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随感录”到“鲁迅风”——陈独秀与中国现代杂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随感论文,杂文论文,中国论文,陈独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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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立身唯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这是陈独秀1903年所写《题西乡南洲游猎图 》的末联，当为其剑侠之梦的寄托。然陈独秀身上侠气或有之，与剑却无缘。有着浓厚 人道主义精神的陈氏虽不遗余力地反专制主义，但即使图谋对腐朽的中国社会以根本之 改造，主要途径在动文而非动武。
其青年时代，是“笔底寒潮撼星斗”，“以雷霆万钧之力，反封建，反传统，倡文学 革命”。(注：台静农《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即使已届烈士暮年，也 是“除却文章无嗜好”(注：陈独秀《闻光午之瑜静农及建功夫妇，于屈原祭日聚饮大 醉，作此寄之建功兄》。)，“依然自发老书生”。(注：陈独秀《金粉泪》第56首。) 所谓“男子立身唯一剑”，实则“男子立身唯一笔”。只是其笔，实为刀笔，比剑还锋 利。如果笔亦可视为剑，则“男子立身唯一剑”，在陈氏那里又庶几能成立。
陈独秀以其如椽巨笔动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开辟了新文化运动的航道。陈独秀 的文章，若以鲁迅杂文为参照系视之，则其多数属杂文。若就其最显著的杂文而言，即 为陈独秀于“五四”前后所致力的“随感录”。
一
“随感录”作为报刊专栏，创始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98、4、15) 。
这期《新青年》上发表了七则“随感录”，其中前三篇均为陈独秀所撰，署名独秀。 第一篇谈“学术与国粹”，云：“吾人之于学术，只当论其是不是，不当论其古不古； 只当论其粹不粹，不当论其国不国；以其无中外古今之别也”，反对国粹论者守缺抱残 之成见。第二篇抨击国会议员之两大罪状：一曰捣乱，一曰无用。第三篇为北京大学教 学改革设立“元曲”科目张目，回击保守派所谓元曲为亡国之音这有悖常识的谬论，说 “国人最大缺点，在无常识；新闻记者，乃国民之导师，亦竟无常识至此，悲夫!”
可见，陈独秀设立“随感录”的原因有三：
其一、开一个言政的窗口。众所周知，《新青年》1915年创刊之初，陈独秀曾宣布： “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到了 1917年，受残酷的社会现实的刺激，陈氏不得不改变“不谈政治”的立场，公然表示： “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此前陈氏虽 也有文涉及现实政治，但受体制束缚，毕竟还不那么尖锐泼辣。“随感录”专栏一经开 辟，首次发表三篇“随感录”之二“国会”，即将矛头直指北洋政府当局。
其二、对时事作出敏捷的评说。“五四”前后是中国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的特殊时代 ，新旧社会势力与思想冲突激烈，时而激荡出意想不到的事件，需要文化新人迅速及时 地作出准确鲜明的评说，扬清激浊，以昭示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如“随感录”之三“元 曲”对北大开设“元曲”科目的支持，实开中国高校以元曲为文科教材之先例。
其三、给同类命题设立别裁。通常的论文大致是以宏观的角度谈若干重大问题，以全 面深入之阐述见长，而“随感录”所言有时虽与某论文为同一命题，却别具格调：其往 往从微观之细节切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精辟明快见称，时有思想火花闪现。就 单篇而言，它无法与通常论文比全面，深刻有时却有过之：而多篇“随感录”连环，如 连珠炮弹，其所涉及的内容往往较通常论文更广泛，如关于反对孔教问题，陈氏既有严 密雄辩的论文《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复辟与尊孔》等，又有机智灵巧的“随感录 ”《学术与国粹》，《阴阳家》等嬉笑怒骂，发人深思。
《新青年》从第4卷第4号到第5卷第6号，发表“随感录”38篇，作者除陈独秀以外， 尚有(陶)孟和、(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唐俟(鲁迅)等《新青年》同人。文章 风格虽有别，却是依次编号，构成一个战斗的方阵。从第6卷第5号(1919、5)起，《新 青年》上之“随感录”除延续依次编号外，同时加上标题，直到第9卷第6号(1922、7、 1)。
1918年12月22日，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主编的《每周评论》创刊，更侧重于政 治时事评论，诸多专栏中也辟有“随感录”，创刊号所发四篇，均出自陈独秀之手，署 名“只眼”。从此“只眼”的文章，多为每期杂志的重要言论，难怪李大钊稍后作诗， 说陈独秀被捕时“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注：李大钊《欢迎陈独秀出狱》，《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11、1)。)不过，《 每周评论》上的“随感录”已不再以顺序编号，而是分别拟了醒目的标题，直至该刊于 1919年8月30日被查禁。
