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以唯物史观精选中华英杰——《影响中国历史100名人》引起争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英杰论文,中华论文,中国历史论文,名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惟我中华泱泱文明古国，五千多年来能够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赖兆亿炎黄子 孙世世代代精勤创新，奋发图强。其间涌现了众多英雄豪杰，他们作出了特殊突出贡献 ，值得后人作为学习楷模。总结出中华英杰的独特作用与成功经验，这是当今弘扬爱国 主义精神、再铸中华辉煌的需要。在张大可教授主持和指导下，由王慧敏主编的《影响 中国历史100名人》一书(民族出版社1999年7月初版)，正是旨在师承先贤，激励来者。 中华英杰成千上万，为何只精选百人呢?这是由于“百”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既是为数之 极，又是为数之精。在古汉语中不是有“百灵百验”、“百发百中”等众多成语吗?如 果选入千人万人，又不免数量过多。
要精选历代中华英杰，又只限于百位名人，首先遇到的难题是以什么思想为指导、以 什么标准来细挑。我拜读之后感到本书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是本书精选得 当的灵魂。提起唯物史观，也许有人认为它是见物不见人，只强调生产力的作用，而忽 视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或者进而认为它只讲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而抹 煞了个人的重大作用。诸如此类的误解不一而足。其实唯物史观是非常全面、严整的科 学世界观。它既见物又见人，指明了任何社会生产力都是人类的生产劳动创造出来的。 它既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又重视个人在历史上正面的进步作用或负面的反动作 用；既突出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主导作用，又注重生产关系对 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说过：“马克思 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 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49页)。又说：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 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 。“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 ，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 的力量的产物。”“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同上书第4卷第695—696页)。可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政治制 度与意识形态、道德艺术与宗教、人民群众与个人之间，虽然有主次、起承、正反、源 流等不同的关系与作用，但是它们都汇成为历史发展的合力。
按照唯物史观的上述原理，《影响中国历史100名人》一书从中华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 各个不同领域精选出百名有特大贡献的人物。其中科技文化人物达57人，政治军事人物 43人。把春秋时期鲁国的木工祖师公输般即鲁班、北魏时期的农业专家贾思勰、宋元时 期的棉织工能手黄道婆等人选入百名中华英杰，就是着眼于发展生产力的首要性。把最 早的经济改革家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首创法制的改革家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创立两 税法的唐朝财政改革家杨炎、通西域的汉朝外交家张骞、七下西洋的明朝航海家郑和选 入本书，体现了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动力。把造字的仓颉、造纸的蔡伦、书 法家王羲之、诗圣杜甫、诗仙李白、东晋三绝(才绝、画绝、痴绝)画家顾恺之等文化名 人选入是别具慧眼的。选入尊礼士人开自由学风的齐宣王，更是别具深意。把玄奘、慧 能、宗喀巴选入是考虑到宗教在历史上的特殊作用。
本书在写作上也有特点。对每个入选人物的行文都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在各个人物 的姓名、生卒年之上加有一句简明的提示定语，以表明各个人物的特殊贡献和身份，如 建立多民族一统政权的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第二部分是人物小传。第三部分夹 叙夹议评说人物的最突出贡献。第四部分余论，或补充内容，或对其历史功过作了提示 。这样对人物层层递进的评价就较为全面、深刻。
全书在附录中又列出10个反面人物，即从荒淫暴虐的殷纣王受辛到背叛民国复辟帝制 的袁世凯，作为10大昏暴奸佞，列举出他们的历史罪行。这样给读者以善恶对照，忠奸 对比。正面英杰精选百人，反面败类只列出10人。这也显示正气压倒邪气，好人远超坏 人，所以中华民族能够经久不衰，持续兴盛。
对于精选的百名英杰如何分类排列呢?这是需要悉心考究的。本书采取一种独特的纵横 比较方法，即把百名英杰分为10编，每编10人。第一编是作为“民族之魂”的贡献最大 的10个历史人物，他们起于黄帝、仓颉，终于毛泽东、邓小平。第二编至第九编是按政 治家、思想家、文史学家、科学家、改革家、军事家等分类排列。第十编为在民间影响 最大的人物，如陈胜、诸葛亮、关羽、岳飞等。这样每一编10人都是从古至今纵向排列 ，而从横向来看又可以大体上看出各个时期都有哪些杰出人物。这种分类排列只是编选 者的一家之言，它固然给人们以重要启迪，但是也存在局限性。由于每编只限10人，这 样不免有的选编不当。例如把胡适列入思想家，而鲁迅只算是文学家；把文学家列为第 四编，而科学家却属第五编，我认为这也是错位。此外，思想家有两编：第三编和第七 编；文史家也有两编：第四编和第八编，似乎选得过多了些。像刘知几、章学诚、王国 维在史学上贡献很大，然而列入影响中国历史的百名英杰未必合适。从全面的唯物史观 出发，就要从总体上来考察究竟哪些人在哪些方面五千年来对中华民族的两个文明建设 ，即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实际上起过最重大的作用，有过最深远影响。希望 编选者在再版时能够对精选的英杰再作一些调整。例如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为了体现民 族融合与团结，似应把中华民族的第一位人文始祖、奠定了农业文明基础的炎帝即神农 氏也选入本书。既然科技是重要的生产力，理应增加一些科技专家，如战国时秦国的水 利专家李冰，为《九章算术》作注的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宋朝发明 家毕昇等。
