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两浙路的市镇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镇论文,南宋论文,两浙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0)01-0001-10
赵宋王朝南渡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土地被广泛开发，农村经营各种手工业、商业的“不作田”民户大量存在，①为城乡市场提供了诸多商品，商品经济空前兴盛。城市工商业和市场活动，在州县城市全面繁荣，不断扩展至城郊地带，进而渗透到了广大农村地区。而且，两浙路地处宋廷统治腹地，官僚、士人辐辏，豪绅、大族云集，增加了对商品的需求，为两浙路城乡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市镇的兴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两浙路市镇，在数量与地域的分布上，呈现出区域性的聚集繁盛状态。有关宋代江南市镇在中国古代市镇中的地位，已有学者予以阐释。②然而，对两浙路市镇的数量、分布以及市镇经济的发展状况等，尚缺乏系统的考述。本文以之为题，从区域个案分析的角度，对南宋市镇的发展情况展开深入的探讨。兹撰此文，敬祈教正。
一 市镇数量的增加
两浙路市镇的发展，在南宋时期形成了一个高潮，呈现出“点线面”的立体推进，③超越了历史上任何朝代。行在临安环城市镇与郊区的形成，是行在这个“点”的典型。杭州湾北侧弯弧海岸一连串口岸市镇，是“线”的典型。太湖流域的市镇，则是“面”的典型。南宋两浙路市镇的发展，首先表现在数量上的大幅度增加，集中分布于浙北、浙东各州。
临安府(治今杭州市)，据《元丰九域志》卷5《两浙路》记载，在北宋神宗元丰(1078-1085)初，全州共有镇12个，其中8个分布于杭州城郊地带。至于草市的情况，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到熙宁十年(1077)，杭州城郊有浙江、龙山、曹桥三处。④在北宋神宗统治期间，是北宋增设市镇的高峰期。全国共新增设了92个镇，占北宋增置镇总数的近一半，此后历哲、徽、钦三朝，仅增置镇10个。⑤而到了南宋时，仅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全府就有镇15个，另有草市10多处。⑥若结合其他相关史料记载，其市镇总数在30个以上。
秀州(嘉兴府，治今嘉兴市)在元丰初年只有4镇，北宋末增设魏塘镇，⑦南宋时又增设上海等镇，⑧至于草市更是大量涌现，其市镇总数达到近40个。
湖州(治今湖州市)在五代十国时曾是军镇密集区，有24个镇。北宋时随着镇制的演变，大部分军镇被废弃。到元丰初年，只剩下6个镇，南宋时，虽然镇的数量基本稳定，只在南宋末年新设了南浔镇，但草市的数量却大幅度增加，达到25处。⑨
绍兴府(原越州，治今绍兴市)在元丰初年有9个镇，北宋后期又增设枫桥、蛟井2镇。⑩到南宋时，陆游《剑南诗稿》中记载的镜湖流域的草市就有二三十处之多，全府的各种市镇更有50处以上。
庆元府(明州，治今宁波市)辖鄞县、奉化、慈溪、定海、昌国等五县，在北宋时仅3个镇，到南宋中后期，不仅镇数增至7个，而且草市也达到了40多处，此处还有100处规模相对较小的村坊。(11)
台州(治今临海市)的情况与庆元府相似。北宋时，共有9镇，到南宋中期，全州的镇、市和村坊多达80余处。(12)
平江府(苏州，治今苏州市)境内，新添合路、八尺、浒墅诸草市及平望镇。(13)
常州(治今常熟市)境内，在唐代既有青田、乌石二镇，南宋新增福山镇、许浦镇、梅李镇及涂菘、练塘、支塘、甘草、云甘树、杨尖、直塘等草市。(14)
温、处、婺、严、衢等州市镇的发展，虽不及上面所述府州，但其市镇的数量较北宋时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行在临安向南的陆路主干道，北宋时期即已具备“府州县镇驿舍亭铺相望于道，以待宾客”(15)的特征，又有一批新兴的市镇分布于道途，以便商旅。如绍兴府境内有傅店、于店、夏店、何店、余店诸草市。婺州境内有张家店、湖头市、赵店、和尚店诸草市。衢州境内有小龙游、盈川、顺溪、十八里、后溪、礼贤、平坦、白肚、蒋连、张家店诸草市。从两浙东路衢州江山县城南五里烟萝洞南下，折入往福建干道，登仙霞岭前，有江下市，等等。孝宗初年，周必大经由婺州、衢州赴福建，“途中邸店颇多”。(16)此后陆续增加，宋末元初人刘辰翁在回忆南宋末年的情景时说：
