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文化与日本外交困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局论文,日本论文,文化与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和”是日本文化的核心
“和”的观念是贯穿于日本文化的原理，是日本精神的核心和日本人价值观的基础。
“和”字是日本人最喜欢用的汉字之一。日本国号称“大和”。一些代表日本特征的事或物大都冠以“和”字，如“和文”、“和歌”、“和纸”、“和食”等。日本人愿以“和”字为名，如“和子”、“和夫”、“和南”、“敬和”等。在《现代日本名人录》一书收录的2000多个名人姓名中，包含“和”字及含有“和”义的词如“宽”、“祥”、“淳”、“善”等字词的名字最多。日本企业名、店名也多采用“和”字①。
日本式经营重视和谐。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指出：“日本经理的最重要任务是发展与员工之间的健全关系，在公司内建立一种人员亲如一家的感情，一种员工与经理共命运的感情。在日本，最有成就的公司就是那些设法在全体员工之间建立命运与共的意识的公司。”②三菱电机公司总经理进藤贞和指出：“重‘和’之人，才是搞活企业不可缺少的人。一个优秀的经营者必须能够把人们置于一个和睦的环境之中，使之打成一片，齐心协力，为搞活企业献策献力。”据1988年统计，以“和”为公司座右铭的日本企业最多，有548个，所占比率为15.2％③。
“和”是二战后诸多日本政要信奉的哲学理念。社会党党首片山哲的座右铭是“和平日本”，大平正芳首相的座右铭是“宽容和忍耐”，铃木善幸首相的座右铭是“和的政治”，羽田孜首相的座右铭是“改革与协调”。
日本天皇从公元645年起建立年号制度以来，在迄今1300多年的247次改元中，采用最多的就是“和”字或有“和”意义的字或词。昭和年号取自《书经·光曲》中“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词句，意在与世界协调和解。现在使用的平成年号引自《史记》和《书经》。《史记·五帝本纪》有“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外平成”；《书经·大禹谟》有“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的词句。政府对“平成”的解释是“希望国内外、天地间实现和平”。
日本学者对日本的“和”文化抱有很高的期望，视其为解救现代文明危机的一剂灵丹妙药。著名学者梅原猛认为：在近代欧洲社会里，自由与平等作为最高价值确实具有普遍原理的意义，但是，到了现代社会，就不能继续把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民主主义原理作为“超越”近代的原理使用了。他认为，在现代西方文明没落之时，要到东方文化、特别是日本文化中寻找医治或超越近代文明的原理，这个原理就是“和”④。
日本“和”文化以同质性为基础
在解决各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利害冲突时，中国儒教文化强调“厚德载物”(《周易·坤·象》)，主张“中庸之道”，倡导温良恭俭让，要求“行得恰好处，无些过与不及”(《朱子语类》卷64)。《论语》最早提出的“和为贵”思想，被荀子发展为“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则百事不废”(《荀子·富国》)，被孟子进一步发展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章句下》)。
日本的“和”文化来源于中国的儒教文化，但与中国儒教文化主张的“和而不同”相区别，日本的“和”文化是建立在强调高度同质性的基础之上，是以牺牲多样性和首创精神为代价的。
强调整体利益和整齐划一，是“和”文化的灵魂。日本人对清净无尘的生活有不懈的追求，其“心理特异性多来自喜爱洁净及与之相联系的厌恶污秽。”⑤所谓“纯粹的、不受任何玷污”的日本精神与这种生理层面和心理层面的洁癖高度吻合，其要旨就是要求全体社会成员最大限度地为家族、企业和国家的和谐和整体利益牺牲自身的个性和利益。否则，就会被视为令人讨厌的、肮脏的另类，为全体社会所不容。
