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历程——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世纪回眸与前景瞩望（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学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历程论文,前景论文,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回顾与反思
王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说起来，恰好是十年前的事了。1989年，也是应《文学遗产》之约，我写了一篇《近代文学应当有自己的面貌》（《文学遗产》1989年第2期）。当时， 也带有回顾新时期以来十年间近代文学研究状况，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入的意思。现在，又十年过去了，而且正逢世纪交替之际。回溯百年，感慨系之，瞩望未来，充满憧憬，或许是世纪之交大多数人的心态。不过，我觉得，至少对近代文学研究来说，更重要的，恐怕是认真总结和反思这门学科的历程及其得失，冷静地分析学科的成就、达到的水平和学术处境，思考学科的价值、定位和突破、开拓的方向。这对下一个世纪学科发展或许会有所裨益。
袁进（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是有必要总结一下。不仅研究近代文学的人需要，对于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也有价值。章培恒先生提出：古代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这是学科设置造成的，急需填平（见《文汇报》1999年2月6日）。我非常赞成。由于学科分割，研究古代文学的很少注意现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反之亦然。这样也就更少有人去关注二者的连接与过渡。这是过去近代文学少有人问津，研究薄弱的原因之一。现在这种影响似乎还存在。这恐怕还是受人为学科界限的阻隔。
王飚 近年现代文学研究界对戊戌变法以后的文学比较关注，因为直接与五四文学革命有关。似乎古代、当代界对此还有些隔膜。这十几、二十年来，过去关于近代文学的一些结论，有了相当大的改变、修正，或深入，提出了不少新见。可是我和一些学界朋友接触中，感到不少人关于近代文学有些问题的知识和认识，似乎还停留在三四十年、甚至五六十年前。这是有点令人遗憾，不过也不奇怪。我们关于近代文学的知识，最初也是从五四前后前辈学者的论著，从建国后的近代文学史著作中得来的。如果后来不从事研究，认识大概也还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回顾学科史，也是反思百年来对近代文学的认识变化过程。
关爱和（河南大学） 确实如此。近百年间社会制度几度更迭，政治文化剧烈革新，意识形态纷纭多变，使得20世纪数代学者在运用不同的历史观、文学观和文学史观，观照、阐释、评价 1840—1949年这个历史阶段的文学时，显示出极为明显的认识差异。这种认识差异的存在，使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本世纪头20年，可以看作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一时期。那时今天所谓近代文学还在发展中。对鸦片战争以来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孰短孰长的批评，对正在进行的文学革新见仁见智的评论，便形成了最初的近代文学研究。梁启超和柳亚子等南社诗人对龚自珍思想启蒙作用及其诗歌的推誉，张之洞、章太炎等与之相反的评论，以及梁、柳、章等对桐城派、宋诗派的批评，一直为后来的研究者引用。同时，宋诗派、桐城派也预感到韶华将尽，匆忙为自己作着总结。陈衍的《石遗室诗话》、《近代诗钞》，品评和展示了近代学古诗派的发展过程；姚永朴著《文学研究法》，林纾撰《春觉斋论文》，不约而同地将桐城先辈只语片言的古文辞理论系统化。到新文化运动兴起，这两派受到全面的讨伐批判，“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之类称谓不胫而走。此后很长一个时期，一直是将这两派作为新文学诞生的祭物，和新诗、白话文的对立面看待的。这个时期还没有完整的“近代”概念，也很难上升到“史”的认识，形式以传统方式为主，但新、旧两派对近代文学不同认识的壁垒已明显存在。
王飚 近代文学研究是否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也许还可以商榷。这类与文学创作同步展开的文学批评，如果追溯起来，可以推到更早。所以我倾向于把这个阶段看作这门学科的史前时期。不过这些近代文学当事人对近代文学的认识，很值得重视。如梁启超论龚自珍的一些话经常被人们所引用，但只是用来说明龚自珍影响很大，却很少深究这种影响的内涵和实质。梁启超强调的是“思想自由”、“思想解放”，更多的与“人”的意识觉醒和精神解放，与龚自珍的哲学、历史、文化思想有关。可是多年来龚自珍研究着重从政治、经济着眼，讨论其社会批判和改革思想，而他的改革主张很多还是“药方只贩古时丹”。如果龚自珍启蒙思想之所在没有真正抓住，其近代意义没有被充分揭示出来，他作为近代文学开端标志的地位也就难以得到充分论证。前些年有些人否认龚自珍文学思想和创作的近代意义，也和这种研究状况有关。因此近代作家的自我认识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审视。
