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理念、文化全球化与儒学发展——“儒家思想在世界的传播与发展”国际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化与论文,国际研讨会论文,理念论文,儒家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12月3—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协办的“儒家思想在世界的传播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中心和北京九华山庄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家璐，民进中央名誉副主席楚庄，孔子后裔孔德懋，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总裁金在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党委书记程天权、副校长冯俊，以及来自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巴西、瑞典、俄罗斯、柬埔寨、中国内地及香港、台湾地区的15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讨论会，提交了70多篇学术论文。张立文、李东俊、罗多弼三位教授作了主题发言，与会代表围绕会议主题展开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深入研讨；分组会议还着重就儒学的现代价值和定位、儒学与世界文化(特别是东亚文化)的关系、儒学的现代转型与现代文明、儒学与儒教、儒学史及儒学元典、孔子思想与哲学精神等议题进行了热烈而坦诚、平等而多元的交流、对话、探讨和争鸣，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现将本次会议的要点综述如下：
一、儒学的现代价值和定位
自20世纪中期以来，儒学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一直是学术界讨论最激烈、分歧最大的一个话题，也成为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与会学者对儒学在世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基本达成共识，充分地肯定了儒学(或儒教)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贡献，并一致充分肯定了儒学的现代价值。认为，在我们研究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同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也将进一步走向世界，并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将把人类带入一个和平、稳定、进步、繁荣和文明的新时代。
许多专家学者从整体上、从人类发展的视域、从我们的历史使命高度，对儒学的现代价值进行评价和剖析。许嘉璐副委员长认为儒家思想、孔子学说是中国人民的，也是世界的，因而研究儒家思想既是时代又是人类赋予我们的使命，我门应该在新的时代对孔子学说以及整个儒家思想重新作出整理和审视，并提出应该在通观世界走势、当今世界文化走向、孔子学说在中国的状况和站在今天的高度，来具体审视和思考儒家思想在世界的传播和发展、价值和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教授从反省和分析当今世界病态的表现形式及其严峻性与治疗化解之道出发，来阐明和凸显儒学的现代价值在于治疗当代社会日益严重的病症，认为中华民族的智慧，为治疗化解人类所面临的这些严重疾病提供了宝贵的智慧理念，以及切实的实施的样式方法，指出“和合”是治疗化解人类这些严重病症，解除种种烦恼痛苦，通达健康和乐之境的智慧理念和实施方式，“和合”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和首要价值，“和合”之境是中华民族理想境界。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则主张，儒学的现代价值主要在于以其和平宽容的品质推动当代世界文明对话。儒学是人类文明性高度发达的产物，它特别强调人兽之别，注重培养人所特有的高尚道德情操和礼仪文明习性，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便是彰显和谐、互尊、互助的社会群体精神，因此，儒学的性格是和平的和宽容的，它曾在中国历史上多元文化良性互动中发挥过沟通、融合的重要作用，它也会在当代世界文明对话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积极的作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罗多弼教授则以信仰自由的理念对儒学的现代价值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诠释，认为儒家思想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其当代价值在于可以为当代人提供可参考借鉴的宝贵资源；进而指出每个人都有应当有机会来参考这一资源，而学者的任务则是对这些资源进行整理研究，在儒家思想宝库与读者之间充当中介。
