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学生公众形象调查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众形象论文,调查报告论文,当代大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学生公众形象的建构就其本原意义而言有赖于大学生群体的自主生成能力，但其功能性载体则是社会公众的评价结果。对于大学生群体所形成的各种社会评价，并不一定与大学生群体的真实生存状态完全吻合，其中有一些可能还存在着很大偏差。但是，归根到底，社会评价是一种以意义解读和价值判断为基本特征的评价活动，其合理性与事实判断所追求的真假逻辑特性完全不同，因此，多种评价结果并存的现象表现为常态形式。对于大学生社会公众形象的调查和分析至少可以指向以下两个主要目标：（1）社会公众对于大学生群体的负面评价可以显示大学生群体的某些观念或行为尚不具备为社会所接受或容纳的民意基础，哪怕大学生群体自身能为这些观念或行为找到充分的理由。（2）社会公众对于大学生群体的正面评价可以显示大学生群体的部分观念或行为与社会公众之间已经形成吻合或一致的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讲，大学生群体自身也参与构成大学生的公众形象。
一、调查的基本情况及其说明
2005年7、8月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发展研究院围绕上述理论思路设计和实施了“大学生公众形象调查”项目，有关调查结果构成了本报告的事实依据。本次调查以问卷形式在北京市部分城区的街道、机关、企事业单位面向服务业人员、企事业单位职工、行政部门管理人员、中学生、中学教师、离退休人员等社会群体发放、回收后的问卷借助SPSS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并对部分问卷题目进行了方差分析，以检验所调查人群的年龄、职业、性别、与大学生群体的接触状况等参数对于调查结果是否存在显著影响。有关本次调查的基本说明如下：
（1）问卷的发放与回收：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46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534份，无效问卷12份，有效率97.8％。（2）问卷的基本结构：问卷围绕大学生的经济状况、心理状况、情感生活、学习状况、道德状况，以及大学生父母的基本态度等6个方面共设计了41道题。（3）问卷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省籍、职业等参数的分布参见下表。
性别 男（53.5％）；女（46.5％）
年龄 19～25岁（44％）；26～35岁（19.4％）；36～49岁（16.5％）；
50～60岁（4.9％）；60岁以上（3％）
省籍 北京（31.9％）；外地（68.1％）
中学生（9％）；服务业人员（28％）；企事业单位职员
职业 （17％）；行政机构公务员（15％）；中小学教师（7％）；大学
教师（2％）；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3％）；行政管理人员
（1％）；离退休人员（4％）；其他（16％）
子女、亲友、兄弟姐妹
中有无正在上大学 有（31％）；无（69％）
日常生活中与大学生
群体的接触状况（限于
子女、亲友、兄弟姐妹 经常打交道（40.1％）；偶尔说过话（43.4％）；仅仅见过
中无正在上大学的调
（9.9％）；没见过（6.6％）
二、对目前大学生基本经济生存状态的判断和评价
就大学生目前所处的基本生存状态即其经济条件或消费形态而言，如果以问卷所设计的四个消费层次为参照坐标，可将月支出300元以下设定为贫困层次，月消费300～500元设定为低消费层次，月支出500～800元为常态消费层次，而月支出800元以上为高消费层次。可以看出，对于北京市大学生平均月消费水平的社会评价主要集中于300～500元、500～800元、800元以上三个消费层次，而对300元以下贫困层次的大学生，即所谓贫困大学生现象，社会公众明显认知不足。至少可以说，大学生群体在社会上展示的形象并无贫困的迹象。相反，富足的适度消费（500～800元）与略显奢侈的高消费（800元以上）成为社会公众认知的主流。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职业、省籍、家庭成员或亲友中是否有在读大学生、日常与大学生的接触程度等因素均对调查结果构成显著影响。但对各类参数进一步分析可知，调查对象的年龄、职业、日常与大学生的接触状况三种因素影响最为明显。