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中的人性思辨
——基于对亚里士多德与霍布斯人性基础论述的比较与思考
陈梓淳
（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
摘要： 在西方政治思想的历史长河之中，作为西方古代政治学与近代政治学奠基人的亚里士多德与霍布斯站在不同的人性视角上对政治大厦展开了设想与建构，均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该文试图在对亚里士多德与霍布斯政治哲学中人性一些重要阐述的比较中研究两位先哲的思想转变， 并在唯物史观的视角下察政治思想发展之流变，审视两位先哲政治思想的历史意义以期在探寻思辨人性价值的同时，深入思考政治哲学学习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 人性基础；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政治哲学
1 亚里士多德与霍布斯关于人性基础与国家起源的比较
1.1 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中的人性假设与国家起源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以某种善为目的进行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城邦至善目标的实现即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正是在这样探询目的论的伦理学的基础上， 亚里士多德提出城邦在本性上先于家庭与个人， 并且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表明个人置于城邦之中，人的至善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城邦至善目标的实现。
1.2 霍布斯政治哲学中的人性假设与国家起源
霍布斯否认亚氏提出的至善目标的追求， 认为旧道德哲学家所说的终极目的和最高的善根本不存在，他将欲望的追逐看作幸福的追求， 将欲望终止之人喻作感觉和映像停顿之人并提出自然欲望公理与自然理性公理两条人性公理； 他将人的自利本性与对暴死恐惧、寻求和平和安全需要作为自我保存的一体两面，由此推演了自然法、契约以及政治社会的秩序。
本人对中国和泰国两国汉语致歉用语的使用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因为文化差异、学生学习态度、性别差异等因素而导致学生不能准确使用汉语致歉语。另外由于调查研究内容不全面，所以结论不能以偏概全。再者笔者的泰语水平有限，泰国学生的调查问卷是在泰国留学生的帮助下，翻译完成的，翻译后存在一定的主观色彩。如果读者对汉语致歉语感兴趣，可以进行深入地研究。总之，本论文的不足之处请大家能够原谅，希望本论文能够帮助泰国汉语学习者更好的使用汉语致歉语。
在他看来， 在没有共同权力慑服的自然状态中，大家完全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 每个人为了求得利益、安全与名誉，相互侵犯、彼此争夺，处于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之下， 这种状态下无法保住一切文明成果，甚至会缺乏最低限度的安全感和保障；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代替了对欲望的渴求，成为人实现自我保存的首要。 于是，人们放弃权力，挣脱自然状态；理性引导人们发现能够避免这种战争状态的律法——“自然法”，但自然法本身没有某种权威使人们遵从，故需要一种为谋求共同利益而使大家畏服并指导其行动的共同权力。 由此，霍布斯指出通往保障人们满意的生活的唯一道路——“把大家所有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集体”此时人造的国家“利维坦”便诞生了。如同他在《论公民》所说，从自然状态进入城邦是那些愿意离开自然状态的人们自愿的、深思熟虑的举动，国家的建立并非亚氏所说的自然形成，而是为了实现人的自我保存权利。
2 从亚里士多德与霍布斯的人性思想比较之中察流变
2.1 从亚里士多德与霍布斯对理性的理解中观理性认识方式的转变
在亚氏看来，人区别于动物在于人具有主动选择理性生活的能力，这种理性生活的能力即是能够过有道德生活的能力；幸福要借助人的理性的运用的并非自然到达的。 他将灵魂划分为理性、激情与欲望并且理性统治着激情与欲望，其特点在于思考、理解与判断，人们在持续地沉思便可以领悟到幸福与真谛。 可见，亚氏将理性看作一种认知世界、探求真理与领悟人生的能力也是人的本性不断展现的过程，是一种价值理性的体现。