然而，我们该如何为陈氏所撰“随感录”冠以一个文体概念的命名呢?我于苦思冥想之 余，读到了舒芜1946年所写的《论文的风格》，其称包括“随感录”在内的陈独秀杂文 为“陈仲甫体”，真是兴奋不已。立即请他多年的老同学张仁寿先生询问此说是否有所 本?答曰，无所本，乃自家杜撰的。其实舒芜在上文中早对之作了解说：
同在戊戌时代，梁启超和严复的风格不同；同在五四时代，陈仲甫和胡适的风格不同 。梁和陈都可以说是“冲锋陷阵，辟易千人”，严和胡都可以说是“言无不明，意无不 尽”。于是，有些感受力较强的人就可以从梁、陈那里获得更多的益处；另一些思考力 较强的人则可以从严、胡那里获得更多的益处。……
其实，今天所谓“杂文”，原来也可以说就只是“鲁迅体的论文”，和“胡适体”、 “陈仲甫体”、“钱玄同体”一样；不过后来历史的发展，特别需要这种风格的，和与 这风格同类的论文，才使它变成一个独立的文学品种。(注：舒芜《回归五四》第218-2 19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
真可谓早得吾心之妙论，由此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称包括“随感录”在内的陈氏杂文 为“陈仲甫体”。
二
陈独秀的杂文既被称之为“陈仲甫体”，那么，就应探寻“陈仲甫体”杂文有哪些特 点。还是先看陈氏的自白吧。他在《独秀文存·自序》中说：
亚东主人将我近几年来所做的文章印行了。我这几十篇文章，原没有什么文学的价值 ，也没有古人所谓著书传世的价值。但是如今出版界的意思，只要于读者有点益处，有 印行的价值便印行，不一定要是传世的作品；著书人的意思，只要有点心得或有点意见 贡献于现社会，使可以印行；至于著书传世藏之名山以待后人这种昏乱思想，渐渐变成 过去的笑话了。我这几十篇文章，不但不是文学的作品，而且没有什么系统的论证，不 过直述我的种种直觉罢了；但都是我的直觉，把我自己心里要说的话痛痛快快的说将出 来，不曾抄袭人家的说话，也没有无病呻吟的说话，在这一点，或者有出版的价值。在 这几十篇文章中，有许多不同的论旨，就可以看出文学是社会思想变迁底产物，在这一 点，也或者有出版的价值。既有出版的价值，便应该出版，便不必说什么“徒灾梨枣” 等客套话。(注：陈独秀《独秀文存·自序》，《独秀文存》第1-2页。)
这真是陈氏独具个性的自白。自白中所言说的是整个《独秀文存》，自然包括以“随 感录”为主体的杂文，甚至更切合杂文。按照陈氏之自白，“陈仲甫体”杂文大致有以 下特点：
一、不是文学的作品。作为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短文，毕竟不同于纯文学作品。陈 氏杂文虽也如鲁迅杂文“论世事不留面子，砭锢蔽常取类型”，(注：鲁迅<伪自由书· 前言>《鲁迅论文与艺术》552页。)但尚未做到“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 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原也过得去的了。”(注：鲁迅《准风月谈 ·后记》《鲁迅论文与艺术》742页。)然亦有少数精品达到了“诗与政论的结合”的境 界。”(注：这是瞿秋白三十年代界定杂文的著名论断。转见冯光廉主编《中国近百年 文学体式流变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如《研究室与监狱》、《爱情与 痛苦》，将诗情、哲理、政论融为一体，可以见社会，见志趣，见人格，堪称千古绝唱 ，一经发表立即传诵四方，并引出多少短制佳篇。著名的有胡适同题“随感录”。胡文 皆作于1919年6月11日陈氏因散发传单被捕后的第十八天，自然是对陈氏的声援。前者 先说“你们要知道陈独秀的人格吗?请再读他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里的一条随感 录”，然后引录了陈氏之名篇，“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 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 命有价值的文明”。后者则云：
《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我的朋友陈独秀引我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 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他又加上一句评语道：“依我看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 都如此。”这几句话出版后的第三日，他被北京军警捉去了；现在已有半个多月，他还 在警察厅里。我们对他要说的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 要忍得住痛苦。”(注：胡适《每周评论》第28号(1919年6月29日)。)
至此胡氏意犹未尽，“又想这个意思可以入诗”，遂用《生查子》词调做了一首小诗 ，云：“也想不相思/免得相思苦/几度细思量/情愿相思苦。”(注：胡适《爱情与痛苦 》，胡明编《胡适诗存》第20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989年4月版。)以此逆推，可见陈独秀的命题本身富有诗意。循此逻辑，亦可知陈独秀的杂文虽不是文学作品，却有些作品已备具文学属性。诚如鲁迅所言：“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 的。”(注：鲁迅《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论文与艺术》第834页。)然将“诗 与政论的结合”的杂文创作，陈独秀仅开风气之先，纷纭激荡的革命风云使之无暇去完 善这种杂文的写作模式，而将这伟大的历史使命留待鲁迅、周作人等作家去完成。