往时吾(吉)州去行朝千七百里，长亭短堠如画，衢、信之间，华堂逆旅，高堂盖道，憩车系马，不见晴雨，列斯青楼，倚门成市，行者如织。(17)
这种色彩斑斓的通衢景观，无疑是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市镇鳞次栉比的产物。
二 市镇的分布
从两浙路的总体情况来看，地处浙北平原和浙东沿海的平江、临安、嘉兴、湖州、绍兴、庆元、台州、温州无疑属于市镇密集地区，由于史料所限，婺、衢、处等州的市镇情况有所缺漏。下面分别论述镇和草市的分布。
1.镇的分布
笔者以现存方志为基础，将两浙路部分州县市镇的分布情况制成下表。
由上表可知，镇与所在县城相隔距离较远，平均距离为56.51里，表明它们有着相对独立的经济辐射区。换而言之，由于县治所在的市场吸纳能力有限，这些镇实际上充当了所处地区经济中心的角色，发挥着将远离州县城市的广大农村与城市联系起来的作用。这样，一方面填补了县级城市辐射不到地区的商业空白，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商品的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的市场和发展空间，这是许多镇的规模不断扩大、经济迅猛发展、城市形态日趋完善的重要原因。
2.草市的分布
草市的分布状况与镇有所不同。在大中型都市的城郊及附近地区，往往是草市最为密集的地带。两浙东路绍兴府的镜湖流域最为典型。下面以镜湖流域为个案，分析草市的分布情况。
镜湖在绍兴府城南，修建于东汉永和五年(140)，周围达358里，环山诸多水流汇集湖中，灌溉会稽、山阴二县9000多顷的土地。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中开始有人盗湖为田，到南宋初年，湖田约有1000顷，湖堙废殆尽。孝宗初年，吴芾知绍兴府，请准开浚复湖，部分湖田复为水域，后时复时废，但仍是当地重要的水源，使该流域的农村成为鱼米之乡。南宋以来，镜湖流域陆续出现规模较大的蔬果种植和鱼类、家禽养殖业。山阴县梅市有植茨18里的农户。会稽县则有凿池数十亩，养鱼万计，卖值达数十万缗的农家。(18)河湖港汊，“陂放万头鸭”，“风起鸭船斜”。(19)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市镇在镜湖流域的发展具备了坚实的基础。
绍兴府倚郭有会稽、山阴二县，镜湖包括东西二湖，东湖属会稽县，西湖属山阴县。因此湖周围的市也分属二县。属于会稽县的市有16个：
龙兴寺前市：城北2里。(20)
江桥市：城北5里。(21)
小江市：城东北40里“出郭四十里”，“数家茅屋小江头”。(22)
斜桥市：城东北。市内多客邸，为庆元府“舟楫往来所集”之处。(23)
樊江堰市：城东22里。(24)
东关市：城东60里。北宋前期，当地天华寺还在湖中，直至北宋末年，依然如此。(25)建炎之后，由于镜湖流域商品经济日趋繁荣，东关草市迅速崛起，宁宗时，天华寺便“在草市通衢中”，(26)为草市街区所环绕。
照水坊市：城东南200步。(27)
禹庙东市：城东南十二三里，“小市孤村禹庙东。”(28)
平水市：城东南25里，大概是太湖流域历时最长的一个草市。(29)
樵风市：樵风泾在城东南25里若耶溪上，“鱼市樵风口。”(30)
沉酿埭市：在若耶溪东，“野店茶香迎倦客，市街犬熟傍行人。”(31)当是一处繁华小市。
若耶市：若耶溪在城东南25里。陆游《若耶溪上》：“村场酒薄何妨醉。”(32)应是溪上一处村市。
西路口市：若耶溪东，“店当古路三叉处”。(33)是沿若耶溪驿路上的一处山市。
娥江市：城东南72里有曹娥堰、斗门、渡口。陆游《娥江市》：“小聚依江边，支流入浦分。”(34)草市显然在堰闸的支流上。
大云桥东市：城南2里。(35)
云门市：云门山在城南30里，“挈榼人沽村市酒，打包僧趁寺楼钟”。(36)草市在山下村中。
属于山阴县的草市有15个：
大云桥西市：城北。(37)
驿地市：城北2里。(38)
禹会桥市：禹会乡在城西北50里，“禹会桥边多酒楼”。(39)
柯桥市：城西北25里。“舣舟柯桥市，一榼手自顷。”“小市初晴已过春，朱樱青杏一番新。”(40)
梅市：城西15里。附近梅里尖山下梅仙坞，“多桃、李、梨、梅、来禽”。(41)且临水通舟，水族甚富。
清道桥市：城西1里。(42)
东跨湖桥市：城西南常喜门(又名偏门)外，附城草市，即“城边小市聚”。(43)
