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起源与社会主义研究的界碑——关于桑巴特及其《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界碑论文,美国论文,资本主义论文,起源论文,桑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德国思想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生于1863年，卒于1941年。他比他后来的同事兼思想论敌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大一岁。桑巴特青年时代求学于比萨大学和柏林大学，并于1888年取得柏林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1888年到1890年间，他在不莱梅商会做商务代表。之后，他得到了布列斯劳大学经济学特别教授的教职（这是一个比教授低而比讲师高的职位）。与其他一些德国大学相比，那时的布列斯劳大学在学术上可以说是一潭死水。但就是在这里，桑巴特开始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由于他在研究中表现出来的不为布列斯劳大学一些人所喜欢的政治倾向，他在那里一直呆了15年还未提升到教授一职，尽管在此期间他著述颇丰。1906年，在完成《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后不久，他离开了布列斯劳大学，来到柏林商业大学，并在那里第一次获得了教授的职位。1917年，54岁的桑巴特得到了柏林大学的教授职位。1931年他成为荣誉退休教授，结束了正式的学术生涯。（注：参见1976年英译本中哈斯班兹的导言，载于维尔纳·桑巴特著《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P.M.霍金、C.T.哈斯班兹译纽约1976年版。）
桑巴特一生著述甚丰，思想多变。他一共撰写了20多本著作，其中的部分作品已经成为经典，他的大部分作品都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比较经常为人们提到和引用的有《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该书1896年第一版出版以后，立即引起了巨大反响，随后多次修订再版，并已被翻译为17种文字出版）、《现代资本主义》(1902)、《19世纪的德国经济》（1903年英文版译名为《19世纪德国的经济发展》）、《无产阶级》(1906)、《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1906)、《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事迹》(1909)、《犹太人与经济生活》（第一版出版于1911年，1913年英译本书名为《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第一版发行于1913年，1915年英文版译名为《资本主义的精华》）、《奢侈与资本主义》(1922)、《商人与英雄》(1915)、《三种国民经济》(1930)、《宇宙观、科学和经济》(1938)、《论人类》(1938)，等等。此外，桑巴特还发表了众多的学术论文和专题研究，是一位名符其实的高产思想家。（注：关于以上综述，可参阅《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及《奢侈与资本主义》英译本导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桑巴特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是他一生思想的复杂性。桑巴特早年曾经是一个非常同情社会主义的学者，深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不过他从来没有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员；晚年他转而赞同和支持纳粹的法西斯主义，但是也没有完全被纳粹所接纳。对于他的思想观点和一些学术活动，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第十二章里作了严厉的批判，认为他是导致德国纳粹的思想根源之一。（注：[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李季在《现代资本主义》中译本前言中对桑巴特的理论进行了综合批判。还可参阅《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对桑巴特的批判。）这是桑巴特的一个方面。
桑巴特的思想和学术活动的另一个方面，是他的研究给了人们很多有益的启迪。桑巴特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的起源和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两个问题是非常本源的问题，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几乎都要涉及这两个问题。特别是在人们大力探讨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国家建设以及现代化、全球化问题的时候，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不能不时刻萦绕在每个研究者的心里，因为只有理解了资本主义的起源，才能更好地理解现代西方大量行之有效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惯例的深层根源，才能获得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在这个意义上讲，桑巴特的著作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此外，由于桑巴特在研究这两个问题时应用大量的史料进行了丰富的论述，所以对于那些在社会发展史、经济史、宗教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领域感兴趣的研究者来说，桑巴特的作品也应当是具有很大吸引力的。
