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天下最便宜的企业家——工资最低——我们有天下最贵的企业制度——大量亏损——北大中国经研中心周其仁教授谈企业改制中的企业家定价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家论文,天下论文,中国论文,最便宜论文,最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京大学中国经研中心教授周其仁，前不久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双周学术讨论会上，根据自己在调研中掌握的大量案例，就我国企业改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企业家如何定价，详尽地阐明了自己的看法。现将周教授演讲录音整理报道如下：
人力资本定价问题，是一个非常尖端的问题，企业不光是物质资本，更重要的是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结合。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企业还是原来的企业，只是经理变动了，企业也跟着变，会有一系列制度创新，企业家的才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改制中给企业家定价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它有点象农村的包产到户，公开报导很少，但底下做还是在做。有许多问题对我国今后经济发展会有重要影响，有许多问题值得提出来讨论，给企业家定价就是其中之一。
在南方不少地方，如杭州青春宝集团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冯根生是能力很强的企业家，这个企业做得很好，很有贡献。中外双方的董事，共同决定把青春宝的一些股份卖给员工和企业家，包括卖给冯根生本人，董事会允许他可买2%的股份，相当于300万人民币。这件事引起很大讨论，冯根生本人也提出一些问题，如用什么价来买，是原来股票发行时的价，还是现在的价？同时，他没有那么多的钱。我们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人员报酬都不高，一下子掏好几百万，没有那么多的钱，就是有也不敢拿出来买股票，我们有许多法律管着呢，哪来的那么多的钱，得说明你的收入来源，否则是一项罪名，此外还要纳很高的税。
河南有个县，叫巩县，它的问题有点不同。那边有个企业，叫兴旺集团，当年它是厂长（现在的老总）办起来的。开办的时候，同我们看到的很多乡镇企业和公共企业一样，它要戴一个帽子，要利用当地政府去给它提供当时条件下非有不可的合法性，如注册登记，包括银行的借贷，但实际的事都是这个人做起来的，做得很成功，愈做愈大。现在他提出问题说，这个集体企业是假的，实际上是我的，是私人企业。当地政府说，这种说法绝不能接受，这企业不是你的，这有法律文书，注册登记为证，这是集体企业，是大家的。这个纠纷闹得很大，已见诸于报上的公开报导。
如果下去走一走就可发现，这类问题非常普遍，我们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它的原始物质资本是通过很多办法筹集的。一种叫集资，但这种集资与规范的投资不一样，它集资时，你先拿出，它用一段时间后连本带息还给你，有时光付本。这样企业的原始资本就查不清楚了，然后这个企业就滚呀滚大了。更多的企业是借贷，有时是有关部门打个电话，或拿个手写的条子，就到银行去借钱，借来钱就办企业，办输了就拉倒了，成为今天银行的呆帐；办赢了，就滚出一个很大的企业来，这种情况城乡到处都有。最近改革中，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四通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联想提出了这类问题。苏南原来号称是集体经济的模式，前年开始，也提出了这类问题。
大量提出这类问题：这财产到底是谁的？或者，在企业工作的企业家、经理高级管理人员、普通员工有多大的份额？要求重新界定。这个问题成为当前很大的问题。现在形势不错，我们北大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心接到北京市有关部门的委托说，中关村这么多企业要求分清，你们设计一个模式，一个公式，只要输入有关资料，就会有一个结果。我说这样的模式恐怕设计不了。
