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山诗影话洞庭——太湖东西山区域文化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湖论文,洞庭论文,山区论文,东西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人们的生存状态，构成了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而这种发展状况又回过来制约着人们的命运走向，更塑造着一个地区的人文精神。
在苏州，从群体上讲没有比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这两处的人更具典型性了。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始终推行着重农抑商、重本轻末的经济政策。尽管商业文化并不见容于当时的正统思想和文化，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终于认识到恰恰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商业文化非但没有灭绝，相反却不绝如缕地存续到现代。历朝历代始终有着大小商人顶着“无商不奸”的斥责声，在做着经商的买卖。在他们生存状态的流走及其演变过程中，有着许多在当代人看来都是很有价值的东西。于是，关于中国古代十大商帮的著述，一部部地冒出水面。
诸多著述对于十大商帮尽管分法不尽相同，但商帮主体大多是以数省或一省为单元（如有些书中提到粤闽商帮，但更多的书中是将广东、福建等商帮分列为两个，其它就是山西、陕西、山东、江右即江西等商帮），再以下的就是以府（如徽州商帮、宁波商帮）或几个县（如龙游商帮）。在这些著述中，以县以下的一两个乡而命名为中国古代商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苏州属县吴县下辖的东山人和西山人组成的洞庭商帮。
洞庭东西山位于苏州市西南的吴县境内。东山为伸入太湖之半岛，即古胥母山，亦名莫釐山。西山在太湖中，即古包山。东西两山在明代弘治（1488－1505）时共为5个区，12个都，12个里； 清代康熙（1662－1712）时为3个乡。现在分别为吴县市东山镇和西山镇。 两镇面积分别为80和90平方公里。这个蕞尔一隅的地方，长期以来连设县的资格都没有。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太湖两山的行政区域内，自明清以来，却形成了一个极著名的商人资本集团——洞庭商帮。
（二）
洞庭商帮又叫“洞庭帮”、“洞庭山帮”、“山上帮”或“洞庭山人”。
这个不以苏州、也不以吴县为名而只是以洞庭东西山的山名为名称的商帮，其历史已是久矣！明代苏州的小说家冯梦龙把这商帮的情况最先写进了他的小说集《醒世恒言》里。
小说中写道：
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
细细品味，江湖上的“钻天洞庭”这个词儿，似是赞叹——精明能干，无物不营，无地不去。然而这赞叹中却也明显地带着一种嘲讽和挪揄——嘿嘿，可是惯于削尖脑袋地去钻营，连无路可上的天庭，他们都有办法去钻营呢！