西跨湖桥市：城西6里。草市在桥北，“缥缈云边罨画楼，空濛雨外木兰舟”。“此身只合都无事，时向湖桥看戏场”。(44)楼台参差，兰舟出没，戏鼓喧闹，颇为繁华热闹。
虹桥市：城西7里。(45)
三山市：城西南9里有行宫山、石堰山和韩家山，三山并峙，烟村成簇。陆游自孝宗乾道初年卜居其地。其间东村、西村、南村与蜻蜓浦各有草市。(46)
湖桑堰市：湖桑堰在城西11里，草市在堰东，“居民颇繁”。(47)
亭山市：亭山市在城西南12里，山下水上，“一汀蘋露渔村晚，十里荷花野店秋”。(48)
兰渚市：城西南25里。山间产茶，所以，“兰亭之北是茶市”。(49)
项里市：城南15里，居民200多户。当地盛产杨梅，“绿阴翳翳连山市，丹实累累照路隅。”初夏时节，“山前五月杨梅市”。(50)
金家畯市：城南。“小市孤村鸡喔喔，断山幽谷雨萧萧”，(51)是一处偏僻山市。
以上即为会稽、山阴两县目前可以考定的草市，当然，这并不是全部。综合以上材料，将会稽和山阴两县所属草市的分布情况制表如下。
从表中可以看出，首先，会稽县和山阴县所属草市的分布非常密集和均匀，反映了该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市场网络的健全。其次，草市到所属县城的距离差别较大，近者10里以内，远者50里以外。这与草市的特点密切相关。草市虽然规模小、交易量少，但具有自发性和灵活性等优势，是对县、镇的补充。远者如嫦娥市，离会稽县城达70余里；近者即在县城之内或城门附近，如会稽县照水坊东南200米的照水坊市和山阴县西南常喜门外跨湖桥市，即为附城的草市；多数在10到30里之间，构成城乡市场体系的一部分，满足各地区人们的交换需要。
草市的形成主要来源于人们对交换欲望的强烈要求，这种自发性决定了它的分布具有见缝插针的特点，而伴随着草市数量的增加，最终呈现出繁星点缀的景象。镜湖流域草市的分布情况，在两浙路颇具代表性。
三 市镇经济的发展
市镇数量上的增加，地域分布的密集化和均匀化，既是市镇经济发展的反映，也是市镇经济发展的基础。南宋两浙路市镇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市场的繁荣、沿海市镇的崛起和商税的激增等三个方面。
1.市场的繁荣
两宋之交，江淮地区遭到宋金战争的严重摧残，人口锐减，田地荒芜，经济损失无法估量。与此同时，数量巨大包括具有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经验与技能的劳动人民在内的人流，“犇迸南州”。(52)其中，“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53)城乡人口骤然激增，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到南宋中期，愈益膨胀。叶适说：
民聚而多，莫如浙东、西，瑞安非大邑，而聚尤多。直杉高竹皆丛产，复厢穹瓦皆赘列。夜行若游其邻，村落若在市廛，肤挠眥决，或赴于令，暮往而朝达也。(54)
这是两浙东路温州瑞安县乡间聚落密集的情景，从中可见人口密度之大。作为古代社会生产力要素的劳动力，即人口的大幅度增加，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8)，李元弼在扬州作《劝谕民庶榜》中说：“镇市中并外镇、步、逐乡村店舍多处，各张一本。”(55)由此可见，当时江淮地区市镇的密度颇高。再以温州为例：
向也东瓯之俗，率趋渔盐，少事农作；今则海滨广斥，其耕泽泽，无不耕之田矣。向也涂泥之地，宜植粳稻，罕种麰麦；今则弥川布垅，其苗幪幪，无不种之麦矣。(56)
垦殖指数提高，滩涂实行稻麦连作，瓯江流域的作物种植从内地向海滨延伸。由于社会经济的增长，市镇得到快速发展。到南宋，两浙路乡间市镇星罗棋布的情景更为普遍。
永嘉“四灵”之一的陈允平《过田家》诗云：
村南啼布谷，村北响缫车。隔浦卖鱼市，傍桥沽酒家。(57)
传统的耕织经济，渗透入了酒家、鱼市这类小商品市场，赋予传统乡村聚落新的生活内容和景观。范成大《浙东舟中》诗云：
处处槿樊圃，家家桃庑门。鱼盐临水市，烟火隔江村。(58)
桃槿人家临水市，两村隔水相望，鱼盐水市和农家聚落不可分割。这种经济结合体，在太湖平原表现得更加紧密。理宗端平元年(1234)，刘宰在《漫塘文集》中指出：
今夫十家之聚，必有米盐之市。(59)
十家聚落的小村庄，必有米盐草市。杨万里巡视州县，途经建康府溧水县，其《方虚日斜再行宿乌山》诗：“多稼村村过，垂杨店店迎。”(60)村必有店，说明了在南宋中期，东南地区农村聚落稠密，草市众多，乡间市场兴盛。