关爱和 20到40年代可以称是近代文学研究学术体系建立时期。随着五四新文学序幕揭开，近代文学成为一段相对固定的历史。五四后的学者，开始用现代学术研究方式评述这段文学史。1922年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是第一种研究近代文学的论著。他把前五十年的文学分为古文学和白话文两大部分。古文学涉及桐城派、宋诗派、常州词派，严复和林纾的翻译、梁启超的散文、章士钊的政论文，而以章炳麟为古文学的结束人物。白话文则包括了晚清小说，至五四文学革命，白话文取古文学而代之。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最后三章论及近代，他提出的“狭邪小说”、“谴责小说”等概念和评价，至今仍为研究者所珍视沿用。此后周作人《新文学源流》对近代也有所涉及。他们都是新文学主将，其著书立说的新文学家立场是十分明确的。1928年陈子展在南国艺术学院讲近代文艺，因感到胡适偏重白话文倾向过于明显，另著《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他所言“近代”，始于戊戌变法，认为“从这时候起，古旧的中国总算有了一点近代的觉悟”。论述兼及新旧两派，立论较平和公允。而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所谓现代，指辛亥革命前后。钱著与前几部专史为新文学张目不同，叙旧文学较详，立论对旧文学也多有回护，其中作家传记和作品叙录文献丰富。这些论著中，史的意识得到强化，近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奠定。
袁进 近代小说研究成果在这一时期很丰富。除了鲁迅的《史略》外，阿英的《晚清小说史》无疑是奠基之作。范烟桥《中国小说史》中《最近十五年》一章，对清末、尤其是对民初小说的评述，眼光独到。胡适关于《三侠五义》、《老残游记》、《儿女英雄传》、《海上花列传》作者、成书过程的考证，和思想艺术的分析，形成了小说研究的范式。
王飚 近代文学研究学术体系的建立，我觉得还要晚一些，应该是在建国以后。不过五四后一批前辈学者筚路蓝缕，导夫先路，确实对近代文学研究影响很深。影响也有两方面。关爱和刚才说到“新文学家立场”，很有意思。新文学家以现代的眼光审视晚清，所以有许多精到的观点、论断。但有时，为了突出“新文学”之“新”，也由于还来不及全面把握和研究史实，对清末文学的叙述和评价并不太符实和公正。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就较明显，而这部著作的影响却最大。如关于诗界革命，他有两个观点。一个说诗界革命就是谭嗣同、夏曾佑的“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所以是“失败”的；一个说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可以算是诗界革命的宣言”。后来50年代初的新文学史，甚至80、90年代一些近代、现代文学史，大都沿袭这两个说法，只是对谭、梁等人的革新精神更多肯定。我前面说一些朋友对近代文学有些问题的认识还停在几十年前，这就是一例。而事实是，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时就明确说生硬“挦扯新名词”的做法“已不备诗家之资格”，从没有把这种试验当作诗界革命的样板；他推崇黄遵宪，但也指出黄诗“新语句尚少”。他是总结黄、谭的经验和不足后，提出诗界革命具体主张的。所以，可以说黄、谭等人的探索为诗界革命作了实践准备，却不能说他们就代表了诗界革命，更不能据此断言“失败”。到底什么是诗界革命，还需要好好研究。当然，胡先生的著作产生在20年代，不该苛求。但70多年了，如果还未能完全纠正他的失误，就有点惭愧了。最近我们也已经有一些新的论述。
袁进 还有关于民初小说的评价。新文学崛起时，不仅宣称自己与遗老遗少的旧文学是两回事，而且要与放了脚的改良文学划清界限，所以对言情小说大加挞伐，给了一个“鸳鸯蝴蝶派”的称号。但当时新文学家给这个称号下的定义是“游戏的消闲的趣味主义”，这实际上不是一个流派的定义，而是商业化社会中通俗大众文学的特征。对民初小说的否定，对通俗小说的排斥，对于近代文学、乃至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都很大。1949年以后，“鸳鸯蝴蝶派”作品目录几乎包括了民国时期除新文学家小说之外的所有通俗小说。实际上，在五四新文学产生之前，民初小说也曾是一种“新”文学。离开了民初小说，很难理解和说清中国小说怎么会从《官场现形记》一下子跳到《狂人日记》。
王飚 不过这一时期关于“近代文学”概念和认识也有变化，而且今天我们对近代文学的不同认识，有不少能从那时找到渊源。胡适极力强调晚清文学与由他发难的新文学的区别，认为从梁启超到章太炎都只是使古文学“勉强支持了二、三十年的运命”。至今以这样一种印象来看近代文学的不在少数，许多高校还是把近代文学附在古代之尾。耐人寻味的是，“对旧文学多有回护”的钱基博却不认账，他把康、梁和胡适、陈独秀一起列入“新文学”。陈子展在在具体评述上不少地方沿承胡适，但总的看法有所区别。他把清末文学界革命与五四文学革命视为新文学发生过程中前后衔接的阶段。后来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余慕陶《七十年来的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也都认为“新文学的胎，早孕育于戊戌变法以后，逐渐发展，逐渐生长，至五四时期而始呱呱堕地。”其实他们的观点，反映了一批新文学家的共识。钱玄同就把梁启超和苏曼殊称为新文学的“创造”者和“奠基人”。可惜这种联系，后来由于近、现代文学的学科分割，变得模糊了，甚至截断了，以至80年代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论，突破五四界限，还引起很大反响。近年还有人主张近代文学始于明末，这个观点也可以追溯到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他提出“近代文学开始于明世宗嘉靖元年”，这与周作人把新文学溯源至公安派有关。而到30年代末， 郑振铎编《晚清文选》， 阿英编《近百年国难文学大系》， 1940年吴文祺著《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则都始于鸦片战争时期，大体止于五四前，可以看出逐渐与现在的划分接近。