明清以来，在江南以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营能力之强都堪称雄的商帮是徽商，然而，颇善“钻天”的洞庭商帮却能与之分庭而抗礼，以之佐证的是洞庭商帮和徽商相提并论而流传于民间的一句谚语“钻天洞庭遍地徽”！
一天一地，平分江南秋色。
洞庭山人的从商活动，早在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就已开始，但真正成为一个商人集团，是到明中叶以后。东山大商人王惟贞，是王彦祥第三子。其一脉后来出了一个历明宪、孝、武三朝，官至内阁大学士的山中宰相王鏊。就是这个山中宰相的祖辈，深谙积著之术，善于理财，从而打下了王氏家业的基础。
王氏稍后，有翁笾。
翁笾，字文夫，号少山。世居东山。明代时，翁笾客于“百货之凑，河济海岱间一都会”的清源，招徕四方商贾，南北转毂，四处贩运。数年经营，名声渐响，以至“闻其名，非翁少山布勿衣勿被”。一个贩布的商人，名声大到不是他的布，人们就不买来做衣做被的地步，足可见他商业上的成功。
这成功的背后，当然就是财源滚滚了——海内当时称他为“翁百万”。
翁百万去世后，嘉靖时的苏州状元、万历时人阁为大学士、后位居首辅的苏州人申时行为之作传。这样的朝廷名宦权臣竟为他这个商人作传，由此亦可见他当时的名声与影响了。
与“翁百万”同时的还有一个许氏许冲宇，也是一个善于治产居积的大商人。当时东山有“言富者，必首称翁、许”之言。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昔日的翁百万，谢世以后，家产云散水流。后代人最后竟把他的墓上之物都弄下来卖了。
东山那座建于近代的雕刻大楼，在它的花园大门边墙上，镶嵌着一块圆形的砖雕。砖雕上雕刻着一条造型颇为生动的云中之龙，一副祥瑞的样子。这块叫做“停云陇”的砖雕，乃是翁百万的墓上之物。昔日负责造雕刻楼的东山富户金植之，有人欺他家是个没什么根基的暴发户，于是将这块墓上之物买来送他，本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金氏孤陋寡闻，将不该用于宅院的坟墓之物，嵌于花园边墙，在这名冠江南的雕花楼旁贻人之一笑柄矣！然而，翁氏后裔衰落潦倒到将乃祖墓茔之物取下出售的地步，却也使人感慨良多。
翁许赀雄，席氏继兴。
明代的席氏左右源为后世打下经商基业，到了清代康熙南巡、巡幸东山时，席氏家族的席启寓已是以地方绅士代表的身份迎驾，充分地去沐浴皇恩了。不仅如此，更使席家感到皇恩浩荡、光宗耀祖的是，皇上驾临东山竟是驻跸于他们席家的东园呢！
家族的经商灵魂，始终萦绕在东西山的一代代人的心中。
19世纪后半叶太平天国攻占南京、苏州等地，江南震荡，东西山人顿失经济的地盘和依托，于是群趋沪江。自是时起至20世纪前半叶，由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国内的其它商帮大多衰落，而洞庭商帮却在上海滩上实现了它的近代转型——纷纷占据外国洋行和银行买办的职位。
以东山世代经商的席家为例。
席氏后人席正甫自1874年至1904年任英商汇丰银行买办共30年，后又将这一职位传于其子席立功。席立功从1904年至1923年任汇丰银行买办近20年，父子二人控制汇丰银行买办之职长达半个世纪。席立功后，又将买办的职位传给儿子席鹿笙，席鹿笙从1923年至1929年任汇丰银行买办。祖孙三代世袭汇丰银行买办长达56年，这在近代，可谓是绝无仅有。
不仅如此，无论是自席正甫担任英国汇丰银行买办，还是在他以前的他的舅父沈二园担任新沙逊洋行的买办后，他们都是立即熟门熟路地将洞庭商人昔日经商时多用族中子弟的做法移植于外国人办的银行、洋行之中，一时显得颇具中国特色。