在明治时期日本的家族观念中，包含了“温暖的感情融合和为家族的生存而进行的禁欲和管制这两种观念”。家庭成员既能够享受到家庭的温暖与关怀，也必须为家族做出牺牲，无条件地服从家长的权威。现今日本的家庭教育依旧注重消磨个性、培养集体观念。家长对破坏了家庭和谐的孩子，最严厉的惩罚措施是将其排斥在家庭活动之外。所谓“村罚”，是自江户时代起日本形成的一种习俗：全体村民对违背村规的人和人家断绝来往，以示制裁。
让受教育者无条件地服从长辈和上级，不要脖子伸得太长显示个人的“特殊”，是日本教育的精髓。有西方学者观察指出：日本学校一直在培养和训练“标准化的日本国民”，其主要特征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日本的大学与那些在产品上贴标签然后出货的“罐头厂”相似，“厂”里只发送贴着“某某大学”标签的“统一产品”。东京大学毕业生的确聪颖，但许多别具才慧的佼佼者大都被主流社会排除在外，不得不在外围活跃⑥。
家族主义是日本企业经营的核心理念，其要旨也是消泯差异。日本国铁在明治39年并购了17家私铁，结果职工人数扩大了三倍多，组织内部的摩擦增大。为了企业内部的统一，新公司采用了以“献身奉公”、“和合敬爱”和“修养磨炼”为三大支柱的家族主义式的经营方针，要求员工为企业无私地献身服务，努力以“和”的精神互助合作。即使今日，日本企业经营者依旧坚信“员工都是好的”，而所谓“好”，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听话和顺从，始终将对企业的忠诚放在首位。
日本国家的“和”则以全体国民高度一致为基础。明治时期，国家被看作家庭，天皇是大家长，国民是天皇的儿孙，国民被要求对天皇“灭私奉公”。经过二战后盟军司令部主持下的民主化改造，今日的日本社会已发生很大变化，多元化、多样化程度明显提高，但无论是就国民的整齐划一程度而言，还是就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言，日本依旧在全球范围首屈一指。
“和”文化对待异己分子明显缺乏仁厚与宽容，有时甚至相当残酷。在古代日本农村，如有人犯罪，村里人不仅要将犯人驱逐出村，还要焚毁其住所。犯罪被看作是污秽，由这种污秽所带来的灾邪之气必须采取严厉措施才能得到彻底根除。这种“恨人及屋”的除秽仪式，显示了“和”文化善恶不能两立的非宽容性和极端性。在日本人看来，污秽是由人的身体及其所在场所来体现的，是与特定环境和文化相联系的。“如果没有共同体的强烈注视的眼光或集团的意志的话，就不可能有类似于这样的对场所的消灭。这意味着在由共同体这一观念所神圣化的场所中不能允许存在被玷污了的场所。而这种被玷污的场所则是原本就不应该存在的场所。”⑦今日的日本是法治国家。因此，虽然任何特立独行、标新立异、别出心裁的言行依旧会被视为对集团的和谐和秩序的严重破坏，但排斥和消灭多数情况下主要表现在社会交往和社会心理层面：“一旦有谁被戴上‘与众不同’的帽子，他必定处处碰壁，处处受排挤，并且找不到同情者。”⑧
日本“和”文化的封闭与排外
世界上大多数文化都会划分“我们”和“他们”、“内”和“外”，日本文化在这方面的特征是：“我们”与“他们”、“内”与“外”之间的界限是如此分明，正如中根千枝所言：“大多数的社会从里到外是圆满连续的。而在日本，夸大地说里和外是断绝的。外部是另一种世界。”⑨“这种‘外人’与‘我们’之别的观念甚而可以发展到极端，把同一社会中的‘非我’者不以人看待。”⑩美国学者莱斯特·瑟罗指出：“日本王国对外部世界是封闭的，佩里将军来到之前日本在经济上是落后的。今天封闭的是日本人的思想。后者的缺陷不亚于前者。”(11)
日本孩子一进小学，老师就会将他们分成“组”。同组的学生一起上课学习，一起玩耍，午休还要坐在规定的座位上一起吃午饭，直到毕业。对此，美国学者杜克评价道：“组这一制度灌输了‘我们和他们’这一强烈意识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即局外人，按字面意思就是指在该群体的外面。日本的孩子们游戏时使用‘开除’这一独特的表达，以区分在群体中的人与在其外面的人。‘开除’里带有不属于亲密小组而被拒绝了这一特别的感情。这经常是同嘲讽一起使用的词语。由于孩子们都会因被伙伴拒绝而不开心，因此他们尽最大努力让群体接受自己，而且经常想牢牢地待在那里面。”(12)
日本的家庭使日本人在“内”和“外”之间筑起了厚重的墙壁。在印度和中国，夫妻在邻居街坊面前吵架，婆媳不和也堂而皇之地向人诉说。而在日本，在邻居面前这样做被看作是不妥当的。“当然，也会有人说漏嘴，或不知不觉地传出去，但一般倾向于尽量避免外传，在家里自己解决。”(13)村庄和企业也是这样，即被要求团结一致、共同对外，严格禁止向外部泄露‘内’部的秘密和缺点，尤其反感内部相互揭发(14)。