把他和与他同时代并为我国读者所熟知的韦伯作一个简略的比较，可以帮助我们增加对桑巴特的了解。大约在19世纪中叶，出于德国特殊的哲学背景和历史背景，一批德国思想家建立了一个与英国思想家、特别是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所主导的正统经济学相对抗的学术流派——德意志经济史学派，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有柏林大学的威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海德堡大学的卡尔·克尼斯(Karl Knies)，还有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卡尔·毕歇尔(KarlBicher)以及海因里希·李凯尔特(HeinrichRickert)。维尔纳·桑巴特和马克斯·韦伯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师从这些学者，并且可以说是这些学者的最有才华的两位后继者。1873年，罗雪尔、克尼斯、施莫勒等人创立了一个名为“社会政策协会”的团体，这个团体的宗旨是探索一条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实现社会公正、使政治气候自由化的道路，桑巴特与韦伯作为这个协会的后起之秀，会同他们那个时代的许多优秀学者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注：《奢侈与资本主义》英译本导言详述了桑巴特与“社会政策协会”创立者们之间的师承关系。）在桑巴特的政治倾向发生改变以后，他还继续参与了协会的工作，并在1930年成为协会的副主席，1932年成为协会的主席。（注：参阅《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英译本Husbands的导言。）
韦伯与桑巴特相识于1904年，他们俩加上埃德加·贾菲共同编辑了他们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社会科学杂志《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丛》。在编辑《文丛》期间，韦伯和桑巴特都在这个杂志上大量发表了自己的文章，他们的一些著作实际上是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上汇总加工而成的。例如，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内容就分为两篇文章发表在《文丛》上（第20卷，1904年；第21卷，1905年）；（注：[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4页。）桑巴特的《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正如他在该书简短的序言里所说，是《文丛》发表的同一题目的几篇连载文章的汇总，不同之处只在于增加了更多的数据资料而已。
韦伯在大量的著作里到处提及桑巴特的著述，特别是其中独特的历史材料部分。至于解释性的论点，他们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他们经常攻击对方关于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本质的分析要点。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里认为，新教教义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是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我们比较陌生的是桑巴特对韦伯这个观点的批评和他自己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资产阶级》(Der Bourgeois)和《奢侈与资本主义》等集中阐述了他的不同于韦伯的见解。他在《资产阶级》的第九章“清教主义”中认为，“清教一直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观的对立物”；清教教义“与中产阶级的美德毫无关系”；“清教教义的鼓吹者们完全反对所有发财致富的行为”；“资本主义是某种世俗的东西”，“资本主义将受到所有认为现世生活只是来世生活准备阶段的人的憎恶和谴责”；（注：参阅《资本主义精华》，纽约1915年版第九章。）等等。他的这些批评自然不会被韦伯所接受，而是被韦伯认为严重歪曲了他的原意；韦伯认为《资产阶级》这本书充斥着“不实之词”，是“一本关于该论题的最糟糕的书”。（注：桑巴特在《资产阶级》这本书里相当详尽地阐述、批评了韦伯提出的众多论点，却不具体说明这些论点的提出者韦伯。他只在该书1913年版第442页的脚注中有两处简明扼要地提及韦伯。）
在《奢侈与资本主义》里，桑巴特提出了自己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因为1600年—1800年间富人们渴望通过奢侈消费来获得上流社会认同的强大社会运动导致的结果。在他的论述中，最有原创性的方面或许是他对发生改变的性价值观对新道德观的形成所发挥作用的分析。该书的最后一句话精炼地概括了他的研究：“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爱的一个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资本主义。”（注：《奢侈与资本主义》，第215页。）