不过，这纠纷如不解决，很多地方一些很好的企业，就会因为分的问题，形成了一个僵局，僵在那里成了麻烦。还有些企业老总象鲁冠球，徐文荣等人，比较有控制能力，他们从实际出发，认为国有资产公有这个东西不能改。我们同他们讨论为什么不能改呢？他们回答说，你把企业停下来讨论企业怎么分，那么生产就要垮，所以要高举公有制旗帜，说这些东西不能动。所以他们从这个角度说，反私有化很重要，有实际价值，不能把人们的精力引到怎么来分已有的财产，因为实际上很难查得清楚。我们也提供不出来一个公式。这些现象大家也许多多少少都碰到过。那么，这些现象到底应该怎么来看，怎么来讨论？
谈谈我的看法：中国国有制企业非常特别，它的特别在哪里呢？它的企业在构造的时候，没有一个原始性合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一组极其复杂的合约。我是相信契约理论的，一开始就讲清楚，你拿多少合同报酬，工人也好，要素也好，土地也好，银行贷款也好，你的上游原料也好，还有产品卖出去，都是些合同，它是一组合同，一组合同就构成一个企业。而我们公有制企业，无论是国有的，还是集体所有的，地方政府的，很大程度要打上“”（引号）。国有企业要害问题就是它一开始就没有合同，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有企业就有了，这跟剥夺剥夺者有关，以后又经过敲锣打鼓改造私营企业，改造完了后，把原来的合同完全都废掉了，没有用新的合同去替代，变成了公有企业，所以我们的国有企业它的基本性质不是一组合同，它事前就没有讲好。你去调查一下，我们任何一个乡镇企业，它都没有一个原发性的合同，其中事前说好，将来办好了怎么着，办不好怎么着。那些，等到十年、二十年过了以后，你倒过去讨论产权怎么分，我直觉反应，这是不可能的，是讲不清楚的。因为你所谓分产权就是分剩余收入，市场给的价格与你原来讲好的合同收入综合之后会有一个差额，这个差额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也可能是“0”即持平。当然， 正的即是我们理解的剩余。所以剩余这个东西是与合同连在一起的一个概念，你没有原发性合同就没法子完它的剩余，而我们的企业都没有原发性的合同，当然我们的城乡企业，国有非国有企业都有财产，因为没有原发性合同，所以很难找到一个根据。这是天大的难题。当然实践上并不是没有办法。农村中包产到户按人头来分或按人口或劳动比例来分，前苏联办法是按每个成年公民每人多少来分，一人发一份私有化券，根据一致同意原则，把企业财产分掉。大家都接受，但这是另一套准则，而不是交易准则，这种政治准则不能代替交易准则。从交易准则看，还是没有办法分这个东西，所以这是公有制产权改革中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问题还不在于意识形态不准私有化，就是可讲私有化，国家立法通过私有化方案，操作起来也困难。所谓政治运作，操作成本是非常高的，实际上，最后象前苏东国家那样，只好按人口平均分，按成年公民分，每人多少，这种分法实际上已经侵犯了或侵蚀了原来事实上的产权关系，因为公有制企业在形成时每一个要素对它的贡献是不一样的，你按人把它平分掉，你就侵犯了一些人的产权，虽然这些产权你讲不清楚，你拿“平均”这种粗暴的办法去分它，它会在另一个方向造成社会损失。所以我第一个直觉回答，各地分财产，讨论股份，讨论怎么分，有很大的困难。严格讲，你要找到一个从市场交易来看合理的分的根据，公有制企业的性质就决定了它没有办法分，找不到这个东西，这是我第个一看法。
没有办法分，但是还是要分。为什么还要分哪，因为等干我们今天在订合同，如果我们再不解决分的问题，对明天来说，它还是一个没有合同的东西，所以我今天把所有产权清晰，把产权改革看成是重新创造一个合同，就在原来非合同的经济基础之上开始转移到契约、合同的基础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怎么签有利于将来，就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愈往后拖愈有问题。中国20年改革历史已积累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是什么呢？就是有些新的要素（资源）进来时是可以签约的，特别是公有制企业，它原来的工人由劳动部，劳动局分配来的，上面命令你毕业生进哪家厂，就进哪家，它同你劳动力商品买卖没关系，但它可以在中途经过改革，新的资源进来时可以给它定合同。