日本人的灵魂甚至在肉体死后，依旧属于“我们”。“集团、社会、或此时此地的世间，即成为此岸。日本人并不认为死是从此岸迁移至彼岸。在很多时候，日本人甚至认为彼岸实际上也是此岸，具体地说就是所属集团的延长。”(15)日本人普遍相信，一个人一旦死去，其灵魂会守护在一个离家并不遥远的非特定空间，每当一年一度的“盂兰盆”节时，就会回到自己的村庄和家族所在地，回到各家各户的佛坛中。
日本人通常将外国人称为“外人”，其真实含义就是根本不可能成为“自己人”，只能永远呆在“外面”。日本和日本人对“外人”很冷漠，每每心怀优越感甚至敌意。生活在日本的外国人总能感到有一堵无形的墙把他们与日本人和日本社会相隔离。1946年12月，日本政府完成了将朝鲜人遣返祖国的计划，但约有60万朝鲜人还留在日本国内。这些人大多数是旅居日本的朝鲜人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即在日本出生，并在日语和日本文化环境中成长的。但时至今日，日本人仍对居住在日本的朝鲜人抱有偏见。这些人难以与日本人通婚，也难以在日本企业中就业。近年来，东京都等警方经常发放传单和海报，呼吁“看见疑似中国人的人请报警”、“看见可疑的亚洲人请报警”。许多日本人有这样一种错觉：“在日本犯罪的都是外国人、外国人等于罪犯”(16)。
即使是日本人，只要其精神被认为受到了玷污，也难逃被社会遗弃的命运。日本人若离开日本生活了一段时间，都会发现要想重新融入日本社会几乎不可能。在国外接受教育的日本人，会被认为受到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从而变得不可信赖。
基于“和”文化的谢罪：内外有别
强调“一致”和“顺从”，重视协商、妥协和谢罪是“和”文化得以维系的主要机制。谢罪，包括道歉和自尽，是应对团体内部危机的重要方式，可使遭受破坏的群体重新回到和谐状态，也是对团体犯下过失的日本人或其灵魂重新回到所属团体的唯一途径。
“和”文化下的日本社会是由一个个人际关系的“场”所构成。在这个场中，需要通过一种“相互扶助共生感情”保持平衡。而当有人“做错”事，就会导致场内平衡的破坏，而当事人通过谢罪则可使原有的平衡状态获得恢复(17)。对于当事人个人而言，由于自身的过错导致世人负面的判断和评价，从而蒙受耻辱，通过谢罪，则可使自身名誉的污点得以清除(18)。对于没有造成十分严重后果的过错，可以通过道歉获得谅解。2007年春的樱花并未依照日本气象厅原先预报的时间开放，气象厅长官表情沉痛地站在摄像机前，深深地鞠躬向全国民众道歉，人们因此消除了不满情绪。如果过错严重到影响团体的存亡，自尽就会被看作弥补过失的适当方式。2007年5月，日本国会议员、农林水产大臣松冈利胜在东京的议员宿舍内上吊自尽。松冈生前卷入多起政治资金丑闻，成为拉低安倍晋三内阁民众支持率的原因之一。但松冈通过自尽的方式谢罪，就明显取得了使整个事件获得平息的效果；他犯下的严重过错也自然“一死了之”。
“和”文化本身具有强大的约束力，使日本人循规蹈矩、不越雷池半步。而当日本人置身国外、与“外部”和“外人”打交道时，则由于完全脱离了“场”的约束而呈现向野蛮人回归的倾向；除非这个“外”对日本和日本人有强大的震慑力和强制力，否则日本人会为所欲为，且只要这种行为没有对日本内部的和谐造成伤害，就算不上任何罪过。这种“内外有别”的文化使日本人在衡量善恶、美丑和功过时惯于采用双重的甚至多重的标准。例如，有头有脸的日本人如果在本国嫖妓，就会成为丑闻，但如在中国台湾、东南亚等地“买春”，即使被曝光，也不会感到羞耻。日本朝野对朝鲜绑架日本人事件义愤填膺，但对战时强迫征召别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事却不肯反省。2007年年初，安倍晋三否认当年日本政府与军队强征慰安妇，同时一再拒绝就慰安妇问题进行正式道歉。在被美国舆论强烈抨击，美国政府也对此表示不快后，他才向美国总统和媒体表示了“歉意”，而无视那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蹂躏的亚洲国家。提起二战，日本人总是念念不忘美军的两颗原子弹导致成千上万日本人丧生，但却全然不顾是日本人悍然发动了对外侵略战争，并造成了亚洲邻国以及美国的更多无辜生命牺牲的历史事实。
1986年9月，中曾根在关于战争责任问题回答众、参两院代表提问时，承认了日中战争具有“侵略性”。内阁官房长官后藤田正晴也曾于8月在众议院内阁委员会上，对日本政府以旧金山和约的第十一条接受东京审判判决的事实再次予以确认，并作为内阁的统一见解。这一表述是日本官方最早半遮半掩地承认从1931年开始并一直延续到1945年的对外战争具有侵略性质，从而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政策转变”。其后，中曾根又多次表示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并明确表示不再参拜靖国神社。中曾根内阁的这一政策调整，基本上被其后的历届日本内阁所承袭。
