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日本留学期鲁迅之实证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仙台论文,日本留学论文,实证研究论文,医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题的提起
如所周知，鲁迅的青年时代的大半，即从21岁到28岁(1902－19O9)的七年多，是在日本度过的。其中，东京前后两度约五年半(1902.4-1904.9;1906.3-1909.7)，仙台约一年半。这一时期对鲁迅的全部生涯而言，无论是从精神史、生活史还是文学史的角度，都有着重要意义。近年来研究界对鲁迅留日时期论文的大量研究和高度评价，就是一个明证。
不过，在早期鲁迅的传记研究中，有关这七年间的资料、尤其是出自鲁迅之手的第一手资料最为匮乏，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除了在一些序跋随笔中片言只语的提及之外，鲁迅本人没有一篇专门叙写自己留日生活的文章。这一点，迥然不同于他的弟弟周作人，也有别于同是留日出身的郭沫若、郁达夫。今天，人们在考察那一时期的鲁迅时，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周作人所留下的记述，这一点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还有，鲁迅的七年留学，论时间，是在近一个世纪前，从空间上说，是在明治末期的日本。巨大的时间跨度、有关近代日本的资料的短缺，再加之研究者对日本社会、文化、语言等等的隔膜，使得留日时期的鲁迅这一课题的研究还存在不少模糊和脆弱的地方，需要进一步的调查考究，特别是进行具体的、有说服力的实证研究。本文试图利用笔者多年在日研究的条件，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就鲁迅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周边背景问题，进一步整理相关资料、尤其是日本方面的资料，做一点探讨，以期有助于对留日时期的鲁迅这样一个大课题的精确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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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明治35）3月底，鲁迅一行起程东渡日本，4月初到达东京。开始，鲁迅等人打算进名为成城学校的陆军士官预备学校，但因其均为学习矿务出身，结果未能如愿。对此，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所收鲁迅书简中，有明确记载。此外，在鲁迅之后，亦有同样事情发生。比如台湾的正中书局出版的《近代中国史日志·第2册清季》（郭庭以著，中华民国53年3月）“1902年7月28日”项下，有这样的记载：“26名私费留学生要求驻日大臣推荐进入陆军学校（成城学校），未果。”此事造成了留学生与中国公使蔡均之间的对立，后来发展成了所谓成城学校入学事件。又，在弘文学院的内部资料《宏文学院沿革》（注：据日本研究者的调查，在嘉纳治五郎创建的讲习柔道的“讲道馆”所藏的文书中，有介绍该学校的《弘文学院沿革》一种，记录了学校的不少情况。不过该文书属内部资料，而非公开出版物。）“明治35(1902)年8月（7日）”条下，记有如下内容：“发生本学院学生吴景恒与清国公使冲突事件，吴被命回国，为此私费留学生动荡不安，近来陆续有人前来申请退学，翻译范源濂氏亦缺勤，有辞去之意。因此自本日起停课一周”（注：转引自细野浩二
1976年第4号。）。
关于鲁迅所进的弘文学院，国内出版的鲁迅资料集中，有不少记述，此处不再重复。简单地说，弘文学院是嘉纳治五郎（1860-1938年，著名教育家、柔道创始人，时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为中国留学生在进入日本正规学校前学习日语、补习各种知识而创建的预备学校，《宏文学院章程》的第一条这样写道：“对清国学生进行日语及普通科教育，以培养有用人材为目标”（注：转引自细野浩二1976年第4号。）。以今天来说，略近于日语学校，加之其私立性质，故而档次不能算高。在现在日本的有关教育方面的辞书中很难见到它的名字。不过，弘文学院是当时适应中国的留日热潮纷纷出笼的同类学校中最早而又比较有名的一所，这也是事实。它前后共存在了近十四年，有七千多人入学，近四千人毕业，但随着中国留日热的退潮，最终于鲁迅回国的1909年（明治42）关闭。