如此看来，桑巴特与韦伯的分歧是很大的。然而，并不尽然如此。事实上，在许多事情上（例如，从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是理性的角度认识问题时）桑巴特的思想在本质上与韦伯的非常相似。在他的最富争议的著作之一《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里，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主要由下列因素培育而成：犹太教的理性主义观点、犹太教的条文主义、犹太教领袖的商业精神，以及《申命记》的神学训诫对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关系中（尤其是关于高利贷问题）存在不同的商业经营作风和道德原则的许可，等等。这实际上与韦伯的观点相去不远。无怪乎，在韦伯与桑巴特存在差异的地方，雷蒙·阿隆作出了这样的总结：“形成他们分歧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使用了不同的资本主义定义”。（注：雷蒙·阿隆：《德国社会学》，纽约，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64年版第96页。）
由此，我们看到桑巴特的观点在不同时期有很大的差别，这使他显得不够连贯，甚至前后矛盾。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桑巴特的研究方法上的不足。他缺乏韦伯的比较研究方法所具有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从而缺乏对资本主义的清楚界定，也使他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很不平衡。（注：这是菲利普·西格曼在《奢侈与资本主义》英译本导言里对桑巴特的评述，见该书中译本第243页。）桑巴特在不同场合应用的资本主义的涵义是不同的，有时候是在强调理性的意义上考察资本主义；有时候，他把资本主义理解为受无限获得财富的欲望驱动的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问题。这个不足在他的《奢侈与资本主义》里就表现得相当明显。例如，该书几乎没有论述奢侈与宗教伦理之间的关系，而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有宗教伦理特征的。为了使理性的世俗禁欲主义价值观从属于对奢侈品和奢侈消费的需求，必须达成怎样的妥协？奢侈消费和奢侈品的生产是怎样与总是关注对上帝的终级交待的宗教需要发生联系的？这些问题使人感到这本书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是模糊不清的。另外，读者还可能对他所提出的因果关系提出疑问：是资本主义创造了奢侈，还是奢侈创造了资本主义？或者它们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共同的过程？桑巴特没有作出可以使人消除这种疑问的论述。
或许桑巴特对马克思思想的起初继承和后来反对是更加根本性的，因而也是更加重要的，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决定了他作研究的指导思想，或者说反映了他的研究所依据的方法论。桑巴特学习了马克思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的强调，他致力于考察特定社会形式和特定时代的独特性质，特别是通过研究资本主义成长史来考察资本主义的性质。在反马克思的同时，他至少在其50年学术生涯的前半段中推进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桑巴特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的工作是马克思工作的“继续”和对马克思工作的“完善”。但是，他在猛烈抨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之前就放弃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转而采用与德国唯心主义相关联的解释。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用经济决定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是错误的，相反，资本主义精神或者说资本主义的精神特质才是这一具体的社会现实的源泉。
桑巴特思想中的另一个主要观点，是反对明显带有启蒙时代特征的关于人类进步必然性的单线历史进化理论。马克思视资本主义为必然产生其对立物的经济模式。但是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在道德上消耗已尽，并不保证能正在衰亡的社会秩序中产生出带有明确目的的更高形式。在桑巴特看来，每一文化都是自成一体、自我实现——都是由其自身的精神和道德加以整合的，并不是为实现更高的联合作准备。（注：关于桑巴特对马克思学说的继承与反对，可参阅刘侃元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的译者前言，李季在《现代资本主义》的译者前言，以及菲利普.西格曼在《奢侈与资本主义》英译本的导言（相关部分见该书中译本第231-233页）。）
桑巴特的所有这些风格，他的成就和不足，都或多或少表现在他的每一部著作里，《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部著作也不例外。