如1984年后，中国在国有企业中推行合同工制，下岗工人对企业的压力完全不同。对1984年进来的新的合同工，问题很好解决。因为进来时就讲清楚了，你到我这里做合同工，这个合同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解除，解除后，你可以得到什么福利，一年加一个月工资，诸如此类。而老工人问题就很难解决，因为老工人开始时没有合同，他拿很低的工资，他的退休金、他的福利、保险都在你企业里头，现在企业要破产，要购并，这个问题非常难解决。新的合同工很好解决，你说不行了，他就走人，因为他进来的时候就讲好了，双方同意。新的要素关系，一部分合同要素进来时，是可以完合约的。那么，现在产生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就是一部分非合同要素关系，我理解，今年以来在底下搞的，要试图扩大合同范围，特别是把存量，原来企业的资源在非合同基础上产生的资源，怎么把它合同化。这有点难，因为它不是面对新的东西，不是新人新法，如今后请经理来，就给他定好合同。我们原来的存量相当大，这一块东西如果不改，你那块新的东西也坚持不了。两块东西拼在一起，没有办法形成一个统一的逻辑，形成企业管理制度的约束，对人们的影响仍然很畸形，两种东西非合同的一组要素关系与合同基础上产生的要素关系混在一起。最近一二年说内部人控制国有资产流失，不公平，我看都与此有关。在改革原来的存量，改革原来非合同关系的存量时，这样就把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明明是很难分的，要我们说是不可能分清楚的，但也要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从我接触到的案例来说，中国人正在解决这很难解决的问题。我们在上海、山东、山西作了些个案调查，各地在自发地找办法，如上面提到的，如青春宝集团，董事会经过讨论，一致决定冯根生可以买2%的集团股份，但老总（冯）不买，这是一类。另一类， 公开说，这企业是我的，公有是假的，这二类例子各地都有，事例非常丰富。在这多样化的解决过程中，有一个趋势我觉得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中国人现在开始不是面对过去，面对存量来解决存量问题，而是面向将来解决存量问题。这句话很抽象，不好理解，我通过例子来加以说明。很多地方怎么做呢？就是搞股份制或者是股份合作制，它的基本做法是把过去国有独资企业，或把原来公社、乡镇所有企业，经过我们已经生效的公司法，把它改成有限责任公司，规模大一点的叫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这一改非常重要的是增加了新的自然人的股本。自然人有两大类，一类是经理，或经理群、老总、经理人、高级职员。有的搞得很窄，就是一个人，他们把持有的一大部分股本放到新的有限责任公司里边去，还有一类自然人就是企业内部工人，第三类自然人就是募集的社会持股者。为什么我们说这是面向未来呢？因为在这种改制的过程中，我所看到的案例，大家都是把重点放在想这个企业将来会怎么样，它通过让你买这个股份来解决产权界定问题。如上海纺织行业几家国有工厂。我非常看中这些例子，认为意义重大，纺织行业现在是最困难的行业，这一点与农村改革经验有类似之处，非常困难，困难得不行了，它就会有办法。意识形态呀，干涉呀，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会退避三舍，因为你创不出好办法给它，反正困难（坏）到那样了，由它去吧，结果上海已经产生一些有趣的案例。企业家、经理人员，你先派出一笔钱来买股，买股是向企业投资，这等于新的合同，这合同是面向未来的，我买股是看将来回报会怎么样，将来有什么收益，将来有什么权益，而不是讨论过去。在这样做的时候，在面向未来时，也有助解决过去的问题，这句话怎么理解？你叫他买，少了是不管用的。多了就是青春宝的问题，让他买300万元，他要拿出300万元来。上海国有企业家拿出10万元钱就显得很紧张了，要家属共同签字，但10万元对300万来说，还是太少。 要把数量扩大，就碰到一件事情，他买不够必要的份额，这时就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飞跃，你拿不够怎么办哪，讨论中憋来憋去就憋出一个办法，公司借钱给你买股，你自己派10万元，我借你10万元，有的地方你派10万元，我无限责任负担，已等于是借钱给你。