鲁迅在弘文学院学习了两年，于1904年（明治37）4月毕业。同年9月正式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关于鲁迅走出弘文学院，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背景及其因由，现有的研究基本上是援用鲁迅自己的记述，在为何要学医的问题上一带而过。那就是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说的，一是救助像父亲一样的病人，二是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不过，这段离开日本差不多近十年后所说的话，只是在说明自己选择医学的主要理由，并不涉及其他的方面。而我们在考察鲁迅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问题时，至少会注意到以下三点：一，鲁迅为什么进入专门学校，而未进入大学？二，来到日本后，鲁迅一直生活在日本的中心东京，为什么他会选择远在东北地方、气候寒冷、当时又相当偏僻的仙台？三，本是矿务出身的鲁迅如何立志学医？这三个问题里，后两个在鲁迅本人的记述以及现有的研究里已可见端绪，但第一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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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仅是鲁迅，在研究郭沫若、郁达夫时，都会遇到近代日本教育中独有的一些名词概念，像高等学校预科、高等学校、专门学校等等。这些概念，特别是所谓的“高等学校”，与我们今天使用的概念虽然在文字上并无二致，但实际的内涵却根本不同。因此，在研究留日文人时，必须正确地了解当时日本的教育体系，否则就会造成混乱。
鲁迅1902年来到日本时，明治日本的教育体系已经几经变化。下面谨参照日本文部省编纂的《学制百年史》（昭和47年<1972>10月帝国地方行政学会发行）、第一高等学校编纂《第一高等学校六十年史》（昭和14年<1939>3月，非卖品）、东京大学百年史编集委员会《东京大学百年史》（东京大学出版会、昭和60年<1985>3月）以及相关各个时期的报刊等多种资料，对鲁迅留日前后日本教育的历史状况进行具体考察。
众所周知，日本自1868年（明治元）开始，进行“明治维新”，全面学习欧美，实行“文明开化”。在教育方面，明治5-6年(1873-1874)之间，颁发了以学制为核心内容的第一个统一的基本法令，初步建立了以学制为中心的教育制度的框架，即以学区制来确定教育行政区域，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学区、256个中学区，53760个小学区，每区各建一所学校。学校制度以小学、中学、大学三阶梯为基本，此外还有相当于中学程度的各种实业学校、高等程度的专门学校及培养教师的师范学校。这个法令作为近代日本教育制度的出发点，也作为日本学校制度的原型，为后来教育的迅速普及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不过，这一时期的学制因处于草创阶段，不仅整体上比较混乱，许多设想也根本没有得到实现。比如学制中规定的大学实际上并没有建立起来。但以此为契机，学校教育的法令接二连三，教育事业推进很快。明治10年(1877)4月，东京开城学校、东京医学校合并，创立了东京大学；二十年以后，明治30年(1897)，京都帝国大学成立。明治19年(1886)，在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的主持下，“帝国大学令”颁布，东京大学改名为“帝国大学”。与此同时，小学教育体系基本得到确立，已往以各个藩为中心进行的旧式中高等教育逐渐转向国家的管理之下。小学实行义务教育，小学和中学均分为“寻常”和“高等”两种。寻常中学校各府县各设一所，高等中学校全国共设立五所。由此，从初等到高等的国家教育体制基本得到确立。
