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地理学思潮与中国传统哲学观念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学论文,思潮论文,中国传统论文,近代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是一个风雷激荡、天翻地覆的时代。古老封闭的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和一个个城下之盟打入世界大潮之中。西学东渐，西方的各种知识、观念如潮水涌般入，从微澜、初潮直到巨浪。与此同时，中国的各种思潮随着时代的变幻和西学东渐浪潮而此起彼伏。梁启超对此曾作过精辟的描绘：“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寖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①
在众多的时代思潮中，地理学思潮率先兴起，并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西学东渐，最先登陆的是西方地理科学。日心说、地动说、地圆说、世界地图、地球、五大洲、四大洋、南北极、赤道、东西半球、经纬度和全球近百个国家的地理方位、地形、气候等科学的地理知识，被近代思想家广泛接受并全面传播。思想家们把西方地理科学作为西学的重要部分，甚至认为，地理学是“诸学科之基础”。②西方地理学被当作向国民普及西学的入门教材，当作变革人们思想观念的利器，当作认识世界和走向世界的桥梁。许多人一开始接触的西学就是地理学，从林则徐、魏源、王韬、姚莹、薛福成到谭嗣同、梁启超、康有为等，无一不是受西方地理科学知识的启蒙而走上“放眼看世界”和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在他们有限的西学知识中，地理学占有相当的比重，即使是纯政治学、文化学和哲学的著作中，也充斥着大量的地理名词和地理知识。
西方地理科学的传入，不仅仅增加了人们科学的地理知识，更正了传统的错误的地理常识，使中国人破天荒地看到了迥异的陌生世界，更重要的是打破了几千年以来封闭向内的思维框架，使他们在精神上产生巨大的落差，原有的思维方式发生裂变，进步的知识分子冲破了传统思维模式的藩篱，从而导致观念大转变，使深层的传统哲学观念如天地观念、夷夏观念、社会时代观念、历史观念发生嬗变，从此，旧的世界观走向崩溃，新的世界观脱颖而出。
在人类历史上，地理观念的变化常常是根本的变化，常常成为新世界观酝酿的酵母。如果说欧洲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大大开阔了西方人的视野，更改了西方人的世界概念，使欧洲走向世界，从而揭开资本主义发展的序幕，那么可以说，19世纪世界地理知识大规模传入中国，使中国人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从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中国人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传统的神圣的思想观念第一次受到挑战，传统的哲学观念的根基受到震撼和动摇。地理观念的变化成为中国冲破中世纪蒙昧的第一道曙光，成为近代思想觉醒的先声，揭开了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序幕。
一、近代中国地理学思潮的起因和过程
近代中国先进人物接受和传播的西学首先是西方地理科学，这是由历史与现实所决定的。
首先，古老的中国是被战争卷入到近代的，战争的较量要求中国人知已知彼，百战不殆，“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认定控制之方”。（林则徐语）而要知英夷详情，必须要了解全球，因为“绕地一周，皆有英夷市埠，则筹夷必悉地球全球”。（魏源《海国图志·圆图横图叙》）鸦片战争以后，以英国为对象，有研究英国地理知识和世界地理常识的热门话题；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不断与一个个东西方列强作战，要一次次去知彼，从而也就要去了解一个个列强的地理方位、山川河流、风土人情，因此，就有了一个个列强的地理志，这也就是中国近代地理学思潮初兴并经久不息的原因。
其二，中国近代学者发扬了嘉道年间盛行的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从沉浸于故纸堆中寻章摘句，转变为向外部世界寻求“制夷”“筹远”之策，“谈瀛海故事”，传播世界地理知识，“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是诚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于胥沦鬼域，岂得已哉”。③这就有沿海、沿边诸国的地理志撰著热。为救亡图存，许多人从放眼看世界到走向世界，实地考察或海外求学，这就有诸多的游记和多国志，使地理学研究思潮向更广、更深方向发展。