以席正甫和他的兄弟这一代人算起，他们席氏祖孙三代共有11人，如果再加上几个女婿，那就共有14人。
这14人先后担任了上海20多家较有影响的外商银行中的6 家英商银行（汇丰、麦加利、有利、宝信、中华汇理、德丰）、3 家美商银行（花旗、信济、通运）、2家日商银行（住友、 横浜正金）和法（中法工商）、俄（华俄道胜）、意（华义）各1家银行的买办， 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金融史上著名的席氏买办集团和名符其实的买办世家。
然而，这仅仅是东山的一个席氏家族。如果再加上东西山的其他家族在金融、工商等领域的发展，洞庭商帮在近代的转型那就非常明显了。
前文所及的“一天一地”的洞庭商帮和徽帮，依然在无声地较量着。
这较量的结果就是近代上海滩上流传的一句口谚：“徽帮人最狠，见了山上帮，还得忍一忍。”
（三）
太湖古有洞庭之称。
《扬州记》云：“太湖，一名震泽，一名笠泽，一名洞庭。”左思《吴都赋》也有“集洞庭而淹留”的句子。然而，或许“洞庭”这个名字雅韵得人见人爱，因此在中国叫“洞庭”的山和水，绝不止吴地一个。
1986年，我为创作电视连续剧本《柴达木人》，从青海柴达木盆地爬过祁连山到了敦煌，后又去嘉峪关。去时，嘉峪关上正挂着那块“天下雄关”的匾。嘉峪关东面的山，四面悬绝，遥望焰焰如铸铜色。当地人告诉我，那座产金子的山叫嘉峪山，又叫洞庭山。
哦！这座山也叫洞庭山？回来后我一查资料，果是！然而，地处西域的这座山，毕竟太遥远了，远没有与洞庭东西山构成争夺文化以及争夺冠名权的态势。
叫洞庭湖的，那也绝不止一个。
山东东平县蚕尾山下，有一湖，世称小洞庭湖。唐天宝年间的进士苏源明在《宴小洞庭诗序》中，所谓“左拂蚕尾者”，写的就是此湖。苏源明又曾作歌，写这个小洞庭湖。歌曰：“小洞庭兮牢方舟，风嫋嫋兮离乎流，牢方舟兮小洞庭，云微微兮连绝。”
或许是诗写得平平而埋没了小洞庭，也或许是偏于一隅的小洞庭无力张扬起这首诗，文化和古迹在这里没有显出相得益彰的优势。于是，在叫“洞庭”的名单上，它都被人们无情地忽略不计了。然而，翻开中国版图，那位于华中的洞庭湖，却无论如何都不能小觑了呢！
作为中国最大淡水湖的洞庭湖，其面积大于太湖，且湘鄂两省以之分野为湖南湖北，统称为两湖地区。更因湘、资、沅、澧、浙、无、辰、叙、酉九条水系汇于湖中，宋儒以为“禹贡九江”指的就是这里。宋代那个当过宰相的吴人范仲淹，到了这湖畔写下“先忧后乐”的千古绝唱，至今仍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格的衡量尺度。更何况从古至今，高祭起楚文化大旗的湖湘子弟，在文化上的开拓和进取，丝毫不亚于竭力张扬吴文化的三吴子弟了。
于是，“洞庭”冠名权的争夺，在这里呈现出一种均衡的态势——你吃不了我，我也挤不走你，大家都叫同一个名字了。
据说，近二十年由于崇尚单名的缘故，致使一些单位、学校同姓同名者大大增多。为称呼方便，人们不得在这些同名同姓者前面再依生日的先后加上“大某某”、“小某某”，以示区别。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这个单位里来了一封信，上面写着“某某亲启”，可这单位里恰恰有两个同名同姓的某某。信封下寄信人的名址，偏偏又是个“内详”。对于这种极像是情书的信件，“大某某”和“小某某”只好共同拆阅了——谁也不想把自己的个人稳私，让别人知晓。
同名同姓对个人的麻烦，不言而喻。除非有一方改了名字，否则，就只能这么不方便下去。