二、没有系统的论证。无论从文体容量，还是从编辑角度看，杂文都不能如长篇论文 有系统的论证，只能以具体的某人、某事为“由头”说起，即兴式、评点式，漫(话)画 式地发掘这些人与事背后的情与理。例如反孔问题，陈氏先生先后撰有《驳康有为致总 理书》、《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以及 《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等论文，皆以逻辑严密与气势激越取胜；而同一主题的“随 感录”，如《尊孔与复辟》、《学术与国粹》、《调和论与旧道德》等，则是嬉笑怒骂 皆成文章，以机敏的智慧与辛辣的格调取胜。即使如《复辟与尊孔》、《尊孔与复辟》 ，两篇几乎同题的作品，前者为长达四千字的论文，后者仅百二十字的短评，两者虽一 脉相承却只能互补而不能互代。“杂文”诚如鲁迅所言：“有时确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 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注：鲁迅《作“杂文 ”也不易》，《鲁迅论文学与艺术》第732页。)，期收“以小见大”之效。但陈独秀的 杂文，却与普通“以小见大”的杂文有所不同，其注目的几乎尽是天下兴亡之大事，评 说的多是国内外种种恶势力与不文明现象，因而他的杂文虽无系统的论证，却始终响彻 着一个主旋律，追寻着一个永恒主题：科学与民主，而且不排除有逻辑严密，论证周详 的杂文，如《除三害》，对“军人害”、“官僚害”、“政客害”在中国的种种表现， 作了环环相扣的揭露，不仅犀利，而且生动：“把这班政客烧成了灰，用五千倍的显微 镜，也寻不出一粒为国为民的分子来。”除三害的方法虽简单，也甚得要领。全文以对 话开头；“我刚写出这题目，有一位朋友见着说；你是做戏评吗?我说：不是评那戏台 上的旧戏，是评这中国政客舞台上的新戏。……”颇具杂文味。
三、直述我的种种直觉。陈氏杂文多直截了当，一针见血，极少有绕弯子说话的时候 。你看他杂文的标题多惊叹式与反问式的。前者有《呜呼，特别国情!》、《怪哉插径 班!》、《冤哉<益世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只有叹气!》等； 后者如《谁是匪?》、《谁的罪恶》、《公理何在?》、《理想家都那里?》、《你护的 什么法?》、《法律是什么东西?》、《裁兵?发财?》等，还有两者兼用的如《扩法?亚! 套狗索!》、《护法吗?要钱!》、《发财的机会又到了!国民怎么了?》等。这虽使其艺 术性似有减略，却大大增添了它的杀伤力，当然这并不排斥陈氏信手写出富有艺术性的 佳作。如发表于1916年的《袁世凯复活》，虽以浅显的文言文写成，但作者运用巧妙的 构思，精心谋篇布局，把文章写得委婉曲折，生动活泼，颇有艺术性。文章历数“袁世 凯二世”酷肖“袁世凯一世”之点二十余条，以排比句一气呵成，气势磅礴，痛快淋漓 。但他不着意于去追求杂文的艺术，而更倾心于直达直觉，在直述中增强其战斗性。郁 达夫曾说：“鲁迅的文体简练得象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又说其“语 多刻薄，发出来的尽是诛心之论。”(注：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7月版。)移之评论陈独秀的杂文，可能更合适。直达直觉 ，突出的是“我的直觉，把我自己心里要说的话，痛痛快快的说出来。”这不仅是他的 表述方式，更源自于他的思维方式。直至晚年亦尚且如此。陈氏到晚年还说；“我只注 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 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注：陈独秀《给陈其昌等的信》(1937、11、21)，《陈 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431-4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版。)鲁迅曾以“爽快”来 评说陈独秀的“随感录”，他1921年8月25日夜致信周作人说，《新青年》第9号已出， “已甚可观，惟独秀随感究竟爽快耳。”(注：鲁迅《致周作人》，《鲁迅书信集》第3 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8月版。)鲁迅曾说：“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 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注：鲁迅 《两地书·一二》《鲁迅全集》11卷47页。)陈独秀之杂文，亦与之有相似之处。相对 而言，钱玄同较陈氏更多过火之言，以致陈氏曾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说：“ 社会上最反对，是钱玄同显示废汉文的主张”，“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像 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注：陈独秀《< 新青年>罪案答辩书》，《独秀文存》第1卷第243页。)陈氏直到晚年还言及钱玄同“五 四”时期这种作风(至于钱后来退为宁静的学者，则另当别论)。可见他与钱氏同中有异 。有人因陈氏“爽快”地直述直觉的思维特征而断言；“陈独秀缺乏非常精细的复杂的 头脑，但这却反而有助于他的思想的直接了当。”(注：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 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虽不大中听，却似不无道理。