关爱和 《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较为注意从政治经济发展的角度去寻找文艺思潮变迁的原因，已带有唯物史观影响的痕迹。对新旧两派文学的评论，也不再落“死”“活”文学之争的窠臼。其中关于桐城派与文选派的骈散之争、王国维文学批评的成就、章太炎对五四文学的思想影响等问题的论述，超越流俗，多有见地。
王飚 严格的说，近代文学研究具备一门学科的基本条件，即确定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大致在50年代末。史学界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称为“现代革命史”、“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就称为“近代”。相应地，新文学史改称“现代文学史”，随后把1840—1919的文学划为“近代文学”。这一划分当初主要不是对文学自身历史阶段审察研究的结果，而是以社会史、革命史分期为依据的。由此促成了这门学科形成，但也因此隐伏着某种先天缺损。这种先天缺损对学科后来的“健康状况”影响是很大的，最主要的就是近代文学在“文学”发展史上的价值没有充分揭示，甚至这一划分从“文学”上看有无根据都没有得到充分论证。这一前提也导引了研究指向和思维定势，即主要考察和论述“旧民主主义性质”文学的发生、发展，如何为反帝反封建斗争服务，与腐朽保守的封建文学斗争，并以此为标准评价作家作品。从这一方向出发，一些过去未引起注意的作家作品，如鸦片战争时期爱国诗人、太平天国诗文、辛亥时期革命文学家等，或被发掘出来，或受到重视。此期学术成果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对近代文学作了较前系统的梳理，初步构建了一种近代文学史框架。最初是北大中文系55级四卷本《中国文学史》近代编和复旦中文系56级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这两本著作产生在大跃进和“拔白旗、插红旗”年代，论者多病其偏颇。但就近代文学史编著而言，毕竟有开创之功，尤其是北大本。而且两书实际是在季镇淮、鲍正鹄等教师指导下，由学生检阅了大量资料后编写的，也培养了一些新的研究者。60年代游国恩等著《中国文学史》的“近代文学”编（季镇淮撰），则是具有严肃学术品格的著作，虽不免当时思潮印迹，但纠正了前两书明显的片面粗疏之处，精炼概括，代表了那一时期对近代文学的基本认识和学术水平，其基本构架还影响到80、90年代一些近代文学史著作。另一个成果是史料整理。 舒芜的《中国近代文论选》、 北大55级的《近代诗选》、阿英的《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和《晚清文学丛钞》、魏绍昌的谴责小说研究资料等等，它们的学术价值远远超过同期许多论文。
关爱和 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先进的历史观念和思想方法，给予这个时期研究者在认识近代文学一些重大问题方面以极大的便利，许多旧文学史家看不清、说不透、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可以得到理论解释。但由于对唯物史观理解尚多偏颇，运用过于机械，近代文学研究也出现不少误差。如作家作品研究流于贴政治和阶级标签；原来存在的以五四文学为界的“新”“旧”文学对立被扩大化；五四文学与维新时期文学革命的联系被粗暴割断。
袁进 研究范围也很窄。小说研究集中在四部“谴责小说”，存在大片空白，因为有些当时属禁区。比如近代文学一个显著特点是从开始接受西方文化、西方文学的影响。但当时认为传教士输入西学是“文化侵略”；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快进博物馆”了，因此这个重要问题几乎无人涉及。根源还是“左”的政治思潮。
王飚 这些问题实际反映了关爱和所说的“不同的历史观、文学观、文学史观”。这一时期的缺陷，近年已谈了不少。我看主要就是绝对化的“一切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文学观，简单化的“文学发展决定于政治经济”的文学史观，和片面的“学术为政治服务”的学术观。在近代，文学和政治的联系确实比较紧密、突出，问题在于上述观念当时成为一种限制性、排他性的理论。哪怕稍微越出其限制，对近代复杂的文学现象，对文学自身演变的轨迹和艺术特性作些较为实事求是的论析，都非常困难，随时可能遭到批判。而“左”的政治批评标准，对这个学科更有致命性。因为近代作家无非两类，一类属传统诗文流派，当时被看作“腐朽没落文学”几乎全部否定；另一类的“阶级成分”多少与资产阶级沾上，在“兴无灭资”中也往往沦于被“灭”之列。对近代文学变革起过重要作用的改良派、谴责小说，在“反修”时期就几遭灭顶之灾，甚至南社诗人高旭都未能幸免。前面说这门学科先天不足，那么这些就是后天失调。近代文学研究薄弱、落后，除了学术界自身原因外，当时的学术环境是更重要的原因。
关爱和 这样一对比，最近20来近代文学研究进展之大，就太明显了。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实事求是的学风逐渐恢复，许多妨碍正确认识近代文学发展历史的禁忌不断打破，研究视野趋于广阔。有意识地把近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予以全面建设，是80年以后研究者的共识，因而研究的系统性、组织性、科学性大大加强。研究者的价值观念、文学史观、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也在更新、高质量的学术论著纷纷问世。近代文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王飚 要谈近20年的发展，有一点感触。一些在其他学科不成问题的事情，对这门学科却可能有不寻常的意义。比如，我觉得首先是形成了一支队伍。这似乎很平常，但要知道，1978年以前，全国还没有一个从事近代文学研究的机构，连教研组都没有。所以季镇淮、钱仲联、任访秋等老一辈学者，从那时起就开始培养年轻力量。1978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近代室成立后，就努力推动全国有关研究者的联络与组织，当时任文学所领导的邓绍基先生，始终尽心支持和促进这门学科发展。