聚落萌发出草市，草市成长为镇市，这一渐进自发的过程，贯穿于南宋。嘉兴府崇德县西南的御儿乡，晚唐时节慢慢成长为一个乡村草市。(61)北宋时又衰落，返原为乡村。(62)南宋初，京东濮姓家族移居当地，带来了当地先进的缟纨工艺，孝宗时，濮氏经营的蚕织业，“轻纨纤素，日工日多”，逐渐驰名，聚落也于理宗时改称“濮院”，南宋晚期，以纺织业著称的永乐市再次出现。(63)湖州乌程县南林村，地处苏、秀、湖三州通道要冲，“诸州商贾所聚”。宁宗开禧年中(1205-1207)，只是一聚落，而“耕桑之富，甲于浙右”，草市赖以持续发展，“市井繁阜，商贾辐辏”，因之理宗淳祐年中(1241-1252)奉敕置镇。(64)诸如此类，显示了南宋两浙路乡村商品经济不断繁盛，市镇得以渐次涌现。
2.沿海市镇的崛起
南宋海运畅通，海外贸易的发展导致了海岸市镇的迅速崛起。沿杭州湾北上，在嘉兴、平江府辖区境内沿岸，海岸港口市镇获得了快速发展。
奉化县南60里的鲒埼寨，濒临象山湾。从宁宗初年起，因“商舶往来，聚而成市”，“日益繁盛，邑人比之临安”。(65)嘉定七年(1214)，宋廷敕准设镇。到理宗宝祐年间(1253-1258)，镇内及郊区居民达数千家，他们或“懋迁有无”，或“冲冒波涛”，从事渔业捕捞，致使周围沿海“数百里之人，凡有负贩者皆趋焉”。(66)
华亭县位于嘉兴府东部，辖有松江流域下游，南宋时商业及海上贸易相当发达。“华亭据江瞰海，富室大家，蛮商舶贾，交错于水陆之道，为东南一大县。胡马南渡，所过燔灭一空，而华亭独无恙。”(67)华亭县境内的海岸先后兴起了两大市镇。青龙镇：位于松江流域腹地，华亭县西北，南通漕渠，下出松江，商舶往来颇为方便。镇置于仁宗景祐年中，南宋时期进一步发展：“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货当东南之物。”(68)可见，商品经济愈益繁荣。上海镇：南宋建炎以后，由于太湖平原滨海地带陆续开发，海运日趋繁荣，沿海市镇也日见增加，原来只设上海酒务的草市，成长为“襟海带江，舟车辐辏”的口岸镇市。(69)
平江府当太湖平原的中心。两宋之交，“时浙西七州，盗残者五，惟苏、湖独存，群盗相传，号平江为‘金扑满’”(70)。所以，平江府在当时不但具备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且拥有良好的社会条件，因此它在南宋时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河网纵横是太湖平原的地理特色。如平江府昆山县就有塘47处，浦108处，泾250处，港39处。(71)北宋中后期以来，平江府沿海一带即进入垦辟阶段。到南宋中期，以宁宗嘉定十年(1217)割昆山县东部部分乡村，以练祁市为治所成立嘉定县为标志，宣告海滨垦殖基本完成。“附海膏腴，地力十倍。”(72)嘉定十三年(1220)，有臣僚向朝廷上言：
(平江府昆山县)黄姚税场，系二广、福建、温、台、明、越等郡大商海船辐辏之地，南擅澉浦、华亭、青龙、江湾牙客之利，北兼顾迳、双浜、王家桥、南大场、三槎浦、沙泾、沙头、掘浦、萧迳、新塘、薛港、陶港沿海之税。每月南货商税动以万计，州郡去海既远，知县有抱些小课利，余镪尽归私家者。乞将黄姚、顾迳税场令吏部选差文臣，有举主关升廉正材干之人充监税。(73)
上言所列江湾周边14处海岸草市，都是赵宋南渡以来的新兴口岸。其中顾迳市，当时海外贸易十分活跃，是东南沿海“奸民豪客，广收米斛，贩入诸蕃”的海岸草市。(74)这些分属嘉定、昆山和常熟三县的海岸草市的兴起与壮大，显示了两浙路市镇经济的蓬勃发展。
3.商税的激增
南宋时两浙路市镇经济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数量、布局、市场的繁荣以及沿海市镇的崛起等方面，而且也带来了政府税收的不断增加。
现存南宋商税零星资料统计，足以证明，当时两浙路市镇的商税收入相当高。如高宗绍兴元年(1131)，两浙路扑买坊场1334处得“净利钱约八十四万缗，今未卖者五百有奇”，(75)二者合计达1834处，较神宗熙宁九年(1076)两浙路的坊场、河渡数，增加了48.14％，收入的净利钱，也增加216.89％。(76)
从两浙路各府州具体的市镇来看，绍兴府(越州)在北宋熙宁十年(1077)，其市镇的商税总额为12082贯，到南宋嘉泰初年，增至21652贯，增长了79.21％。其中渔浦镇由3240贯增至4919贯，增长51.82％；曹娥镇由4936贯增至6285贯，增长27.33％；三界镇由907贯增至1544贯，增长70.23％。(77)
