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取向的语文教科书研究：现状回视与问题检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教科书论文,语文论文,现状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科书研究是近年来学界颇为关注的一个领域。目前教科书研究呈现出两大取向，一是本体取向，即从技术层面对教科书本体（包括教科书的编制、评价、使用等）进行研究；二是文化取向，即不再从技术层面就教科书谈教科书，而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视角去探讨教科书背后的权利关系以及教科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应该说，文化取向的教科书研究是“理解范式”的课程研究和“文化热”在教科书研究领域的自然延伸，也是近年来教科书研究的热点。那现有研究从哪些面向上展开、取得了哪些成绩、还存在哪些有待进一步深入的领域，就值得我们分析探讨。基于此，本文拟对文化取向语文教科书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尝试概括研究现状，并立足于已有研究展开回视与思考，以期对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文化取向语文教科书研究的现状回视 （一）从课程论的视角探讨语文教科书的文化建设 随着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兴起，语文教科书的文化建设成为教材研究的一个热点。1995年，朱绍禹就提出要把语文教材文化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并从语文教材文化的特质、内容、历史等方面论证了语文教材文化建设的必要性。进入21世纪之后，语文教科书的文化属性不仅在课标层面得到落实，而且理论界也从探讨语文教材文化“是什么”转向语文教材文化建设“怎么做”。比如倪文锦提出考察母语教科书文化构成的四个视角：一是母语教科书中的语言文字文化，二是母语教科书选文的文化价值，三是母语教科书编制的理论基础，四是教科书编制的技术形态[1]。具体到对语文教材文化理论的建构，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教材文化观。 一是将语文教材作为一种文化载体，认为语文教材建设的本质是文化选择。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文化选择是百年语文教材发展史上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语文教材作为一种母语教材，其所面临的文化选择更多地聚焦于中西文化之争，或者说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之争。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有学者以“回头看”的方式，通过对历史的重访寻求现实的参照，比如，王明建通过对民初国文教科书的分析，指出对传统的继承是民初国文教科书的孜孜诉求[2]；倪文锦通过对百年语文教材文化选择的历史回顾，认为我国近代以来的语文教材总体上以恪守民族文化为主，而且“作为文化选择的体现物，我国近代语文教材的变革，其本身就是一场深层次的文化变革”[3]。与“回头看”思路不同，另一部分研究以“向外看”的方式，通过借鉴外国母语教育的经验来观照自身，比如，从《母语教材研究》第五卷《外国语文课程教材综合评介》、第六卷《外国语文课程标准译介》中可知，民族化是母语教材编制的大趋势，也是母语教材文化建设的个性追求。总体而言，随着整个民族文化心态的转变以及对汉语语言特性的深入研究，目前学界对语文教材的文化定位趋于理性，从母语教材文化建设的角度看，作为文化载体的语文教材需以民族文化为立足之根，即使是主张多元文化，也不能以削弱民族优秀文化为代价。 二是将语文教材作为一种文化主体，认为语文教材建设的实质就是一种文化建构。曹明海基于新课改的背景提出语文新课程的文化建构观，他认为语文新课程不再是作为技术性语言训练的工具而是作为文化主体而存在，这就要求语文新课程承担文化建构的使命，并以文化主体的自觉性建构一种生命形态的、过程性的、富有超越品质的文化运行模式[4]。之后，曹明海等人把语文教材作为特定的文化存在形式，进一步探讨了语文教材的文化建构理念和模型，指出要改变将语文教材单纯作为文化传承工具的逻辑，使语文教材成为一种文化的、培育的、开放的文本建构，并提出人本化、生活化、活动化的语文教材文化建构模型[5]。与此同时，任桂平通过对语文教材内容和结构的文化解析，提出语文教材建设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建构，这种文化建构“不仅仅是对教材选文文化属性的单纯强调，而且还是对语文教材作为独立文化存在形态层面上的整体文化性的建构”[6]，进而认为宏观文化思维观念的转变对语文教材改革具有决定性意义，即语文教材应该作为文化的主体发挥导向作用，变单纯的筛选文化为动态的建构文化。 综上而论，不论是对语文教材文化特质的探讨，还是对语文教材文化理论的建构，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语文教材的研究视域、深化了对语文教材的认识，也试图从文化的视角建构语文教科书的实践框架。但也不得不承认目前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比如，前文谈到作为文化载体的母语教材，其文化选择应立足民族文化，但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哪些民族文化应该进入教科书？