明治19年创立学校教育体制中的“高等中学校”（两年制），就是我们每每遇到的“高等学校”（准确的说叫“旧制高等学校”或“旧制高校”）的源头。是年，政府分别在东京、仙台、京都、金泽和熊本创立了高等中学校，依次称为第×高等中学校。后来又于明治33年(1900)在冈山设置了第六高等学校（郭沫若的出身学校），明治34年(1901)在鹿儿岛设置七高，明治41年(1908)在名古屋设立八高（郁达夫的出身学校）。它们处于寻常中学校和帝国大学之间，学生毕业后，可以立刻走向社会；但实际上学生几乎都要升入上一级学校——帝国大学，说穿了就是帝国大学的预备教育机关。明治27年(1894)6月，“高等学校令”公布，“高等中学校”正式改称“高等学校”，并规定它以专业教育为中心，但也可为准备进入帝国大学的人设置大学预科，学制三年。不过，这前一条根本就没有实现过，一直到1946年，高等学校都是作为帝国大学独有的预备教育机关而存在的。明治29年(1896)，文部省制定了“在高等学校设置大学预科的学科规程”。从此，各高等学校纷纷设置大学预科，高等学校的帝国大学预科的性质更是名实两全。从世界教育史的角度来看，旧制高等学校是日本独有的制度。它以保证帝国大学的中心地位为目的，为进入帝国大学的精英们提供特殊的教养教育。在课程设置上，虽然包括了伦理、哲学、国语、自然科学概说和法制经济等，但实质上是以外国语教育为核心。学生通常根据自己将来准备选择的专业，在英、德、法三国语中选修两门，外语课占据了全部课程的大部分时间。大部分高校采取自治性的“学寮制”，用来增加学生们进行人际交际的机会。由于学生们将来被保证送入帝国大学，学习和生活又比较自由，所以高等学校的气氛相对浪漫洒脱又充满自信，学生们都以未来的帝国大学生引为自豪和骄傲，敝衣破帽、放歌高吟是那时高等学校的风流时尚。（注：《大日本百科事典·18卷》第552页，小学馆，昭和46年(1968)10月。）出身于冈山六高的著名教育家成仿吾曾这样诉说自己的六高时代：
那南方的小都市的气候既好，大学又如在我们的目前，不断的在激发我们的知识欲，而一种少年时代所特有的自负与骄矜又无时不在使我们自满，那时候我的心中真只有春朝的宴欢与生之陶醉了。（注：成仿吾《东京》，见《成仿吾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
曾任日本文部大臣的永井道雄也充满激情的回忆说，那时学生们戴着有白线的帽子，披着斗篷，穿着高齿木屐，引吭高歌，以为骄傲。（注：永井道雄《何谓教养》。）
明治32年(1899)，“中学校令”改正，“寻常中学校”改名为“中学校”，其性质是对男子进行高等普通教育的机关，修学年限为五年。中学校的五年教育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初中和高中教育，即普通教育的完成阶段，比如当时有一篇文章在谈到中学教育时，这样写道：“中学系普通教育的完成阶段。中学生要学习专门的学识，具备作为一个绅士立足于社会所需要的知识和德行。寻常小学毕业的人可作农夫、工匠或小商人等。如果说他们属于社会里中等之下的人民的话，中学毕业的人就是构成中等社会的要素，他们应该承担国家的重要工作”（注：久津见息忠《中学生に望を》，《中学世界》2卷11号，明治32年 (1899)5月）。至此，小学校（六年）→中学校（五年）→高等学校（三年）→帝国大学（四年）这样一个学历阶梯得到确立。
在鲁迅抵达日本的当月，在文部省制定了“高等学校大学预科试验（考试）规程”，即要进入高等学校时，须首先参加全国性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
鲁迅在弘文学院学习两年后，按规定具有了中学毕业资格，如果继续求学的话，有两条出路，一是经考试进入高等学校，再进入帝国大学；二是直接进入各类专门及实业学校。有关在日本留学的具体事宜，当时由浙江籍留日学生主办的杂志《浙江潮》第七期（1903年〈明治36〉10月）上，有如下介绍：“吾国学师范者，必先入弘文学院，即预备中学校之资格也”；在讲到工科学校时说：“有中学校师范学校之程度，试验合格入高等学校，三年。入大学校（按：即大学），又三年”（注：《敬上乡先生请令子弟出洋游学并筹集公款派遣学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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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鲁迅选择了专门学校，而没有进入更加令人羡慕的帝国大学。此中的具体情况，鲁迅本人未曾涉及过，看第三者的回忆之类亦不甚明了。还是考察一下当时鲁迅周边的情形，从中寻找端倪吧。