庆元府(明州)在南宋宝庆元年(1225)，仅小溪、石碘、宝幢、澥浦等8个市镇就有14030贯。(78)奉化县的鲒埼镇，到理宗绍定四年(1231)，更是高达3万余贯。(79)
浙北地区各州府的市镇经济尤为繁荣，其商税收入也十分庞大。如嘉兴府的魏塘镇、澉浦镇，到南宋中后期年商税额均在3万贯以上。(80)湖州的新市镇嘉定年间日额18贯，全年合计6500多贯。(81)乌墩镇到嘉泰初每月商税也有1707贯的收入，(82)全年合计为2万余贯。时人言：
郡(湖州)有乌墩、新市，虽曰镇务，然其井然邑之甚，赋入之多，县道所不及也。(83)
与乌墩镇隔河相对的乌青镇也毫不逊色。据《宋会要辑稿》食货18之30，嘉定十七年(1224)三月十四日臣僚上奏言：
乌青镇地连三郡，河港分支，物货易于透漏，税务祖额每日止四十三贯。自辛巳年间，江淮流民避地，税物经过偶有增羡，当时守遂增至一百二十贯二百(文)。自后商旅不行，课额日减。至淳熙十三年，父老省部陈词，减作八十五贯五百(文)有畸，今为定额。(84)
辛巳年即绍兴三十一年(1161)。由此可知，乌青镇的商税在北宋后期已达1.5万多贯，南宋前期一度增至4万贯以上，南宋中期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在3万贯以上。
四 结论
南宋时期两浙路的市镇，在北宋兴起的基础上，有了更加全面深入的发展。市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即如前述南宋人刘宰所说“今夫十家之聚，必有米盐之市”。首先表现在市镇数量的大幅度增加，特别是浙北、浙东各州县更具代表性。南宋市镇呈现出“点线面”的立体推进态势，超越了以往任何朝代。(85)南宋市镇分布的密集化和均匀化，意味着各个市镇之间往来与联系的增多，构建了两浙路的基层市场体系。
南宋两浙路市镇的发展存在着不平衡性特征。从两浙路的总体情况来考察，地处浙北平原和浙东沿海的平江、临安、嘉兴、湖州、绍兴、庆元、台州、温州属于市镇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而地处浙西和浙南内陆丘陵地区的婺、衢、处等州则属于市镇经济的欠发达地区。
诸多市镇因其附近地区的农、林、渔、盐及手工业生产，成为名副其实的乡村经济中心。乡村墟市是城乡商品流通的基础，成为城市和中心市镇与乡村双向互动的连接点。南宋时期，遍布两浙路的乡村墟市，与作为农村经济中心的市镇，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商品交换与流通的网络。在此基础上，市镇经济呈现出蓬勃生机。两浙沿海市镇，在海外贸易的兴盛之下迅速崛起。在两浙路市镇数量的增加、市镇经济的发展以及海外贸易兴起的带动下，南宋政府的税收得以不断增加。
随着对市镇坊郭居民和商客税课的不断增加，商品交换形式也就相应地发生了变动。墟市原义是定期集市，同时也是江南广大区域里的草市原型。南宋两浙路在定期集市之外，已有日日市，并有早市、昼市和夜市之分。陆游在镜湖堤上村舍间，常见“小市竦灯有酒垆”(86)的景象。两浙路集市时间的多样化，是市场需求的多样化和随时性，促使市场作出适应性的变动，反映了该地区市镇经济的活力和广阔的市场购买力与消费力。
注释：
①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卷9《取会管下都分富家及阙食之家》，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009页。
②市镇是草市和镇的统称。从现存史料来看，草市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出现。镇出现于北魏时期，入宋以后，经济色彩逐步增强。草市和镇二者构成了初级市场，学界一般将之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统称为“市镇”。傅衣凌先生指出，江南地区市镇的发展，始自宋元时代。(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载《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9页。)有关江南市镇的研究，陈国灿先生集中对江南城市进行了初步研究(《南宋江南城市的公共事业与社会保障》，《学术月刊》2002年第6期；《宋代江南城镇的物资供应与消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在江南市镇中，南宋时期两浙路的市镇尤具典型性，本文以之为题展开研究。
