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德哥尔摩到约翰内斯堡的道路——人类环境保护史上的三个路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约翰内斯堡论文,斯德哥尔摩论文,路标论文,史上论文,环境保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斯德哥尔摩到约翰内斯堡，从北半球到南半球，人类整整走了30年。这30年，是人类历史上不平凡的30年，是人类理性又一次觉醒和复苏的30年，是人类文明走向绿色文明的30年。回眸这3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在这颗星球上发生了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其中包括了生态环境领域的变革。作为一个见证人，我亲眼见证甚至参与了其中的一些变革，我愿意与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变革的喜悦和欢欣。
第一个路标：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
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共有113个国家和一些国际机构的13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也派出了庞大的代表团出席会议，我有幸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参加了这次会议。那么，这次会议是在一种什么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呢？我想这与人类一直在寻求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无论是原始经济时期、农业经济时期，还是工业经济时期，追求GDP的增长这样一种发展观一直统治着人们的认识。18世纪初工业革命后，随着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人类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热”。在这一阶段，发展主要是按经济增长来定义的，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以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长为根本目标，认为有了经济增长就有了一切。这种高速的经济增长，不仅加剧了通货膨胀、失业等固有的社会矛盾，而且加剧了南北差距、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更为广泛而严重的问题。
从20世纪初到60年代，人类在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公害事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冲击后，痛定思痛，开始反思和总结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不可克服的矛盾，努力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在西方国家，“反污染，争生存”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人民运动。
人们在这一时期提出了许多发展的观点，其中最醒目的是联合国《第一个发展10年》中得出的重要结论：单纯的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虽然经济增长是发展的重要内容，但发展本身除了“量”的增长要求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在总体的“质”的方面有所提高和改善。
在这期间，学术界也十分活跃。1962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在美国出版，书中列举了大量污染事实，轰动了欧美各国。书中指出：人类一方面在创造高度文明，另一方面又在毁灭自己的文明，环境问题如不解决，人类将“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之中”。1972年由罗马俱乐部编写的《增长的极限》一书，借助系统动力学模型，得出了“零增长”下“全球均衡”的结论。这个结论虽然过于悲观，但却促使人们重视全球性战略问题的研究，提醒人们注意地球的承载能力，提出了“不要盲目地反对进步，但是反对盲目的进步”等有益观点。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这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标志着全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是世界环境保护史上第一个路标。这次会议对推动世界各国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
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集中在两个文件上：
其一是由58个国家152位成员组成的通讯顾问委员会的协助下，为会议提供的一份非正式报告《只有一个地球》，这是第一本关于人类环境问题的最完整的报告。报告不仅论及污染问题，而且还将污染问题与人口问题、资源问题、工艺技术影响、发展不平衡，以及世界范围的城市化困境等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和研究。报告始终将环境与发展联系起来，特别指出：“贫穷是一切污染中最坏的污染”。这份报告对斯德哥尔摩会议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可以说成为会议的基调。
其二是大会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该宣言指出：“为了在自然界里取得自由，人类必须利用知识在同自然合作的情况下建设一个较好的环境。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这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和全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两个既定的基本目标共同和协调地实现。”《宣言》为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为世界各国所采纳，成为世界各国制定环境法的重要根据和国际环境法的重要指导方针。
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历史功绩在于，将环境问题严肃地摆在了人类的面前，唤醒了世人的警觉，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共识，开始把环境问题摆上了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并与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统一审视，录求一条健康协调的发展之路。
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国难当头之际，毅然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让闭目塞听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睁眼看看世界。这次会议无疑是一次意义深远的环境启蒙，使我们开始看到了自身的环境顽疾。1973年，又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这次会议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了中国环境保护的大门。我们开始认识到自己国家所面临的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从此，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开始了艰难的起步。
第二个路标：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自从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以来，人类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开展了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开始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研究发展问题，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综合发展观”。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法国学者写了《新发展观》一书，指出新的发展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其经济发展不仅包含数量上的变化，而且还包括收入结构的合理化、文化条件的改善、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其他社会福利的增加。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体现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环境改善的同步进行。这种新的综合发展观在实践中逐步演变成“协调发展观”。在西方，这种发展观把发展看成是民族、历史、环境、资源等自身内在条件为基础的、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社会转型、自然生态协调等多因素的综合发展。