又比如，语文教科书的文化建设往往侧重于教科书文化内容的选择，也就是说语文教科书的文化建设很大程度上指向了选文的文化取向，事实上，表达文化内容的方式和文化内容本身同样重要，所以如何从教科书体系以及教科书深层结构出发探讨语文教科书的文化建设问题就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 （二）从社会学的视角揭示语文教科书中内嵌的文化权利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课程研究从“开发范式”转向“理解范式”，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视域切入教科书的分析，这其中从社会学的视角探讨教科书中的文化霸权以及意识形态对教科书文化价值取向的影响，逐渐成为西方教科书研究的主流。1965年美国学者谢弗运用频率统计和内容分析法对美国教科书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美国教科书通过频度差异来强化国家所认可的价值内容。20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和帕塞隆在其著作《继承人：学生与文化》《教育、社会和文化中的再生产》中，从文化再生产理论出发，指出教科书是“霸权课程”的最重要载体，其承载了统治阶级的合法“文化资本”，并以一种合法化的方式向学生传输统治阶级的文化。这之后，英国课程社会学家麦克·扬在其主编的《知识与控制》一书中，“沿着福柯对知识与权利、布迪厄对文化与权力关系的批判思路”[7]，指出课程知识受到社会权利的控制，课程反应的是某一特定阶级的利益。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用社会学的理论和观点分析教科书中的社会控制，成为教科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然而，当西方学界还在持续关注“谁的知识最有价值”这一问题的时候，阿普尔已开始探讨“谁的文化在学校中被传授”。他在1991年出版的《教科书政治学》的开篇第一章就强调教科书文化政治议题的重要性，“尤其希望读者除了能跳出以往过分化约式的分析外，更能将焦点关注在权利与文化上。”[8]再之后，阿普尔在《文化政治与教育》一书中进一步运用一系列理论揭示了“社会和文化权利在教育内部与外部的运行方式”[9]。 继20世纪70年代教科书的社会学分析成为西方教科书研究的主流，20世纪80年起中国台湾也开始关注教科书中的政治、文化问题。这其中以欧用生、陈伯璋等为代表，欧用生在1980年发表的《新教育社会学的兴起与特征》中就提及新教育社会学“要研究意识形态和课程之间的关系”[10]。陈伯璋于1988年出版《意识形态与教育》一书，借鉴阿普尔的分析框架对《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进行分析[11]。之后，社会学视角的教科书分析成为台湾教科书研究的主要内容。 就国内的研究而言，社会学视角的教科书文化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引起关注。90年代中期，朱晓斌[12]、曾天山[13]等首先探讨了语文教科书文化中的性别问题。他们从人物数量、职业形象、个性塑造三个维度分析小学语文教材，得出女性数量少于男性，多数女性从事家务劳动且更多表现出人类的阴暗面（自私、尖刻、虚荣等等）；90年代末，吴康宁的《教育社会学》和吴永军的《课程社会学》相继出版，真正意义上揭开了国内相关研究的序幕。吴康宁将课程作为教育中的特殊社会文化进行论述，他认为，任何学科知识都是一种观念载体，国家（统治阶级）主要通过数量差异（包括篇幅差异和频度差异）和形象塑造两种方式在课程（教科书是课程的主要载体）中渗透特定的观念。[14]吴永军不仅建构了课程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框架，而且通过对大陆和香港语文教科书的分析，为之后的教科书社会学分析提供了研究范本，使内容分析法成为国内教科书研究的主要方法。进入21世纪之后，语文教科书的社会学阐释成为教科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具体涉及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价值取向、文化取向、性别偏见等等。这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傅建明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认为教科书在本质上是社会控制的中介，其必然蕴含着特定阶级的价值取向，基于这一假设，作者在充分借鉴国内外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的基础上，建构了小学语文教科书价值取向的分析框架（价值取向类目表），并用这一框架对小学语文教科书中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内容和呈现方式进行具体分析[15]。王艳霞围绕着“谁的文化最有价值”以及“文化是如何被选择和呈现的”这两个问题，从时代、群体、民族、地域四个维度对语文教科书的文化构成进行具体分析，得出我国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的文化选择表现为重内轻外、厚古薄今、重英雄人物轻小人物、以汉民族主流文化为主。因此，我国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所选择、传承的是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并且通过教科书这种合法性文本实现了文化再生产[16]。施敏则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学语文教科书内容的梳理，在对国家话语介入语文教科书的制度性策略和国家意识形态介入语文教科书的具体路径做深入分析后发现，语文教科书的内容在传授官方知识的同时，建构了官方经典并按照国家意志建立国家认同感，进而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17]。 （三）从文化学的视角分析语文教科书的文化偏见 教科书意识形态的分析，是为了揭示教科书中知识与权力、知识与控制的关系，是一种批判取向的研究。与此相对，文化学视角下的教科书分析，主要是基于多元文化理论来探讨教科书中的文化构成，其落脚点不是为了揭示文化偏见背后的权利关系，而是为了消除教科书中的文化偏见。 