四、不曾抄袭人家的说话。陈氏一贯崇尚创新，崇尚独立思索，崇尚学术独立，反对 因袭附会。他曾说：“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 。譬如文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文学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六经，妄称‘文以 载道’，‘代圣贤立言’，以自贬抑。史学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史学家自身不承 认之，必欲攀附《春秋》，着眼大义名分，甘以史学为伦理学之附属品。”(注：陈独 秀《学术独立》，《独秀文存》第2卷第552页)于《文学革命论》中更斥责明前后七子 “刻意模古，直谓抄袭可也”，清桐城派“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注：陈独秀《文学 革命论》《独秀文存》1卷97页。)。他平生反对“只晓得有别人，有古人，却没有了自 己”，提倡高扬个性。陈氏杂文无所依傍，自创一格；言人所未敢言，道人所未敢道， 不拘一格；时杂以俚语韵语乃至外来语，纵笔所至，别具一格。偶有安庆俚语方言如“ 一包糟”、“闹的什么猴”，“瞎热心”、“这种轻骨头，比三钱灯草灰还轻”，“这 种黑骨头，比漆比墨还黑”等，夹杂于其慷慨激昂的陈说之中，也因格外传神而别有一 番风味。
五、也没有无病而呻的说话。陈氏杂文皆为有感而发，不得不发，如同鲁迅所言；“ 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 注：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论文学与艺术》580页。)他无心无暇去抒发闲情逸致 ，更无无病呻吟，尽管陈氏不失为性情中人。甚至连鲁迅杂文作为“劳作和战斗之前的 准备”，那“能给人愉快和休息”(注：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论文学与艺术》5 80页。)的幽默亦少了一点。其虽不乏阳刚之美，却似乎过于紧张了一点，显得不太从 容。
六、陈氏从事杂文写作所追求的价值与意义在于：(1)于读者有点益处；(2)有点心得 或有点意见贡献于现社会；(3)可以看出社会思想变迁。这三者之中，陈氏则更看中第 二点，亦即鲁迅所谓“为现在抗争”：“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 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 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 斗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注：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 鲁迅论文学与艺术》第932页。)陈氏杂文皆“为现在抗争”之声，仅1919年5月4日到6 月8日，他就发表了三十三篇“随感录”，与天安门广场学生革命风景相呼应。在《对 日外交的根本罪恶——造成这根本罪恶的是谁?》中，说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 )固然有罪恶，但“根本罪恶还不在曹、陆，章诸人，”(注：陈独秀《对日外交的根本 罪恶——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每周评论》1919年5月11日。)旨在将群众对 三个卖国贼的痛恨引向站在他们背后的北洋军阀政府，以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寻找最 根本的斗争目标。
《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一文中，劈头就是“啊!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 不敌强权时代!”因此，我们要实行民族自卫。日本侵害了东三省又在侵害山东，“这 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 的、作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万万不能……袖 手旁观”：若还“帮着日本人说学生不该干涉政治，不该暴动”，这种人简直是“下等 无血动物。”(注：陈独秀《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每周评论》1919年5月18日。 )
《六月三日的北京》，则将纪实与象征融为一体，留下一个永恒的历史镜头：“民国 八年六月三日，就是端午节的后一日，离学生的五四运动刚满一个月，政府里因为学生 团又上街演说，下令派军警严拿多人。这时候陡打大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目， 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注：陈独秀《六月三日的北京》，《独秀文存》第2 卷第535页。)