六七十年代开始涉足近代文学研究的中年学者，80年代成为学科主力，现在如孙静、郭延礼、黄霖等已先后带出了近代文学的博士生。20年来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苏州大学、河南大学、华南师大、山东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毕业了几批主攻或兼攻近代文学的硕士、博士。通过从1982年起每两年一届的全国近代文学讨论会，这支队伍逐渐汇聚、扩大，1988年成立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稍后，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成立。除了这两个国家一级学会，广东、山东还有省级近代文学学会，江苏、云南等有省级南社学会。海外还有国际南社学会，澳门也成立了近代文学学会。确实不易啊！期间很多人为学科建设倾注了心血，象中山大学张正吾先生创办第一份近代文学研究丛刊，后来又和陈铭先生编辑第一套近代文学研究丛书，这些在当今刊物、出版物大海中或许很不起眼，但学科史上不可缺此一笔。
关爱和 资料建设也进入有组织地系统整理阶段。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近代室和该室王俊年、梁淑安、牛仰山编的《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19—1979）7卷，上海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章培恒、王继权等编辑的《中国近代小说大系》，钱仲联新编《近代诗钞》，严迪昌的《近代词钞》，都是近年来重要成果。辞书如《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近代部分（季镇淮主编），魏绍昌、管林、郑方泽等主编《中国近代文学词典》，孙文光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梁淑安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词条达近千家。其他已出版的作家研究资料汇编、年谱、著作系年考，作家诗文全集、别集、选集，近代小说，达几十家、几十种，成绩斐然。
王飚 就研究本身发展和学术水平提高而言，有这样几个特点。 1、研究领域逐步扩大，已趋全面。过去被简单否定而难以涉论的诗文流派、小说作品，许多鲜为人知或少有论列的作家，长期尤为薄弱的领域如近代戏曲和词，几乎无人探究过的近代少数民族文学，现在，都已经展开研究，有些已相当深入。2、作家作品研究， 从纠正错误的片面的评价开始，转入对重点作家系统深入的论述。撰著了一批作家的研究论著或评传。3、对一些重要流派、社团、文学运动、文体演变等等， 进行专题研究，如关于桐城派、南社、诗界革命、戏剧形式、文学观念变革的专著。4、在此基础上，进行史的考察、清理和研究。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这类研究结出丰硕的成果，涌现出一大批文学史类著作。近代断代史有陈则光《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册），任访秋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史》，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管林、钟贤培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文论或文体史有叶易《中国近代文艺思潮史》，聂振斌《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黄保真《中国文学理论史》（第七编即近代编），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刘增杰主编《中国近世文学思潮》，马亚中《中国近代诗歌史》，欧阳健《近代小说史》，谢飘云《中国近代散文史》，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地方文学史有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钟贤培、汪松涛主编的《广东近代文学史》。这种状况为这门学科史上前所未有。
袁进 近代文学进展当然应该肯定，不过，倘若与古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相比，近代文学研究还是有很大差距的。现代文学才30年，据说研究者数千人。近代文学将近百年，即使把不侧重研究但发表过论文的考虑在内，也不过几百人吧？我没有作过精确的统计，但根据所见大致估计，整个近代文学研究论文的数量，恐怕还比不上古代文学中的唐诗研究、现代文学中的鲁迅研究。不少专著，内容确实大大丰富了，评价更加准确了，论述更加系统了，对具体问题也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但有些还是在60年代的基础上扩展、纠偏、详化、深化和系统化。现在的问题，好像需要在重大问题和总体认识上有新的突破。
关爱和 刚才没有提到90年代后期出版的《中华文学通史》近代卷。它虽然不是专门的断代史，但立意见解，深刻而不俗。而且在两个重大问题上，与前不同。一个是近、现代合为一编。近现代编《绪论》就此所作论证，很有说服力。另一个是改变一般近代文学史的三段划分，分为前后两期，尤其打破过去“文学改良时期”和“革命文学时期”的分割，统归“文学界革命”。这两个改变都很重要，应该谈一谈。
