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50年代对中国工会道路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工会论文,道路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建国初期，新中国第一代工会领导人和工会工作者对工会理论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和多层次的探索。其方向是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会道路。虽然探索终因所获得的理论认识同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党对同工会关系的认识存在着深刻矛盾而两次遭受政治批判，但仍然具有为中国工会在80年代中后期继续探索并初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会道路奠定认识前提和理论基础的重大意义。
50年代初中期，新中国的第一代工会领导人和工会工作者，针对当时工会工作实践中出现的大量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果的理论探索，虽然这一探索曾两度因遭受政治批判而被迫中断。但仍然具有为中国工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继续探索并初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理论奠定认识前提和理论基础的重大意义。重新回顾这一探索过程，认真反思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工会实现由计划经济下的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向市场经济下的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转变，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
一、探索的社会历史背景
开始于建国初期的对中国自己的工会道路的探索，是在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基本结束，新中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并开始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展开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政党成为执政党；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面临着与以前截然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这些根本性的变化，要求工会的任务、方针、作用，工作的重心、内容和特点，以及工作方式和活动方式也必须随之进行相应的转变。如何尽快地实现这一转变，工人阶级执掌政权条件下的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应该怎样开展和进行，对于新中国的工会来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一个现实而又全新的课题。对于这一课题的回答，没有现成的答案，只能在实践的过程中进行探索，予以解决。新中国的第一代工会领导人和工会工作者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从实际出发，针对当时工会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迈出了他们探索的步伐。
二、探索的代表人物和引发探索的主要原因
这一探索的代表人物是当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全总名誉主席刘少奇同志；实际主持全总工作的全总副主席李立三同志；主管中南地区工会工作的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同志和全总第七、八届执委会主席赖若愚同志。
他们在50年代的初中期，针对新中国建立之初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中大量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通过制定的方针、政策；起草的文件、报告稿；撰写的文章和在有关会议上的发言；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阐述了对社会主义时期工会的性质、地位、作用、任务、工作方式、组织方式、活动方式以及工会与执政党、人民政府、企业行政的相互关系，工会内部关系等涉及到工会工作最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看法，从而在实际上形成了对社会主义时期一系列重大的工会理论政策问题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探索的局面。
他们的探索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是从指导新中国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实践的实际需要出发，直接针对当时工会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展开的。建国之初，由于(1)各地工会基本都是随着城市的解放而由各地党的组织委派干部自上而下地组织和建立起来的；(2)工会建立后开展的主要工作又是根据党和政府的要求，动员职工克服困难，完成各项经济、政治任务；(3)大多从部队或老解放区（农村根据地）直接抽调、委派到各级工会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普遍缺乏从事新工作的知识和经验，而仍然比较习惯于服从行政指挥和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去开展群众工作，因此，建国初期的工会工作，在组织和动员职工群众克服各种困难，完成党和政府提出的经济、政治任务方面发挥了较好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工作方法上的“命令主义”，工作立场上的“行政化”，工作作风上的“官僚主义”等使职工群众感到失望和不满的现象。所有这些现象，最终都集中地反映为“工会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职工群众”这样一个核心问题。50年代的工会理论探索就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的。
三、探索获得的主要成果和特点
党的第一代工会领导人和长期从事工会实际工作的一些同志，还在工会脱离职工群众这一现象产生之初，就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它的实质和危害性。为了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将马克思列宁工会学说与中国工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运用马克思列宁工会学说的基本观点，尤其是运用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工会性质、地位、任务、作用的学说，研究和分析新中国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并在探索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工会理论。他们在探索中提出的(1)工会是工人群众的组织，必须实行民主办工会，群众办工会的原则；(2)要正确认识和用公私兼顾的办法，以工会的调节为手段，处理职工与国家、企业行政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存在的内部矛盾；(3)工会要服从党的领导，但党对工会的领导不能简单地下命令，包办代替工会的工作，而是应该依靠党员执行党的正确政策和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依靠党员的模范作用和核心作用来实现；(4)工会应该明确地站在工人阶级利益的立场，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在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上走群众路线；(5)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国营工厂内部公私矛盾的存在和解决是工会存在的客观基础；脱离群众对于工会来说是一切危险中最大的危险，正确对待群众是工会工作的根本问题；(6)工会的独特任务和作用，在于联合和团结全体工人阶级，保护职工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并且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影响、教育广大的职工群众；(7)工会组织必须充分发挥调节作用……等对中国工会理论问题的基本认识，以及在私营工商业中的劳资关系和工会工作，企业民主管理，集体合同，劳动竞赛，工会宣传工作，产业工会和地方工会关系等问题上的看法和主张，都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实际涉及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工会理论和实际的方方面面，并由此而构筑了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会理论的基础。
