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优化过程中合意发展速度的识别与辨析：历程与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合意论文,发展速度论文,过程中论文,结构优化论文,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3)12－0013－08
一、引言及文献评述
结构优化不是一个新问题，已提出并实践了三十多年，依然没有解决甚至恶化。体现为持续多年近10％高速增长以后，我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物质积累已达到一定高度，但许多行业生产严重过剩。同时2012年我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也似乎进入持续下降通道。种种迹象表明，基于廉价要素和结构红利的传统高速增长，即将跨入系统性减速阶段。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意味着国内生产总值年均7.2％的增长率。依靠创新驱动的适度合理发展是迎接所有挑战的关键，更关乎两个“翻一番”宏伟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因此，对结构优化过程中的合意发展速度问题进行解析就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指出，较之农业，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更高。因为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凡是采用分工制，便能相应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意味着，基于分工原理的劳动力部门配置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平均利润率理论，指出了经济部门之间动态变化的动力及保持适当比例的必要性。这成为以后该领域研究的两大理论奠基。
二战以来有关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大致可分为两个流派。
一是主流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结构变化只是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附属产品。这类文献中，储蓄率、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学习效应、政府行为等因素对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并强调增长率的递减与趋同(Solow,1956; Romer,1986; Laitner,2000)。[1－3]结构体现在生产函数差异及异质性偏好上，而以部门间要素和产出份额度量的结构变化不是被有意忽视就是被无意遗忘。
二是非主流的结构主义发展理论，认为结构变化会影响经济增长。又分为两种观点。
(1)结构变化促进经济增长。Lewis(1954)的二元结构理论开此先河，Kuznets(1957)、Chenery(1960)等强调了结构变化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Maddison(1987)则把结构变化视为经济增长的最核心要素，Timmer和Szirmai(2000)把结构变化的重要作用概括为“结构红利假说”并广为引用。[4－8]针对中国，多数学者研究认为，与世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产业结构的急剧变化，以及劳动力的城乡再配置是导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Hsieh和Klenow,2009)。[9]
(2)结构变化不利于生产率的提高及经济增长。这种观点认为，发达国家以制造业份额下降而服务业份额上升体现的结构变化(或去工业化)，降低了社会整体生产率(Baumol,1967)，[10]减少了就业机会和税收，对经济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Krugman,1996; Hersh和Weller,2003)。[11－12]当然，对此观点也有文献存疑(Nicholas,1996; Rowthorn和Ramaswamy,1997)。[13－14]
国内对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大致与改革开放同步进行，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理论研究。早期研究强调结构变化尤其是产业结构变化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及机理，如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结构关联效应、结构偏差制约、结构性加速等(马洪和孙尚清，1981；周振华，1995)；也有基于数理方法论证二者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陈晓光和龚六堂，2005)；近年来又开始强调结构效应的衰减(袁志刚和余宇新，2012)；马建堂(2013)提出了结构优化的适度增长问题，大致在7％至8％，主要限于经验预判，没有进行系统论证。[15－19]
二是实证研究。多采用宏观数据进行回归处理，有支持结构变化单向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刘志彪和安同良，2002)，也有强调二者之间累积性、双向循环的长期协整关系(吕铁和周叔莲，1999)。[20－21]刘伟和李绍荣(2002)较早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去工业化可能不利于经济增长。[22]还有基于统计分析指出，二者关系无统一范式，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巴曙松和杨现领，2011)。[23]
纵观上述研究，均侧重供给视角谈经济结构对生产率及经济增长的影响，鲜有文献基于供给与需求二分角度系统论述结构变化与发展速度的内在关联；多集中在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方面，普遍忽略经济发展速度与结构优化关系的系统研究。值得提出的是，马洪和孙尚清(1981)在30多年前就提出片面追求高速度导致产业政策偏离和经济结构失衡的深刻远见，在过剩与发展减速阶段该思想显得尤为深邃，为本研究提供启迪。[15]
论文拟运用供求两分法界分经济结构新内涵，兼容并蓄多种理论以揭示发展阶段、经济结构与经济合意发展速度三者之间的深刻关联和内在影响，构建涵盖工业化与去工业化、内容更为充实完备的结构问题一般分析框架。这对于丰富传统结构主义发展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等有积极促进意义，对于到2020年实现两个“翻一番”宏伟目标有实践指导意义。
二、不同发展阶段的结构变化特征