根据动态系统理论，复杂系统具有“动态性”，即复杂系统随时间不断运动变化的属性，随时与所处的环境进行物质信息交换的属性。换言之，复杂系统的状态变量是时间函数；复杂系统状况由其状态变量随时间变化的信息来描述。系统复杂性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其动态性。另外，复杂系统始终处于非线性的发展变化中，各部分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会使许多新的整体特质涌现出来。这些新质并不存在于任何单个部分当中，而是系统从低层次向高层次的过渡，所以人们形象地称其为“涌现”。系统功能之所以往往表现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就是因为系统涌现了新质的缘故，其中"大于部分"就是涌现的新质。系统复杂性也主要源于此。
2.2 从亚里士多德与霍布斯对人的平等性论述中看政治学研究视角的转变
围绕着对个人伦理生活的探讨， 政治哲学家们开始由公共政治生活退回个人生活， 由此个人精神世界的完善、纯洁与健康开始成为其关注点，这实际上意味着个体的某种解放与个人主义的萌芽。 而在经过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洗礼之后， 人们开始将对宇宙与上帝神学崇拜转向人。如同马基雅维利所说“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该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在这个处于从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价值多元、社会失范、战争频繁、各种矛盾突显， 逐渐意识到个体力量的人们在历史险滩的漩涡之中苦苦挣扎，寻求自由与个性解放。
此次研究中,全部共1800份细胞标本,共有1582份合格,标本合格率是87.89%,血液样本中有328例合格,合格率是93.71%,痰液样本有204例合格,合格率是76.12%,痰液样本的合格率是最低的,临床中结果存在统计学差异性(P<0.05)。
从两位先哲对于人的平等性的论述过程， 可以看出他们对政治学研究的视角各有差异。 亚里士多德将目的论伦理学作为政治学的基础， 因而他认为政治学的目的不在于获得知识，而在于行为本身。政治学作为一种实践的研究只能获得粗略的确定性， 它不可能提供像几何学那样精确性的知识； 政治学所考察的题材如德性、正义等包含着许多差异与不确定性，其影响也具有不确定性。 而霍布斯则利用几何学方法推理去探求国家的本质， 把资产阶级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抽象化，一般化的结果。
但霍布斯却反其道而行，基于理论建构的需要，他假设人人生而平等。在他看来，自然造成的差别不会大到使这要求获得隶属自己的独特利益。现实中，人们自认为不平等只是对自己智慧的自负， 由能力上的平等就产生达到希望的平等，产生了结果上的平等，因此在国家建立之后人民便有要求主权者对各等级的人平等施法的权利，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3 从亚里士多德与霍布斯对人与世界、宇宙关系理解中看社会秩序的解体与重构
受自然哲学的影响下，生活在古希腊罗马的人通常认为人与城邦仅仅是宇宙中的一部分，城邦的起源和政治秩序的建成都是自然而然地进化结果。亚里士多德也不例外，尽管当时城邦已经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亚历山大大帝国已经隐约形成，但他仍然执着地将城邦作为人类政治生活的最高形式。实际上，在帝国主义时代里，城邦时代的民主上已不可能实现，公民身份也失去了原有意义；国家急剧扩张与膨胀使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渐行渐远，城邦团体内原本的亲密关系已然瓦解，城邦不再是个人的精神寄托与支柱，个人再也找不到归属感。
亚里士多德基于经验做出判断——自然赋予人以不平等。他指出人与人之间因自然赋予差异而在体格、智力上各有差异，在城邦中，有些人天生注定将是被统治者， 另外一些人注定将是统治者并且城邦的自足依靠不同等能力的人在城邦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与功能，各司其职。 而对真理与幸福真谛的追求必然成了为谋生而忙碌那些人没有能力过上的一种人的生活， 成了少数人——哲学家的特权以冥想和沉思的方式来完成，“因为在既定现实中， 谋取生活必需品是大多数人终身职业， 同时又必须谋取和提供生活必需品以便真理（它摆脱了物质需要）能够存在”。
在确定搅拌料中各材料比例时，要尽量降低水泥使用量，严格控制细料和粉料的用量，将材料含水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控制好水泥稳定碎石的基层强度和稳定性[2]。