王飚 两位所谈的，实际涉及了近代文学研究发展趋势问题。如果说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也是一部对这一历史阶段文学的认识史，那么，这20年来，在研究面扩大、具体研究深入、分体研究展开的同时，部分研究者还进一步思考重新认识整个中国近代文学的问题。到底什么是“中国近代文学”？这个“近代”的含义或者所谓“近代意义”怎么界定？以往的认识符合我们所划定的这个时段中国文学的实际吗？这种划分（包括具体的上限或下限）合理吗？等等。这种思考从80年代初讨论近代文学的断代、性质、特点是就已开始。这场讨论后来没有能进一步展开，但一些研究者的思考并没有停止，而且初步形成了一些不同的思路。前面列举的成果中，有些就已表现出来，象黄霖的《近代文学批评史》，虽然他论述的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方面（理论批评）。《中华文学通史》近代卷的总体构思，也是建立在这些思考和讨论基础上的。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考虑。如近、现代合一，不少人已提出过，不过大都把“同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主要根据。我们则认为，简单地以社会史断代作为文学史断代并不科学，因此主要从文学自身发展，即文学体系转型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来论证。分前后两期，也有人提出过，不过认为前期还是“传统文学”。我们则论述了前期传统文学已发生“裂变”，出现“新变”和“衰变”两股潮流，不能简单地说都属“传统”。而总体上考虑以中国文学的近代化来结构全书，则基于我们提出过的一个看法：“近代文学的特殊地位及其特殊研究价值，决定了近代文学有其独特的主题：正确说明传统的古代文学向新文学演化的具体行程、特殊规律和类型特征。”“近代文学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把重心转移到揭示中国文学近代化历程这一独特主题上来。”这个意图是否很好地体现出来了，另当别论。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却关系到袁进所说的“从总体上有新的突破”，倒是需要好好讨论的。
二 价值与定位
袁进 你提到近代文学“研究价值”问题，我觉得是个关键。长期以来，学术界、高校中文教育界就存在一种偏见，认为由于近代缺少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它本身就缺少研究价值。这种看法很值得商榷。随着文学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作家作品研究只是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它实际上是比较表层的研究。在作家作品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存在着多种交叉的发展线索。近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学从古代到现代的过渡，作为最早接受西方影响的文学（晚明时期虽有西方传教士传教，在思想文化上产生影响，但对中国文学影响甚微），具有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都不同的特点，有许多文学的发展线索，值得深入探索。迄今为止在这些方面是做得很不够的。
王飚 或许说“还不够”妥当些，因为已经有不少人在研究这些问题，有些已见成果。近代文学研究薄弱的原因，以前我曾谈到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袁进所说的，学术观念偏颇。存在一种片面的、缺乏科学眼光的平庸偏见，似乎文学的研究价值与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成正比，这显然混淆了研究与鉴赏的界限；“而在许多人看来，近代文学是一个没有伟大的作家作品，没有一种臻于至境的文体，也没有成功的艺术创新的时代”，因而长期遭到冷落。但还有另一方面，就是近代文学研究者自己也没有充分意识到这门学科特殊价值之所在，未能提出或突出最能体现近代文学特性的课题，研究方法也承袭古代文学的一套思路、模式、批评标准。这种状况已有所改变。现在需要更深入的思考，和更多的人来讨论近代文学的研究价值。这就首先涉及一个根本问题——到底什么是“近代文学”？
不少文学史著作按照“资产阶级启蒙文学”、“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资产阶级革命文学”来描述这段文学历史，那么中国近代文学就是资产阶级文学。近年这种认识受到质疑，因此有些文学史不再沿用这个概念，不予定性，只说“近代文学”萌芽、发展、高潮和衰落。这两种概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实际上断定，或者说隐含地认定，有一种自具稳定性质、独立形态，而且经历了从发生、发展到衰亡完整过程的“中国近代文学”。但同时，几乎所有的文学史又都说近代文学是一个“过渡”。我们一直没有觉察到，这两个论断，其实构成二律背反：如果它是“过渡”，那么它的性质就是不稳定的，形态是不成熟的，而且过渡还没有完成，过程也是不完整、谈不上结束的。不仅如此，按上述思路，无论怎么概括，都只限于近代文学的一半，即新的一面；还有另一半，即构成古典文学最后一段行程的传统诗、文、词、小说、传奇杂剧流派，上述概括都没能也无法包容进来。容我斗胆说一句可能惊世骇俗的话——中国没有“近代文学”！一个近代文学研究者说出这种话来，好像令人奇怪。但我想大家能理解它的意思：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文学史背景，中国不可能也没有产生象欧洲那样的具有独立形态和完整生命过程的“近代文学”。什么是“中国近代文学”？只有一个定义，那就是；从古代文学体系到现代文学体系的转型期文学。除此而外，很难再给鸦片战争前夕到五四之前这一段文学定什么性。