二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首次于1906年以德文出版，后被陆续译为法文、西班牙文、英文、日文等文字出版。若干译本前还附有评价此书的论文式长序，作序者往往也是知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其中1976年英文版的前言由美国社会民主主义最卓越的活动家M.哈林顿（Harrington，1989年去世时为社会党国际名誉主席，作前言时为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委员会全国主席）所作。研究性论文的作者是英译者之一、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社会学讲师C.T.哈斯班兹(Husbands)，他曾多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和伊利诺伊斯大学治学并任教，是研究美国社会党党史的知名学者。（注：参见秦晖著：《起点平等与公平竞争——从“桑巴特问题”看美国案例》，载《问题与主义》（秦晖著，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页。）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不仅是研究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本名著，而且还对研究和考察一般的社会政治运动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正如哈林顿在英译本前言的开篇所说，“维尔纳·桑巴特在1906年提出的关于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问题与20世纪1970年代的美国政治是相关联的。”（注：参见哈林顿在1976年英译本中前言的首句。）其中的原因，译者看来，主要有两条，一是因为桑巴特并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意义上讨论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桑巴特在这本书中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或相当于英国工党的意义上加以探讨的。后者指的是在资本主义内动员工人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运动，而前者指的是寻求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政治运动。二是因为本书关于美国的政治过程、经济状况和社会生活对美国工人政治态度的影响的分析，虽然在对象上是具体的，但在所揭示的因果关系上却是一般的。（注：《奢侈与资本主义》英译本导言详述了桑巴特与“社会政策协会”创立者们之间的师承关系。）正如英译本的研究性论文所说，这本书不仅有助于理解为什么美国没有成功的、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而且有助于在普通的当代社会学意义上理解发达工业社会的阶级结构和这种社会里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不仅如此，对于当代中国的改革进程而言特别有现实意义的是哈斯班兹所指出的，“关于富裕的生活、社会的流动性和公民整合对社会与政治稳定的影响的最新理论都是直接从桑巴特的这部著作所探讨的主题中发展而来的。”（注：《奢侈与资本主义》英译本导言详述了桑巴特与“社会政策协会”创立者们之间的师承关系。）
在此，笔者力图在翻译本书的基础上参照相关资料对这本书的内容及其受到的评价作一个简要的介绍，希望能够有助于读者更迅捷地理解和批判这部著作。
桑巴特的主要论点如下：
1.美国工人对资本主义持有友好的态度。这首先是外来移民培养的一种情感，到19世纪末为止，这种情感就是在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心理也有。（注：参见《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导论中的“资本主义在美国”一章。）其次是美国的资本主义成功地供给了工人的物质需求。（注：参见该书第二篇“工人的经济状况”。）第三是美国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把工人整合了进来，其手段是各种奖励和利润分享机制，以及采用先进的计件工资制。这使得美国工人在某种程度上像商人一样，他们认为自己成功地开发利用了一切个人机会，从而他们理解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他们老板的思维方式。用桑巴特的话说，这些手段使“工人开始沉湎于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注：参见该书第三篇“工人的社会地位”中的第二章“雇主与工人”。）
2.美国工人对美国政治制度和不同寻常的公民整合(civic integration)度持有友好的态度。全体成年男性公民拥有投票权的选举制和建立在启蒙时代原则基础上的宪政民主是形成这个局面的根本原因。根据桑巴特的分析，由于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能够在正式的民主程序中得到反应和部分的满足，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就失去了发展的土壤，对资本主义持友善态度成为工人阶级的主流。（注：参见该书第一篇“工人的政治地位”中的第一章“种族与政治”与最后一章即第六章“工人在国家中的地位”。）
3.在运作良好的两党制下新的政党很难成长起来。桑巴特提出了充分的论据证明，美国的两大党都不是意识形态的党，而是以利益为基础、以追求胜选获任官职为目标的政党，因此在吸收第三党的改革意向方面毫无困难，从而常常成功地夺取第三党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多数代表制的影响，投票给少数派、给没有胜选希望的政党等于什么也得不到，这使得人们包括工人总是倾向于投票支持既有的两大党，而不会投票给新诞生的小党。此外，竞选需要巨额资金、两大党使尽浑身解数拢络人心等等，都抑制了第三党的发展壮大。工人阶级虽然在不同时期曾经多次试图在两大党之外建立起自己的政党以便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往往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就很快衰弱了。（注：参见该书第一篇第二章到第五章的内容。）