其三，中国近代思想家大都由接触世界地理知识开始走向觉醒，因此他们把传播科学地理知识作为唤醒民众、变法维新的武器。魏源认为，研究外洋可扩万国之“胸”。姚莹认为，世界地图使人“四海万国具在目中，足破数千茫昧”。④他称颂《海国图志》：“余数十年之所欲言，所欲究者，得默深此书，可以释然无憾矣”。（《康輶纪行》卷12，第4页）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志略》，均是近代众多思想家了解世界的必读书，是西学的启蒙教材。康有为1874年“涉猎群书，始见《瀛环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⑤他在1879年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1890年，17岁的梁启超从京师归来，在上海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五大洲各国”。⑥他认为1890年是他生活中的分界线，“启超自17岁颇有怵于中外强弱之迹”。⑦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外国地理“自徐继畲著《瀛环志略》、魏源著《海国图志》开始端绪”，并且“中国士大夫之稍有地理知识，实自此始”。⑧谭嗣同的西学启蒙就是通过阅读广学会出版《环游地球新录》等书。孙中山说：“十三岁随母往夏威夷岛，始见轮舟之奇，沦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⑨强学会成立不久，康有为和梁启超就寻找世界地图，好不容易托人从上海找来一张，每日求人来观赏，“偶得一人来观，即欣喜无量”。⑩由于近代思想家大力推广，地理科学知识不断为人们所接受，地理学热不断升温，使《海国图志》、《瀛环志略》从知者寥寥到80、90年代“家置一编，不胫而走”。
其四，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的需要，为了消除中国“天朝上邦”、“中央大国”的傲慢心理，大力介绍世界地理知识，力图表明中国不在世界中心，海外不是“蕞尔小国”，不是蛮夷。这样，客观上也为近代地理学思潮的兴起推波助澜。
从近代地理学思潮发展历程来看，龚自珍首倡“天地东西南北之学”，并著《蒙古图志》，开了地学研究思潮之先河。鸦片战争的爆发和失败，激起中国人开眼看世界，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惊醒作用。看世界直接导致第一轮地理学思潮的掀起。林则徐《四洲志》、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志略》、汪文泰《红毛英吉利考略》、杨炳南《海录》、梁廷枬《海国四说》、姚莹《康輶纪行》、萧会裕《英吉利记》、叶子佩《万国大地全图》等纷纷问世，他们或编或著或译，兴起一股强大的地理学风气。传教士也编写了大量地理学著作，有郭士立《万国地理全集》、高理文《美理哥国志略》、玛吉士《外国地理考》、祎理哲《地球说略》等。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期间，有王韬《法国志略》和《扶桑游记》，薛福成《续瀛环志略》，郭嵩焘《使西纪程》，丁日昌《地球图说》，黄遵宪《日本国志》，王之春《谈瀛录》等，传教士撰的地理著作则有慕维廉的《大英国志》、艾约瑟的《罗马志略》和《西腊志略》、玛高温和中国学者华衡芳合译的《地学浅释》、裨治文的《联邦志略》、冈千仞的《米利坚志》等。江南制造局从1868年至1889年，就刻成地图27种，售出4774张。(11)到本世纪初，王国维《日本地理志》、康有为《地势篇》、梁启超《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地理与文明的关系》等，表现出对地理知识已不再是简单描述，而是深层考察地理环境及其变迁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地理学思想已接近尾声。随着近代科学地理知识普遍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地理学思潮才开始走向终结。
二、破天地之旧说与新的宇宙观念的诞生
在人们传统的宇宙观念中，天圆地方，地居中而恒静，日月星辰绕地而行；四方大地上只有中国，四边海洋有几个微不足道的岛国，这是人所熟知的、无庸置疑的天地常识。科学地理知识大量传入，一个全新、寥廓的天地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
“旷代所传闻”的“新地志之嚆矢”的《四洲志》把旧宇宙观打开了一个缺口，它告诉人们，地是一个圆形的球，地球上有五大洲，初步向人们勾勒出地球轮廓。魏源说，读《四洲志》后，令人“始知不阅海图、海志，不知宇宙之大”。魏源在《海国图志》中第一次介绍了日心说，并进一步指明，中国是五大洲的一小部分。他还收集77幅地图，包括地球全图、各洲图、各国图、沿革图，使人们清晰看到天地之大，天地模型。徐继畲著《瀛环志略》有地图42帧，“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介绍大地的图案：“大地之上，环北冰海而生，披离下垂，如肺叶凹凸，参差不一”，（《瀛环志略》卷一）并且解释了昼夜的地理现象：“雅裨理又云：南极北极之下，以半年为日，半年为夜。……日未尝动，地转动不停，受日光则昼，背日光则夜。”（《瀛环志略》上卷）
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指出：“中国舟行不远，以闽广为地之尽头，遂误以赤道为南极”，听说南极有冰都不相信，认为越朝南越热。人们分不出荷兰和英吉利，甚至以为葡萄牙是南洋土番。至于对其他地方更一无所知。康有为根据地动说、地圆说来破“天下古今公共天地”之旧说：“因肉眼所限之力，仰观苍苍者则为天，俯俛搏搏者则为地也。不知地之至少，天之至大而无穷也。故谬谬然以地配天也，又谬谬然以日与星皆绕地也，开口即天地。其谬惑甚矣！曰父天而母地也，乾父而坤母也，效天而坛地也，虽大地诸圣，未然无蔽焉”。（《诸天讲·地篇第二》）他还进一步说明，地球是“绕日之游星”，“吾之谈天地，欲为吾同胞天人发聋振聩，俾人人自知为天上天，知诸天之无量，人可乘为以而天游。”《诸天讲·自序》，这样，传统的天地、乾坤都颠倒了，天不再是神圣的，人人都是天上人，古老的天地说被彻底否定了。章太炎也指出，天并不是人们所说的“太圜之体”，宇宙是无限的，“恒星皆日”。（《訄书·天论》）严复说：“十八期民智大进步，以知地为行星，而非居中而恒静，与人相配之大物，如古所云云。”（《天演论·导言十二按语》）