然而，对两个都叫“洞庭”的在中国数得上的淡水湖——吴之洞庭和楚之洞庭来说，尽管吴之洞庭已拥有个“太湖”的规范名称，更多的场合下，它使用的是这个大名。然而，在书面语的场合下，它被文人雅称为“洞庭”者却绝非鲜见。仅仅如此，它引起人们的混淆乃至混乱就已是毫不奇怪了。这种混淆的错误甚至累及一些大学者。
宋代学者裴骃集解注《史记》“三苗国，左洞庭，后彭蠡”时，一不小心，竟将荆襄洞庭注为太湖洞庭，曰：“今太湖中包山，有石穴，其深洞无知其极者，名洞庭。”
裴骃在这里将荆襄洞庭直指为是太湖中的洞庭山了。南宋时隐于苏州石湖的范成大，在其所撰《吴郡志》中，毫不客气地指斥为“裴说殊为不审”——那个洞庭湖，你怎么能说成是太湖呢！
唐代诗人皮日休、陆龟蒙写了许多咏太湖的诗篇，诗中多有把太湖称为“洞庭”者，如：
洞庭取异事，包山极幽景。 （皮日休《崦里》）
渺渺洞庭水，盈盈芳屿神。 （陆龟蒙《圣姑庙》）
北宋诗人苏舜钦（字子美）《望太湖》诗中也有把太湖称为“洞庭”的句子。如：
笠泽鲈鱼人脍玉，洞庭柑桔客分金。
所有这些咏太湖的句子，仅因“洞庭”之淆，竟被洞庭湖南的岳州岳阳楼全部集选了去，刻石龛于楼上。
故此，范成大更是脸色愀然，心中仿佛是被掏去了心肝似的不乐意了。范氏在其所撰的《吴郡志》中，幽幽地感慨：
洞庭东西两山，在吴松江南，太湖之中，韦苏州（即唐代诗人韦应物）谓皮（皮日休）陆（陆龟蒙）唱和之所。近时苏子美诗云：‘笠泽鲈鱼人脍玉，洞庭柑桔客分金。’即吴松江也。今岳州之南所谓洞庭湖者，即郦善长（郦道元）注水经云：‘洞庭波，乃湖水，非江也。’盖斥此湖尔。比见岳州集古今湖咏，刻石龛于岳阳楼上，如苏州皮、陆及子美之诗皆在焉。
将咏太湖的诗当作咏洞庭湖的诗，以致龛于荆襄洞庭湖旁，这或许是湖南人偶一不察而闹出的笑话。从做学问的角度说，不该！于是无怪乎范成大在记录了上述的情况后，接着议论说：“乃知地志不可不考。”
干嘛要考？因为同名。
到了明代，那个出生于东山的山中宰相王鏊，亦可算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洞庭山人。对两个“洞庭”名同而实不同的原因，他在《洞庭两山斌》中说：
楚之湖曰洞庭，吴之山亦曰洞庭，其以相埒耶？将地脉有相通者耶？郭景纯曰：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潜达旁通，是未可知也。
这个古往今来在洞庭山中官做得最大的老爷子，把两地地名相淆的原因归结于“地脉相通”，更借别人的话，闪闪烁烁地说洞庭山和太湖与那个荆襄的洞庭湖大约是有地道相通的呢！言下之意，两湖竟为一湖呢！
老先生之言毕竟闪烁着儒家的精神，然而借用一句上海当代的俚话，老先生这可是在“捣浆糊”呢！
（四）
范成大“不可不考”地去弄他的考据，王学士“捣浆糊”地说两湖本是一湖。然而，如果我们如范氏那样也“不可不考”地对洞庭商人的行踪细细考之，却发现东山人大多沿运河沿线，而西山人却大多远走洞庭湖畔的荆襄两湖地区。
顾炎武《天下利国郡书》说东山人“商游江南北，以迨齐鲁、燕、豫，随处设肆，博锱铢于四方。”翁澍《具区志·卷二》中记录明代人李维桢的话说：“东山多大贾，走江、淮间。”
生于东山的清初文人翁澍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修撰成书的《具区志（卷一三）·人物》，记载了明至清初洞庭商人的行踪轨迹。
东山翁氏——早在“翁百万”（翁笾）的父亲翁参时，就经商清源，因大行善举，“义举震齐鲁间”。自翁少山（即翁笾）时，“江北闻其名，非翁少山布勿衣勿被。”
东山席氏——早在席左源和席右源时他们就北走齐燕，南贩闽广，以致“布帛衣履天下，名闻京师、齐鲁、江淮。”