在霍布斯那里， 我们惊讶地发现马基雅维利基于目的和判断选择人性的观点得到继承， 他将是否运用理性取决于个体的利益与欲求。 在他看来任何人的自愿行为目的都是为了某种好处，选择讲习惯或是讲理性只看怎样合适自己；在立约、守约与否方面亦是如此。可见，亚氏所赞扬的价值理性已然消失殆尽，取而代之是工具理性引导的全新的道德观与政治秩序的建构；此时，理性不再是天生的而是靠勤奋发展来的，不再是人的本性而成为一种手段； 国家也不再给个人提供价值，而是实现个体的自我保存权利的工具。
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思想家不得不重新思考个人与政治的关系，开启新社会秩序的探索之路。 并且，对这一新秩序的畅想在霍布斯那里发挥到极致， 新科学的兴起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衰落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 敏锐的政治嗅觉及洞察力也使他意识到神权秩序正在消解，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于是，他毅然摒弃从神出发去解释国家的产生与基础的思维， 从建立抽象的人性原则开始，建构以人为中心的权利政治观，开启了张扬个体理性与自由意志的新纪元。
3 唯物史观视角下关于亚里士多德与霍布斯政治思想历史意义的再审视
任何政治思想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思想之间就是独立而毫无联系的， 思想观念正是在一次次地否定与批判之中得以继承与发展的。尽管亚里士多德没有很好地区分城邦与社会，但是“人是政治性动物” 这一观点首次较为朴素地揭示了人的社会属性，洞察了人的社会历史性。 他基于经验判断，告诉我们，城邦之外非神即兽，并且城邦建立要追求有德性的生活。通过城邦的发展推动了道德的发展，实现了通过有德性城邦发展来推动人的发展， 实现人有德性的与良善生活的追求。一方面，其将个人的美好生活的追求依赖于至善城邦的实现开创了政治自然主义的传统；如罗素所说亚氏的政治学史有趣而重要的，它不仅成为希腊人的共同偏见， 还成为直迄中世纪末期一直有着重要影响的许多原则的根源——罗马政治思想家西塞罗、 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阿奎那等人都继承了这一传统， 在一定程度上为中世纪神学政治统治诞生提供了土壤， 影响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走向； 另一方面， 将个人价值实现统一于社会价值实现之中对当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颇具启发意义。
尽管霍布斯将国家建立了两条看起来似乎并不牢靠人性公理的基础之上， 建立在实现人类的自我保存这一较低层次的追求之上， 因而拉低了对至善政治目标的追求， 但这种设想恰恰是资本主义兴起年代的生活状态在思想意识层面的反应。如同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所阐述，在那样的年代里，哲学生来具有的价值准则与科学思想是不相容的， 因为其价值准则并不能引导人们改造自然，因而是无益的也是不真实的。亚氏的人性哲学之中包含着的价值判断不断被消解，一切无益的、不真实的东西成了无用的和批判的对象；而对人的欲望与利益的诉求则成了理所应当的事情，霍布斯的人性假设便是资本主义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抽象化的生动展现。 这一做法也直接否定了封建的君权神授论，具有鲜明的启蒙思想特点，使他成为西方近代首位彻底贯彻个人主义的思想家， 也成了自由主义的奠基者之一。
4 结语
或许政治哲学研究的意义如同亚里士多德不在于真理的获得而在于享受追求真理的过程，当回望历史，在比较与对话思想家、 探寻鲜活的政治思想光芒与思辨的人性之中，我们亦能够找寻人生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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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110（2019）07（a）-0036-02
作者简介： 陈梓淳（1998-）,女,广东潮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标签：人性基础论文; 亚里士多德论文; 霍布斯论文; 政治哲学论文; 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