1987年，联合国委托以布伦特兰夫人为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提交的著名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了一种崭新的理念——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报告对可持续发展所下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从这个定义看，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至少包括三个基本原则：(1)公平性原则，包括时间上的公平和空间上的公平。时间上的公平，又称代际公平，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来满足当代人的需要。空间上的公平，又称代内公平，是指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人们都应享有同样的发展权利和过上富裕生活的权利。(2)持续性原则。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这种发展必须是以不逾越环境与资源的承载能力为前提，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发展。(3)共同性原则。由于历史、文化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目标、政策和实施过程不可能一样，但都应认识到我们的家园——地球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可持续发展作为全球发展的总目标，所体现的公平性原则和持续性原则应该是共同的。
与此同时，这份报告又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比较具体的目标：(1)消除贫困和实现适度的经济增长；(2)控制人口和开发人力资源；(3)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尽量延长资源的可供给年限，不断开辟新的能源和其他资源；(4)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5)满足就业和生活的基本需求，建立公平的分配原则；(6)推动技术进步和对于危险的有效控制。”
1991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又共同发表了《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提出：“要在生存于不超过维持生态系统涵容能力的情况下，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并且提出了人类可持续生存的9条基本原则，同时还提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和130个行动方案，着重论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人类社会，即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创造美好的生活环境。《生存战略》认为，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各不相同的发展目标，但是，只有在“发展”的内涵中包括提高人类健康水平、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和获得必须资源的途径，并创造一个保障人类平等和自由权利的环境，才是真正的“发展”。
尽管人类探索的脚步没有停止，但由于人类行动的脚步过于缓慢，全球的环境状况却在日趋恶化。20世纪80年代，人们相继发现了“全球变暖”、“臭氧层空洞”和“酸雨沉降”三大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并意识到这些问题与人类的生存休戚相关，并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为此，1989年12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决定：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一次环境问题的首脑会议，以纪念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召开20周年，并“为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在相互需要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奠定全球伙伴关系的基础，以确定地球的未来”。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继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举行的讨论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次国际会议，也是人类环境与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盛会。183个国家的代表团和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等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到会讲话。李鹏总理作为中国政府首脑也参加了那次会议。很荣幸，我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也出席那次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世界各国对可持续发展达成了共识；直接成果是通过并签署了五个重要文件——《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关于所有类型森林问题的不具法律约束的权威性原则声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其中《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提出建立“新的全球伙伴关系”，为今后在环发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确定了指导原则和行动纲领，也是对建立新的国际关系的一次积极探索。
环发大会共识的核心是：要以公平的原则，通过全球伙伴关系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以解决全球生态环境的危机。这一点在《里约宣言》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已经被清楚地阐明。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应承认对造成目前环境恶化状况负有主要责任。发达国家应该援助发展中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努力。发展中国家正面临消除贫困和保护环境的双重压力，迫切需要来自发达国家的援助。具体地说，“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要求是：(1)发达国家必须改变目前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包括改变现有的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减少自然资源的浪费，减少排放有毒有害物质，通过“把自己家里先整顿好”来为其他国家做出示范，也就是说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率先做出表率。(2)发达国家通过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帮助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得到发展，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能力保护和改善环境。(3)国际组织及机构采取措施，保证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公平性，以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4)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一些关系问题上，如环境与贸易问题、知识产权与环境技术转让问题以及保持当地传统文化等问题上，必须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与权利，不以环境为借口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贸易设置壁垒。