鲁迅结束在弘文学院学习的1904年，全日本还只有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这两所高等学府，在校学生总数5256人，也就是说，两校合计每年招收约千余人。帝国大学的“通行证”——高等学校方面，计有八所学校，在校学生4946人；而中学总数则高达254所，在学学生达101196人。由中学学生人数与高等学校及大学学生人数的巨大悬殊，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对于日本学生而言，在当时要进入帝国大学，都必须经过倍率较高的竞争。比如，1910年（明治43），报考高等学校的学生有四千多人，而被录取的还未超过一千人，据说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始终都维持在这样一种程度。（注：红野谦介
、《文学》季刊4卷2号，1993年春。）也就是说，在当时，中学毕业后要进入高等学校是相当难的。
鉴于这样的情况，从日本文部省到高等学校自身，对中国留学生进入高等学校都持慎重的态度。直到1905年（明治38）8月，在文部省专门学务局给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通牒”中，还提出这个问题，曰：
近来希望进入贵校的清国人颇多，但目前两帝国大学（按：指东京、京都两所帝国大学）连收容现有的高等学校在校学生都感困难。关于清国人进入贵校学习以及将来进入帝国大学之事，文部省目前正就收容方法进行研究。故此，贵校如欲批准外国人入学之际，请事先报请本局批准。（注：见前述《第一高等学校六十年史》第498页。）
虽然仅在三天前，在文部省普通学务局给第一高等学校的文件中，称承认毕业于弘文学院及同文书院的中国留学生具有相应的学力，授予一高可免试录取他们的权力，（注：见前述《第一高等学校六十年史》第499页。）但因为有须报请文部省批准的规定，实际上，中国留学生要进入一高还是有很大的难度。
可见，从当时鲁迅留学的周边环境来看，如有意进大学深造，须先进高等学校学习三年，而实际上进入高等学校时，一要参加考试；二要有中国驻日公使的推荐信。而且即使考上了，到大学毕业也要整整七年的时间。因而高于中学、略低于大学的各类专门学校，毋宁说是比较现实的选择。例如，1904年鲁迅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时，同时一名叫施霖的人进了仙台二高，翌年又有三名中国留学生进了仙台二高。对此，当时的报纸《河北新报》（1905年8月1日）曾发表题为《二高的清国留学生》的报道，其中披露了二高校长的谈话，曰：“此次有三名清国留学生被批准进入第二高等学校，加上原有的一名，现计有四名在学者。原有的一名为官费，此次的三名为私费。原有者本年留级。此并非留学生之过，而系本人素养不足，今令其再学一年，广为学习，事实属无奈。此次的私费生若入学成绩良好，日语亦佳，则课程学习亦不要紧。此外尚有许多清国留学生申请入学，但因本校已无招收余地，故予以拒绝。尽管如此，清国留学生还是陆续进入本市。”（注：《仙台にぉける鲁迅の记录》223页。）由此可以窥见，留学生进入高等学校并非易事。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07年（明治40），由于来日的中国留学生剧增，学生素质也较此前大为好转，其中希望进入官立高等学校以上的学校学习的人数突破两千人。基于这一情况，是年，经驻日公使与日本文部省的交涉，签订了一个协议，规定自明治41年(1908)以后15年间，五所文部省直辖学校可接收165名中国留学生。其中第一高等学校每年65人。于是，明治41年4月，一高首次通过考试录取了60名官费中国留学生。一高还在本科之外为这些学生设置了预科，开创了一高特设预科制度。预科修了以后，根据个人的志愿及学校设施的情况，将学生分配到一高或其他高等学校。从此，中国留学生与日本人一样进入帝国大学的路才算被打开。晚于鲁迅来日的郭沫若、郁达夫等都是先考入预科，再入高等学校本科，再进帝国大学的。此种特设预科制度一直持续到昭和7年(1932)。
有的文章说，当时派遣鲁迅一行赴日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希望鲁迅他们在弘文学院补习后，能进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采矿冶金学科，继续他们在南京所学的矿物专业。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还有的文章讲，弘文学院的日本教员江口曾委婉地劝鲁迅他们，说即使驻日公使全力以赴和日本文部省交涉，也不可能让南京来的学生都进到一高。他还建议学生们去医学专门学校。（注：陈友雄《鲁迅在日本二三事》，《山东师院学报》1977年第5期。）从上面的情况看，江口劝说的真正原因，并非医专比其他学校如何如何好，而是因为从教育制度的现状来说，中国留学生进入帝国大学的障碍还不少。