作者当下写作注重的是“为现在抗争”，后之读者注重的则为“看出社会思想变迁” 的轨迹。陈独秀以文章名世。濮清泉说，在《新青年》时代“只因为他的文章写得明快 有力，打动人心，青年们把他推崇为大刀阔斧、冲锋陷阵的启蒙大师。”(注：濮清泉 《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如果说濮清泉本为陈独秀的信徒，对之或许有所偏爱：那么，蔡元培之评价则当公正 些。1933年4月当陈独秀尚在南京坐大牢时，曾为营救陈独秀遭到国民党书面警告的蔡 元培顶风而上，毅然为第九次印刷的“亚东版”《独秀文存》作序云：
这部文存所存的，都是陈君在《新青年》上发表过的文，大抵取推翻旧习惯，创造新 生命的态度；而文笔廉悍，还药拖沓含糊等病；即到今日，仍没有失掉青年模范文的资 格。(注：蔡元培《<独秀文存>序》，《独秀文存》卷首，(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年版 。)
直至二十世纪末，北大青年学者余杰仍满腔热情地称赞：“《独秀文存》是本世纪中 国最好的文集之一。”(注：余杰《永远的“新青年”》，《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7期( 1999年9月)。)所有这些赞语当然也适合于陈独秀杂文亦即“陈仲甫体”杂文。“陈仲 甫体”杂文之基本精神在呼唤科学、民主，推行思想启蒙。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陈独秀在使用如匕首、如大刀的杂文进击时，也偶有走火现象 。如陈独秀本是印度诗人泰戈尔作品中译之第一人(1915年10月15日《青年杂志》第1卷 第2号，载陈译达噶尔——即泰戈尔之赞歌》四首，并附简介)，到1924年批评来华访问 的泰戈尔所散布的文化保守主义(东方文明)，也无可厚非：但陈氏于文中直呼：“太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甚至暗示其为“人妖”，这就有失学者风度。再如对昔日友人章士钊倒戈的批评，本显示作者追求真理的执着，但陈氏曾以“放狗屁”、“狗放屁”、“放屁狗”，来概括章士钊所办《甲寅》的几个阶段，并说；“放狗屁的毕竟还是一个人；狗放屁固然讨厌，或者还有别的用处：放屁狗只会放屁，真是无用的厌物。”貌似幽默，实已近人身攻击，是正常思想文化论争中不应出现的语言。陈氏也曾反对这种倾向，但下笔为文时自律不够，致使其杂文时有偏激之辞，而少了一点幽默。
三
中国杂文源远流长。诚如鲁迅所言；“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 有之’的。”(注：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论文学与艺术》第932页。)一 部杂文史，从“最出色和最本质的杂文”先秦诸子到明清的性灵小品，也堪称洋洋大观 。然中国杂文自康、梁方走向现代化，至陈独秀、胡适方完成其现代化进程。其辨证转 换关系，少年毛泽东的感悟颇为典型。毛泽东在延安时代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曾说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 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替代了被我抛弃的梁启 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注：毛泽东与斯诺谈话，转见李锐《毛泽东早年 读书生活》第18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4月版。)
陈独秀的杂文于古今中外的文化资源，皆有所借鉴。但最直接的影响，当为梁启超的 “新文体”。戊戌前后的梁启超，在《时务报》、《清议报》和后来的《新民丛报》上 ，发表百余篇政论。梁文一洗古文的古奥艰涩，半文半白，亦俗亦雅，文采飞扬，辞锋 凌厉，风靡一时，倾倒多少士子，号称“新文体”。这种“新文体”杂文的特点，梁启 超自己作过一个概括：“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 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 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 ，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7页，东方出版社1 996年3月版。)
陈独秀的杂文不仅总体风格上，与梁氏“新文体”有相似之处，其名篇《敬告青年》 、《新青年》，与梁氏之《少年中国说》颇有神似之处。不妨略作对比，便可尝鼎一脔 。先看梁氏《少年中国说》富有鼓动性的末段：
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 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 缘。