50年代初中期的工会理论探索，具有从实际出发，针对性强，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和将马克思列宁工会学说与中国工会实际相结合的特点。它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工会实际状况出发，以马克思、列宁的工会学说为理论指南，以解决工会工作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为直接目的，其方向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特点的社会主义工会工作新路子。尽管这一探索的时间还比较短，并且存在着理论层次上还缺乏深度，理论表述上还不尽科学，理论体系上还缺乏完整性等等不足，但它确实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会道路方面，获得了初步的理论成果。如果这些理论成果能够付诸于当时中国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实践，并能在实践中得以不断丰富、完善，将非常有助于克服当时工会工作中实际存在的行政化和脱离职工群众问题，有助于形成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会与党、政、群的正常关系，有助于新中国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健康开展和工会作用的有效发挥，从而有可能在实践中逐步形成有中国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会道路。
四、探索的结局
令人遗憾的是，50年代初中期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会道路的探索，从一开始便时运不佳，并且自始至终都笼罩着遭受政治批判的阴影。分别于1951年12月和1958年5月召开的全总党组第一、三次扩大会议，采取压服的方式，蛮横专断地批判了刘少奇、李立三、邓子恢、赖若愚为代表的工会领导人和工会工作者对工会实际和理论政策问题的探索成果。他们关于工会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核心观点，被无端地指责为是“工团主义”和“经济主义”。这两次政治批判，不仅仅是针对李立三、赖若愚等人的，而应该看成是对中国工会的政治批判。两次对中国工会的批判，尤其是1958年的那次政治批判，从根本上阻断了人们对中国自己的工会道路的积极探索。中断了探索中国自己的工会道路的历史进程。并使当时急需解决，而第一代工会领导人和工会工作者正在设法解决的工会群众化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进一步助长了工会依附于党政机关和企业行政方面的官办倾向和脱离群众现象。自此以后，积极探索中国工会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生动活泼局面消失了，广大工会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深深的挫伤。再也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提出和探讨对工会理论与实践问题的不同认识了。错误的批判在造成广大工会干部思想混乱的同时，导致的是“左”倾思潮在工运领域和工会内部的严重泛滥。
在两度批判了新中国第一代工会领导人和工会工作者对中国自己的工会道路探索的同时，形成于斯大林时期的生产、生活、教育三位一体的苏联的工会理论和模式，因其适应同样是深受苏联模式影响建立起来，并且是正在不断得到强化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经济体制而成为党对中国工会道路的现实选择。这样，生产、生活、教育三位一体的工会工作模式，在50年代中期便凭借着政治的威严而被强加于中国工会的理论与实践之中。1951年12月，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批判李立三、邓子恢为此铺平了道路。1953年5月，工会七大制定的工作方针，正式体现了这一模式。在工会七大的工作方针中，回避了工会理论和实践中最重要的“代表和维护职工群众利益”这个最具有根本性的问题。工会七大以后，生产、生活、教育三位一体的模式得到不断强化，渗透到了工会工作的各个方面，并最终取得了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工会理论和实践的正统地位。在这一工会理论指导下，中国的工会运动，长期以来同前苏联的工会运动一样，在实践中呈现出明显的行政化特点和在一定程度上脱离职工群众的弊端，其消极影响既深且远，至今也没有完全消除。
五、探索失败的主要原因
50年代初中期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会道路的探索，之所以屡遭批判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探索所获得的理论认识，从一开始就同当时已经显露端倪，并且在趋势上不断得到加强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经济体制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社会尚处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过程之中。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历史条件下，党借鉴前苏联的经验，选择并建立起集中统一管理的经济体制及其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是，随着三大改造的迅速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大大加强和政治制度的基本确立，在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新时期以后，就应该对因适应建国初期形势建立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经济体制中那些不适合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部分予以适当的调整，尤其应该对广大职工群众的日常经济利益给予应有的充分重视，以调动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调整，屡遭干扰，迟至70年代末才得以逐步展开。而在长达二十几年的时间里，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经济体制则经历了一个不断被强化的过程。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经济体制强调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利益的一致性（这在建国初期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然而这种一致性在不断强化政治上的统一领导和经济上的集中管理的过程中，被人为地、片面地、形而上学地扩大到了既不承认存在着差异性，也不允许谈存在着差异性的绝对化的地步。因此，刘少奇、李立三和赖若愚等人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国家、企业、职工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还存在着不同利益的矛盾，以及可以用协商的办法，兼顾的办法予以解决的主张和做法，必然为不断得到强化的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所不能相容。这是中国工会之所以多次被指责为犯有“经济主义”错误在体制上的根源。