一些专家学者还从民族精神、传统文化、儒学定位角度肯定了儒学思想的现代价值。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宋志明教授则从民族精神培育的角度来阐明儒学的现代价值，认为儒家强调求道即求真、求诚的价值本体论、真善美统一的价值原则、成圣与合群的价值取向，培育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讲道德重教化、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腾飞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王殿卿教授通过对儒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新定位的思考，认为当代儒学已不再是官方儒学，但不等于远离政治，儒学中关于“以德治国”、“治国安民”、“道德教化”、“祥和社会”、“协和万邦”等智慧仍然有益于当今建设“政治文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源泉与根基。中国人民大学干春松教授在对儒家的起源、儒学的发展、儒生的社会形象和自我定位等问题作了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批判了儒家造成了中国近代的落后与不幸的观点，从理解和检讨儒家的多重性特征及其未来发展出发，阐发并肯定了儒家以“和”的理念具有一种超越时代的价值，儒家的生命力存在于其价值体系本身，不是具体的制度载体上，指出重新审视儒家的价值，并非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而应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建设，即确立一种建构主义的态度比重读经典显得更为重要。中华文化学院李湘教授通过对儒家历史演变及其影响梳理、剖析，着重于民族心态和性格特征形成，从儒学的道德本位、忠孝为上、和贵中庸三大维度，来阐明儒学对中华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形成所产生的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王杰教授认为，对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不能采取“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不能采取“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也不能采取“中体西用”、“西体中用”或“中西互为体用”的思维方法，而应当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要采取批判地继承、综合创新的办法，努力寻求其向现代社会、现代价值观念转换的有效途径，提高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能力，使现代中国在面临挑战的21世纪，能够充分吸收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成果，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迎接世界不同文化的冲击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还有专家学者充分肯定儒学中关于“和”的学说及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黄明同研究员和张冰副研究员从“和而不同”与“和实生物”、“天人合一”、“和为贵”、“和而执中”、“均贫富”等层面，阐明儒学“均衡观”的基本内涵，并通过与西方均衡思想或现代均衡科学的比较剖析，揭示和凸显儒学“均衡观”所具有实现天人和谐、文明和解、社会与人际协调、内心平和的现代价值。南开大学哲学系乔清举教授肯赞中国古代哲学环境伦理思想的丰富资源，通过对中国古代生态伦理原则的梳理和检视，指出在当今环境伦理、环境哲学或生态哲学还没有定于一尊的情形下，我们不能采取“冯有兰式”的打成碎片、重新整理的做法，而是要从中国哲学固有的理念从发，采取“从根源出发”的方式，对困扰当今生态哲学的基本问题提出我们的论证和解决。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俊华博士后主张彰显儒学生态伦理的价值，认为中国古代儒家生态思想作为古代农业文明条件下的一个典型的形态，保留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思想样本，与近代工业文明以来天人对抗状态的思想观点形成鲜明对比；人类要转变近代以来征服自然的传统，重塑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特别是对建设现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可以从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中寻找到可借鉴的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台湾淡江大学卢国屏教授通过对当代台湾发达的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精神文明的尖锐矛盾的个案分析，指出儒家生态思想对解决台湾生态环境的困顿有着重要意义。