性别、省籍、家庭成员或亲友中是否有在读大学生对于调查结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量上，而非质上。以后三种因素为检验指标，组间对照显示：不同性别、省籍、家庭成员或亲友中有或没有在读大学生的调查对象在回答结果上呈同构关系（百分比排序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性别、省籍、家庭成员或亲友中有或没有在读大学生对于调查结果的影响典型地体现于对800元以上的高消费层次的认知。这里的原因可以这样进行解释：（1）男性组对800元以上的高消费层次的认同度高于女性组，主要受男性组自身消费水平高于女性组的迁移性或类推性影响。（2）家庭成员或亲友中有无在读大学生的类别标志对于评价对象的认知产生影响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作为大学生日常消费的主要来源方，家庭成员或亲友中有在读大学生的调查对象对大学生的消费状态具有更多的知识，对于高消费层次的认知具有较高可信度，更符合大学生群体的真实生存状况。（3）北京籍的调查对象对于高消费层次的认知度较外地籍贯的调查对象明显偏高。由此可见，调查对象所处地域的平均消费水平影响到调查对象的评价值，这种影响与户籍有表层关系，而与户籍所制约的消费模式和消费水准具有深层次关联。
与大学生的接触状况对于评价结果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与大学生有过接触的调查对象与毫无接触经历的调查对象明显有别。毫无接触经历的调查对象对于300～500元的低消费层次认同度明显偏高，由此可见，其评价不受大学生所呈现具体形象的影响，而有关评价结果主要取决于关于大学生群体的间接信息（媒体介绍、口耳相传）。反过采，与大学生有过接触或交流经验的调查对象对于低消费层次的认知度相对较低。显然，在大学生与其他社会群体的交流或接触过程中通常呈现出生活相对优裕的公众形象，即使是贫困生群体也存在掩饰真实经济状况的倾向。
不同年龄段的社会群体对于大学生消费水平的认知和判断，均以500～800元的适度消费层次为首选项，但对于800元以上的高消费层次的判断，低年龄组（15～18岁、19～25岁、26～35岁）高于高年龄组（36～49岁、50～60岁、60岁以上）。显然，年轻一代的消费观念与年长一代的差异，对于相关的选项起到迁移性影响。
各类职业群体对于大学生平均消费水平的评价存在着结构上的相似性：基本上以500～800元的适度消费层次为首选项。但大学教师群体是个例外，这一群体以800元以上的高消费层次为首选项。其余如企事业单位职工、行政机构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等职业群体，也对800元以上的高消费层次有较高的认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群体基本上代表了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值得反思。其中，大学教师在职业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所属职业类别提供了较多和大学生群体进行密切接触的机会，从而对大学生群体的生存状态掌握着更多的信息，因而具有较高的客观性。但大学教师和大学生所处的生活环境基本重合，在社会评价的外部性上代表程度不高，因而其评价的中立性也值得质疑。
对大学生群体的基本生存（经济）状态的考察，事实上应该包括其月消费金额的分布和主要消费领域的分布两个方面。从总体调查结果看，社会公众的一般评价主要集中于“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需要”和“精神文化享受（购买现代化的学习用品、听音乐会、看电影、参观游览等）”两个领域。这一结果既与社会公众所理解的大学生作为自然人面临着维持生命延续的基本需要有关，又和大学生这一群体作为职业学习者的特殊社会角色相关联。但具体而言，职业、性别、年龄、家庭成员中有无在读大学生、与大学生的日常接触状况等因素对于调查对象的判断结果起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就职业的影响而言，大学教师、中学教师、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三类群体认为大学生最大的消费领域是“精神文化享受（购买现代化的学习用品、听音乐会、看电影、参观游览等）”，而和其他各类群体将大学生的最大消费领域定位于“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需要”明显不同。