一个经济体在由贫穷落后到富裕先进的发展过程中，不严格意义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去工业化阶段。以工业化为主线做此区别，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
(1)工业化是理解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落后国家经济发展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一个不断实现工业化的过程。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张培刚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这一论断。立足于发展中国家以工业化为主线对其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划分符合历史和现实。
(2)工业化与产业结构紧密相连，以工业化为主线能较好地把与结构变化有关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兼容并蓄地关联起来，也便于以发达国家既有历史为参照系，对比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
(3)工业化是连接经济发展阶段与经济发展速度的桥梁和枢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经济结构特征，而不同的经济结构特征又在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影响着经济发展速度。农业阶段的技术落后，供给能力与需求水平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决定了其长久缓慢的经济发展速度。工业阶段，资本积累日益增多，生产率不断提高，强劲的需求和持续的供给相结合，共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因此，以工业化为主线能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把经济发展阶段、结构变化和发展速度关联起来。
丹尼尔·贝尔从更为宏大的角度，把人类社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并主要基于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进行了阶段分析。而我们主要是基于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视角，从经济结构角度来做此前工业化、工业化和去工业化经济发展三阶段的区分，并试图探讨不同发展阶段的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速度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主要从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投资结构等方面来逐一分析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去工业化阶段的结构变化基本特征。
前工业化阶段是一个第一产业占主导的漫长的经济发展时期，这一阶段，一国经济活动基本随自然资源而分布，产业结构单一，农业是最主要的产业。农业人口占据主导，市场和劳动力都主要限于农村。资本积累有限，区域之间的差距主要体现为资源禀赋的差异。后期在劳动分工、资源禀赋与产业结构的基础上，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逐步显现一定的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在欧洲可以简单视蒸汽机发明之前的历史为前工业化阶段。
工业化阶段是一个第二产业逐渐占主导的相对较快的经济发展时期。在这一阶段，人们将更多从事工业生产活动以获取更高的收入，工业内部也遵循生产效率更高的原则，从家庭手工业开始逐渐转移到机器制造、化工、汽车等重化工业。随着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人们需求层次不断升级，这将进一步成为创造供给的源泉。按照罗斯托的推算，各国进入工业化的大致年代是，英国为1783～1802年，法国为1830～1860年，美国为1843～1860年，德国为1850～1873年，瑞典为1868～1890年，日本为1878～1900年，俄国为1890～1914年。[24]
去工业化阶段是一个第三产业占主导的相对较平稳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体现为服务业就业与产值份额的绝对优势。这一阶段，生产率和技术水平极大提高，城乡差距已不再重要，区域之间的不平衡性伴随服务业经济结构的调整而存在。各种要素逐渐从一国内部配置向国家之间及全球范围内进行最优配置。随着经济结构及运行方式的变化，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并存可能成为经济的一种发展模式。
三、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特征与规律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经济结构特征，并从不同角度和程度上作用于需求、供给及供求结构，进而最终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基于此逻辑，前面我们论述了经济发展阶段与经济结构特征之间的关系，这里着重探讨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速度问题，然后试图揭示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特征与经济发展速度三者之间的规律。
尽管很难获取前工业化阶段的数据，但历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从罗马帝国衰败到1500年左右，欧洲的人均产出基本上没有增加。因为绝大多数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且技术进步很小，即便有产出的增加，也被增加的人口所抵消。1500～1700年，欧洲人均产出增长率开始为正，大约每年为0.1％；1700～1820年每年上升到0.2％。[25]西欧、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在0～1000年间，GDP年均增长率不超过0.1％，人均GDP增长率几乎为零；1000～1820年，GDP年均增长率也仅为0.2％～0.3％，人均GDP年均增长率更低。1000～1820年世界GDP和人均GDP增长率分别为0.22％和0.05％，按照这个速度，GDP和人均GDP翻番所需的年数大致分别为320年和1400年。可见，在前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非常缓慢。