这个认识，说出来似乎很平常，其实不深究则罢，如果深究下去，就会体会到跳出原来的框架，不那么容易，否则也不会那么长时间陷在那个二律背反中而不自觉。而一旦确定“从古代文学体系到现代文学体系的转型期文学”是“中国近代文学”的唯一定义和基本特性，那么近代文学研究独有的主题、这门学科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它在中国文学研究学科结构中特殊重要的价值和地位，便充分显示出来。近代文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将转向探寻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发现、揭示、描述和论证古代文学的一系列思想规范、形式规范、语言规范，怎样渐次遭到怀疑、挑战、突破，各种新的文学因素怎样萌育、成长和组合，以及沿袭古范的文学怎样在传统规范的范围内自我调整以求延存，又终因恪守古范而走向式微终结。作家作品仍是研究的基础，但审视和评价的角度将会大幅度调整。重心不再限于把握作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特点，而要在此基础上寻找有哪些新变或衰变；评价也不只是按照某种固定的标准判定其思想艺术高低，而重在以历史的眼光分析其中变化，哪怕是微小的、不成功的变化，及其在文学转型过程中的作用。不研究和了解近代文学，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古代文学的归宿和新文学的诞生，一部文学史，就被人为地“断裂”。
关爱和 你说近代文学研究的重心应该转移到探寻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过渡转变，我很赞成。近代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它一方面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承续与终结，另一方面又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奠基与先声。正是由于对这一特殊价值认识不足，因而也对有关问题研究不足，使得中国文学历史仿佛存在着不可衔接的五四断层；也正是由于五四断层假象的存在，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两大学科独立发展而少通音讯。这不仅涉及怎样认识近代文学，还涉及怎样认识五四新文学和两者的关系。在以往的研究工作中，我们似乎有意无意地夸大了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的历史跨越，忽视了五四新文学对近代文学革新精神和成果的承接。周作人《汉文学的前途》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思考，他说：“白话文的兴起完全由于达意的需要，并无什么深奥的理由。……实则只是一种新式文体，亦可云今文，与古文相对而非相反，其与唐宋文的距离，或尚不及唐宋文与《尚书》之距离相去之远也。”而五四新文学的参与者，反倒十分看重梁启超倡导文学革命对新文学的影响。钱玄同1917年给陈独秀的信中就说：“就新文学而言，梁启超实为创造新文学第一人。……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君。”至于新文学家对旧文学所表现出的激烈与偏激，他们自己就认为是一种与文言文、旧文学决裂的策略。茅盾《进一步退两步》说得很清楚：“我也知道‘整理旧的’也是新文学运动题内应有之事，但是当白话文尚未在全社会内成为一类信仰的时候，我们必须十分顽固，发誓不看旧书。”明白于此，便可知道鲁迅为什么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正是鲁迅，指出“‘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蜕变，有比较的倾向。”（《“感旧”以后》）“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浮士德与城〉后记》）近代文学研究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蜕变”与“承传”的问题。
袁进 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想法比较一致。而且我觉得还可以进一步说，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只有先秦文学可以与之相比。研究古代文学的，不管他研究那一朝代，都应当了解先秦，因为先秦文学是古代文学的源头。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它提供了后来文学的模版，决定了后来文学的选择趋向。正因为先秦文学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供选择，后来的思想家文学家们不断回到先秦，吸取养料总结经验教训，重新思考以改革文学。近代文学同样如此。中国文学发展到近代，好比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具有多种选择的可能。因此也象先秦那样，成为思想活跃的时期。而中国近代文学作出的选择，实际上影响了以后的文学发展。现代甚至当代文学碰到的许多问题，如文学的市场化问题，文学的雅俗问题，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作家面对各种潮流是否坚持自主意识问题，中国文学吸收外来影响问题等等，往往都能追溯到近代。因此从发生学来说，近代的选择实际上一直影响到现在。中国文学的近代化作为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变革阶段，它的选择，以及选择背后的各种动因，选择以后形成的心理定势，造成的各种影响，都是很值得探究的。
王飚 你说到“发生学”和“近代化”，我又想起本世纪初金松岑的一段话：“夫新旧社会之蜕化，犹青虫之化蝶也，蝶则美矣，而青虫之蠋则甚丑。”（《论写情小说与新社会之关系》）后来杨世骥也有过同样的比喻。我曾引这两段话，来说明近代文学之所以不被人看重，是因为它是一条“毛毛虫”而不是“蝴蝶”；但近代文学之所以应该看重，恰恰旧因为它是“毛毛虫”，研究“毛毛虫”就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变态繁殖学”和现代文学的“发生形态学”。有朋友开玩笑说这是“毛毛虫论”。其实这个比喻是很贴切的。毛毛虫是上一代蝴蝶“蜕化”为下一代蝴蝶的必经阶段，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近代化”。