实际上，包括中曾根在内的日本政要所做出的有关对外战争的“反省”和“道歉”，多有迫不得已和言不由衷的成分。中曾根具有“鹰派”性格，他在1985年7月的讲演中，就曾指斥承认战争的侵略性和加害性的观点为“东京审判战争史观”、“马克思主义战争史观”，并以强硬的语调呼吁抛弃“自虐性的思潮”和确立作为日本人的认同。中曾根之所以一反常态，在对外反省战争罪责和道歉方面做出了重大调整，主要原因就在于1985年他作为战后的首相首次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招致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强烈批评。这也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国际关系和外交不是单行线”。如果日本想不仅作为“经济大国”，而且也作为“政治大国”在亚洲地区发挥领导作用，就需要正视和重视过去曾沦为侵略战争牺牲品的亚洲国家对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化存有强烈戒心这一现实；而“清算”战争责任，无疑是扫清这一障碍的最有效途径。具体的对策就是：一面认定战后赔偿问题据旧金山和约和与当事国的双边协定已经解决而拒绝新的赔偿要求，一面大体承认日本对过去战争的责任并表示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谢罪”(19)。中曾根通过对“日本人的认同”与“国际国家”的权衡，明智地选择了后者，而其后的小泉纯一郎之所以在反省战争和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态度强硬，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上升和日本国际地位的相对下降，日本主导亚洲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即使这种“实行优先照顾对外影响的政策转变”下的成色不足的道歉，在日本国内也不乏反对声音。对亚洲各国批判日本所产生的感情抗拒在国民意识的深处淤积、沉淀。部分日本人认为，一方是盛气凌人地逼着反省，对此另一方只是一味卑屈地表示反省、谢罪，是一种“不自然的关系”。2002年8月15日，石原慎太郎再次参拜靖国神社，并面对媒体对前首相细川护熙和村山富市利用1993年和1995年参拜靖国神社的机会道歉的行为严加痛斥：“我相信，一个政府的领导人所能犯的最恶劣的错误，就是出卖自己的祖国。在‘痛苦的忏悔和诚挚的道歉’中，细川的话和村山的感伤主义是对我们民族历史的亵渎。这一点我无法原谅。”对此，约翰·内森的评论是：“在国民普遍感到疑惑、民族自信低沉的情况下，石原坚持将‘爱国主义’作为重获尊严、在当今世界找到合适角色的关键，让很多人觉得仿佛听到了令人慰藉的音乐。”(20)事实上，许多日本政要之所以在反省战争和道歉方面经常出现反复，不仅在于他们的道歉本来就缺乏诚意，更在于如果他们真心诚意地坚持道歉，极有可能面临被具有右倾倾向的日本国民处以“村罚”的危险。
日本外交的致命弱点
与提倡“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基督教文化和主张“天下为公”的儒教文化不同，恪守“有我无他”信条的“和”文化不具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这一文化的最大适用范围也仅以日本这个单一的大和民族为限，难以提升为一种全球意识和普遍的人类关怀，甚至不能以此为基础形成东亚的或亚洲的区域意识。“和”文化使日本人长期缺乏对自己国家以外的更为广阔的世界利益的尊重，缺少将人类这一真正的“我们”加以认真思考的传统，每每挑战人类的良知、正义与公理。例如，日本全然不顾国际捕鲸委员会和环境保护组织的反对，坚持大量捕杀面临灭绝的鲸鱼，理由就是“鲸鱼肉是日本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蛋白质来源”。