但这借钱合同很特别，这笔借到的钱不能用作消费，你只能用于买股，你只有收益权，有收益的时候你必须先用来还本付息，借钱时是有利息的，利息等于银行的利息，过若干年后还清了借款，股权就是你的了。这个游戏规则在中国产生了。我们在上海、山东、山西都可以看到。我问公司你们现金这么紧张，你拿什么东西借给他？回答说，借给他的是公司的存量，公司名义上划出一块存量，但解决的方式不象苏联按人头分，也不象我国各地，制订出各种各样指数，定出来平分，而是让你入股，持股、买股，只是当你买不起时，我借给你，这个关系我觉得很根本。包产到户与苏联的平分不同，相当大的不同，它不是拿一个简单的方式、简单的标准或简单一致同意把存量问题解决了。它是签了一个新的合约，所以订这个合约时，当事人都睡不着觉，回家讨论。他是有无限责任，借了是要还的，要抵押，要经过法律公证，这时他考虑什么呢？他考虑的不是他到公司多少年了，他过去劳动贡献多大，所以他应得到多少，而是考虑将来他来当厂长、经理、副经理或总会计来领导企业时，这个企业有多大的赢利可能？因为有赢利将来才能还付息，才能兑现债务合同，所以这是量他有多大的能耐，多大的承担未来风险的能力，能不能承担企业未来的责任。这一游戏规则非常妙，这个游戏规则想的是将来会怎么样。它不是考虑过去，它不是讨论你来了几年，你劳动多少，出勤情况，受过奖励没有，受过处分没有，这个本质是面向过去，我们现在看到的要求经理持股，钱不够借给你，在买、借之间他所有注意力集中在将来，市场会怎么样，赢利可能会怎么样，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通过这种做法，新的股权出来了。最精彩的是什么呢？有名的衬衫厂家海螺公司，它的销售公司首先改制，因为现在销售公司好坏对企业有决定意义，它的江苏销售公司女经理个人持股，买了100万元。 问她哪来的那么多钱，她说前几年搞了改革，销售产品有折扣，前几年赚了很多钱，都放在公司里，这次全拿出来了，钱还不够，公司还借给她一笔钱。我问公司哪来的钱借给她，公司说，借给她的是衬衫十几万件，衬衫就是流动资产，你把它卖掉，折扣率拿过来，你就有还本付息的能力。通过这种生产性活动，就把改制问题解决了。换句话说，这是改制中制度变迁成本最低的一种方式。从这里我得到一个启发，在企业改革中应想法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向企业未来的收入流，存量也好，收入也好，博将来的东西，要使所有人面向未来。而苏联式的平分，很可能不是因为分掉企业，私有化，不是因为界定人们的产权，使产权清晰化，这没有错。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去解不可能解的问题上，把现在还有一定生产力的企业也这样的去做，一定会破坏生产力，苏联是一个检验，平分后，生产力大规模下跌，人们把精力都放在分上面了，谁还会去管生产？
回过头来再说我们的例子。十几万件衬衣销掉后，用折扣来的钱，还清借的债，这100万元钱就是我的了。 在实践操作中提炼出来有几个问题可以进行讨论，如为什么是100万元，为什么不是50万元？ 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他出多少，你借给他多少？这是极其不同的风险分布，最好的是你出10万元现金，我出10万元存量，这对公司来说最合算。将来你即使出问题，我输的也不会太多，比较危险的是他出很少的钱，你借给他一大笔借贷持股多少。在总股本中这三种比例关系我觉得大有研究的价值，现在我手上的案例太少，上海的做法，经理群体持股为5%—20%，山东可占到总股本的30%—50%，甚至以上， 从借贷比例关系来看，有1∶1的，有1∶若干的，甚至有1∶50的。我觉得作研究的要讨论，这里头有什么东西来定，什么规则在里头起了作用。我想理解的是实质，人们在定这些“率”，你出多少钱，我借给你多少钱，利率是多少，多少年还清，这些都要讨论，结果把制度的改革完全变成讨论价格问题，把改革非常平滑地转移到讨论怎么定这些“率”。定“率”，经济学家就有用武之地，定“率”，本质上在定什么东西呢？所有这些率都是在定人，我主要的看法，企业里最关键、最要害的是对企业家，企业中非常重要的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之间的合同，工人有人力资本，技术人员有人力资本，而最重要的是对企业家人力资本定价，而不是在定机器，不是在定银行借的钱。在实践当中，公和私转变成了入股，转变成了“率”，你出多少，借给你多少；什么时候还，风险怎么样，变得非常可操作。我觉得这是非常重大的变化，对企业家定价很难，西方也没有很好的定义。