随着传统的宇宙观念被层层剥落，天翻地覆，天崩地解，原来建立在旧天地观之上的思想、价值和伦理纲常系统也随之瓦解了，其影响正是守旧士大夫所深畏，“西人言日大不动，而八行星绕之，……窥其用心，止以欲破我天地两大，日月并明，君臣父子夫妇三纲而已。”（曾廉《瓠庵集》）的确，建立在日心地动说、地圆说等科学地理知识之上的新的宇宙观念，从根本上冲决天地之网罗，使人们用科学的观念去重新反省、认知自古至今的事事物物。新的宇宙观念成为导致传统思想体系总崩溃的导火索。
三、破夷夏之旧说与新的世界观念的建立
近代地理科学知识通过大量书籍传入进来，使中国人知道中国以外，不下百国，世界不是以中国为中心，文明世界不是唯华夏独尊，华夏文明之外不是只有外化之民的夷狄，而且还有中国引以为师的国家和民族。
中华民族素称华夏，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称华。中国也称为齐州、冀州，齐就是指肚脐之脐，意为世界中心，冀是指帽子、首领，意为世界之首，中国的四周则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概括地说，传统的，夷夏观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在世界地理上，中国居世界之中心，君临四海，其他各国如众星拱月一般护卫中国。乾隆年间，人们对世界的描述仍然是：“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是谓裔，海外诸国亦谓裔。裔之言为边也”。(12)第二，华夏的人文教化、礼仪典章远远高于其他民族，其他民族群居无礼义，是化外之民，也就是说华夏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中心。第三，在世界秩序上，天朝统驭万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怀柔远人，四方蛮夷向化中朝，宾服纳贡。第四，夷夏之大防，夏可变夷，而夷万万不可变夏，严格区分夷夏界线：“诸侯用夷礼，则夷狄也”，姓“夏”还是姓“夷”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这种夷夏观被看作天经地义，无可置疑。利玛窦对中国人的夷夏观深有体会：“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13)他自己为了避免与中国人的夷夏观发生冲突，只得入乡随俗，违心地在带入的世界地图上抹去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并在地图两边各留一道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地图中央。地理学在传入中国的第一个回合，是洋教士向夷夏观投降，其代价是到了近代，中国人对世界一无所知，从皇帝、大臣、学者到平民“若迷路之子，指东谓西”，“所谓欧罗巴，尔时不知为何地。”(14)而对世界的无知又是夷夏观得以保持的重要前提。
林则徐的《四洲志》第一次在夷夏观上打开缺口，告诉了人们世界上有几十个国家。徐继畲则指出：世界不是以中国为主，至多是“亚细亚以中国为主”，世界上有80个国家，中国只是其中之一。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神州者，东南一州也。今则地球九万里，……据西人舆图所列，不下百国”。郑观应则直接用地圆说来证明夷夏观的谬误：“若我中国，自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15)
地理中心观念的破除直接导致对华夏文化中心论的否定。谭嗣同指出：“道非圣人所私有也，尤非中国所私有也。”(16)他进一步指出，其实三纲五常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应该用西方的伦常——民主去冲决这个三纲五常的罗网。冯桂芬则以西方人地理科学比中国人高出一筹，证明夷夏观的文化中心论错误，指出西人“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扼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西人见用地动新术与天行密合，是可资以授时。”(17)
魏源也直截了当地指出：“蛮狄羌夷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民，未知王化者言之……诚知远客之中有明礼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穿今古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内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18)严复则批评士大夫“存彼我之见者，弗察事事，辄言中国为礼义之区，而东西朔南吾王灵所弗届者，举为犬羊夷狄。”(19)康有为明确指出了仅以中国地理和文化为依据的夷夏观是出于不解事实的无知所形成的偏见，事实上“今泰西诸国，以治法相竞，以智学相上，此诚从古诸夷之所无也。”(20)而守旧者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魑魅，暗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凌，曾不知所忧虑”。(21)他们还进一步对夷夏标准、夷夏之变作出全新的思考。王韬说：“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之外统谓‘夷’。此大谬不然也……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可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而薄人哉！”(22)华夏文明已沦落到边陲地位了，夷夏位置被颠倒，因此不是中国外化四夷，而是要向四夷学习：“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23)于是，他们纷纷提出要师其长技，“借西邻为先”（郑观应语），“师远人之长”（左宗棠语），“师夷智”（曾国藩语），总之“非西洋莫与师”。(24)