一批东南亚国家的专家学者则立足于本国的国情，也从多维度来检讨和思考儒学或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意义。韩国翰林大学李东俊教授从儒教的角度，探讨了圣人孔子的思想，肯定孔子对“真理”与“现实”的有效把握在人生价值定位上的启示和意义。韩国启明大学洪元植教授从“重读孟子”的角度，来考察和诠释韩国退溪学的形成和建构是对孟子的重新阐发，进而揭示韩国性理学的创新性和现代价值。日本国士馆大学理事长西原春夫教授通过对中、日、韩儒学的历史考察和检讨，在肯定儒教与儒学在当今使人类陷入不安和纷争的大背景下的现实价值、意义的同时，指出实现儒学现代转型过程中，应当杜绝将原有的儒教体系原原本本地恢复过来的做法，即将儒教存在着非人的与封建性的部分排除在21世纪儒学体系之外。日本家庭振兴协会会长永池荣吉教授则以探讨“闲暇”为缘起，肯赞儒家思想在构建国民道德、联系亚洲的共同价值观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新加坡儒学会林纬毅博士则对当代新加坡儒学发展状况作了客观分析，认为新加坡没有制度化的儒家，当代新加坡儒学状况是“在体制内流转”，推广儒家思想，主要目的是针对华族社会中的有识之士，进行意识形态的争取。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会长李元瑾教授从新加坡两次需学的发展高潮检视中国、新加坡、东南亚之间的文化互动，认为19世纪以来的两次儒学运动标志着新加坡儒学发展的两个阶段。马来西亚郑良树教授以生动的质朴生动的语言和对儒家文化的真挚的感情回顾了海外华人在新马儒教运动中以生命和鲜血捍卫儒家文化的历史，对近代中国抹杀几千年优秀文化的一些极端做法表示惋惜，对当代中国重拾儒家文化传统、肯定儒家思想的合理价值的一系列举措寄予高度赞赏。马来西亚拉曼大学黄文斌教授通过对马来西亚20多年来“儒学运动”现象的回顾和检讨，指出这场“儒学运动”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而肯定儒学在“伦理道德”与“净化人性”层面匡正当今社会道德危机的积极作用，强调马来西亚社会尤其是华人社会更应从“民族意识”与“文化自强”的角度来考量“儒学运动”的现实需要和意义。
二、儒学的传播、影响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瞻
本次会议的另一个主要议题是儒家思想的传播、影响与世界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问题，不仅对儒学与东亚诸国文化的关系展开深入的研究，而且对儒学与欧洲启蒙运动及美国文化的关系也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
儒学对东亚诸国文化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引发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和兴趣。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蔡方鹿教授通过考察儒学在中、日、韩儒学交流与发展的历史，指出儒学作为东方文化仍至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不仅主导了其起源国——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而且对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东方社会的进步、文明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已积淀为东方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涵，根植于国民的思想观念之中。因此，以儒学的流传和发展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与韩、日文化的交流，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创新；要着眼于探讨三国儒学的现代意义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要总结东亚文化交流的历史。南开大学李翔海教授则从动态的角度对传统儒学与现代东亚国家的儒学做了深入分析，在充分肯定亚洲价值观与儒学的关系的同时，指出儒教文化圈中形成的亚洲价值观显然是受到儒教文化作用的结果，但作用于现代东亚社会的儒家思想已不是传统的儒学，而是被浸润了现代因子的儒学，因此，主张亚洲价值观应当并能够与欧洲价值观对话。山东社会科学院儒学所刘宗贤研究员从理性的角度回顾了近代以来儒学在中国地位的变迁，特别是通过梳理和参照东亚模式各国社会转型与儒学转型的关系，总结儒学在日韩现代化转型的三个特点：第一，儒学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经历了激烈的社会变革和历史的变动，最后实现一次历史性的中断，以此作为后来形态转换和获得新生的条件；第二，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政府主导下的文化整合转换了形态，从而在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找到了新的定位；第三，儒学重新介入国民教育，或融入国民精神中，在新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发挥了积极作用。进而指出近代中国分裂割据等政治动荡是近代以来儒学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以及中国儒学所具有的原发性、大一统性、整合性的特点，并由此提出当代中国儒学整合与转型的建议：第一，接续作为民族文化之源的儒学；第二，清理作为封建政治文化的儒学；第三，整合在国民教育、国民精神中的儒学。