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将迁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处，将迁居者，不爱护其窗栊 ，不洁治其庭院，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着，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中国而为 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棰鞭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 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 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 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流伏，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 ；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于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注：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原载《清议报》第35册(1900年2月10日出版))
文章通过对“中国少年”的歌颂，显示了“少年中国”的光明前景，进发出强烈的爱 国之情，也显示其“新文体”的巨大艺术魅力。试看陈氏之《敬告青年》首段：
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谚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 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 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刀之新发于硎，人生之可最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 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 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 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 之淘汰，雅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翼其脱胎换骨也。予所欲涕泣陈词者 ，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然即使几乎是同题作文，陈独秀亦以梁氏之终点为起点。陈氏在高唱青春颂歌之余， 进而分析中国青年未老先衰之社会现象及其危害，从而超越了梁氏之论：
呜呼!吾国之青年，其果能语于此乎?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 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客，直其腰，广其膈， 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设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其 始也未尝不新鲜活泼，漫假而为陈腐朽败分子势力之庞大，瞻顾依回，不敢明日张胆作 顽狠之抗斗者有之。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 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奋不可得。
凡此种种，远比梁氏所揭示的老年人与少年人之对立现象更可怕，也更现实。陈氏进 而说：
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 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 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一一利刃断铁，快刀理麻 ，决不作迁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 乎?
陈氏凌厉之辞锋，并非到此为止，至此仍为其“缘起”，其精彩之重头戏在“若文明 其是非，以供决择，谨陈六义，幸平心察之”。其“六义”乃影响几代中国人精神岁月 的关于“新青年”的八项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 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注：陈独秀《 敬告青年》《独秀文存》第3-9页。)梁氏之《少年中国说》只是面对茫茫历史提出了他 的“天问”，陈氏之《敬告青年》，则站在当时的历史制高点上圆满地回答了梁氏之“ 天问”，在继承与超越上提供了一道划时代的彩虹。就文气之磅礴与酣畅而言，“陈仲 甫体”实有“新文体”无可比拟之处。
陈独秀受梁氏“新文体”影响，远非《新青年》时代。早在青年时代，陈氏就爱读梁 氏之《时务报》，并从中吸取新学营养。陈氏十八岁所撰《扬子江形势论略》，是现存 陈氏最早的作品，洋洋七千言“广征博引，纵论长江上自荆襄，下至吴淞口的形势”， “并参照历代战争的得失，提供了对加强长江防务的具体方案。”(注：任建树《陈独 秀大传》第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版。)据考这篇令人惊异的奇文，就取材于 1897年上半年《时务报》连载的两篇德国人的考察文字《扬子江筹防刍议》、《查阅沿 江炮台禀》。至《安徽俗话报》，陈氏就实践了梁氏的办报方针，“开文章之新体，激 民气之暗潮”；至《新青年》时代，陈氏“笔底寒潮撼星斗”，则全方位地超越了梁启 超之“新文体”，以“随感录”为试验田，自创“陈仲甫体”之杂文，深刻的影响着中 国现代杂文之走向与风格。