二
以上是我应约为《影响中国历史100名人》一书的再版所写的序言。该书最近再版时原 编者在我写的序言之后，另加上如下一段重要按语：“中国人民大学著名学者高放教授 为本书再版所作的序，精辟而全面地对本书作了分析和评价，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 ，实际上已开展了争鸣，体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学者的风范，对读者具有启发意义。本书 主持人张大可教授及全体作者非常欢迎大家来展开争鸣，这样才能推进学术的发展。希 望高放教授的序能引发争鸣。同时本次再版也吸纳了高放教授及学术界反馈的意见，增 选了李冰、刘徽、张学良三个历史人物，相应删去了葛洪、章学诚、王国维三个人物， 保持一百人物总数不变，炎帝已附见于黄帝传中，故未单独立传。汉武帝刘彻排入了第 一编与秦始皇并列更符合传统的认识。由于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重文化礼义，轻科技 畴人，论实际影响，科技人物不及文史大家，因此各编列顺序未作调整。由于毕昇的活字印刷未产生实际影响，故未入选。当然，这都是一家之言。《导论》第4 节提出：‘每一个读者都可以一试身手，在这一百个人物的名单中进行增减排序，总数 以100人为限，按每个读者的增减从100人的总数中平衡，那么保留下来的，就是读者心 目中的百分比。’当你做这样的尝试，非常有趣，也非常有意义，将在不知不觉中受到 历史的薰陶，受到历史伟人思想品格的启迪，将不由自主地审视自己的人生追求与行为 轨迹，不仅知识日增，而且修养提高，自觉地向历史名人学习。这就是中国传统史学的 惩恶劝善。所以说本书是一部使人开窍的书。高放教授的序，启迪思考，为本书增彩， 再次致以衷心的谢意。”
读罢以上这段按语，使我联想到另外一本在读者中不断引起争鸣的同类书，这就是美 国麦克·哈特著《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顾名思义，此书是以对人类 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作为标准，从各国历史上挑选出100个人物，按其贡献与作用大 小，排定了顺序座次。结果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争议和争鸣。例如，作者把伊斯兰教创 始人穆罕默德排在基督教创始人耶稣之前，占据排名首位；把牛顿等科学家和技术发明 家排在亚历山大大帝等政治家、军事家之前；又如，毛泽东在1978年初版中名列第20位 ，可是在1992年第2版中却跌到80开外。这本书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也许是因为每个 读者读后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看法，对历史人物及其排名座次进行调整。原书的这两个版 本都曾经被译为中文，于1991年和1999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和海南出版社先后出版。
可能是受到这本书的启发，我们中国学者也编写出《影响中国历史100名人》，但是在 排名座次方面采取了新方法，即把所有人物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10类，每类 都只限10个人，各类之中再按人物出现先后排列。本书所选人物及其排列方法，有其特 点和优点，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我认为也存在缺点和疑点，所以我在以上序言中 不揣冒昧，谨提出己见供编者参考。其中有些建议已被编者采纳，在本书再版时作了修 正和补充。然而还有两个历史人物的处理或评价，我仍有不同看法，现再提出同编者商 榷。其一是关于炎帝。编者说：“炎帝已附见于黄帝传中，故未单独立传。”《影响中 国历史100名人》的体例是一人一传，如果炎帝可以附于黄帝传中，岂不违背体例?照此 写法，杜甫是否也可附于李白传中，梁启超是否也可附于康有为传中?其二是关于毕昇。
编者说：“由于毕昇的活字印刷未产生实际影响，故未入选。”实际上毕 昇的印刷术产生过很大影响。原来人们以为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仅见于宋朝沈括《梦溪笔谈》中的记载，未见过宋朝用活字印刷过何种书籍。直到1985年台湾学者黄宽重在南宋周必大文集中，发现有周氏以泥活字印刷过所著《玉堂杂记》等书，始见确证(详见《中华文明史》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5—326 页)。无独有偶，近年来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专家孙寿岭对该市亥毋洞寺遗址出土的宋 朝中期(约为12世纪初期)出版的西夏文佛经《维摩诘所说经》重新进行了深入研究。他 发现这本经书确是泥塑活字印刷的珍奇真品。他不仅按照北宋发明家毕昇的泥塑造字方法烧制出数千个西夏活字，而且用这些活字重新刊印出新本《维摩诘所说 经》，还从中总结出泥塑活字的各种特点。这就有力地证明了毕昇的泥塑活字印刷术早在宋代就已得到广泛的应用(详见《光明时报》2002年10月4日A2版记者庄电一写的报道)。我认为这个新发现有重大价值，我们应该据此改变旧观念。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后经俄国商人传到德国。德国谷腾堡于1450年才发明活字印刷术，比起毕昇晚了约4个世纪。马克思说过：“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化，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27页)连同造纸一起，可以说中国的四大发明促进了现代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
但愿《影响中国历史100名人》一书能够在读者中引起更广泛的争议和争鸣。这种读书 活动一定会激发我们的爱国主义憧憬和学习中华优良文化传统的兴趣，会锻炼我们比较 分析和归纳的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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