③傅宗文将宋代市镇的发展归结为“三部曲”：点，最早在城乡的个别地点出现，这是第一时期的现象；线，其次在水陆运输线沿线、沿途出现(如步市、道店)，这是第二个时期的现象；面，终于成片出现，构成乡间市场网，这是第三个时期的现象。点线面的发展进程既有按时间顺序关系的，也有前后交叉进行的。(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页。)
④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19之29，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5122页。
⑤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第91页。
⑥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19《市》、卷20《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宋元方志丛刊本，第4册，第3549-3551页。
⑦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甲志卷10《李八得药》，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9页。
⑧唐锦：《弘治上海志》卷5《建设志》，上海书店1990年版，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第7册，第155页。
⑨谈钥纂修：《嘉泰吴兴志》卷10《管镇》，宋元方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册，第4730-4731页。
⑩陆心源辑：《吴兴金石记》卷11《安吉州乌程县南林报国寺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续修四库全书本，第911册，第560页。
(11)方万里、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卷13《鄞县·镇市》、卷15《奉化县·镇市》、卷17《慈溪县·镇市》、卷19《定海县·镇市》、卷20《昌国县·镇市》，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宋元方志丛刊本，第5册，第5160、5188、5213、5235、5251、5269页。
(12)陈耆卿纂：《嘉定赤城志》卷2《坊市》，宋元方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册，第7298-7300页。
(13)《宋会要辑稿》食货18之29,第5122页。
(14)孙应时纂修：《琴川志》卷1《镇》、《市》，宋元方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册，第1166、1167页。
(15)解缙：《永乐大典》卷14574《急递铺》引《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441页。
(16)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165《归庐陵日记》，线装书局2004年版，宋集珍本丛刊本，第52册，第607页。
(17)刘辰翁：《须溪集》卷6《送人入燕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6册，第525页。
(18)施宿等纂：《嘉泰会稽志》卷17《草、木、鱼》，中华书局1990年版，宋元方志丛刊本，第7册，第7024、7034、7038页。
(19)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65《稽山行》、卷37《村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660、2401页。
(20)(21)《嘉泰会稽志》卷4《市》，第6781页。
(22)《剑南诗稿校注》卷79《小江》、卷67《小江》，第4284、3759页。