工业化阶段是一个经济相对快速发展的时期。大致从1870年开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进入到工业化阶段(英国步入的时间更早)。1870～1913开始步入工业化进程的国家，经济增速明显提高，如拉丁美洲GDP年均增长率高达3.48％，紧随其后的日本为2.44％。世界经济在整个工业化浪潮的带动下也开始勃兴，由过去半个世纪GDP年均不到1％的增速迅速提高到1870～1913年的2.11％。即便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工业化国家GDP的增速也只是稍微下降。1950～1973年，GDP增速迅速上升到从来没有过的5％左右。从人均GDP来看，亦表现出和GDP同样的规律。可见，无论是从GDP角度还是人均GDP角度，进入工业化阶段的国家都经历了一个非常快速的经济发展时期。
去工业化较早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和美国，这一时期，英美整体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劳动生产率也出现明显的下降。1970～1975年，美国每个劳工的年产值的平均增长率为1.8％，英国为3.0％，低于两国1950～1975年的年均2.9％和3.4％的水平，也显著低于同期去工业化趋势还不明显的日本(5.4％)、意大利(6.0％)、西德(5.4％)和法国(3.4％)。[26]
大致而言，前工业化阶段历史漫长而经济发展缓慢，工业化阶段相对短暂而发展较快，去工业化阶段尚未普及，但其发展下滑趋势且波动与不确定因素增加的端倪已经显现。究其原因，应在于不同发展阶段结构性特征的差异。前工业化阶段，技术水平与生产率极为低下，储蓄和资本积累非常有限，供给是短边，这决定了其长期缓慢的发展过程。而在工业化阶段，随着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以及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需求广阔而且潜力巨大。建立在廉价资源基础上的低水平供给能力也有极大的提高。旺盛的需求和充足的供给能力相结合促进了此阶段经济快速发展。去工业化阶段，需求潜力依然巨大，但与更高层次的需求相适应的高水平供给能力相对不足。这种供求的不匹配将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具体发展阶段、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速度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和逻辑见表1。
从人均GDP角度看，按照库兹涅茨的研究，英国步入工业化的时间为1765～1785年，美国为1834～1843年。当时英、美人均GDP分别为227和474美元。英、美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步入去工业化阶段，当时人均GDP分别为1870和3580美元。如此，英、美在其大致200年和130年的工业化阶段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6％和1.57％。在一个长达100到200年的时间里，年人均GDP增长率为1％～2％。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快的增长速度。
从产值与就业份额角度看，英国在1801年农业产值和劳动力份额分别为34.1％和34.4％，工业产值和劳动力份额分别为22.1％和30.0％；到1963年英国农业与工业产值份额分别为3.4％和54.6％，1961年英国农业和工业劳动力份额分别为3.7％和55.0％。美国1839年农业产值与劳动力份额分别为42.6％和64.3％，工业产值与劳动力份额分别为25.8％和16.2％；到1963年美国农业和工业产值份额分别为3.3％和43.5％，1965年美国农业和工业劳动力份额分别为5.7％和38％。概略可知，在整个工业化阶段，美国农业产值与劳动力份额大致分别下降了40和55个百分点，而工业产值和劳动力份额大致提高了20个百分点；英国农业产值与劳动力份额则大致下降了30多个百分点，对应工业产值与劳动力份额增加了30多个百分点。后进入工业化阶段的美国较之经历更长工业化时期的英国而言，在更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工农结构的急剧调整，这反过来意味着美国工业化阶段结构调整的更为迅速，而经济发展速度也更快。这与我们前面的逻辑分析与事实依据相一致。
四、结构变化与合意发展速度：基于中国的考察
合意发展速度，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术语，也叫合意增长率或有保证的增长率。它与实际增长率、自然增长率相对应，主要是指在储蓄和资本一产出比率为已知的条件下，要把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所需要的增长率，等于合意的储蓄率除以合意的资本产出比率。随着计量方法研究的进步，在理论上可以对其进行度量。这里，主要是借用合意增长率这一概念，对其进行侧重经济结构方面的理解，认为有利于结构优化或者说和经济结构优化相一致的经济发展速度就是合意发展速度。
凡是经济结构在快速变化的阶段，与之相应的经济发展速度就快；反之，经济结构变化缓慢，与之相对应的合意发展速度就低。在前工业化阶段，经济结构变化缓慢，合意发展速度一直很低；在工业化阶段，经济结构变化迅速，合意增长率就会偏高一些。当然，在工业化阶段中的不同时期，合意增长率也会有不同的表现。这里主要结合中国六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探讨结构变化与合意发展速度之间的规律性在中国是否存在，表现是否有异同。
对6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划分对于我们所探讨的主题是必要的。本文主要根据结构变化和发展速度来划分，并试图揭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一般关系。
从图1可以看出，无论是GDP增长率，还是人均GDP或劳均GDP增长率都呈现基本一致的变化规律和趋势。以增长速度和经济波动为主，兼顾考虑期间我国实际面临的经济与制度条件制约因素，以及其他学者(任保平，2010)的分类方法，我们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1952～1976年；(2)1977～2000年；(3)2001年至今。[27]下面分阶段对其经济结构特征与经济发展速度进行概要描述。
图1 1952～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
注：1952～2008年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9～2011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网站。
1952～1976年是计划经济时期，这一阶段我国奉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违背比较优势原理的工业化战略，主要靠国家强力来启动工业化进程。1952年人均GDP为119元，第一产业产值和就业份额分别为50.95％和83.54％。到1976年，这三个指标分别为318元、32.9％和75.8％。按照钱纳里等农业产值与就业份额标准看，建国初期我国工业化水平很低，属于人均GDP低于100美元的起步阶段。即便到1976年，工业化水平依然较低，不超过人均GDP 200美元的水平。但是，在政府主导型工业化模式下，依靠重工业导向的投资驱动，外加资源配置的计划体制和日益分割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全面启动了我国工业化进程，推动经济的缓慢发展(见表2)。