在陈独秀的影响下，“五四”时期有一批文化新人热衷于杂文尤其是“随感录”的写 作：如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以及周氏兄弟。李大钊的《青春》、《今》，胡 适的《研究室与监狱》、《爱情与痛苦》，钱玄同《随感录二十九》，刘半农的《作揖 主义》等，都是刊之于《新青年》与《每周评论》上的“随感录”中的精品。鲁迅则更 加勤奋。《新青年》自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起，开设“随感录”专栏，到第9卷止， 共发表“随感录”133篇；鲁迅自第5卷第3号(1918年9月)到第9卷，共在《新青年》上 发表“随感录”27篇，几乎占其总数的五分之一，仅次于陈独秀。鲁迅的这些“随感录 ”，后全收入《热风》文集。鲁迅在《热风·题记》中说：“我在《新青年》的《随感 录》中做些短评……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 ’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注：鲁迅《热风·题记》《 鲁迅论文学与艺术》181页。)总之，“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 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注：鲁迅《热风·题记》《鲁迅论文学与艺术》181页 。)与《新青年》战友取一致的战斗姿态，如他自己所言：“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 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注：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 《鲁迅论文学与艺术》第932页。)
鲁迅的杂文创作，起于《新青年》之“随感录”(他于“随感录”之外，在《新青年》 上还发表杂文名篇《我之节烈观》与《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到他逝世前两天才搁 笔，鲁迅的杂文创作历程长达十九年(总量800余篇，计约150万字)。逝世前一年的1935 年底，鲁迅曾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对自己的杂文创作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小结 ：
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为止，共历十八年， 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 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注：鲁迅《且介亭杂文·后记》，《鲁迅论文学与艺 术》第943页。)
可见鲁迅始终将《新青年》上的“随感录”，作为他杂文写作的光辉起点，并影响着 其杂文创作的全程，从而创造了独具异彩的杂文流派与风格——“鲁迅风”。由此也可 以说，在中国杂文创作史上，“陈仲甫体”启迪并影响着“鲁迅风”；尽管两者同中有 异：尖锐与泼辣，二者近似：深刻与幽默，陈氏似有逊鲁氏。陈独秀曾说：“他(鲁迅) 的文字之锋利、深刻，我是自愧不及的。人们说他的短文似匕首，我说他的文章胜大刀 。”如果说中国杂文中尚有个“胡适之体”的话；那么，它同样受到过“陈仲甫体”的 影响，只是两者明快相似，刚柔有别。
“随感录”之外，《新青年》还开辟了“通信”和“什么话”两个专栏。“通信”栏 中发表的陈独秀、鲁迅等人的信件，堪称“通信体”杂文，其中最为有名的当是钱玄同 、刘半农以通信形式演的双簧戏——两信皆为杂文佳作，“什么话”栏始于第五卷第四 号，由胡适发起，胡有告白云：“我们每天看报，觉得有许多材料或可使人肉麻，或可使人叹气，或可使人冷笑，或可使人大笑。此项材料很有转载的价值，故特辟此栏，每期约以一页为限”。“什么话”共出十一期，每期数则，皆选摘其他报刊发表的某些人的谬论。只经一摘，是非自见，因多不作评论，少数偶加短评点破。这种特殊形式，后亦被许多杂文家所采用。在“大报不如小报，小报小如文摘报”之今日中国，漫天飞舞的“文摘报”仍有其不可小视的魅力。它虽不能视为“什么话”文摘形式的泛滥，但其间或许也能找到一点历史的联系。
还应指出，受《新青年》中陈独秀式的“随感录”影响，“五四”时期多种报刊开辟 “随感录”专栏，据《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版)记载，创刊于19 19年6月的《民国日报》、《觉悟》，次年2月1日始辟“随感录”专栏；创刊于1919年1 1月1日的《新社会》，次月1日即辟“随感录”专栏；创刊于1919年8月24日的《新生活 》与创刊于1920年8月5日的《人道》，都自创刊号就辟有“随感录”专栏。此外，尚有 不少报刊虽未径用“随感录”栏目，而是冠以“杂感”、“杂评”、“随便谈”乃至“ 乱谈”之类字眼，实际上也是效法《新青年》“随感录”栏目与文体，如自1919年2月 至11月相继创刊的《晨报》、《湘江评论》、《星期评论》、《星期日》、《平民教育 》与《曙光》等。可见“随感录”体的现代杂文，在“五四”时期的报刊上已蔚然成风 。显示了各路知识分子为开创着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空间的可贵努力与实绩，成为中国 报界与文坛一道令人难以忘怀的文化风景线。
注释：
⑤朱文华《关于陈独秀的“随感录”的几个问题》，沈寂主编《陈独秀研究》第1辑( 东方出版社1999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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