企业家能力定价，人力资本中还缺乏这个概念。把一个经济当中用于教育、培训、健康的费用看成投资，由于这些投资，提高了人的素质，然后把这些高素质的人投入到生产中去，这可解释一部分生产、劳动、土地、资本对产出有影响。投入多少劳动，这是一个量的概念。它忽略了“质”，质量会影响国民的产出，质量可解释一部分产出，这证明人力资本的存在，把花在教育、健康、培训上的钱看成是一个投资量，然后再看成是人力资本的投资，对经济愈来愈有影响。
把人力资本移到企业家身上来，又遇到很大问题，就是因为它同企业家的概念连在一起，企业家概念目前没有统一内涵，企业家要创新，企业家对未来的赢利机会特别敏感，所以这些描述都是在描述一种能力。企业家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做决策的能力，做决策的能力是企业家的最重要能力，这种决策当然象奈特所说，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在市场中，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技术等等，这种能力用人力资本联起来有很大困难，因为企业家的能力，无论在美国或中国在经验中看到的，不是用某种东西换来的，不是因为他上过学，或者受过某种训练。企业家能力有些东西是天赋的，他象矿一样，分布不均匀，而不是同教育联在一起的，如王永庆，你用人力资本来量很小，他是小学6年级， 鲁冠球小学6年级，徐文荣，6年级，还有其他人，但他们的企业家能力很强。企业家有直觉，这没有人讲得清楚，企业家的直觉能力无法用人力资本来衡量，这与先天有关，是自然垄断。这里有一种租，不能给它定级，定多少工资，近似运动员、明星、不能用剩余价值理论去解释，企业家类似“星”，天赋、机会、得有人去开发他，所以一般定价理论不能去讨论企业家定价问题。
在讨论定价问题时，要区分两种收入，一种是合同性收入，第二类问题是企业家收入不是合同性收入，他是承担剩余。我们计划体制，公有制，最要命的是这个东西，它不区分这两个东西，照例行说法，大家都是国家雇员，所以人人都拿合同收入，结果一破产就是国家破产，所有人都不管这个东西。我们给企业家的工资很低，虽然这是天下最贵的东西。而我们的企业制度，是天下最贵的企业制度，大量亏损，没有人去敏感地创造剩余。
年薪制不是等级制，它是一个剩余概念，农民就是年薪制，做完了才知道是多少，事前告诉你讲不清楚，这是企业家收入的一个原则，那么讲不清楚你的收入怎么建立呢？这就是剩余，你支付所有合同性收入（支出），你组织生产过程，然后卖到市场上去，如果市场认你，你的收入比你合同性收入（支出）多，这样剩余就出来了。这是企业家定价机制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三九胃泰”差18倍，但18倍还不能反映剩余这个概念，当然差18倍要同利润挂勾，这非常重要。如果不同利润挂勾，它的激励机制调不通，这是第二个与企业家定价有关系的问题。企业家能力定价的第三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风险很大。现在要经理持股，开始我借钱给你，但这个企业家到底有多大一个可靠性？这时你只能根据过去信息，它不确定，而这不确定在人上更不确定，所以得有什么抵押。在山东现在准买10万元，目前情况下，10万元对你家庭不是小事，对你家庭还是痛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借你一部分钱。第四个问题，能否考虑在中国这一波改革中把期权概念引进来，做期货，给经理人员定个任务权，这在西方公司里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奖励办法，给你签约年薪多少，在职消费权利多大，同时同你签任务权，这是非常有趣的面向未来的游戏，中国现在也开始碰这个东西，期权怎么做呢？你经理来的时候我同你定一个期货，认股权，企业今年每股一元钱，我先告诉你，你有权买三年后的100万股，什么价？还是每股一元。为了支持三年以后的100万股，你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先付2%的定金，象真做期货那样，先付5%或你不付，构成对你的激励，三年以后企业增殖了，你想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一股变成了2元钱，你还是有权拿一元一股买100万股，你没钱没关系，你卖掉一部分股权，就有钱了。激励机制在什么地方？你一定要想方设法使企业增殖，增殖愈大，赚得愈多，你将来的好处就愈多。这合理不合理？合理的。为什么？因为一股一元变成一股2元，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这要作好努力，其中包括经理的努力。这个风险要回报，但总有一部分要给经理人员，这个机制的好处是现在你拿出5 %的资源量，就可以建立一个100%的预期。