1977～2000年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也是工业化战略悄然转变、结构变化迅速、经济发展较快的工业化推进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由重工业优先发展向基于比较优势原理的轻重工业之间、三次产业之间协调发展转变。市场因素也开始引入进来，成为与计划并行的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式之一。传统计划体制下以政府投资为主、忽视需求、城乡差距扩大等经济结构不协调而体现的工业化模式，正在向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兼有、供给和需求并重、城乡差距缩小、社会经济和谐等结构优化而体现的工业化模式过渡。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经济结构变化迅速，且遵循一般经济结构演化规律。因为市场因素的作用，私人投资也开始增加，农村也适度开放，城乡二元差距呈缩小态势。伴随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旺盛。这一良性且快速的结构调整与优化，极大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GDP、人均GDP和劳均GDP在这一阶段的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15.8％、14.1％和20.1％，较之第一阶段分别高出9.5、9.9和16.5个百分点，实属奇迹。
2001年中国加入WTO，由此掀开新的篇章，中国工业化开始进入逐渐成熟乃至向高级工业化阶段迈进和持续稳定增长阶段。中国人均GDP由2000年的7858元提高到2011年的35181元，即大致由800美元提高到5000美元。按照钱纳里的标准，人均GDP为1000美元至3000美元是工业化由中级向高级过渡的加速发展阶段，也是经济结构急剧发生变化的阶段。加入WTO以后，外需空前高涨，内需相对不足。由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重型制造业的逐步展开，决定了政府投资扮演更为重要的作用。城镇化快速推进，城乡差距有所缩小。从经济增速看，这一阶段，中国经济波动相对较小，且呈现平稳快速增长趋势。人均GDP增长率比第二阶段更高，达15％。GDP增长率与第二阶段持平，劳均GDP增长率比第二阶段低。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份额继续下降，第二产业份额变化不大，第三产业份额不断提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这一阶段，第三产业就业份额一直超过第二产业，并在2011年首次超过第一产业，而居于主导地位。
可见，中国60多年来工业化进程符合结构优化有利于经济快速发展的一般规律。在1952～1976年政府主导型工业化起步阶段，带有主观和随意性的计划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绝对作用，基本形成了重供给轻需求、重投资轻消费、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服务业、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政府投资轻私人投资、重国内市场轻国际市场等非优化的经济结构，当然较之前工业化阶段，这一非优化的经济结构依然具有重要的结构优化性质，在这个意义上还是极大促进了经济较快增长。在1977～2000年体制转轨及工业化加速推进阶段，市场逐步取代计划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城乡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内部重轻结构也趋于合理，急剧而符合工业化发展一般规律的结构变化是第二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释放了巨大的结构红利效应，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而快速的增长。2001年以来是中国工业化不断步入成熟和高级化发展阶段，低工资的成本优势与强劲外需相结合，让中国制造成为全世界的关注焦点。在第三阶段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结构变化既体现优化趋势又存在恶化的因素，即一方面继续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意味着增速的放缓以及进一步结构调整中的巨大结构红利。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事后的观点来看，如果把合意发展速度视为与经济结构优化相一致时的实际经济发展速度，则前工业化阶段，因经济结构变化缓慢而导致的合意发展速度也极其低下，人均GDP增长率几乎为零。工业化阶段是一个经济结构快速变化的过程，体现在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需求结构和投资结构等方面，因结构变化释放的结构红利效应也非常明显，极大提高了合意增长率。去工业化阶段时间尚短，经历国家较少，该阶段其传统的经济结构日趋合理化和稳定化，与更高层次的需求相适应的高水平供给能力或许相对不足，这种供求的不匹配及其不断调适有可能降低合意增长率。
就中国而言，可以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工业化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1952～1976年快速而扭曲的结构变化提高了合意发展速度，同时也抑制了经济应有的发展潜力。1977～2000年健康而持续的结构优化充分发挥了结构红利效应，极大地提高了合意发展速度。2001年以来为工业化成熟和高级化发展阶段，在优化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的同时，恶化了需求结构和投资结构。这一方面提高了合意增长率，另一方面又阻碍了结构红利效应的有效发挥，意味着未来提高合意发展速度的潜力巨大。为此，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促进劳动力跨产业、跨区域流动，发挥劳动力的结构红利效应；建立规范有序、进退自由、鼓励流动的全国一体化劳动力市场，鼓励劳动力从低效率产业部门向高效率产业部门转移，进一步释放劳动力的结构红利效应。二是引导合理消费，促进外需向内需的转变，发挥需求结构红利效应；进行旨在发展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引导人们即期合理适度消费。三是规范政府投资，鼓励私人投资，发挥投资结构红利效应；规范政府投资领域和规模，降低民间投资门槛，扩大民间投资领域，把投资的主体由政府向市场转移。
收稿日期：2013－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