世界地理知识的导入，中国地理中心观念的否定，诱发了对中国文化中心论的否定，进而使夷夏之辨、夷夏之防、夷夏之变的观念被连根拔起，狭隘愚昧、唯我独尊的世界观念终于被科学现实的世界观念所冲垮、所取代。
四、旧的天下观念的破除与新的时代观念产生
在新的世界地理知识的启发下，近代思想家认识到天下已不再是中国大一统的天下，中国无可逃避卷入世界大潮中，只能作为万国之一，相与列强竞争，过去那种封闭锁国、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时代一去不返了，地理观念的变化带来了时代观念的变化。
冯桂芬说：“顾今日之天下，非三代之天下。”(25)今日之天下是从“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26)对中国来说，“当今光气大开，远方毕至”，“合地球东南朔北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27)李鸿章也一边阐述世界地理，一边议论时势变异：“窃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年一大变局也。”(28)
这种变化与古时中国边界的少数民族崛起或入主中原完全不同，是史无前例的：“赢秦以降，虽盛衰分合不常，然汉唐宋明之外患，不过曰匈奴，曰突厥，曰回纥吐蕃，曰契丹蒙古，总不离西北塞外诸部而已。降及今日，泰西诸国，以其器数之学，勃兴海外……环大地九万里之外，罔不通使互市，虽之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注”。(29)时代完全变样了，“以时局观之，中外通商之举，将于地球相始终矣，此时而曰徒戎攘夷，真腐朽不通事变者也。”(30)康有为指出，地理时代观念的变化，引起了对人的评价的变化：“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于非洲黑奴矣。昔憎我为居傲自尊者，今则侮我为聋瞽蠢冥矣。”(31)时代变化了，天变道亦该变。李鸿章在同治年间呈交的《复奏海防事宜疏》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时势，如“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他们都认识到在万国交通、全球一体的形势下，如果仍沿袭古制、古训、闭关锁国，实是逆时代大潮，必深受其害。康有为说：“今日四海棣通，列强互竞，欧美之新政新法新学新器，日出曹奏，欧人乃挟其汽船、铁路以贯通大地，囊括宇合，触之者靡，逆之者碎，糅而用之，则与化同，乃能保全”。(32)
近代思想家们用大量的地理知识、用放眼世界的眼光，去审视时代和社会的变迁，提出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奋发自强的口号。自古以来封闭、僵化、保守的时代观念自此开始彻底为开放、维新、进步的时代观念所取而代之。
五、地理环境分析与新社会历史观的出现
近代地理科学知识大量传入，哲学家们开始以此作为分析社会历史的一种途径，看到了地理环境这种物质力量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梁启超认为，地理“环境对于‘当时此地’之支配力，其伟大乃不可思议”。(33)“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34)
梁启超还分析了不同国家民族的地理方位分布与其社会历史发展的联系，认为中国在地理上与外界隔绝，四周是弱小国家，这是大一统思想和社会形成、惟我独尊意识形成的重要原因。他说：我国“夙巍然屹立于大东，环列皆小蛮夷，与他国他方，未一交通”，“纵横四顾，常觉有上天下地惟我独尊之慨”。这种环境意识养成了自大心理，影响了求进步发展的上进心，只知固守“中原文献，汉官威仪”，“思想界销沉极矣”。(35)康有为认为，“中国自三代以来，为一统之国，地既广邈，君亦日尊……泰西自罗马以后，散为列国，争雄竞长。地少则精神易及，争愤则人有愤心……法变则日新，此势之绝异也。”(36)这种从国家的分布去探讨中西社会意识的差异，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思维途径。孙中山认为，中国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状态，所以“从来若欲有改革，其采法惟有本国，其取次亦尽于本国而已，故外则无可取材借助之处。”(37)地理上的与世隔绝，导致“无法进行比较、选择而得不到发展，它就停滞不前了。”(38)