大学教师群体关于大学生所掌握的信息要多于其他各类社会群体，同时，与中小学教师群体、企事业管理人员等群体一样，在“精神文化享受”领域的消费比例在其日常消费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由此可见，对评价对象所掌握较多信息，以及自身消费结构特性的迁移性影响可能是造成这三类群体评价特点的主要原因。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较多了解大学生群体消费状态的社会群体，大学教师群体还认为，当代大学生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日常消费中有相当大的比例用在“请客送礼”上。
随着年龄段的提升，将大学生主体消费领域定位于“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需要”的比例呈递增趋势，而对“精神文化享受”消费领域的认同度主要集中在15～18岁、19～25岁、26～35岁，以及50～60岁几个年龄段，其中作为“后大学生年龄阶段”的26～35岁的调查对象对此的认同度超过了对“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需要”的认同度。我们认为，26～35岁作为“后大学年龄段”的社会群体，正值工作高峰期，处于急需充电提高阶段，因而对于知识的需求，以及由此导致的必要的经济投入给予很高的关注，从而对大学生群体的消费领域的分布产生类推和迁移效应。
与大学生接触或交流的程度，影响到调查对象对于大学生消费是否具有多元化特点的认知。“没见过”大学生的调查对象对于大学生消费结构的认知由于缺乏感性的经验，不得不借助媒体、口耳相传等间接手段，因此，对于大学生消费结构的多元化问题没有明确的认识。相反，随着交流频率的增加和交流程度的加深，对于其消费结构的多元化特性具有较高的认知，这一点从其他三类群体的反馈意见的对照中不难看出。
“家庭成员或亲友中有无在读大学生”对于判断大学生主要消费领域产生的影响呈对比关系。家庭成员或亲友中有在读大学生的调查对象更侧重于评价“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需要”和“精神文化享受”两个纬度的消费，而家庭成员或亲友中没有在读大学生的调查对象对于其他非必要性消费，如“请客送礼”、“参加补习班”等的认知度显然高于前者。这种情况显然受到两类调查对象对大学生消费模式的不同期待的影响。作为大学生消费的主要供给方，家庭成员或亲友中有在读大学生的调查对象可能更希望或要求大学生的消费领域尽量局限于最基本的生活和学习需要，而家庭成员或亲友中没有在读大学生的调查对象则不受这种消费期待模式的制约。由此可见，在对大学生群体的消费或基本生活状态的判断和评价上，评价主体除了受到上文提及的对评价客体所拥有的知识基础、自身的生存状态等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对评价对象的主观期待的影响，从而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
对于大学生目前的这种消费格局的合理性如何判断和评价，是检验大学生所面临的基本生存环境，以及社会对于大学生基本生活状态的宽容度和理解度的一条重要标准。从调查结果看，对于大学生消费结构持正面评价（“比较合理”）和负面评价（“不合理”）的比例均较高，而持积极评价（“很合理”）的比例也接近15％。正面评价和积极评价之和（56.9％）超过了负面评价（28.8％）。从社会对大学生群体消费合理性的评价结果也可以看出，仅仅依据单一的传统消费模式和伦理评价标准，将大学生作为一个完全特殊的群体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存条件割裂开来，要求大学生度过4年的苦行僧生活，这一要求本身就不具备很高的社会合理性。同样，认为大学生仍然是天之骄子，应该享受优势或特权阶层的生活方式，或者社会或家庭应该对其做出更多的经济倾斜，这也不是一种合理的社会认知倾向。
从性别、年龄、省籍、职业、家庭或亲友中有无在读大学生、日常与大学生的接触状况的影响性因子考察，还可以发现一些细微的差异。