(23)《嘉泰会稽志》卷11《桥梁》，第6914页。
(24)《剑南诗稿校注》卷17《春游至樊江戏示坐客》，第1357页。
(25)邹浩：《道乡集》卷10《题仁老所画枕屏其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1册，第249页。
(26)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卷6，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2页。
(27)(35)(37)(38)(41)(42)《嘉泰会稽志》卷4《市》，第6781页。
(28)《剑南诗稿校注》卷45《小舟白竹篷，盖保长所乘也，偶借至近村戏作》，第2758页。
(29)张淏纂修：《宝庆会稽续志》卷3《市》，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宋元方志丛刊本，第7册，第7124页。
(30)《剑南诗稿校注》卷57《出行湖山间杂赋》，第3304页。
(31)《剑南诗稿校注》卷81《肩舆历湖桑堰东西，过陈湾，至陈让堰小市，抵暮方归》，第4361页。
(32)《剑南诗稿校注》卷20《若耶溪上第一首》，第1557页。
(33)《剑南诗稿校注》卷17《西路口山店》，第1301页。
(34)《剑南诗稿校注》卷22《鹅江市》，第1650页。
(36)《剑南诗稿校注》卷21《故山第四首》，第1628页。
(39)《剑南诗稿校注》卷77《舟中醉题》，第4223页。
(40)《剑南诗稿校注》卷31《送苏召臾秀才入蜀效宛陵先生体》、卷16《柯桥客亭》，第2087、1265页。
(43)《剑南诗稿校注》卷8《东跨湖桥》，第635页。
(44)《剑南诗稿校注》卷55《泊舟湖桥酒楼下》、卷68《行饭至湖上》，第3231、3824页。
(45)《剑南诗稿校注》卷17《秋夕虹桥舟中偶赋》，第1319页。
(46)《剑南诗稿校注》卷65《东村》、卷13《西村醉归》、《金北摇落景物殊佳偶作》、卷73《泛舟至蜻蜒浦小泊渔村》，第3688、1038、4036页。
(47)《嘉泰会稽志》卷4《堰》，第6782页。
(48)《剑南诗稿校注》卷17《秋夜泊舟亭山下》，第1321页。
(49)《剑南诗稿校注》卷42《湖上作第一首》，第2648页。
(50)《剑南诗稿校注》卷17《六峰项里看采杨梅连日留山中》、卷43《项里观杨梅第一首》，第1316、2684页。
(51)《剑南诗稿校注》卷85《病中杂咏十首第五首》，第4536页。
(52)《宋会要辑稿》食货69之57，第6358页。
(53)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绍兴十八年十二月己巳，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27册，第217页。
(54)叶适撰，刘公纯点校：《水心文集》卷10《瑞安县重建厅事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62页。
(55)李元弼：《作邑自箴》卷6《劝谕民庶榜》，四部丛刊续编本，第29页。
(56)吴泳：《鹤林集》卷39《温州劝农文》，宋集珍本丛刊本，第74册，第653页。
(57)陈允平：《西麓诗稿》，上海书店1994年版，丛书集成续编本，第107册，第201页。
(58)范成大：《范石湖集》卷21《三折东舟中》，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0页。
(59)刘宰：《漫塘文集》卷23《丁桥太霄观记》，宋集珍本丛刊本，第72册，第393页。
(60)杨万里：《诚斋集》卷32《方虚日斜再行宿乌山》，宋集珍本丛刊本，第54册，第393页。
(61)《全唐诗》卷474《语儿新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386页。
(62)梅尧臣：《宛陵集》卷59《题嘉兴永乐院携李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9册，第420页。
(63)徐硕纂：《至元嘉禾志》卷3《镇市》，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宋元方志丛刊本，第5册，第4436页。
