，士新充其量是个传递信物的“红娘”或是白雪公主身边的“小矮人”。但美丽的爱情传说在这里变成不可思议的另一种“传奇”：走向革命道路的季云流离失所、最后客死他乡；士新则老谋深算，藏锋守拙，竟然平步青云、官运亨通；身为季云未婚妻的真珠最终投入士新的怀抱。这是一个“癞哈蟆吃到天鹅肉”的故事。[9]（P222）
《十字铺》的信息是：传统的爱情至上的浪漫在现实生活中有多么脆弱，务实的生存选择和可靠的生活保障比精神性的美貌、才华和思想进步更有力量、更具诱惑力。在这里，“正常”与“反常”的对抗是传统文学中高昂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与极端世俗的价值观的对抗。如同格非在《初恋》中所说：“‘我’和妻并没有感到初恋的动人心旌，恰恰相反，我们结婚已经四年了，我们信誓旦旦，永不分离，我们未雨绸缪，时刻准备，各奔东西。”可见，爱情、婚姻和家庭还隐藏着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另一面，如同一座玲珑的宝塔，美丽耀人，然而只轻轻一击便轰然倒塌！
先锋小说以爱情为对象再次展示了对社会的批判锋芒。其实，在先锋小说家们的内心深处，他们对爱情的绝望态度正是对真爱的渴望。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爱情？或许，这根本不是一个可以一概而论的问题。
在先锋小说家那里，为了更深刻地揭示现代人精神上的生存危机，先锋小说家们在消解爱情模式的同时，用性的无限泛滥演绎人性的挣扎。
情爱、性爱、无爱之性是人类性关系的三种不同形态。瓦西列夫指出：“性欲赋予爱情愿望的巨大的内在力量，它是爱情愿望的潜意识动机，爱情愿望反过来则从规定目的和达到的目的的角度指导着性欲冲动。它赋予人的行为以意识的坚定性，使性欲同人的审美道德、社会本性的高级领域结成和谐的统一体。性欲以‘被取消的方式’蕴含在爱情的愿望之中。”[10]（P156）《礼记》中也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记载。但由于多年来礼教的强化，以至于人们对两性关系的认识一直处于蒙昧状态，造成严酷的禁欲观的盛行。谁想在两性关系中寻找快乐，就是非礼之念、非分之想。
先锋小说围绕人的本性在这里找到了寻找先锋意识的突破口，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们乐此不疲地把爱情中的“性”与“爱”剥离开来，把性当做个性的最终表达，在性的撞击中闪耀生命的火花，从而褪去了性观念上沉甸甸的感情和文化的意义，以生命存在的本真状态来呈现。先锋小说家认为：性对道德和伦理等文化意识形态的冲击是文明压抑下的逆反与背叛，是生活粗糙和破裂后心灵的见证。
但是，我们不能苟同先锋小说的是过分夸大生活的绝望和虚无，当爱情的温柔面纱被彻底撕碎之后，生活还残留下什么？先锋小说家在抵御心灵痛苦和精神危机的同时，又陷入了另一个尴尬境地，走进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荒唐的纵欲，仅仅把性看做人生得意时的尽欢与失意时的消遣。先锋小说的极端正在于，把爱情完全剔除之后，仅仅留下性作为历史的根源和动力，那么，性只能是生命沉沦的催化剂。先锋小说家对爱和性的如此表达，是抵御危机的盾牌还是反抗灵魂的长矛？这是一个让人担忧的问题。先锋小说家在“先锋”的途中走得过于匆忙。
当先锋小说家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在80年代中后期走到末路的时候，先锋小说只能以这种艰难而又晦涩的方式展开对人、对社会的批判。当他们在“正常”的天空下找不到出路而茫然四顾之际，“反常”大门的开启透出一片迷离的曙光，先锋小说沿着这并不平坦的崎岖小路苦苦寻找着“先锋”的桂冠。
时光如流，先锋小说的盛世已成历史。回过头来看，这“先锋”究竟是什么呢？先锋小说家们从“正常”的途中逃离而出，在“反常”的舞台上狂欢了一阵之后，他们对人、对社会的哲学化批判仍然矛盾重重，尚未从这种无奈的悖论中走出。不管先锋小说家笔下的人物有多丑陋，它的先锋观念有多么极端，其反抗的价值基点还是“非异化”，[ 11]（P53）其实质透显出强烈的人文激情和人性深度，也充分表现出人性的提升和存在的超越意向，是在荒诞与虚无的形式下表达了对现实的批判与对理想的追寻，浮在文本表层的极端意象遮掩下的是先锋作家内心深处那纯粹的、对自我世界的守护和对理想世界的向往。最具代表性的是余华在90年代初调整了创作的趋向，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中觅求一种与本土现实话语接轨的新的言说方式。他说他也时常“被某些活生生的事实所深深打动，”[12 ]（P64）意识到“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8]（P145 ）先锋小说的先锋意识有了更深层的发展和表达形式。尽管先锋小说早期的这种先锋意识远离了中国本土文化中的发展逻辑观念，不加筛选地完全挪用了西方对人微观研究的学术思想和拉美后现代小说观念，从而减弱了自己对社会批判的声音，但是，应该承认，其先锋意识对后续小说潮流的影响和启示，均有不可低估的和永远的价值。
收稿日期：1999—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