性别的影响并非结构性的，男性组和女性组的认知百分比排序基本相同，差别仅仅在于女性组对大学生消费结构的不合理性（“不合理，盲目攀比现象严重”）的认知度稍高于男性组，而男性组对于其消费结构的合理性（“很合理，符合该群体的特点和经济状况”、“比较合理”）高于女性组。就年龄纬度而言，总体趋势是：随着年龄段的上升，对大学生消费结构不合理性的认知度越来越高。其中50～60岁处于大学生祖辈年龄段的调查对象呈两种极端的分化：认为大学生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合理的比例与认为其消费结构和水平不合理的比例相同（38.5％），这反映了作为祖辈年龄段的这一群体的调查对象对于大学生的消费表现出爱护过度与批评过度两种倾向。爱护过度牵涉到溺爱型的隔代情感表现，而批评过度则反映了隔代消费价值观的根本性差异。职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绝大部分调查对象在充分肯定大学生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合理的基础上，“离退休人员”和“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两类职业群体对于大学生消费水平和结构非合理性的认知度均超过了50％。“离退休人员”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边缘化群体，其评价结果显然受到自身生存状况的迁移性影响，而“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则显然受到自身职业伦理和工作特点的影响。与大学生接触程度的高低蕴含着对大学生群体的了解程度的深浅。从调查结果看，问卷所设计的三种交往度——“经常打交道”、“偶尔说过话”、“仅仅见过”对于调查结果的影响呈现出规律性的分布。至于第四种纬度——“没见过”则不具有人际交往的基本特性，其调查结果也没有规律性的特点。调查结果显示，与大学生群体交往程度越深，对其消费合理性的极端认知度越低（“很合理，符合该群体的特点和经济状况”），而对其消费不合理性的极端认知度（“不合理，盲目攀比现象严重”）越高。与此同时，持较为谨慎和理解态度的比例也越高（“比较合理”）。由此可以看出，随着与大学生交流程度的加深，一般社会群体对于大学生的消费水平和结构表现出在基本理解前提下的批评倾向。
三、对目前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判断和评价
大学生心理问题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表现为极端心理问题和一般情绪性征兆两大类型。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大学生目前的主要心理问题是“精神萎靡不振”。但这种属于情绪性征兆的精神状态与真正的心理问题尚有本质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有10％左右的调查对象认为目前大学生存在“自杀倾向”。我们认为，这种判断与对大学生群体面临的压力和焦虑的推断有着密切的联系。至于造成这类心理问题的原因，一半以上的调查对象将其归咎于“就业压力过大”。随着大众教育时代的来临，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已经被社会各阶层所广泛认知。这为发动社会力量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难题提供了一定的社会舆论的基础。
具体到年龄、性别、省籍、日常与大学生的接触情况、家庭成员或亲友中有无大学生等因素对评价结果的影响，情况又表现得相当复杂。
从不同的年龄段的调查对象所反馈的意见考察，可以发现两个特点：一是各年龄段的调查对象中认为“相当多的人都存在心理问题”和“绝大部分都很健康”两种对比性意见的比例均超过了20％；二是随着年龄段的提升，认为大学生“绝大部分都很健康”的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对于这种现象，我们认为，随着年龄段的提升，越是远离大学生年龄段的社会群体，如50～60岁或60岁以上的调查对象，越能以相对宽容的心态看待大学生在这一人生阶段所面临的心理问题，而且确信这些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步得到解决。其次，这些心理问题也并非只有大学生群体才会碰到，处于这一年龄段的青年都会程度不同地存在，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弱化了对大学生群体心理问题的特别定位。
