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速度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发展速度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7月3日《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到200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生达到630万人左右，其中本科生180万人，专科生450万人，18～21岁学龄人口入学率将上升到8%左右”[（1）]的高教发展规划。实际上，1996年，我国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在校生数已达583.9万，占18～21岁学龄人口的8.3%。[（2）]那么，今后的高等教育规模该以什么速度发展？有人从社会人才需要补充量出发，认为要控制发展规模；有人则从满足青年学生上学需求等角度出发，认为今后“应加快发展高等教育”[（3）]或曰“大发展”。本文试图根据建国以来高教发展经验和教训、国外高教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从探讨高校在校生数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关系入手，分析高等教育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并据此试图提出一个高等教育发展速度的模式以供讨论。
一、高等教育规模发展要与国民经济所能提供的速度相适应
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总趋势是上升的，学校数从1949年的206所（包括1所业余高校）增长至1996年的2170所（普高1032所，成高1138所），增长9.5倍，在校生数从11.7万增至583.9万，增长49倍。但是发展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曾经历1956～1960年的大起和1966～1976年“文革”期间大落的挫折，在1978～1995年期间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快速发展，如图1、图2所示。[（4）]
图1 普通高校在校生指数与国民收入指数 （以1952年为100）
图2 高校在校生指数与国民生产总值指数 （以1978年为100）
1956年“左”倾冒进思想波及教育领域，高等教育规模开始“冒进”，在学人数增长了41%；普通高校从1957年的229所增至1960年1289所，仅1958年几乎平均每3天建2所高校。1960年普通高校学生数猛增至96万。1956、1958、1959、1960四年的高校招生数分别为普通高中毕业生数的120%、135%、92%和112%。1959～1962年间，因为自然灾害等原因，国民收入指数连年下跌，年均递减9%。1961年，开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高教60条》，至1963年，3年间全国共关闭了约70%的高校（共882所），并采取“泻肚”的做法，让工农出身的学生、职员回到农村。高等教育规模与国民经济不堪重负的矛盾，以及高校招生与普通高中毕业生数倒佳的矛盾虽然缓和下来，但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元气大伤。“文革”十年动乱，我国高等教育遭到空前浩劫，学校关门，教师下放，学生流失。全国高校数最低年份（1971年）只剩下328所，大学生数最低年份（1970年）仅为4.8万，高等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邓小平同志主持教育工作期间，我国高等教育又有较大的发展。如图2所示，1978～1995年间，我国高校（普高和成高）在校生数平均年增长7.15%，基本与国民经济年递增率9.8%同步，两者指数表现为高相关，相关系数为0.81。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增长相适应，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得到了较为稳定、快速的发展。这17年，我国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1979年前为业余高校）的学生数翻了两番。高校学生总数占18～21岁学龄人口的比例从1978年的1.9%上升至1995年的5.9%，此增长速度超过了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毛入学率的增长速度。[（5）]反过来，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也促进了同期经济的增长。
1952～1978年我国高等教育大起大落的原因主要是教育决策失误和政治动乱所致。然而，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最终还是要受到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制约。这26年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数规模的发展，时而一年间猛增50%，时而一年间骤降58%，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极不协调，甚至相悖。1952～1978年间，我国高校在校生数增长指数与国民收入增长指数表现为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02。但是，26年间，在校生数平均年增长率为5.93%，与同期国民收入增长率5.99%基本相应。这说明，从短期看，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速度，似乎为决策者主观意志、政治因素、青年上学愿望等非经济因素所左右，其发展似呈无序状态；但从较长阶段看，终还是受经济因素所制约，其发展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总体相应的有序状态。任何人违背这一规律，必将受惩罚；若自觉地遵循这一规律，并据此制定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划，则可促使高等教育健康发展。1978～1995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划者自觉考虑了经济的制约作用，使这个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得到了比较健康的发展，这从正面证明了这一规律的作用。
二、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初步构想
一个国家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虽然受诸多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但从较长时期看，最终要受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制约。那么，我们制定高等教育的中长期发展计划，可否利用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作为参照系，构建一个发展模式呢？
对此，一些工业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借鉴与总结的。日本高等教育在1875～1969年间，在校生指数的增长总趋势基本上与其国家工业生产指数相一致。战后，日本文部省在制定教育规划时，均参照日本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并根据经济发展速度的实际变化作相应的调整。[（6）]考察战后日本高等教育与其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我们发现，1952～1978年间，日本高校在校生指数与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呈高相关，相关系数为0.9938。两者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和8.3%，也基本一致。1960～1978年间，美国高校在校生指数与其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也呈高相关，相关系数为0.98。另外，70年代，前苏联、西德的高校在校生指数与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6、0.98，也呈高相关。[（7）]