这就要提出第二个根本性问题，所谓“中国文学的近代化”的内涵是什么？有些论文涉及这个问题时，往往用福柯的、英格尔斯的或其他什么人的“现代化”理论，或套用西方文学的“现代”概念和模式来解释或衡量中国文学。但是，只要稍微考察一下史实，就可以看出，中国文学没有象欧洲那样先通过近代化形成自成体系的“近代文学”，然后再对“近代文学”进行变革而形成“现代文学”。中国文学的“近代化”或“现代化”（与80年代以来所说“现代化”不是一个概念）实际是同一、连续的过程，都是指中国的“文学体系”，即包括文学的社会属性、作家构成、文学观念、创作内涵、形式体制，直到语言模式和传播方式等等，所有文学构成要素的整体性、根本性转换。这一文学体系从古典到现代的全面转型过程，从19世纪中叶起就逐步发生、发展，而在五四以后进入完成期。这也是《中华文学通史》把近、现代合为一编的原因和理由。
对于“文学体系”这个提法，可能会有不同看法，需要另外加以说明和论证。但“文学”确实由这些要素构成，而且它们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象传播方式，过去一般不考虑在“文学”之内。实际上近代印刷技术和报刊的传入，不仅改变了作品发表方式，扩大读者范围，加快传播速度，而且由此实现了文学的社会化和商品化，极大地扩充、改变了作家心目中的读者预设，从而引起体裁、题材、形式、语言的一系列变革，并为职业作家出现创造了条件。又如作家研究，过去一般较重视阶级属性、思想倾向，而在近代，还应该注意作家知识结构、文化视野、社会地位等等，揭示作家构成从士大夫文人到近代型知识分子的转化。象王韬、郭嵩焘、黄遵宪、康有为、严复，已经到过西欧、北美、东亚、南洋，走向近代世界。尤其是到清末，中国知识阶层的生成机制和作家地位发生历史性更革。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学堂兴起和大批留学生出国，结束了士大夫文人的再生机制，所以最后一代遗老过去后，再不会有原来意义上的古代文人了，与此同时迅速形成新型知识分子群体。西方美学的传入，促使文学家思考文学“独立之位置”；出版物的商品化，造就了最初的职业作家。五四“新文学家”就在这一基础上产生。创作主体的历史性更替，决定了文学的根本转换。在这个意义上，旧文学死亡的命运在五四以前就已注定。诚然，文学体系各要素在近代的变革并不平衡，各要素也未能整合，所以没有完成转型。但是，文学体系各要素已发生全面的变革，新文学的因素大都已经萌生。近代文学研究，就是要具体地探讨这个包括文学主体、本体、载体、受体（读者）的整个体系的转型，亦即文学近代化的轨迹、行程、原因和结果。
袁进 我理解你的意思，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近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的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的。如果我们把文学活动的构成视为作家、文本、语言、传播方式、读者等诸种要素，那么，这些要素在近代全部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作家由古代的士大夫变为近代的知识分子，其写作方式、写作心态等都不同。除词以外，各种文学体裁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以诗文为中心开始转变为以小说为中心。文学表现的内涵，与现实的关系，都出现了新的特征。文学语言由古代汉语变为现代汉语，文学传播方式纳入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商业化销售的轨道。这就导致读者的变化，古代文学的士大夫读者转变为现代文学的平民读者。如此巨大的全方位文学变革，中国近代是仅见的，近代之前的各个朝代从未有过。
关爱如 确实，在这个意义上，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大转折点。尤其是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的文学改良运动，是近代中国文学自我扬弃和艰难选择的真正开端。它借助西方异质文化的撞击力量，击破了中国古老的封闭的文学体系，并开始构建他们理想中的文学殿堂。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也由此起步。五四文学革命在文学改良的基础上更深入更全面的发展。
补充一点。两位都谈到近代没有产生伟大作家和成熟作品，这个问题也可以从另一角度看。民族、政治、文化的全面危机，构成了近代文学的历史背景。时代没能给文学提供从容发展的文化氛围，却又需要文学参与并极大地发挥作用。在民族生存危机成为中心议题的时代，文学若去追求自身审美品格的完善而无视民族的需要，那势必会丧失存在的价值和地位。这就决定了文学必须不断调整自身，以求与时代取得同步。这是文学自觉选择的结果，也是近代没能产生在思想意蕴和艺术审美上都能称得上深刻宏大的文学佳构的原因之一。但是，近代文学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所蒙受的种种屈辱与在屈辱中爆发的空前的反帝救亡热情，而且纪录了中华民族为抛弃沉重的历史包袱，进行启蒙与反封建的艰难步履。我们不能不承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近代文学的文化—历史价值远远超出其文学价值。
同时，近代文学的变革又显出急遽性的特点。文学没有从容的心境和时间去完善自我，它自身形态的建设和审美品格的自觉都处在一种快速早熟状态。急遽而跳跃的时代节奏，不断把新的代表先进思想的文学家推到浪尖，把落伍者抛到背后。梁启超的“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之类的话，很能概括许多文学家无可奈何的心境。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文学家所做出的所有辛勤努力和积极探索，都是值得尊重的，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研究和阐明的。