省籍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两个相互佐证的侧面：北京籍的调查对象对目前大学生“相当多的人都存在心理问题”的认知度高于外省籍的调查对象，而外省籍的调查对象对目前大学生“绝大部分都很健康”的认知度高于北京籍的调查对象。换句话讲，北京人倾向于认为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着心理问题，而外地人则倾向于持相反的观点。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和北京地区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偏高，生存环境的竞争性较为激烈，且北京地区高校云集，因而对大学生就业压力感受较大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这一调查结果一方面反映了评价对象大学生的现实处境，另一方面，评价主体也受到日常所处生活环境的影响。
职业的影响很值得注意：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或权力阶层价值取向的代表性群体，对于当今大学生是否存在着心理问题持非常明显的乐观态度，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准官方式的评价结果。离退休人员群体特有的宽容性，以及那种随着年龄增加青少年心理问题会逐步淡化的老年式的判断方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相应的判断结果。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中小学教师对此持非常典型的悲观看法。就其原因，我们认为职业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小学教师作为职业的教育主体，日常面对的教育对象——中小学生，尤其是中学生（本次调查的对象绝大多数是中学老师）群体也面临着不少心理问题。从中学生群体向大学生群体的类推判断策略，是导致中学教师群体做出这一评价结果的主要原因。由此可以看出，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在时间上具有很高的前置性，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学阶段，进入大学也不会很快得到解决。目前不少心理问题并非仅仅由于进入大学才产生，很多问题实质上是中学阶段遗留的产物。
日常接触程度反映了调查对象与大学生群体的交流经验，以及对大学生的了解程度。随着与大学生交流频率的提高和交流经验的积累，认为“相当多的大学生都存在心理问题”的比例也在不断提高。这说明，交流程度越深，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严重性感受越深。“没见过”大学生的调查对象属于和评价对象没有任何直接交流经验的群体，因此，其判断基本上依赖于媒体、口耳相传等间接手段，相反在“绝大部分都很健康”选项的评价值上均明显偏高，而且和负面评价的低比例形成对比。
四、对目前大学生学习状态的判断和评价
全球化浪潮与终身学习理念的普及，使得当今中国大学生在大学阶段的学习生活已不再等同于学校教育或校园教育。换句话讲，目前大学生所处的总体学习态势表现为：（1）课堂学习仍然是大学生的主要学习方式；但课堂学习的效果如何，社会公众的评价并非一片赞誉之声；（2）绝大部分大学生需要在大学阶段结束后在国内（继续读研究生）或境外（出国留学）继续求学深造；（3）作为既是自由选择又是第二种道路分化的产物，绝大多数大学生需要尽快社会化，寻求能将大学所学知识转化为应用于社会的职业技能，相应地，除课堂正规教育外，有不少人投身于职业证书（英语、计算机、公务员等）的考试及其学习活动。因此，考察大学生目前的学习状态，研究社会公众对于大学生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能力的评价，必须采取多纬度的视野。可以看出，对大学生学习态度的社会评价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认为大学生“学习态度较好，能认真完成作业”的百分比（41.7％）与认为大学生学习“态度一般，敷衍了事”的比例（38.8％）基本接近，居于各选项百分比排序的第一、二位，至于认为大学生“学习态度非常好”的比例只有8.5％。对于大学生学习态度持积极评价的比例和持消极评价的比例基本持平。性别、年龄、职业、省籍、家庭中有无在读大学生、日常与大学生的接触情况等影响性因素也揭示了这种典型的分化趋势。
年龄对于评价结果的影响表现为：在积极评价和消极评价处于总体分化的格局下，同辈群体（19～25岁）的评价表现得最为消极，而其余各类人群的评价则相对积极。但从26～35岁（“后大学生年龄段”）到50～60岁（“大学生祖辈年龄段”）这一年龄跨度，36～49岁（“大学生父辈年龄段”）与其他两个年龄段的调查对象相比较评价结果较为苛刻。造成这种评价格局的原因固然很复杂，但从各年龄段的基本特点仍然可以看出：（1）父辈年龄段（36～49岁）的调查对象对于大学生的学习态度持比较严厉或苛刻的倾向，显然受到这一群体作为第一监护人的直接教育责任的迁移性影响。（2）“后大学生年龄段”（26～35岁）正值鼎盛工作状态，在知识更新如此迅速的今天，对于当初大学阶段学习努力不够普遍存在着自责和后悔的心态，相比较之下，回头看现在大学生的学习态度似乎好于自己大学阶段的表现。当然，这样的分析尚需要更多实证资料。