(64)陆心源辑：《吴兴金石记》卷10《接待忏院公据碑》、卷11《安吉州乌程县南林报国寺记》、卷12《嘉应庙敕牒碑》，齐鲁书社1994年版，续修四库全书本，第911册，第553、560、583页。
(65)方万里、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卷14《奉化县志第一·官僚》，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宋元方志丛刊本，第5册，第5180页。
(66)吴潜：《许国公奏议》卷3《奏禁私置团场以培植本根消弭盗贼》，宋集珍本丛刊本，第84册，第139页。
(67)孙觌：《鸿庆居士文集》卷34《宋故右中大夫直秘阁致仕朱公墓志铭》，上海书店1984年版，丛书集成续编本，第102册，第984页。
(68)宋如林：《嘉庆松江府志》卷2《疆域志·市镇》，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中国地方志丛书本，第10册，第113页。
(69)唐锦：《弘治上海志》卷5《建设志》，上海书店1990年版，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第7册，第139页。
(7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2，建炎三年四月戊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25册，第366页。
(71)凌万顷、边实纂：《淳祐玉峰志》卷上《水》，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宋元方志丛刊本，第1册，第1057-1061页。
(72)范成大纂修：《吴郡志》卷36《郭外寺·圣像院》，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宋元方志丛刊本，第1册，第959页。
(73)《宋会要辑稿》食货18之29,第5122页。
(74)《宋会要辑稿》食货38之4，第5468页。
(7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4，绍兴元年五月戊申，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25册，第612页。
(76)《永乐大典》卷7507《常平仓》，第3357页。
(77)《宋会要辑稿》食货16之7，第5076页；施宿等纂：《嘉泰会稽志》卷5《课利》，宋元方志丛刊本，第7册，第6795-6796页。
(78)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卷5《叙赋上》(宋元方志丛刊本，第7册第5052页)载奉化、定海、慈溪3县城及小溪、石碶、宝幢、澥浦4处税场共收入40530贯，大嵩、横溪、公塘、白杜4处税场共收入5600余贯。另据同书卷14《奉化县志》(第5180页)载该县城商税为1800贯，卷17《慈溪县志》(第5215页)载该县城商税为2700贯，卷19《定海县志》(5237页)载该县城商税为27600贯。除去这3县城数，则小溪等八处市镇商税额为14030贯。
(79)《永乐大典》卷14622《吏部条法·差注门三·绍定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尚书省札子》，第6545页。
(80)《永乐大典》卷14622《吏部条法·差注门三·绍定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尚书省札子》，第6546页。
(81)《宋会要辑稿》食货16之7，第5076页。
(82)谈钥纂修：《嘉泰吴兴志》卷8《公廨·乌程县》，中华书局1990年版，宋元方志丛刊本，第5册，第4725页。
(83)薛季宣撰：《浪语集》卷18《湖州与镇江守黄侍郎书》，宋集珍本丛刊本，第61册，第292页。
(84)《宋会要辑稿》食货18之30,第5122页。
(85)有关市镇的类型，陈国灿、奚建华二位先生将之分为五种，即卫星市镇、生产性市镇、交通枢纽型市镇、港口型市镇以及乡村墟市。(详见《浙江古代城镇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190页。)
(86)《剑南诗稿校注》卷80《游山步第二首》，第4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