此外，东山葛氏经商于徐淮，东山叶氏早在元末就经商于淮上，后世经商开封，卖布入陕。施氏在明代时就经商淮扬，等等。
相比之下，西山商人就大相径庭了。他们的主要活动地区在长江沿线。这正如一首《西山富》之谣所说：“士人无田可耕，诗书之外，即以耕渔树艺为业，稍有资蓄则商贩荆襄，涉水不避险阻。”（转引自马学强《钻天洞庭》）而且，在东山人的活动区域内，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如鱼得水。
据《具区志·卷一三·人物》载：
西山沈氏——明初时沈季文就往来于淮楚间。稍后有沈铠，“壮游荆襄。”其后沈冕，长期经商于荆襄间。沈宾经商于湖湘，沈宾之子沈棠年少就经商于淮海、荆州等地。沈九华客居楚地，开店设肆。清代康熙年沈氏后人沈升，因家贫欠债，经营荆湖之地10余年。沈启芳也逐利该地，家日隆起。
西山秦氏——明朝时秦隆就“壮游名区，达荆楚。”秦仁因家贫，放弃学业而转营商业。他东至齐鲁未获成功，又改到西山商人萃集的沅湘之地，为人从事贩运贸易前后达20年。
西山郑氏——郑宜诚在潇湘云梦间贩运，郑以杰在同一地经商，数年间拥资百万。郑禄溪从外舅服贾于楚。郑泰，世代业贾，长而干练，贩木于吴楚之间。
西山邓氏——从明末至清，有不少人在长江干线经商。邓文经营楚汉间40余年。邓秉臣随父商于楚，“自少至壮，往来于三湘七泽间”。邓学敏，吴头楚尾，贾舶往来，长沙及其世业地。”邓士瀛同父辈数人一起经营楚南。邓玉相，依靠先人经营遗资，遍及三湘七泽间。邓大木，承其先祖遗业，在汩罗江畔经理农田数百亩。
西山徐氏——西山徐氏商人兴起于清初。徐四宣家贫，“问生于外，自是历皖豫，溯荆襄，往来数年而资有所积”。徐学贡，“三湘七泽间，足迹几遍”。徐三函家贫，无以逢给，营运于楚，家境逐渐饶裕。徐四绥弃儒服贾，“谋生产来往楚中者二十年，而家得稍裕。”
西山孙氏——明后期即有不少人贸迁于荆襄。如孙炳贩米湖广，孙大璇兄弟三人经商湖广四川，孙经设业楚南，服贾达40年，孙锟服贾楚南，经营数载。
此外，西山杨宇、秦元悌、凤世昂等康熙初年行商荆襄等。
为了利用乡帮的力量展开商业的竞争，西山商人于明嘉靖、万历年间在长沙建立了金庭会馆，而经商于长沙、湘潭、益阳、常德、 宁乡5处的西山商人也在汉口建立了金庭会馆。
金庭——金洞庭之谓。
上面连篇累牍地引述，只是意在说明两山之人各有各的商业地盘。这地商业地盘也绝非老死不相往来，东山人也会到荆襄地区做生意，例如，东山徐氏，明朝时即有徐礼“怀资客荆襄，家以日起”，徐氏后人也“为货殖计，游于楚荆襄间”。东山席氏的席右源之子席本桢，明末时从湘潭买了大批蓝靛，用船装顺江而下，后在龙江关被扣而酿成“蓝靛之狱”。
从整体上讲，西山人大多经商于洞庭湖畔，更似乎存在着一个洞庭湖情结。
（五）
清代王维德记述西山民俗的《林屋民风》说，西山人“业于商者，楚地为多。”“俗以商贾为主，土狭民稠，民生十七八即出贾。楚之长沙、汉口，四方百货之辏，大都会也。……商贩谋生不远千里，荆襄之地竟为吾乡之都会。”
王氏的记载，显然暗合一个个西山商人的实情。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明清之际，西山人为何如此一窝蜂地一直把洞庭湖畔作为他们的经营重点？为何又如此地存在着把荆襄之地当作“吾乡之都会”的难解情结？
这个情结的背后，是否具有更多的文化上的意义？
论述这一玄而又玄的问题，还得回到前已略述的“相通”说上来。
明代山中宰相王鏊的楚之洞庭和吴之洞庭有地脉相通之说，并非是首开先河，清代程思乐在他的《太湖风土论》中甚至将此说推向更远古的《山海经》时代。