1993年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文中提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即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18]。多元化的世界促使教育者去思考课程如何呈现多元文化，如何在课程中消除文化偏见和文化歧视。在此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1997年出版的《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教科书研究与教科书修订指引》（UNESCO Guidebook on Textbook Research and Textbook Revision）指出“教科书是促进国际理解的工具”[19]。 就国内多元文化理论视角下的教科书研究而言，受美国的詹姆斯·A.班克斯的多元文化课程理论影响颇大。班克斯从阶层、民族、性别、文化等角度分析课程中的偏见和歧视现象，并提出教科书应该帮助学生从多元的视角看待问题。现有对语文教科书中的城市化倾向、国际理解教育、亚文化群体等问题的探讨基本都是从多元文化的视角切入。具体而言，现有研究一方面是对语文教科书的文化构成进行整体分析，比如陈滔娜从一般文化、民族文化、社会阶层文化、地域文化、性别文化、年龄文化、同辈群体文化和特殊群体文化八个维度对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的课文进行分析后发现，语文教科书中的女性文化、同辈群体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相对欠缺[20]；刘家访、刘勇等对人教版初中语文教科书进行分析，发现其在国别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广泛性和多样性方面存在不足，并指出多元文化应成为我国教科书编写的取向之一[21]。另一方面，则是运用比较研究，对语文教科书中的某一类文化构成进行梳理，有研究通过纵向的梳理分析不同时期语文教科书中的异域形象[22]，有研究通过横向不同版本之间的教科书的对比分析其民族文化元素[23]，等等。 综上而论，从多元文化理论切入语文教科书研究确实为分析教科书的文化构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且以具体的文本分析检视教科书中存在的文化偏见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消除偏见提供了依据。但是任何一个理论的解释力都是有限的，我们需要正确、理性地对待多元文化。一方面，理论界对多元文化带来的认同危机等问题早有探讨，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民族认同感的挑战》（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一书中写道，多元文化主义使得美国核心文化和美国信念遭到质疑；齐姆尔在《法国自戕——令法国衰败的40年》一书中认为法国之所以衰败是因为多元文化、绝对的自由主义等理念占据了法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使得法国传统社会的正常价值观被摧毁。另一方面，语文学科是母语，母语教科书的文化选择受民族性的规约尤为明显，所以如何基于母语的特性来思考语文教科书的文化多样性问题，是需要我们深思的。 （四）从历史的视角展示语文教科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场景 近年来，受国际史学界研究层面整体下移的大趋势的影响，“各种各样的专史大都将目光由精英转向民间，注意研究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及其思维行为”[24]，比如思想史研究就不再局限于精英和经典的分析，转而关注作为社会生活思想土壤和背景的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正是在这种史学观的影响下，教科书作为一种史料进入近代史研究的视域，并借由教科书去探讨近代的文化史、思想史、出版史等。就历史视角的研究而言，现有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两种不同的取向。 一是以语文教科书为切入点，窥探近代社会文化的发展变迁。这类研究以历史学者（尤其是近代史研究者）为主体，往往将语文教科书置于近代社会发展的宏阔背景下，以语文教科书作为一种文化媒介，进而探讨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从这个意义上看，近代以来的语文教科书是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状况的一个窗口。比如，黄东兰等人从知识社会史的视角，认为“以教科书为媒介探讨中国语境化的近代知识是新社会史研究者试图勾连思想史和社会史的一个尝试”[25]。又如，John Judge通过对晚清时期教科书的分析，探寻教育文化与政治改造之间的关系，着重分析教科书形塑国民理想、参与国家改造的功能。[26]毕苑则通过对晚清民国教科书的分析，探求教科书与近代文化转型、学术变迁、爱国民主思想之间的关系。[27]汪家熔则是将教科书作为出版史的个案，通过研究近代教科书的发展变迁来梳理清末民初时期的出版史。[28]由此可以看出，这一取向的研究意不在语文教科书的本体建设，也很少真正涉及语文教科书的编制理论和呈现方式。 二是立足于语文教科书建设的现实问题，从语文教科书的发展历程中汲取历史经验。这类研究以教育学者（尤其是语文学科教育研究者）为主体，往往将教科书文化建设的现实问题放置在历史的背景中去思考，他们也关注语文教科书与社会文化思潮的关系，但是其落脚点和归宿点都是试图解决当下的问题。比如，郑国民将“文白之争”作为现代语文教育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进行探讨，论述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是语文教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一次深刻变革，其中特别着力地探讨了语文教科书和语文教学的变化以及影响此变革的政治、文化等因素，并通过对历史的梳理，为现今的语文教学改革尤其是文言文教学提供了借鉴。