里约会议的历史功绩在于，让世界各国接受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针，并在发展中开始付诸实施，这是人类发展方式的大转变，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当然，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针只是在开始推行，道路崎岖而漫长，但重要的是找到了前进的道路和方向。应该看到，各国在环发大会上对可持续发展的共识来之不易。它既是人类在长期与自然相互作用中得出的理性认识和经验总结，也是代表不同利益的各国之间既有斗争又有合作的政治性谈判的产物。为此，环发大会倡导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以新型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开展世界范围的合作，为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远大目标而共同努力。我们把这种在环发大会中表现出来并为各国承诺的合作精神，称为“里约精神”。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里约环发大会。在会议筹备过程中，中国邀请41个发展中国家在北京举行了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发表了《北京宣言》，阐明了对世界环境问题的立场和主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环发大会期间，中国同“77国集团”加强合作，在立场一致的基础上，以“77国集团加中国”的方式共同提出立场文件或决议草案，成为南北双方谈判的基础性文件，在国际上引起了积极反响。李鹏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关于加强环发领域国际合作的五点主张，受到了会议的高度重视和普遍好评。李鹏总理还代表中国政府在五大国中率先签署两项公约，体现了中国对全球环境与发展事业的高度重视。中国为环发大会的成功召开发挥了独特作用，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
环发大会之后，中国政府立即开始行动。会后一个月内，中国政府就向全国各地转发了有关部门起草的《中国环境问题十大对策》，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行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当年7月，中国政府开始着手起草《中国21世纪议程》，组织了52个部门，300多名专家参加起草工作，国务院于1994年3月正式批准了这项报告，成为世界上率先编制国别《21世纪议程》的国家。1996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将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基本战略，从而将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六年来，把可持续发展方针的要求，贯穿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为了促使发展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中国政府近年来又在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推进生态环境建设，实行退耕还林、还草、还湖，并在全国广泛开展了“绿化祖国”的活动。政府加大了对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力度，仅每年用于污染治理的投入就占GDP的近1%，这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多见的。今后五年，中国用于污染治理的投入将达到7000亿元人民币，占GDP的比例将提高0.5个百分点。这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决心。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环境外交和国际环境合作中的一支活跃力量。中国参与了各项全球环境问题的谈判和重要活动，签署了多项环境条约和多边协议，双边和区域性环境合作也取得了重要进展。截至2000年底，中国已同27个国家签署了35项双边环境合作协议或备忘录。同时还抓住机遇，大力引进资金与技术，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
第三个路标：2002年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
里约环发大会之后，国际社会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出现了许多积极的变化，具体表现在：
一是《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荒漠化公约》等诸多环境公约相继生效。全球性、区域性和双边环境保护公约、条约和议定书不断出台，公约所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有关公约的实施正在取得进展，有的已产生良好效果。
二是各国政府做了大量的努力，将可持续发展纳入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150个国家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2000多个城市制订了地方《21世纪议程》。环境保护曾一度主要是发达国家的旗帜，但近年来，环保已受到所有国家的重视。许多国家根据本国的国情采取了相应措施，促进经济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前，已有80多个国家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提交了执行《21世纪议程》的国家报告。
三是各国际组织致力于可持续发展。联合国于1993年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审议《21世纪议程》在全球的执行情况，联合国系统内外的许多机构都将其经常性活动与实施《21世纪议程》结合起来。联合国举行的全球性会议，如人口与发展，妇女与发展大会，人居大会等均将可持续发展纳入会议主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都提高了用于环境的资金比例。联合国工发组织将工作重心转向清洁生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设立《21世纪议程》能力建设项目，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到2000年，全球环境基金(GEF)共落实资金30亿美元，并通过其他渠道融资80亿美元，专门用于保护全球环境。联合国系统、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举行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国际会议和其他活动不计其数。
四是可持续发展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全民环境意识大大增强，关心并参与保护环境的人与日俱增。环发大会以前，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在推动政府重视环境方面起到了先锋作用。在不足10年的时间里，民间环保组织已遍布全球，且空前活跃，在促进从社区到全球的环保行动方面发挥着广泛而积极的作用。社会各界共促环保蔚然成风。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和环境规划署，与民间团体对话已成为会议的组成部分。
五是国际社会从总体上对各项环境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政策措施日益具体化。在一些环境保护比较成功的国家里，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不断出台，政策体制更加灵活。一方面，政府的法律、政策和标准等不断细化、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通过财政措施、税收、生态标签、排污权交易等手段，调动市场的力量，引导并推动生产和消费模式的改变。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每年进行国别经验交流外情况看，这些经验已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并得到借鉴和采纳。
近10年来，尽管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但是全球环境形势依然严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表的2000年环境报告指出，尽管一些国家在控制污染方面取得了进展，环境退化速度放慢，但总体上全球环境恶化的趋势仍没有得到扭转。在发达国家，温室气体和废物的排放仍在增加；浪费型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基本上没有改变。许多经历了快速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国家，空气和水污染也在恶化，对人类健康的危害大大增加。酸雨和越境空气污染等一度被认为仅是发达国家才有的问题，现在正在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突出问题。在世界许多地方，持续的贫困加剧了自然资源的退化和荒漠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受到饮用水不足的困扰，预计到2025年全世界2/3的人将极度缺水。全球生态系统继续恶化，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环境恶化已直接威胁到全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国际上有关环境的合作进展缓慢，与环发大会的要求还存在很大差距。各国因自身利益不同，在涉及有关权益和承担义务方面矛盾交错复杂，其中最主要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主要表现在：