60、7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过度膨胀的负面影响也从反面证明：高等教育规模发展必须考虑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参照系。例如，1960～1980年间，发展中国家高校学生总数增长了523%，远超过同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超过同期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增长速度（214%）。由于高等教育成本高，过度膨胀必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据世界银行统计，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量持续上升，从1982年的8390亿美元上升至1991年的13110亿美元。巨大的财政负担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初、中等教育的发展，导致初、中、高等教育的结构失衡，而且还影响了高等教育质量，造成严重的教育性失业和人才外流。如印度高等教育规模在1960～1978年间，以3倍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发展，其结果挤占了初、中等教育经费，影响了初等教育的普及。据统计，80年代初，6～14岁儿童只有25%完成初等教育，至1981年，印度文盲人数比1947年增加了1.37亿人，文盲率高达70%。另外，大学生失业者也从50年代初的2万人上升至80年代初的143万人；国内大学生的失业率攀升，加剧了人才外流，至70年代末，在美国的印度科技人员就占全美外籍科技人员的14%。[（8）]巴西、墨西哥、菲律宾和非洲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与印度类似的问题。
根据对上述国家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与教训的分析，我们认为，可根据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即以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为主线来构建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当然也要考虑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制约，以及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因此，我们初步构想出“轴线+偏差”的发展模式。如图3所示。
图3 高等教育发展模式
轴线：即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速度要以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为主要参照指标。例如，今后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可以我国政府1996年颁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为参照，即以“‘九五’期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8%左右”、“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9）]为发展“轴线”，并根据经济实际发展速度进行相应的调整。
偏差：即允许高等教育的发展在一定时期一定幅度内偏离国民经济发展指标这个中心轴线。理由是：（1）实际上，经济发展速度本身受多种因素影响，非匀速发展，也会上下波动；（2）高等教育发展有其相对独立性，不必要，也不可能与经济发展的快慢速度完全吻合；（3）高等教育发展速度还会受政治、人口、青年上学欲望等因素的影响。人们通常讲的，高等教育比经济超前发展，或滞后发展，就是相对经济发展速度而言的“偏差”。那么，到底这个偏差是正偏差，即高等教育发展快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还是负偏差，即慢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为妥？战后日本的高等教育发展速度的趋势是位于负偏差域，而美国、西德则是位于正偏差域。战后日本高等教育发展的年平均速度虽然略慢于经济发展速度，但却远高于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这也许是日本高等教育发展总趋势“甘处”负偏差域的原因之一。
另外，这偏差域的上下摆幅多大为宜？目前，在理论上或实践上尚无定论可循。我们的初步认识是，摆幅不宜过大，应以有利于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为度。前面所述的“大起大落”的摆幅显然是不可取的。但能否能认为1978～1995年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间存在的偏差幅度是很理想的呢？这也未必。高校在校生数1978～1985年年递增15%，1987～1991年年递减2.2%，1996年比上一年增长了36.6%，这几次偏差虽还谈不上“大起大落”，但却使人感到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像打仗一样，冲锋一阵，休息整顿一下，再冲锋。显然，这种发展模式是有违于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特性的，不利于提高办学效率，也无助于高校健康发展。上述日、美、德等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均未出现如此之大的偏差，很值得我们深思。至于偏差幅度的数学模型，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三、有关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几种观点的讨论
由于国家关于2000年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的指标已被突破或即将突破，因此，最近要求高等教育加速发展或大发展的呼声甚高。但据笔者所了解，持此观点的人多是考虑大发展的必要性，较少顾及国民经济为高等教育发展所能提供的条件，另外，他们几乎都不提具体的发展指标或参照系；有的学者则举例：“1950～1985年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较快，平均年增长率约18%，日本23%，有的国家更高。”并指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曲折缓慢的，与世界发达国家比，差距甚大……”。[（10）]这种奋起直追发达国家的精神颇为感人。然而，笔者查核了有关资料，这期间日本高校在校生数年均增长率为7.14%，美国仅为4.5%，[（11）]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也未出现过如此之久的高速发展。似乎，这种人为的大发展气氛，有“速超论”之嫌。
另有一些论者则从上述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划推导出“差距扩大论”。其曰：“按‘九五’规划，到本世纪末，18～21岁人口的毛入学率争取达到8%的水平……而1995年为6.8%，年均提高0.24个百分点，以此速度，要过200年才能达到美国1985年的水平”。[（12）]此悲观论调实让国人感伤。200年前的美国仅有二三十所高校，其规模绝非可与今日中国高等教育相提并论。这种“差距扩大论”，忘却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出台年间的高等教育发展背景（1994年我国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占18～21岁学龄人口的毛入学率仅为5.35%），也忽略了18～21岁人口的增长率（1994～2000年的年均增长率为1.3%）远低于1994年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的高校学生数增长率（1994～2000年的年均递增率为7.2%）这一关系。
当然，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关于2000年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划，不仅偏向于“控制规模”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而且指标定得过于具体，实际上又控制不住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强劲势头。如国家教委规划办曾于1990年提出：2000年高校的毛入学率（占18～21岁人口比例）达5.2%左右的发展方案。[（13）]结果，这个发展指标在1994年就达到了。此目标于1994年修正为8%，结果1996年又突破了。这就为“大发展”论者非难“控制规模”论提供了依据。笔者虽然对“控制规模”论不敢苟同，主张设计中长期发展模型宜粗不宜细，宜活不宜死，但对他们的深入、细致的调研，精致的发展模式设计，感到由衷的叹服，并深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