[29]又如，倪文锦基于全球化背景下语文教科书的文化选择问题，通过对百年来语文教科书编制思想的梳理分析，认为近代以来的语文教科书以恪守民族文化为主导立场，由此提出在多元文化盛行的时代，语文教科书也不能以牺牲抛弃民族文化为代价[3]。很显然，这一取向的研究将语文教科书研究的历史性和现实性相结合，致力于挖掘语文教科书发展的历史经验，从而获得参照现实的资源和启示。 综上所述，将语文教科书放置于历史背景中去阐释确实为研究语文教科书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和方法，也促使我们通过“往回看”去思考现代语文教科书产生和发展的内在理路。 二、文化取向语文教科书研究的问题检视 （一）研究视角多元，但呈现出不均衡性 文化取向的语文教科书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研究热点，已有研究分别从课程论视角、社会学视角、多元文化视角、历史视角对语文教科书的文化建设、文化权利、文化偏见、文化互动等问题展开探讨。以上四种视角为我们进行语文教科书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借鉴和启示。但是现有研究过于偏重借鉴国外批判取向的研究范式，过于强调从社会学和多元文化的视角来分析语文教科书。与此相对，从课程论或者历史的视角来探讨语文教科书的文化建设反显不足。这种不均衡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语文教科书研究批判有余、建设不足。其实，对语文教科书研究而言，“现实最缺乏的恰恰是对语文教材体系的研究和功能的开发”[30]，也就是说，语文教科书理论的薄弱是当前研究无法回避的事实，也是后续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二）国外研究范式的借鉴缺少本土转化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文化取向的语文教科书研究以借鉴国外批判取向的研究范式为主，其中尤以知识社会学视角的研究为主流。客观地说，对国外研究范式的借鉴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语文教科书的文化研究，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这里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母语教科书受民族文化的规约尤为明显，使得外来理论的本土化遭遇文化困境；另一方面是由于借鉴过程中的简单思维，很多研究是对西方知识社会学理论和范式的简单套用，缺乏对这一问题深入的理性分析。比如，知识社会学视角下的教科书研究，其前提假设认为教科书是统治阶级进行社会控制的中介，也就是说统治阶级可以对教科书进行控制。但是有学者[31]通过对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研究，认为清末民初教科书的意识形态发展出现一个从非主流到主流的转换过程，进而得出教科书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反控制的中介，这一结论从根本上就推翻了知识社会学视角下教科书研究的前提假设。又如，国内对教科书性别意识形态的研究几乎一致认为教科书存在着性别偏见，其得出结论的依据大多是借鉴西方的分析方法（比如女性数量、形象、职业类型等等）。这种分析有其合理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教科书的文化偏见，但是简单的量化统计可能也遮掩了语文教科书自身的文化特性。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根本特征就是用现存的人与人的关系规定个体人全部人生选择的合理性，也就是说个体人的全部价值就是为其周边的人尽责，其人生选择是在周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确定的[3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科书中的女性形象多以慈母、贤妻的身份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无法直接指涉性别偏见，或者说语文教科书中的女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文化语境中女性个体的合理性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基于自身的文化语境去深入分析语文教科书的文化内涵是后续研究需要关注的。 （三）缺乏以史为鉴的研究方法论自觉 民族文化是母语教科书建设的核心和灵魂。从这个意义上看，探讨语文教科书的文化建设就不能仅仅借鉴国外母语教科书的经验，还必须重视语文教科书发展演变的历史传统。因为通过历史研究所归纳、提炼的语文教科书的理论和经验，与从其他国家、其他学科移植的理论相比，可能更契合汉语文的民族性特征。 近年来，历史视角的研究开始受到关注和重视，在一定意义上表明语文教科书的研究者试图接续历史传统，从语文教科书的历史延续和发展中挖掘规律、汲取经验，参照现实。但也不得不承认，相较于教科书中文化权利的探讨以及文化内容的分析，历史视角下的语文教科书研究仍较为缺乏，这种轻视历史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语文教科书研究的深入性和持续性。基于此，后续研究中一方面需要加强对语文教科书历史事实的实证分析；另一方面需要加强语文教科书与社会文化互动关系的深度研究，揭示史实背后的客观规律和文化价值。概言之，历史视角的语文教科书研究必须注重对语文教科书所处的政治、文化等背景因素的深入考察，在理论的高度上分析语文教科书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及其背后的深层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