省籍的影响表现为：北京人对大学生学习态度的评价高于外地人，也即选择“态度较好，能认真完成作业”的北京人在比例上高于外地人，而选择“态度一般，敷衍了事”的比例低于外地人。
职业的影响表现为：一方面，和其他参数一样，在所有选项中保持着“态度较好，能认真完成作业”和“态度一般，敷衍了事”平分秋色的总体格局，但大学教师、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行政单位管理人员等群体对大学生学习态度的负面评价远远高于正面评价。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主流社会对于大学生群体在学习上要求大于宽容，不满多于赞扬。
日常与大学生的接触状况对于调查对象评价结果的影响反映了这样一个特点：与大学生接触程度越少，对于大学生学习态度的极端消极评价比例越高。可以看出，“仅仅见过”大学生的调查对象认为大学生“学习态度较差，在家庭、学校压力下学习”的比例达到23.5％，远远超过了与大学生有过一定程度接触的调查对象。
对于大学生学习状况的社会评价同时蕴含着社会公众对于大学生学习的期望。不同的期望值可能会导致对大学生学习态度、学习效果、发展潜力、实际能力等的评价产生相当大的差异。可以看出，目前社会公众对于大学生的期望值仍然很高。在各选项里面，“学有所长，对社会做出应有贡献”与“努力学习、报效国家”两种选项位居第一、第二位。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公众对于大学生的期待，具有非常强烈的社会责任归属意识，而不是把大学学习仅仅看作是大学生个人找一份好工作、改善其生活状态的人生阶梯。
从性别、年龄、省籍、职业、家庭中有无在读大学生、日常与大学生的接触情况等角度分析，还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社会公众对于大学生学习的期望领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改变上文所揭示的总体格局。不同年龄的群体对于大学生学习期望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在总体以“学有所长，对社会做出应有贡献”为首选项的基础上，祖辈年龄组更侧重于希望大学生“努力学习，报效国家”，这种情况到了60岁以上的年龄组，竟发展到首选项的地步。我们认为，这种评价结果一方面和祖辈年龄组的调查对象所接受的国家和集体利益至上的传统教育观念有关，也和这两个年龄组对大学生期望值更高有一定程度的联系。职业的影响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1）离退休人员更加侧重于希望大学生能“努力学习，报效国家”，这和年龄组的评价结果基本重合。（2）中学生群体对于大学生“学习谋生技能，能养家糊口”的期待率明显偏高，这也反映了即将进入大学阶段的这一社会群体在学习的功能和目的上朝着务实和关注自我的方向发展，同时还说明，不少大学生的学习目的和围绕大学学习所形成的价值取向在中学阶段就已形成。与大学生的日常接触程度也说明：接触或交流程度越高的社会群体越倾向于希望大学生的学习具有更加崇高的目标和以社会、民族利益为重的远大抱负。家庭中有在读大学生的调查对象在坚持大学生应该“努力学习，报效国家”和“学有所长，对社会做出应有贡献”的同时，与家庭中没有在读大学生的调查对象相比，更加侧重于大学生“学习谋生技能，能养家糊口”。这也是绝大多数家庭从基本的亲子关系出发所提出的现实并且相当合理的期待和要求。
五、对目前大学生道德状况的判断和评价
道德不仅仅是个人修养层面的自律准则，而且是一种社会、伦理范畴。当一个人的行为与社会伦理规范发生冲突，尤其是在公共领域，产生这种现象的时候，又更多地和所谓公共道德发生密切的关联。因此，在考察大学生的道德状况及其社会公众评价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其道德的社会侧面，并从公共道德颠覆主体的个人道德修养及其价值观的深层关系入手分析其中的原因。本次调查的内容涉及到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家庭和学校）、大学生在公共场合发生的不符合公共道德标准的行为类型、大学生的诚信状况等关键要素。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各种有悖于公共道德或社会伦理规范的行为中，大学生在公共场合“情侣之间的动作过于亲密”被视为最普遍、最典型的负面表现。无论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职业、省籍、家庭成员中又无在读大学生、日常与大学生的接触情况如何，都不改变这样的事实：对在公共场合大学生“情侣之间动作过于亲密”持“不赞同”和“反对”态度的占压倒性多数。