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都没有钱，在大规模的改制当中它的矛盾在哪里呢？持股少了不管用，持股多了没有钱。现在我集中考虑这类问题，这是对企业家人力资本定价，因为企业是未来的，企业家考虑问题也是面向未来的，所以企业家定价机制也可以搞点未来，只要考虑的是未来，我们这场制度变化的成本可能节约。这一机制的新鲜在什么地方呢？三年后每股变成了0.9元了，怎么办呐？你还可以买100万股，当然你肯定不会买。不买，你的定金就没了。如果你把企业做坏了，等于是你预付的完全就没了，如果这样的话，下海20万或50万（经理拿出来的）他就可以有一个杠杆，如按5%算，三年后就是上千万持股， 这个东西只要转到非常理性的基础上来，怎么计算这个“率”就好办了。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模模糊糊的姓“社”，姓“资”，经济学家就没有办法了，要是转移到理性基础上来，现代公司文明中的大量东西就有用了，它就可以把大量东西变成一部合同，或变成一组合同。
还有一个问题，我在研究中发现，现在所有做法都是自发地在做，缺乏中介。中介，一个是方案中介，另一个是金融中介，因为这个转移当中是要动用资源的。借钱，向公司借钱，有时完全花资产不能解决问题，八十年代美国非常流行的兼购MBO有没有可能在中国引进来，MBO就是说，刚才的游戏已经初具规模了，但加个中介进来，这个中介干什么哪，它是来挑什么人当企业家的，它借钱给你，支持你，让你在公司中搭股，借钱后，你就拿红利还它。它赌的什么东西呐，它赌的是它看人对不对，看准了放进去，给你融资，融资叫你完成经理人员持股，这种持股不是小股，甚至是控股，所以它不是国营控股，而是经理阶层控股，把原来的上市公司变成大股东控制的。
中介机构公司有时会很有效，这里需要大规模融资。中介机构必须有融资能力，这是第一；第二，它有很强的识别能力，它不断地在市场上挑，什么企业家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研究为什么没有发挥出来。我们老以为股份制加强了董事会的控制，董事会加强了对经理的控制，企业赢利就会增加，我们的逻辑就是这样。但有时情况相反，董事会企业家才能的存量比老总才能存量低，所有权是它的，它控制你，好多投资计划董事会不批准，你就进行不了。企业家能力强的人，他没有控制权，都得听它的，发生这种情况，他的潜力就没有发挥出来，金融中介就做这个文章，他发现这种情况就去谈，我给你融资，你把公司控股权买下，买下后公司就听你的了，你来做决定，你不但当日常经理，而且你来做决定，重大的投资决定。做对了，这个公司整个表现会极其不同，这是一个做法。一般情况，这种融资的利息不是普通的利息，是很高的，而且还有很高的手续费，更重要的是它借钱给你，让你控股，同时它放一个小股进去，搭便车，这个回报是很大的。
现在中国的钱借不出去，不敢借出去。过去借得出去，是因为借的钱是可以不还的，所以放心借，现在不行了，借钱是要还的，所以贷不出去，但要借的人又借不到。投资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企业家的投资，八十年代美国MBO做得好热门，做得很新，不断地做，大规模地做。 我的看法，企业制度在不断创新，早期是个人当经理，当小老板，到三十年代变成所谓的两权分离，投资者与经理人员分离，现在呐， 经过MBO出现这类企业，我看完全是新的企业类别。这个类别是他有能耐，所以他成了大股东。经过金融中介，我们国内有一类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就有这类问题。股权太分散，每年开股东大会，经理层胆颤心惊，一旦出现一个相对多数，就可以颠覆你，这个结构并不有利于把企业潜力发挥到最大。如果这个企业老总是企业家，人力资本存量最大，这时如果金融中介进去，替他融资，让企业家才能存量最大的人持有大股，它的结构就会很稳定，投资行为长期预期就会改变，这些问题也是我们企业家人力资本定价研究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