4.美国工人阶级潜在的激进主义倾向因为美国资本主义所提供的物质报酬而消亡了。对这个观点的论证是桑巴特在本书中着墨最多、篇幅最长的。他旁征博引地应用了大量的统计资料证明美国工人比欧洲工人（主要是德国工人）更富有，这种富裕的生活预防了反对派与社会民主倾向在美国无产阶级中的发展。同时，桑巴特还明确地认为，不管与欧洲比较的相对水平怎么样，美国工人阶级的绝对富裕水平也能影响社会民主倾向在工人阶级中的发展。货币收入超过一定的绝对数量后，工人就可以享受到耐用消费品，而在生活水平超过某个关键的水平以后，就会在工人阶级中产生准中产阶级的态度和倾向。尽管美国资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与实际的中产阶级间富裕程度的差别仍然存在，甚至可能还在扩大；尽管社会财富的总分配可能正在变得更加不平均，但对于个体的美国工人及其家庭来说，收入超过一定的数量就会抑制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发展。（注：参见该书第二篇“工人的经济状况”，概述性的论点可参阅该篇最后一章即第五章“生活水平与意识形态”。）
5.美国工人拥有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尽管桑巴特只是在最后一篇用了一章的内容专门阐述这个论点，但他强调指出：“较大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是解释美国无产阶级的心理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桑巴特认为，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抑制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发展；他认为，工人有机会上升到资产阶级等级的“顶层或近于顶层”，并且与欧洲工人相比美国工人有更大的机会成为资产阶级小业主。（注：参见该书第三篇“工人的社会地位”第一章“美国公共生活的民主方式”。）
6.美国存在着一个开放的边疆地区，它起到了消解美国工人好斗性的作用。桑巴特采用了非常粗糙的“边疆理论”。他认为，开放的西部边疆是一个防止激进主义发展的安全阀，因为大量的“没有资本或几乎没有资本”的东部工人到西部定居成为独立的农场主。桑巴特认为，广阔边疆的存在给美国工人提供了“逃往自由”的机会，使他们在资本主义的压迫过于强烈时有处可逃。（注：参见该书第三篇最后一章即第三章“工人逃往自由”。）
以上六点基本上是桑巴特在《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部著作里阐述的主要观点。这些论点在后来的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实践家和研究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学者中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些观点得到了极高的评价，有些观点则受到了强烈的质疑。
总得来说，桑巴特的第一、第二、第三和第五个论点是受到称道的。这几个论点都与他所谓的“公民整合”这个概念有关。尤其第二、第三和第五个论点，几乎成为经典性的阐述。哈林顿就在英译本前言中高度赞扬了桑巴特的第二个论点。他认为：“应当记住，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运动主要是围绕民权问题开展的，而不是由于经济问题而发展的……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心理和感情基础都是对资产阶级平等的需求。甚至在有点儿例外的英格兰也如此，第一个政治上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有着同样的特征，虽然它没有为广泛的社会主义运动奠定基础。”（注：参见该书英译本哈林顿的前言。）
哈林顿认为，桑巴特关于男性普选权是一个重要因素的观点是正确的。普选权导致了列昂·山姆逊(Leon Samson)概括的作为替代社会主义的“美国主义”现象。山姆逊认为，美国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也就是说，美国的资本主义鼓吹平等主义，鼓吹改变阶级社会的现状。（注：《奢侈与资本主义》英译本导言详述了桑巴特与“社会政策协会”创立者们之间的师承关系。）从而，美国工人可以在主流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在与之相反的意识形态里表达他对平等的追求。
关于两党制对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发展的影响，英译本研究性论文的作者哈斯班兹认为，这个论点可能是桑巴特的最有力的论点。他说：“这大概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党之所以失败的最基本的原因，桑巴特提出的其他原因可以看作是辅助性的理由……社会主义政党的失败应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政治中的政治潮流和政治重组中寻找原因。”结合桑巴特关于男性普选权的论述，哈斯班兹指出：“在完成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美国的政党制度已经在男性普选权的基础上运行了一个多世纪，资本与劳动之间公开的、为人们认知的敌对是很久的后来发展起来的。在欧洲，正是这种敌对给了社会主义政党初始的动力，而这又常常与选举权向工人阶级的延伸同时发生。”（注：《奢侈与资本主义》英译本导言详述了桑巴特与“社会政策协会”创立者们之间的师承关系。）