(1)资金与技术转让问题。里约环发大会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达国家提供“新的和额外的资金”。然而，发达国家并未履行承诺。除荷兰、芬兰、挪威、丹麦和瑞典达到官方发展援助(ODA)目标（即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7%用于ODA）外，多数发达国家的ODA呈持续下降趋势。到2000年，ODA已降至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0.22%。发达国家还极力主张以创新方式筹资，让私人资本发挥主要作用，以转移注意力，淡化其应尽的义务。《21世纪议程》还规定发达国家应以优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与环境无害的技术。但发达国家借口保护知识产权，在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方面设置各种障碍，使技术转让进展甚微。
(2)发达国家常常根据本国的政策和价值观，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开发利用等国内政策提出种种指责或要求，甚至推销其价值观念，引发了矛盾与冲突。由于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历史和社会等方面存在差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手段与方法往往不同。发展中国家主张根据本国的发展战略处理环境问题，发达国家则经常以保护环境为名，通过对发展援助附加条件等方式干涉发展中国家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甚至干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管理方式。这些做法干涉了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并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和反对。
(3)贸易与环境问题。贸易与环境本是两个不同领域的问题。在一些国际环保公约中，为限制一些严重危害环境物质的生产和保护濒危物种，规定了一些限制贸易的措施。近年来，发达国家在国内加快了制定和实施环境标准的步伐，在国际上则极力主张将环境标准、环境标签与贸易措施挂钩，限制不符合其环境标准的产品进口，这对国际贸易产生很大影响。由于发展水平的差异，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标准问题上处于劣势。发达国家所制定的严格的环境标准实际上构成了贸易壁垒，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本已不公平的贸易条件更加恶化，从而限制其经济发展。这一问题由环境标准引起，但实质还是经济利益问题。因此，发展中国家强烈反对发达国家借口保护环境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尽管广大发展中国家强烈反对，但在发达国家的坚持下和非政府组织的压力下，贸易壁垒还在有增无减。
(4)履行环境公约问题。目前国际上的环境公约在涉及履行具体义务问题上存在复杂矛盾。发达国家在提供资金和转让技术方面口惠而实不至，致使不少公约的履约进程进展缓慢。例如，《荒漠化公约》就在生效后因资金缺乏而举步维艰。另外，履约问题也充满矛盾与斗争，发达国家从原有的立场倒退，使已达成的协议难以实施。在实施《气候变化公约》的谈判中，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拒不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同时违背公约原则，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使形势复杂化。
(5)加强国际环境管理问题。环发大会后，初步形成了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环境规划署、各环境公约为主，其他国际机构为辅的推动环境保护的国际体制。一些发达国家认为，全球环境是一个整体，不同的环境问题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为促进国际协调行动并加强对各国政策的约束，必须加强各环境机构政策上的一致性，强化经济和法律手段，以保证有关环境协议的实施，并解决环境争端。为此，他们提出成立全面、统一和有权威的世界环境组织WEO（包括建立环境法庭）。国际环境管理的思想代表着全球环境体制思路的重大转变，它以实施国际环境协议和条约为重点，强调协调一致，并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强化履约，对各国环境义务的强制性增加。发达国家倡导国际环境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争夺国际环境体制的主导权。对此，发展中国家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必须平衡发展，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加强国际可持续发展管理的概念。
今年恰逢人类环境会议30周年，里约环发大会10周年，为进一步推动里约会议所倡导的全球伙伴关系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联合国将于2002年8月26日至9月4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对环发大会以来的情况进行回顾，以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行动。目前，围绕首脑会议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很高兴，我被聘为联合国秘书长名人和专家组成员，为约翰内斯堡首脑会议建言献策。
目前，各国都在进行紧张的筹备工作，举办各种活动，并提出主张和具体设想，以对首脑会议施加影响。各区域还分别举行了区域和次区域筹备会议。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也在积极活动，争取影响首脑会议的结果。
各方对首脑会议普遍寄予厚望，期待首脑会议促成具体的行动，但各国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发展中国家希望首脑会议在全面审评《21世纪议程》执行情况的基础上，动员各方面力量，敦促发达国家履行承诺，拿出诚意，加强国际合作，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困难，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主张从消除贫困入手，解决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问题；将发展与环境问题结合起来考虑，在促进发展过程中保护环境，并全面应对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挑战。
一些发达国家则强调环境保护问题，而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他们主张为扭转环境资源的损失制定具体目标，并特别关注资源和环境管理、淡水、能源、海洋、土地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等具体问题，大力推动国际环境管理，并提出许多新的概念，如可持续发展评价、环境统管等。他们强调国内政策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各国必须建立良好的体制，制定和实施有效的环境政策，通过各种“伙伴关系”让地方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发挥主要作用。
总而言之，首脑会议将是一次重视行动的会议：会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将围绕实施还是修改《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进行激烈的斗争，预计最终结果将是在维持环发大会形成的基本原则和总体框架基础上，以更明确的语言规定各国的责任。
在首脑会议上，中国将继续坚持环发大会的精神，敦促发达国家兑现环发大会上的承诺，争取尽可能多的国际资金和环境技术为我所用。与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维护共同利益。对于首脑会议上可能涉及的具体义务，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和切身利益参与谈判，以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
首脑会议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事业将是一个促进，正如1992年环发大会对我国发展战略思路产生深刻影响一样，本次首脑会议的结果将对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再一次产生积极促进作用。中国还将利用首脑会议之机，促进国际环发合作，努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事业服务。同时，中国将积极参与会议进程，发挥应有的作用，既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又为促进国际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国际合作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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