在分析地势、地形对社会历史的影响方面，他们也做了可贵的探索。康有为认为，中国地形、地势的特点是“截”：“天之营中国也，自昆仑发脉以来，地势东趋，江河东流。北自天山分脉，南行为祁连、太行，东走医无闾门，绕而为泰山，……崇山树其域，大海面其前，逼隘褊促于数千里间，欲稍舒张而无地矣。”(39)截的地形“气无自出”，使中国常为一统，客观上造成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封闭和内向：“敛者、专者、义者皆引而入内之意。”(40)这种截的地形，在交通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使中外交流困难，中国文化在历史上除了借助“山川皆奔趋向东”而影响东邻日本和朝鲜外，对周边其他国家影响甚微，同样外部文化对中国社会影响更小，所以中国社会以“静”为基本特征。的确，封闭的地理环境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较完备的隔离机制，使大一统的社会和文化一脉相承。与此相反，康有为认为，西方的地形是“散”：“欧洲山川之散极矣，地中海角，四方之间，其山亦然”。(41)分散的地形和濒海的位置，使西方“古今常为列国，即偶然一统，未几而散为列国焉。”(42)西方这种散的地形，客观上造成社会开放和文化的外向，“散者、辟者、仁者皆荡而出外之意。”(43)濒海的环境又使西方人得以利用交通便利的条件，相互交流、交往，促进文化沟通、社会多元化和开拓意识。
中国近代思想家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分析社会历史，虽然提出的许多论点很幼稚、武断，甚至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倾向，但毕竟是冲破了传统的唯天唯命和某某误国的历史观念，出现了用地理环境这种物质力量来分析历史的新的历史观。地理学思潮成为撬动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嬗变的支点，成为引发传统世界观总崩溃的导火索，成为古典哲学走向近代的前奏曲。
注释：
①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1页。
②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106页。
③
姚莹：《复光律原书》，《东溟文后集》。
④ 《今订中外四海舆地总图》，《康輶纪行》卷16。
⑤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戊戌变法》〈四〉，第112页。
⑥ 《戊戌变法》第4卷，第44页。
⑦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46页。
⑧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24页。
⑨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7页。
⑩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38页。
(11) 见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初编》，第23页。
(12) 《皇朝文献通考》卷二九三，四裔考一。
(13) 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第181页。
(14) 《海国图志·英吉利国二》。
(15) 《郑观应集》上册，第67页。
(16) 《报贝元征·思纬氤氲台短书》。
(17) 《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
(18) 《海国图志·西洋人玛吉士〈地理备考〉序》。
(19) 《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卷，第2页。
(20)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戊戌变法》第1卷，第175页。
(21) 《康輶纪行》第十二卷。
(22) 《弢园文录》，第296页。
(23)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收贫民议》。
(24) 严复：《原强》。
(25) 《戊戌变法》卷一，第26页。
(26) 薛福成：《变法》，《晚清文选》第218页。
(27) 王韬：《弢园尺牍·代上苏抚李启保书》
(28)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第44-45页。
(29) 薛福成：《变法》，《晚清文选》第218页。
(30) 《弢园尺牍》第93页。
(31) 《上清帝第五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02页。
(32) 《戊戌变法》第3卷，第3页。
(33)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第50页。
(34)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4页。
(35) 《辛亥革命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第173页。
(36) 《戊戌变法》第2卷，第148页。
(37)(38)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4、86页。
(39) 《万木草堂遗稿外编·康子内外篇地势篇》。
(40) 《万木草堂遗稿外编·康子内外篇地势篇》。
标签：地理学论文; 海国图志论文; 康有为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历史地理学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地理论文; 戊戌变法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梁启超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四洲志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