另一些专家学者则从世界文化发展视野出发，来审视中国儒学的传播、影响，进而展望21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走向。辽宁师范大学吴星杰教授考察了儒学在西方传播的历史，认为无论从启蒙运动的旗帜、目的、内容以及思想基础的哪一个角度来说，都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启示和影响，并把儒学思想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成为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们批判神权，提倡“人权”，冲破“中世纪黑暗”的有力武器；第二，为启蒙运动提供了“理性”和“自然法则”的旗帜，给了启蒙动动思想家追求理念和智慧，反对愚昧和盲从以巨大的精神鼓舞；第三，为启蒙思想家创立、形成各种具体学说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安徽大学钱耕森教授通过考察儒家思想与世界传统文化发展的历程，思考和展望21世纪世界文明发展的走向，在批驳塞谬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偏颇的基础上，肯定儒家“道并行而不相背”思想的智慧，认为21世纪世界文明发展的基本格局仍然是多元的既冲突又融合且融合是其总趋势。山东大学蔡德贵教授将儒学的现代发展置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从纵横双向度考察儒学在东西社会的传播和发展，认为当今已经初步形成了多元融合型儒学，而多元融合型儒学的形成，又是以儒学与西方文化的大融合、尤其是以儒学为主导的东西方文化的双向互动为基础。安徽大学孙以楷教授则立足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提出以大同理想指导经济全球化的观点，认为当今世界不同群体都试图按照自己的利益左右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只有大同理想符合全人类的利益，大同理想以“仁者爱人”的理念来和谐人际与国际关系，以“和而不同”的原则尊重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多元文化形态，以“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协调社会、经济和自然，从而保证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郭沂研究员在总结近代以来儒学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四界哲学论”，认为儒学发展方向是回应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挑战，以儒学的基本精神为本位，回归先秦原典，整合程朱、陆王、张(载)王(船山)三派，贯通儒、释、道三教，容纳东西方文明，建构一套新的哲学体系和社会学说，以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并为未来世界开出大同盛世。
在儒学与东亚文化的讨论中，针对韩国朱子儒学问题的研讨无疑是争论的一个亮点。会议收到十余篇研究韩国朱子学的学术论文，对韩国朱子学发展的轨迹、特点及其与周边国家儒学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辩难。韩国启明大学洪元植教授认为，朱子学产生后东亚哲学的发展主要是围绕对孟子的解释和阐发为中心展开，并从“重读孟子”的角度，来考察和诠释韩国退溪学的形成和建构是对孟子的重新阐发，进而揭示韩国性理学的创新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李苏平研究员对韩国性理学家奇高峰的理气观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对奇高峰与李退溪“四端七情”论辩的比较研究，阐明“四端七情”论辩标示着具有朝鲜特色的朝鲜儒学的形成，以论证和说明韩国性理学也是对中国理学的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教授专门研究了16世纪朝鲜名震海内的硕学鸿儒曹南冥对宋元诸儒心性说的系统整合，指出曹南冥在心性论方面是以张、朱“心统性情”的理解、诠释为轴心，系统整合了自孔、曾、思、孟以迄周、程、张、朱等宋元诸儒的思想；而这种整合是沿着二程“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天人一体范式为基本理路，自宇宙论到道德心性论，从本体到工夫，从内圣到外王，从涵养到省察，上下贯通，浑然一体，从而管窥和揭示出宋元诸儒对韩国学术思想的影响。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洪军副教授则以专题形式考察和讨论了朱子学在朝鲜的传播、发展的历史，认为自公元13世纪高丽朝廷先进的学者开始引进程朱理学对抗佛教，经过十四五世纪的传播与普及，至16世纪，以李退溪、李栗谷为代表的韩国朱学子已基本发展成熟，形成了以主理、主气为特征的韩国性理学学派；朝鲜朝开国后，朱子学迅速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成为此后朝鲜朝社会的官方哲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郑成宏副研究员则以元朝与高原的儒学文化交流为题，着眼于中朝儒学的交流，通过对朱子学在朝鲜的早期传播与发展的探讨，充分肯定高丽女性在中韩儒学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韩国原江大学李爱熙教授通过对16世纪朝鲜朝性理学家金麟厚“诚敬”观的系统考察和比较研究，指出以朝鲜朝的建国理念为出发点的性理学已经摆脱了中国儒学的影响而开始具有韩国的独创性。北京大学张敏副教授以李栗谷的经世思想为研究中心，探讨转型时期朝鲜儒学经世思想的特点，指出李栗谷对儒学实践哲学理论所作的发挥和创新，特别是其改革精神和经世学问对当今社会的启迪。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李刚博士后，着眼于中国张载与韩国曹南冥“实学”的比较研究，从勇于进退、力行经世、下学上达等层面，阐明“实学”具有弃虚名而求实、在经世济民中坚持理想、在严格的道德践履中追求真理的特点，并指出“实学”的现代价值在于开创了求真务实的传统，启发我们追求当代之“实”或“实学”。