这就是鲁迅未进入大学而去专门学校之前前后后的背景细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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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己如何选择了医学专业的问题，鲁迅曾不止一次在文章里谈到过。其中，他说在南京学习时，通过翻译的书知道日本近代的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洋医学，那也是促使他决定去学习医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鲁迅所说，近代日本摄取近代西方的科学文明，确实是从医学开始的。16、17世纪后的实证性的近代西洋医学，自18世纪后半开始在日本扎下根。当时，日本正好处于“锁国”时代(1635-1853)，江户幕府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除了荷兰、中国和朝鲜以外，严禁与所有国家的贸易往来。因此，那时要输入和学习近代西方的学问是极其困难的。就是在那种情形之下，前野良泽、衫田玄白和桂川甫周等三人通过荷兰语译本翻译了德国人库尔姆斯的医学著作《解剖图谱》（日文名《解体新书》，1774年刊行），为日本翻译引进近代西方科学的滥觞。由此开始，通过“兰学”即荷兰语来解西洋的学问，愈来愈繁盛。到了明治时代后，政府实行文明开化，从一开始就全面采用西洋医学，大学东校（即现在的东京大学医学部的前身）雇用德国教师，大量地向欧洲派遣学习医学的留学生，尤其是全面学习德国式的医学教育和研究，使得日本的医学界明显的带有德国式的特征。从总体上说，在全盘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上，医学始终走在最前列。从明治时代开始，大学里的医学部都是成立得最早、实力最强。各类专门学校里，也是医学方面的最多最强。前面说过的弘文学院的教师江口劝鲁迅等人学医的理由就是，日本的医学相当发达，与德国几无差距，胜过英国、美国和法国。并且，和工科、农科学校相比，医学学校数量多，对留学生没有什么限制，容易进等。（注：陈友雄《鲁迅在日本二三事》，《山东师院学报》1977年第5期。）事实上也是如此。从档次上看，专门学校和高等学校的专门部同格，学制三年，但医学专门学校为四年，毕业后有行医的资格，但没有医学士的学位。
总之，鲁迅少年时代经历的父亲的病死，从小对行医救人的憧憬，以及他对日本医学的了解和上述具体情况决定他最终选择了医学。
不过，鲁迅选择医学的同时，也选择了远离东京的仙台市。关于当时仙台的具体情况，日本研究者有很好的研究，有代表性的如《仙台时代的鲁迅的记录》（原题
、平凡社、1978年2月），书中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对我们了解鲁迅留学仙台时的周边背景，以及鲁迅在当时的生活，都有很大帮助，很具学术价值。鲁迅来日的前一年，即明治34年(1901)，文部省发布了第八号令，宣布各高等学校的医学部独立，成立医学专门学校。于是，五所高等学校的医学部变成了：千叶医专（一高）、仙台医专（二高）、冈山医专（三高）、金泽医专（四高）、长崎医专（五高）。明治36年(1903)，文部省又发布了专门学校令，规定上述五校为官立学校；此外，还在东京、京都、爱知县、大阪和熊本县新认可了五所公立及私立的医学专门学校，合计达到了十所之多。（注：参见《学制百年史》。）也就是说，如果鲁迅愿意的话，他完全可以选择在东京或东京附近的学校。但事实上，鲁迅却一个人孤单单地进了仙台医专。那原因，按鲁迅自己的说法，是不再想看到鱼龙混杂的中国留学生的庸俗相。于是，鲁迅成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外国留学生。
2000年夏、2001年2月25日于日本福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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