将“内”与“外”彻底隔绝，视“圈外”无人的“和”文化也难以容纳一个更大的世界。按“和”文化的逻辑，外国人都是低劣的、肮脏的和不可信赖的，甚至就是敌人，而这些特征来自这些人所在的国家和文化。因此，其他国家和文化非但难以成为相互交往、交流的对象，甚至就是“受蔑视的和被消灭的”——因为它们原本就不应该存在。如果缺乏海纳百川心胸的“和”文化在日本外交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与其他国家实现和平共处。事实也正是这样，在19世纪下半叶结束锁国状态后，日本首先对中国、朝鲜等亚洲民族采取了势不两立的姿态。20世纪30年代日本继甲午战争后再度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就是以对“支那”和“支那人”完全蔑视为出发点的。其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近卫内阁的“支那不堪一击论”。“支那’毫无力量还要摆臭架子”，是当时许多日本人的共同感觉(21)。直到20世纪末，日本人依旧日歧视亚洲人。在日本人的评价中，中国人、朝鲜人、甚至包括俄国人，都处在低一等的地位。战后日本人自夸是“耸立在亚洲这巨大垃圾堆里的摩天大厦”，就是这种心态的一个写照。这种心态在政府外交中也有所反映。只有在将亚洲邻国当作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的攫取地时，日本政府才会对这些国家表现出友好与合作的姿态，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自诩“最民主、最发达、最干净”，对亚洲邻国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尊重，甚至羞于与之为伍。
日本的“和”文化的本质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正如日本学者川岛武宣所言：“我国之和并非从理性出发、彼此独立平等的个人机械性的协调。”(22)这一特征决定了日本难以与别国建立真正符合国际规则的契约关系，正如美国学者奥尔森所观察到的：“在国际关系和私人关系中应平等待人或互为伙伴的观念，一般日本人民却很缺乏。”(23)由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民不可能变成日本人，而日本人又难以通过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方式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就决定了这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只能是一种单纯的权力关系，即征服—反征服、侵略—反侵略、支配—反支配的关系。巴莫二战时曾任缅甸傀儡政府元首，是东条英机在亚洲的重要密友，曾参加日本军国主义1943年主持召开的大东亚会议。他在1968年的一段记录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和”文化的本质，“就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们而言，再没有什么人像他们这样实行种族歧视，这也是一种完全自以为是的思想方法，因此，再没有什么人像他们这样缺乏理解其他国家国民及让其他国家国民理解他们自己的能力的了。所以，东南亚战争期间，他们做的事无论善与恶，总令人感到他们对当地人尽干坏事。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们只是从日本人的角度看待一切，而且更坏的是，他们强令所有其他国家的国民与他们一起做什么事时，也总要强迫人家与他们的看法保持一致。即其他国家的人办事时，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按照日本人的主张行事。这些军国主义者们只有一种目的与关心，那就是日本国民的利害与利益。对于东亚各国来说，只能负有一种使命，那就是永远从属于日本，成为另外一些‘满洲国’与朝鲜。将日本人的立场强加于人，这就是他们所干的勾当。这样，在日本军国主义者与我们本国居民之间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相互理解的。”(24)
日本人的这种固有观念不仅针对亚洲，也针对西方，包括美国。在小津安二郎1962年导演的电影《秋刀鱼之味》中，一名愉快的技工对他以前在皇家海军中的指挥官说道：“长官，如果当时我们打赢了，会怎么样？如果我们占领了纽约呢？我告诉你吧——所有那些白皮肤的外国人就会喝清酒、吃生鱼，梳着日本武士的发型演奏摇滚乐！”这一说法，表达了千百万日本人的渴望。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那场以征服为目的的、最终惨遭失败命运的对外侵略战争已经结束了很久，但今天的日本政府和日本人依旧未能很好地树立起“在国际关系和私人关系中应平等待人或互为伙伴的观念”，“欺软怕硬”依旧是部分国民对待“外人”的硬道理，依旧是日本外交活动的主旋律。