三、儒学与儒教、儒学史及儒学元典、孔子思想与哲学精神
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学发展史，昭示着儒学思想源远流长，涉及学派人物众多，学说内容丰赡。本次会议分组讨论着重对学界普遍关注的儒学与儒教、儒学史人物思想与儒学元典、孔子思想与哲学精神等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反思和探讨。关于儒学与儒教问题，香港学者包括海外学者倾向于从宗教角度理解，认为儒教具备作为宗教的一般条件，更有作为宗教而传播和发展的必要。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博士通过回顾和考察儒家学说对东亚各国及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肯定孔教孔学在当今世界文明发展中的合理价值，认为发展孔教孔学就必须上承程朱理学和王阳明心学，找回孔教精神，重归孔教义理。陕西师范大学韩星教授则以香港孔教学院为个案，通过孔教学院与大张儒教派的比较和检讨，探视海外孔教运动的形成、发展及其走势。清华大学哲学系唐文明教授从历史的任务与儒教的自我主张两大方面着眼，阐明儒教的现代价值和必要性，指出儒教的没落是中国现代性过程中的核心事件，“现代性”对于儒教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儒教在现代社会显然可以作为一种精神资源为民主制度的实践提供必要的社会资本或文化资本，因而成立儒教会是儒教精神回应现代性之挑战的历史必然选择，也是儒教精神之独立性的内在要求。首都师范大学陈鹏教授从学-信-教、现代儒教的定位、突破学院体制及其角色定位、人文重建四个方面，阐发重建儒家信念的社会化途经——从“立学”到“立教”的重要性，特别强调重建儒家书院是开展儒学社会化的重要步骤。韩国国学振兴院朴元在教授韩国学者则从当代自由主义的滥觞中、特别是通过对儒教与自由主义的相关联的讨论中归纳出儒学的可作为性，认为“自由主义”不但在西方而且在被视为传统“儒教文化圈”的东亚社会诸多领域亦越来越受到关注，并日益成为东亚社会各种现象的最具说服力的核心概念，但正是因为对自由主义时代“近代性”的质疑和反省，引出与之对立的“后自由主义”时代儒学思维的作为性。厦门大学历史系徐李颖博士试图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通过对新加坡儒教发展的个案分析，探讨儒教在新加坡的民间宗教化走向，以及其所具体表现出的孔教会、多教合一、道教化的儒教三种模式，阐明儒教与民间宗教的相互吸纳和融合的历史轨迹。越南河内国家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何叔明教授回顾了儒学(儒教)在越南的传播和发展历史，以被动与主动为划分标准，认为儒学在公元1世纪传入越南后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10世纪以前是对儒学有信仰的宗教性的吸收；11世纪以后是带有理性的、政治的吸收。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院孔祥林教授则从孔子的文庙制度入手，从布局形式、建筑形制、建筑制度、奉祀人物、祭祀制度等方面，对中国、朝鲜、越南、日本、琉球的文庙制度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因各国历史、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的差异，虽然同为奉祀孔子的庙宇也体现出许多不同。
但也有不少与会者认为，儒学就是儒学，在历史上不曾获得宗教的地位，在今天已不具备发展成为宗教的条件；儒学的现代价值的发挥并不取决于它是否以宗教的形式存在；甚至对儒教运动的意义提出质疑。
对儒学元典或传统儒学人物思想的研究仍然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不少与会学者针对儒学史中的人物思想或儒学元典中的命题、学说等具体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西安交大人文学院陈学凯教授认为《周易》与秦汉思想的关系十分密切，《周易》不仅影响秦汉思想的诸多流派，影响秦汉思想的融合与发展，而且也影响秦汉思想的形成与定型；秦汉时代大一统的人文政治环境是其思想融合的社会历史背景，而《周易》的无所不包的哲学思维模式则是秦汉思想大融合的理论依据；《周易》作为群经之首，不仅是汉初道家和黄老思想的哲学基础，也是汉代儒学复兴的哲学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杨庆中副教授对《易传》中的“道”进行深入剖析，指出“道”的存在形式为“形而上”，其内在规定性为“阴阳”，其主要功能为“变”与“生”；《易传》正是透过卦爻符号的独特结构形式，将这一变易法则“演绎”为天、地、人三道统一的宇宙图式，同时又借助于这一符号系统，彰显出“生生不息”的宇宙本质。清华大学历史系廖名春教授则将楚简《仲弓》篇与《论语·子路》篇仲弓章进行了考证和对比分析，指出从“民安旧而重迁”而“有司不可不先也”来看，孔子并非乐于守旧而不轻易赞成变革者，而是主张为政者在改革上应率先垂范。