《太湖风土论》说：
楚有湖曰洞庭，吴之山亦曰洞庭。《山海经》曰：湖庭湖君山，有石穴，通吴之包山，故其名从同云。
王鏊引说的“地脉相通”，是指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潜达旁通。而程思乐在这里是说洞庭湖的君山上有石穴，通太湖中的包山，所以两地相连而同名。
正是这种极为悠久而又挥却不去的渊源，使得文人著文作诗，一言及太湖和洞庭山，就会情不自禁地冒出那个传说中与之相通的楚之洞庭湖来。
明代朱右《太湖赋》说起“洞庭中起，林屋天开”的太湖，紧接着就又说道：“渺彭蠡，吞云梦”。彭蠡，鄱阳湖。云梦，楚之大泽。朱右这里，又是“渺”又是“吞”，似乎非要把楚之大湖比下去才甘心。
王鏊《洞庭两山赋》中也曾将吴之洞庭与楚之洞庭相比，而恣意地贬为“彼岳阳彭蠡，而不广且大也，而乏巍峨之气。”
岳阳和彭蠡，本是二地。《〈岳州府志〉序》所云“岳州襟带江湖”当是指长江和洞庭。王鏊所云，仅是泛指。即使是这种笼而统之的泛指，而拥吴而贬楚的笔触，既可说是表达了这些文人心中对家乡所怀着的一份情愫，但也透露出他们对楚之洞庭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但又挥却不去的情怀。
“渺”和贬的本身，从另一面也正说明了对之正视和重视的程度呢！
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本来就会对社会的其它阶层产生文化上的作用。东山只是个伸入太湖的半岛，它的一半和陆地相连。而西山，则是太湖中的一个最大的岛。西山人开门则见天色湖光，浑圆一碧。然而，有朝一日，当他们走出西山来到洞庭湖畔时，面对着此时此地的渺渺茫茫，横无际涯，无疑会产生一种恍然相似之感，更何况，这个湖也是以“洞庭”而名之呢！
对这种极微妙的心理活动，显然会柔性地消解他对故乡的思念。这种情况，如果作一个俗而又俗的比喻——一个游子在外，遇到一个相貌身段和家中妻子相仿、且名字也唤作一样的女子，那种心动，就不简单是一句久旷后的好色而能打发得了的了。否则，很难理解，那些西山商人在洞庭湖边动辄就是几十年又如何度过？或许，只有这种将家乡和此乡的模糊统一，方能稍稍消释那毕竟难以挥却的乡愁。
清代乾隆时的诸生黄景仁，原籍江苏武进，吴人也。性好游，遍历九华、匡庐、彭蠡、洞庭之胜。他游洞庭湖后别友人而归吴地时写的《洞庭行赠别王大归包山》诗。
诗前有序曰：
太湖亦名洞庭，而太湖之包山，暨洞庭之君山皆有洞庭之名。
诗云：
送君洞庭水，言归洞庭山。洞庭之山具区里，八九云梦吞其间。山名水名一而已，吴楚间关几千里。谁知地道巴陵中，金庭玉柱遥相通……
诗的意思本未出吴地前代文人的认识，其中“八九云梦吞其间”句，系出典司马相如《子虚赋》“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
芥”句，《子虚赋》中的本意为像云梦这样的地方，即使有八九处摆在齐国境内，也丝毫显不出来，仿佛把芒刺或芥蒂吞在胸中一样。黄氏用在此外，明显是以“云梦”代洞庭湖。在“渺”洞庭的同时，黄氏也道出这相距几千里的两地的联系——“巴陵地道”“遥相通”。
洞庭西山商人在楚地的留连，必然地也会出现流连秦楼楚馆，甚至弄出“两头大”的异地重婚来。他们毕竟是人，而并非都具备禁欲的人格。只是他们的这种留连和异地重婚，却苦了他们的妻小，被当作活寡妇似的留在了洞庭山。
这种囿于洞庭湖情结“反把他乡当故乡”的结出的酸果，至少在当时的洞庭商人中本不会少，否则，一个苏州人——以古文名世，清初三家之一的清代散文家汪琬——不会作出下面这两首《洞庭桔枝词》来。