注释：
①李书成：《日本现代社会里的“和”意识》，载北京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学论丛·六》，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7页。
②盛田昭夫：《日本造：盛田昭夫和索尼公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40页。
③孙钱章、袁玉兰主编：《比较·启迪——中日企业文化比较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117页。
④梅原猛：《从文明论看日本教育》，载《临教审通讯》1985年第5期，转引自卞崇道：《跳跃与沉重——二十世纪日本文化》，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⑤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12页。
⑥阿列克斯·科尔：《犬与鬼——现代日本的堕落》，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页。
⑦中村雄二郎：《日本文化的罪与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⑧中根千枝：《日本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⑨中根千枝：《以家庭为中心的人际关系》，[日本]讲谈社1977年版，第157页。
⑩中根千枝：《日本社会》，第21页。
(11)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8页。
(12)阿列克斯·科尔：《犬与鬼——现代日本的堕落》，第222页。
(13)中根千枝：《以家庭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第153页。
(14)正村俊一：《秘密和耻辱——日本社会的交流结构》，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01页。
(15)加藤周一：《日本文化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页。
(16)此外，外国公司也难以在日本立足。1990年，外资企业创造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7％，创造了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4％，但在日本仅创造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2％，而其中1/2是由IBM日本公司一家创造的。参见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页。
(17)严雄：《日本人谢罪内外有别》，载《世界新闻报》2007年5月25日。
(18)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第154页。
(19)吉田裕：《日本人的战争观——历史与现实的纠葛》，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20)约翰·内森：《无约束的日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页。
(21)津田道夫：《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22)川岛武宣；《日本人的法意识》，第108页，转引自李书成：《日本现代社会里的“和”意识》，第287页.
(23)劳伦斯·奥尔森:《日本在战后亚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6～27页.
(24)巴莫，《缅甸的出——1939年至1946年，革命的回忆》，1968年，转引自鹤见俊辅：《战争时期日本人精神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