第二，执政党在较长时间内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和平建设时期，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工人阶级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导致新中国第一代工会领导人和工会工作者，关于工会同党的关系的正确认识，屡次被批判为犯有“工团主义”错误的根本原因。中国工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源远流长。在中共没有取得执政地位以前，党和党所领导的工会都处于非法地位。在推翻反动政治，夺取国家政权的共同目标下，工会在党的领导下，围绕党的中心任务，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向反动政府和资本家为工人群众争取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斗争的性质主要地表现为敌我斗争，工会的社会功能更多地体现为政治功能，在某些非常时期，党和工会甚至在组织上是合一的，这就使革命战争时期的党与工会的关系，比较单一地体现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然而，在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工会同党的关系则要比革命战争时期复杂一些。一方面执政党不仅要始终坚持对工会实行政治、思想、组织上的领导；另一方面，执政党还要注意充分尊重和支持工会的相对独立性。支持工会依照自己的章程和根据群众组织的特点，代表和维护职工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而且这种关系的确立，最终应当建立在法制化的轨道之上。但是建国以后，我们党的许多同志没有能够看到这种变化。他们固守过去长期武装斗争时期所形成的工会与党的关系的观念，对第一代工会领导人和工会工作者对新形势下工会同党的关系的正常的理论探讨，横加指责，大加批判。结果导致在50年代至70年代长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执政党与工会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单纯地、片面地、绝对地强调党对工会的领导，而忽视工会的独立性和群众组织特点的极不正常状态，直至80年代中期，这一问题才得到初步解决。
第三，探索所获得的理论成果，始终没能转化成全党的共识。新中国建立之初，党的工作重心刚刚由农村转向城市。虽然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时，党就已经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一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指导方针，但是，如何将这一方针同城市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实际开展结合起来，无论对执政党还是对党领导的工会，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在不可能事先作好充分的理论和思想准备的当时，已有的经验便显得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这就使得党在长期武装斗争时期所形成的领导根据地工会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前苏联工会工作的经验，为适应急需而被直接移植到当时工会的实际工作中。这些经验确实在工会组织和动员职工群众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国民经济，完成党和国家提出的各项任务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着忽视职工群众日常经济利益的不足。这种“忽视”在革命战争时期，作为换取革命胜利的必要代价，有其相对的合理性。但是在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领导阶级，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职工群众的日常利益依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就势必会导致工会以至执政党脱离职工群众。对此，感受最深的是处于城市群众工作第一线新中国第一代工会领导人和各级工会工作者。他们从实际出发，试图从理论政策的高度，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他们所提出的，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明是正确的一系列观点和主张，却因为借鉴苏联模式建立起来并不断得到强化的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政治体制，在客观上要求不断强化工会组织和动员职工完成党和国家提出的政治经济任务的政治功能，而从一开始就“和者盖寡”，既没有得到执政党最高领导层的一致认同，也没能转化成全党的共识。更为令人遗憾的是，随着50年代中后期，党的“左”倾错误的不断发展，他们的正确观点和主张，竟被视为“异端邪说”而遭到无情的政治批判。
第四，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会问题，做为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在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已经获得全面的科学认识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得到解决。但是，在50年代初中期，这一重要的前提还远远没有具备。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全党上下精神振奋，急切想做出一番新的伟大事业，但是，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全党都还缺乏足够的理论和思想准备。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经验，深化认识。党曾经希望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能够比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少经历一些大的曲折。但是后来的历史表明，由于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我们未能避免大的曲折。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党曾经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进行过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初步成果。与此同时，以赖若愚为代表的工会工作者在刘少奇、李立三、邓子恢等人奠定的认识基础上，将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会道路的探索又大大地向前推进，在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探索的内容，获得了一些新的成果。但是，随着1957以后中国政治局势的急转直下，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左”倾错误。结果导致刚刚开始的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未能坚持下去，对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会理论的探索也被迫中断，这一中断就是二十几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党对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特点和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日益全面，在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工会对中国自己的工会道路的探索，才得以正常进行。
六、探索具有重大意义
50年代初中期新中国第一代工会领导人和工会工作者，对中国自己的工会道路进行的探索在中国当代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的历史上，在工运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两次探索最为重大的意义在于：她为80年代中后期中国工会继续探索并初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会道路奠定了认识的前提和理论基础。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道路的理论，是在50年代两度对工会问题探索所获得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深化、发展而来的。此外，第一代工会领导人和工会工作者，在两次探索中所表现出的开拓创新、无畏求实、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精神，对于今天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继续探索、丰富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会理论，坚定地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会道路，具有极其现实的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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