袁进 刚才王飚特别提出传播方式问题，还可以进一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社会运行机制的问题。在一种社会文化变革背后，往往有经济因素和物质生产因素在起作用。近代文学的就是如此，最重要的就是资本主义商业运行机制主宰了文学的运行。
古代书籍也曾采用商业化的运营方式，不过还停留在手工业作坊阶段，与近代不可同日而语。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形式与商业化营业方式组合的优势，集中体现在报刊和平装书的出版和销售上。报刊和平装书作为新的文本物化形式，不仅外观上与传统文本——线装书不同，而且容量大，出版快，价格低。这些优势使它的传播范围远远超过了线装书。资本主义文学运行机制对文学的冲击，在晚清小说的繁荣上典型地显示出来。从商务印书馆采用“纸型”新技术后，平装本小说如雨后春笋般问世。机器复制为小说繁荣准备了物质上的条件，加上大量市民和受“小说界革命”论影响的士大夫纷纷成为新小说读者，形成巨大的小说市场。文学救国思潮和小说稿费制度的建立，驱使大批作者创作小说，以至时人慨叹：“昔之为小说者，抱才不遇，无所表见，借小说以自娱，息心静气，穷十年或数十年之力，几经锻炼，几经删削，藏之名山，不敢遽出以问世，如《水浒》、《红楼》等书是已。今则不然，朝脱稿而夕印行，一刹那间已无人顾问。盖操觚之始，视为利薮，苟成一书，售诸书贾，可博数十金，于愿已足，虽明知疵累百出，亦无暇修饰。”姑且不论小说的质量，商业化无疑大大促进了小说数量的扩展。清末短短十余年间小说总数，就接近古代历朝存留下来的小说之和，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文学运行机制启动之后的巨大威力。正是从这时起，小说取代诗文而逐渐居于文学的中心地位。报刊和平装书成为文学文本的主要存在方式，注定了文学必须面向普通百姓，从而也改变了士大夫垄断文学的局面，逼迫传统文化的主要承担者——士大夫们适应它们，或者抗拒它们而逐步衰亡。文学运行机制的变化，实际上影响到整个近代文学的变革。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
王飚 这种社会运行机制的变化，实际上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一个方面。这样，又涉及第三个重要问题：怎样认识中国近代社会和近代历史？过去，我们并不对此独立研究和思考，而是直接接受了史学界的结论，即“两个过程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勾结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过程。这概括了基本史实，但主要从阶级斗争着眼，未重视也难以概括社会体制的变化。历史表明，资本主义把中国推入半殖民地的同时，也打破了中国“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马克思语）。中国人民在展开斗争的同时，也开始了近代化道路的探索，不断以世界先进国家为蓝本，提出各种改造社会和创建新中国的方案，并为之奋斗。因此，中国近代史呈现为一种双向的运动：一方面逐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另一方面又在逐步近代化。反帝反封建斗争是近代化的动力，同时它本身也在逐步近代化。每一次失败的斗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推动了社会进步，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都逐步发生了一系列近代性变革。
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双向运动这一特殊性，那么，古典文学在近代的衰微和新的文学因素成长这两条线索，就可以得到更清晰的认识和更深刻、合理的解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中，清王朝衰落下去，却苟延残喘，还一度“中兴”，直至覆灭。这是固守传统规范的文学能够长期延存，又终于衰微的外部条件，构成近代文学中不应忽视的一条线索。而推动中国向近代化方向发展的历史运动，也推动了文学的近代化。它与社会体制的近代化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文学传播方式的变革，是近代印刷出版业、新闻业产生和发展的结果。海外诗、域外游记，是近代外交制度建立后的产物。而教育体制的改革，科举制度的废除，则直接导致清末作家构成的历史性更动。尤其是文化的近代化转换对文学具有更深的影响。世界近代文化的进入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陷入价值危机。早期科技文化传入虽未能动摇“道”的地位，但已部分改变了作家的文化视野、知识结构和作品的文化品格。19世纪末29世纪初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中，大量西方社会、政治、法律、经济学说，以及哲学、史学、美学理论和文学著作，被介绍过来，出现了新思潮汹涌的壮丽景观。这就是晚清文学界革命的文化背景。这样，近代文学研究，就不能局限于论述文学与历次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联系，而需要从更广阔的视角，探索经济、政治、外交、教育、文化各方面社会机制的近代化对文学的影响，与文学体系转型的关系。而这，却是以往研究中比较欠缺的。
上面所说三个问题，实际上关系近代文学研究观、近代文学史观，和近代历史观。我想，如果能在这三个基本观念问题上，展开讨论、争论，认识有所更新、扩展、深化，或许可能在前人和近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拓新，形成一个以探寻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历程，亦即中国文学近代化进程为中心的学术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