桑巴特关于美国社会流动性的影响的论点被许多社会科学家所称道。例如，达伦多夫(Dahrendorf)称之为“桑巴特这篇精彩论文的核心思想”。李普塞特(Lipset)和本迪克斯(Bendix)在他们的著作《工业社会的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Society)里把桑巴特的观点揉进了他们关于美国社会在传统上就比欧洲社会更开放的论述中。（注：《奢侈与资本主义》英译本导言详述了桑巴特与“社会政策协会”创立者们之间的师承关系。）更进一步说，社会流动性的性质和程度及其对工人阶级对激进的社会变革和普通的社会文化的影响，这已经成为当代政治社会学和社会学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这个主题在美国的大众文化中也是相当重要的。对于我国的读者来说，社会流动性这个主题应当也是比较熟悉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保持稳定的原因，科举制度造成的一定程度的社会流动性是重要的因素之一，这大概已经是研究者的共识了。
另一方面，桑巴特的其他论述引来了广泛的批评。如果说美国移民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还是一个有待争议的论题，那么桑巴特关于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较高和边疆地区的存在抑制了美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观点在其他学者看来则是显然站不住脚的。
正如哈论顿所指出的：决不能假定贫困使人激进而富裕使人保守，因为相反的情形经常是存在的。典型的例子是，60年代在美国一度影响很大的新左派运动就不是以穷人、而是以那些交上好运的青年们为基础的。在德国，从《反对社会主义非常法》的废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段时间，正是工人阶级在经济收入上的“幸运年代”，然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工人运动恰恰是在这个时代获得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成长”。占有奢侈品与缺乏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是不能划等号的。
同时，桑巴特关于美国工人比德国工人富裕的论据也受到了质疑。哈林顿引证德国学者斯滕塔尔(A.Sturmthal)的研究，指出桑巴特关于美欧生活水平的统计只考虑了“一次分配”，而忽略了俾斯麦的（在英国是劳合·乔治的）社会保障纲领的作用。由于当时欧洲（主要是德国和英国）社会福利性质的二次分配远比美国发达，欧洲工人生活未必糟于美国。（注：《奢侈与资本主义》英译本导言详述了桑巴特与“社会政策协会”创立者们之间的师承关系，并可参阅秦晖在《起点平等与公平竞争——从“桑巴特问题”看美国案例》一文中的相关概述（《问题与主义》第198页）。）哈斯班兹更认为桑巴特给出的“美国工人普遍富裕的图景是十分牵强附会的，它无视移民出身与本土出身的美国工人阶级人口的主要部分存在着严重贫困”。（注：《奢侈与资本主义》英译本导言详述了桑巴特与“社会政策协会”创立者们之间的师承关系。）当然，经济因素并不是完全没有解释力的，只是桑巴特的不严谨的论证是不可接受的。哈斯班兹认为，如果精心修正关于经济因素的论点，结合美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具体环境，还是可以部分解释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的。（注：《奢侈与资本主义》英译本导言详述了桑巴特与“社会政策协会”创立者们之间的师承关系。）
普遍认为，在边疆地区的存在所造成的影响问题上，桑巴特表现了明显的前后不一致。一方面，他在前文中说美国工人“热爱资本主义”并且“将自己的整个心身奉献给它”。这就不能不令人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如此，美国工人又何须逃到生存条件恶劣的美洲大草原去呢？正是因为这一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前进》在该书出版后不久就对该书进行了高度的批评：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处在这种条件下的美国工人会如此大量地‘逃往自由’——就是说，从资本主义的温室里逃到迄今还未开垦的荒地里去。如果资本主义对他来说是这样的美好，他应该在它的权杖下感到特别的幸福。相反，在1900年前的一代人时间里就有不少于五百万的人从东部移居到‘自由的’西部去，而桑巴特认为这正是阻挡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强大的原因。这里明显存在着惊人的矛盾。”（注：转引自哈斯班兹在英译本中的导言。）
还须指出，桑巴特在本书的结束语是令人不解的，他说：“不过此刻我的观点如下：所有这些迄今为止阻碍了社会主义在美国发展的因素都将消失或将转向它们的反面，其结果是，在下一代人那里，社会主义在美国很有可能发生最迅速的发展。”虽然桑巴特在书中偶尔作过一些叙述，暗示未来的某种变化会有利于美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但他在本书结尾所作的强调还是有一点令人吃惊的，因为他用整本书的绝大部分长篇描绘了完全敌视社会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事实上，他的结语与第二篇最后一章的结论也是不完全一致的，他在那里声称，社会民主运动在美国可见的将来不可能有大的发展。
总之，桑巴特的《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是一部观点鲜明、论证丰富的作品，对不同的读者能够给予不同的启示。20世纪70年代的哈林顿从美国民权运动的角度解读本书，得出了很多启示。相信我国的读者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解读本书也一定有自己的体会。无论是这部著作的优点还是它的带着作者个人局限性或时代局限性的缺点，当我们以开阔的视野、谦逊的学习态度和审慎的批判精神去对待时，都将使我们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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