巴西意识学高等研究中心凯文博士和西蒙娜博士对儒家经典《中庸》中的“诚”范畴进行了考察，认为“诚”作为儒学的形而上学的中心思想，不仅对于协调当今不断全球化发展的社会中各种关系具有工具理性的价值，而且与西方意识学中的许多主流思想相吻合，因此，主张人们应该改变其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将中西方的思想融合起来。中华书局王国轩编审则将儒家“仁学”的基本内涵归纳为生生不已、爱或博爱、理、全德、公、万物一体、通等七大方面，认为对仁学这些内涵的重新阐释，正可以救正个体主义的偏失，使疏离归于集体主义的和谐。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系刘成有教授从“礼治”与道德教育的关系，揭示和阐发儒家“礼治”思想可供当代人借鉴的丰富内容，认为“礼治”蕴含着敬和平等交换两种应有之义，具有普适的价值。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肖群忠教授对传统儒家孝道作了辩证的分析，认为孝在当代伦理结构中虽然不再是过去的首德和泛德的地位，但孝亲情怀仍然是人类一切美好感情的基础，是德性和义务产生的精神渊源；传统孝道中赡养父母、爱亲、敬亲等内容可视为人民性的合理因素而在当代中国伦理建设中发挥作用。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吾淳教授考察了宋以后中国社会的宗教伦理问题，认为中国社会的伦理从宋代开始以真正基层伦理即家庭化伦理或宗族伦理的形成出现，这一伦理的实现或展开是以宗族为平台，通过族规以立伦理，通过守则以呈伦理，通过强制以醒伦理，通过教育以养伦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孔子研究院向世陵教授通过对宋明学术思潮“理学”概念的真实意蕴的爬梳、辨析，指出“理学”概念的确立经历了宋初赵普“道理最大”到朱熹、陆九渊“理”最大的演变，从朱陆不自觉的使用“理学”概念——作为正统儒学的代称，一直到朱学后裔的黄震自觉以“理学”概念来整理宋代学术，才使“理学”一词成为宋代特定学术思想体系的专有名词。四川大学黄玉顺教授通过对以孟子、王阳明为代表的儒家心与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的比较研究，肯定儒家心学与胡塞尔意识现象学在致思进路上的高度一致性和借鉴作用，以期探索儒家哲学在现代阐释中的重建之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李景林教授从梁漱溟对儒家直觉与理性两概念的新诠释出发，着眼于现代学术规范的视域，认为梁氏的直觉和理性论，既赋予了儒家良知本心概念以新的、现代的理论形式，又同时对它的独特的理论内涵作了清晰的界定，其研究思路和方向，对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马来西亚南方学院院长祝家华教授着眼于儒家传统的“内圣外王”理念，以港台新儒家代表牟宗三先生为个案研究，解答和探讨了为什么旧内圣开不出民主新外王，认为“内圣外王”作为儒家的社会政治理念、实践方法和认识论，应重视其所具有的超越意识和幽暗意识，并关注其民本思想的内涵。台湾师范大学林安悟教授从格义、融通、转化与创造角度，对牟宗三的康德学及其中国哲学进行了深入探讨，一方面阐明牟宗三经由儒、释、道三教的修养工夫论，以确立“智的直觉”，解决康德哲学中人的“有限性”问题，另一方面则指出牟宗三将原先康德学的“穷智以见德”的脉络转成“以德摄智”，过分强调了道德主体，窄化了儒学多元的发展向度。
关于孔子思想与哲学精神，与会者立足现时代的需要进行了深入的挖掘。河北大学李振纲教授分析了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性”的缺陷，认为现代性所表现的过分的自我展现实质上就是古人所说的“不仁”。克服现代性的这一缺陷，一方面有待于现代化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对某些传统价值的皈依，而儒家的仁爱精神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中山大学杨海文副教授从孔子的“生存叙事”与“生活儒学”两大层面，阐发孔子形象在不同时代的特定意义，呼吁和期盼当今社会更应重视孔子以切己的“生存叙事”展示“生活儒学”所包容的意蕴、精神、光芒。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孔子研究院罗安宪副教授考察了“直”在孔子以至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及其现代意义，认为“直”的基本涵义是正直，以“诚”为基，是“诚”的外在表现；“直”是事物的常态，也是人之心理之常态；孔子“直”论所标举的人格正是当今社会所需要张扬的品质。中国人民大学王甬博士对孔子“吾道一以贯之”予以解剖，认为孔子“吾道一以贯之”中的“道”就是孔子的思想学说，“一以贯之”就是其思想学说有一条主线来贯穿；这条主线包括作为孔子思想学说核心和精华的“仁”之道、作为行“仁”之方的“忠恕”之道和作为保障实现“仁”德的“中庸”之道三个层面。中国传媒大学杜寒风教授从儒家伦理美学的角度对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思想及其由此引申出的“山水比德”说进行了反思和诠释，认为以山水来比喻仁者、智者，既要看到其根本性的伦理内涵，又不要勿视其作为审美境界的美学含义，其中包含着孔子的人格道德理想和审美理想，具有道德与审美的双重文化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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