词曰：
阿侬家住桔林旁，即乘大艑向襄阳。
寄郎只寄双头桔，蚤红差胜襄阳黄。
郎行时节桔花零，南风吹来香满庭。
今年桔实大如斗，劝君莫羡楚江萍。
汪琬久居苏州，曾结庐于苏州西南郊外的尧峰山，时称尧峰先生。此词本劝世之作，字里行间对那些直把彼洞庭当作此洞庭的负心汉委婉地提出了规劝。
至于效果，真正难说，且也无法说清。但这种诗作所表现出的传统的“兴观群怨”，从而作为一种文学上的呈现，多少也给洞庭商人在洞庭湖畔的经商留下了一些雪泥鸿爪。
（六）
昔日我一直以为东西洞庭两山鸡犬之声相闻，相距不过几里，且语言相通，民风又是相仿，不会有多大的区别。及到后来，看到王鏊的《震泽集·赠徐子容序》中言及东山人和西山人的区别时有“东贵而西富”之语，我曾窃以为王氏引此谚乃是东山人自以为科第蝉联，出了几个朝廷的命官而人为地矫起情来，想显示出东山的贵，从而抑低西山人是“富而不贵”。
然而，看到上述东西山人经商区域如此大相径庭的材料，我倒有些迷惑了，不知这种情形是如何形成的？
或许，这就是地域人群文化特点的细微之处了。这种细微差别的形成，在今天并不难理解。看看那些出国潮中先出去一个，后出去一帮的“出国链条”，再看看进城打工潮卷袭下的民工们，我们都能看到类似于此的家族间依据血缘关系的相互拉扯和帮衬。当然洞庭商人这种拉扯和帮衬，主是还是为了经商做生意的目的而已。
可以想象，当初开始时，东山人和西山人也许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于是，同山之人和同族之人分别被拉上了阳关道和独木桥。
几百年过去，家族间的世代经营使得这种空间的差别显现了出来。
然而当他们共同走到清末时，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及其挺进江南，使得洞庭商人的老家遭受兵燹的破坏。与其同时，开埠后的上海，在外国资本注入和外国商品倾销政策的推行下，获得畸形的发展。于是洞庭东西山人殊途同归，一个个移资、挟资转向通商口岸上海。
《上海洞庭东山会馆记》记叙了这一过程：
初我山人，素善贾，精粗萃江、皖、淮、徐间，前清咸丰朝，发匪蹂躏东南，商业荡然，微贵贱者，群趋沪江。……同治朝，官军克复苏松，败贼分窜东山，山人避地来沪者众。
洞庭商帮群趋沪江后，在钱庄银行、丝经丝绸、洋纱洋布等等方面，大力开拓进取，且成绩斐然。而在这同时，全国各地域的商帮都纷纷趋驻上海。绝大多数地域商人仍然经营原有行当。
真正算得上从古代商帮向现代商人转型的，要算是浙江的宁绍帮和洞庭商帮了。他们在金融业异军突起，一起在为阻止山西票号势力过长江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外国资本势力在上海开设的洋行和银行中，他们结成了最具实力的两大民族金融集团。
洞庭山人在融化到上海人的过程中，也成了早期的上海人中较富有也较多接受教育的地域人群。
一百多年过去，这些东西山人的后代，都已转变为纯正的上海人了。都市心态的使然，或许这些后代中的年轻人都不再愿意承认自己祖上是“乡下人”，洞庭东西山也只是存在于他们所填表格的“原籍”或“籍贯”一栏里的几个毫无情感的方块字了。
明代撰《太湖志》的蔡升写东山杨湾庙的诗曰：
朱牖玲珑碧砌幽，青山西面水东头。
杨湾风月三千顷，总是门前一段秋。
时至今日，洞庭东两山依旧，“杨湾风月”依旧，然而昔日的洞庭商帮，却已成了“门前一段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