性别对于判断结果的影响不太显著。男性组和女性组的评价值基本持平。年龄因子的影响表现出这样的特点：除15～18岁和60岁以上两个年龄段外，其余各年龄段的调查对象都认为“情侣之间的动作过于亲密”是大学生在公共场合最典型的负面行为。这种格局与各年龄组对大学生谈恋爱的态度所反映的格局存在着某种有机的联系。15～18岁基本上处于中学阶段，即“前大学生年龄段”，面临着向社会争取更多的恋爱环境权的课题，因此对大学生群体在公共场合的这类表现相对宽容，或表示较高程度的理解，更没有像其他年龄段的调查对象那样将其上升到颠覆社会规范的高度。60岁以上年龄段的调查对象一方面处于人生晚年，对年轻人的做法见多不怪，另一方面，又处于社会评论权边缘化的年龄段，对大学生的所作所为容易持某种程度的宽容心理。此外，60岁以上年龄段调查对象的评价结果与50～60岁年龄段的调查对象的评价结果之间呈现出截然对比的格局，也足以说明，作为“大学生祖辈年龄段”的特点并不是重要的影响性因素。尽管各类职业的调查对象都认为大学生在公共场合“情侣之间动作过于亲密”的表现是一种典型的负面表现，但和其他负面行为，尤其是“随手乱扔垃圾”相比，在认知度的百分比排序上尚有不小的差异。就省籍的影响而言，北京人和外地人在评价大学生的负面表现上呈现出以下对比状况：北京籍的调查对象把大学生“随手乱扔垃圾”和“情侣之间动作过于亲密”视为同等典型的不符合公共道德标准的负面表现，而外地籍的调查对象则将“情侣之间动作过于亲密”视为最普遍、最典型的非道德表现（百分比排序第一位）。
关于大学生群体的诚信状况，本次调查发现，接近60％的调查对象认为，当今大学生“比较守信”或“非常诚信”，但对大学生群体的诚信问题所持消极评价也达到相当高的比例。
从性别、年龄、省籍、家庭成员中有无在读大学生、日常与大学生的接触情况等因素考察，调查对象的评价基本上集中于“比较守信”和“不太守信”两个选项。换句话说，和其他各类调查题目的总体结果相似，社会公众对于大学生诚信状况的评价呈典型的分化格局。这种情况固然和调查对象个体自身的不同人生经历、彼此有别的生活环境、对于诚信判断标准的掌握程度存在着细微差别等因素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大学生群体本身客观上呈现分化的状态，也就是说，在绝大多数大学生坚持诚信做人的生活态度的同时，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对诚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年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26～35岁“后大学年龄段”的调查对象认为大学生“不太守信”的比例最高，而认为大学生“非常诚信”比例最高的则是60岁以上的离退休人员。由此可以看出，不同年龄群体对于大学生诚信程度的判断标准确实存在着差异。各类职业的调查对象均以“比较守信”和“不太守信”作为第一或第二选项，总体呈典型的二元分化趋势，但中小学教师和离退休人员这两类群体对大学生“非常守信”的认同度最高（均超过了20％），其余职业群体极端积极的认同度均很低（均低于15％）。中小学教师受职业特性的影响很明显，中小学阶段对品德教育的过多倚重，导致这一类型的职业群体倾向于从中学生身上直接推论大学生。离退休人员由于处于社会评论权的边缘化阶段，且进入人生晚年，对于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年轻人的诚信问题宽容多于要求，因此持“非常诚信”和“比较守信”的比例之和高达85％，而对大学生“不太守信”的认同度只有5％。与大学生接触对于认识大学生的诚信问题有很大帮助。与大学生接触程度越高，对大学生诚信的认同度就越高。与大学生“经常打交道”的调查对象认为大学生表现诚信的比例（“非常诚信”与“比较诚信”二者之和）高于“偶尔说过话”的群体，而后者又高于“仅仅见过”大学生的社会群体。
标签：调查对象论文; 大学论文; 大学生论文; 问卷调查报告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性别比例论文; 家庭成员论文; 社会万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