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慈善捐赠的政企纽带效应——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企论文,纽带论文,慈善论文,上市公司论文,证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之一，企业的慈善行为日益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Peloza and Shang,2011)。现有文献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企业慈善行为的动机及经济后果等问题。在动机方面，现有文献主要考虑了三类动机(Sánchez,2000)：其一是利他动机(altruistic motive)，认为企业从事慈善活动就是为了无偿地帮助他人(Sharfman,1994)；其二是利润最大化动机(profit maximization motive)，认为企业从事慈善活动是为了据此建立声誉资本，从而最大化企业的利润(Bock et al.,1984)；其三是政治和制度力量动机(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power motive)，认为企业从事慈善活动是为了获得政治方面的利益，例如获得政府的支持和保护(Burt,1983)。在经济后果方面，现有文献研究了企业的慈善行为对企业绩效或价值的影响，但它们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大量文献发现，企业的慈善行为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和价值(Pava and Krausz,1996; Waddock and Graves,1997; Patten,2008)；但也有些文献发现企业的慈善行为会损害企业绩效和价值(Brammer et al.,2006; Boyle et al.,1997)；还有少量文献发现企业的慈善行为对企业绩效和价值没有显著影响(Seifert et al.,2003)。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和企业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关注中国企业的慈善问题(Moon and Shen,2010；山立威等，2008；方军雄，2009；朱金凤、杨鹏鹏，2011)。但它们主要研究企业慈善的经济动机及经济后果(Zhang et al.,2010；山立威等，2008)，而从制度角度进行的研究并不多见，目前只有少量文献进行了初步的尝试。例如，Su和He(2010)发现，中国私营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具有很强的政治动机，这种动机在制度不完善的省份表现得更为明显。贾明和张喆(2010)、薛爽和肖星(2011)均发现，政治关联企业更倾向于进行慈善捐赠，目的是强化企业与政府间的关联关系。李四海等(2012)发现政府会对亏损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但是，上述文献均未直接检验企业的慈善捐赠是否具有政企纽带效应；换言之，它们均未检验企业的慈善捐赠是否有助于强化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并通过这种关系获得政府的支持。我们认为，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我国转型加新兴的市场特征决定了各级政府控制着大多数稀缺资源的配置权，在此背景下，与政府建立密切的联系并据此获得所需要的资源就成为众多企业的选择(张敏等，2010；罗党论、唐清泉，2009)。但是，要想从政府手中获得资源，企业必然要承担一定的政治成本，例如替政府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政治任务(Fan et al.,2013)。在我国，当灾害事件发生后，及时高效地实施社会救助是地方政府一项重要的社会和政治任务，因为它们必须维护社会的稳定(Bai et al.,2000)、在地区竞争中取胜(Jin et al.,2005)等等。对地方政府来说，最有效的措施莫过于鼓励甚至直接干预本地区的企业进行慈善捐赠，并在事后给予其相应的补偿。对企业来说，当慈善捐赠后所获得的收益高于要承担的政治成本时，它们必然会选择配合政府完成救助任务。此时，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达到一个均衡状态。
我们采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的慈善捐赠越多，它们从政府手中获得的补贴收入也越多；这一结果表明，企业的慈善捐赠具有明显的政企纽带效应，是强化它们和政府之间关系的重要途径。进一步的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国有企业中慈善捐赠的政企纽带效应更明显；企业所在省份的市场化程度越低，这种效应也越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这样的新兴市场中，企业的慈善活动受到政府的显著影响，在帮助政府完成其社会和政治目标后，它们从政府那里获得了相应的补偿，这与企业慈善行为的政治和制度力量动机理论是一致的。
本文的研究贡献体现在如下3个方面：首先，本文研究了企业慈善的政企纽带效应，从一个具体路径角度研究了企业慈善的经济后果问题，丰富了该领域的文献。其次，本文利用中国独特的制度背景，验证了企业慈善行为的政治和制度力量动机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中国特定的政企关系为我们检验这一理论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实验场景。最后，本文从慈善视角，丰富了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中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的文献。大量文献从各种角度研究了政府对企业的干预问题，但它们普遍都未从慈善这一新颖而重要的视角进行研究，而本文弥补了现有文献的不足。
本文后面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检验模型与样本；第四部分是回归结果；第五部分是稳健性检验；最后是本文的研究结论。
二、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直以来，当我国发生重大灾害性事件时，各级政府往往会通过“劝募”的方式进行募捐，其效果立竿见影(高初建，2007)。虽然近年来政府的“劝募”行为在逐渐淡化，但政府在我国企业的慈善活动中仍然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当灾害事件发生时，地方政府可能会鼓励甚至直接采用行政命令等方式要求辖区内的企业进行慈善捐赠。它们这样做的动机至少有如下几点：首先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这是各级政府最重要的政治目标之一(Bai et al.,2000)。很显然，如果受灾群体不能得到及时救助，必然会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政府有强烈的动机对他们实施救助。其次是为了避免在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中落后。在“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体制下(Qian and Roland,1998)，不同地区的政府(官员)在各个方面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Jin et al.,2005; Li and Zhou,2005)。如果本地区的慈善捐赠规模过小，地方政府可能会受到上级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关注或批评，从而影响官员的晋升。这同样导致了政府有强烈的动机提高本地区的社会救助水平。
然而，如果仅靠政府财政进行救济，显然是有难度的，因而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机鼓励或要求辖区内的企业进行捐赠(在实践中，当灾害事件发生时，几乎所有机关、企事业单位都会强制或半强制地要求员工进行捐赠，甚至很多单位还被强制分配了相应的捐赠任务)。同时，政府也有能力对辖区内的企业进行干预。一方面，我国各级政府在传统上都是强势政府，虽然中央政府一直致力于构建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但从现实来看，行政权在很多情况下还是会凌驾于法律之上；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掌握着许多重要资源的分配权，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要从政府手中争取这些资源(张敏等，2010)，如果企业抵制政府的干预，必然会影响它们的资源获取能力。因此，无论是从政府角度还是从企业角度来看，地方政府都有能力干预辖区内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
在现实中，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一般都是重复博弈，当企业配合政府完成了救济任务后，政府必然会给予企业相应的回报。其原因在于：如果企业不能获得相应的回报，企业会面临损失，在之后的博弈中，它们就会抵制政府的干预(刘慧龙等，2010)。虽然政府可以采用行政命令强制性地对企业进行干预，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企业可能会消极地配合政府的干预，这无疑会严重影响政府救济任务的完成。因此，从政府角度来说，比较好的解决途径是在事后为企业提供相应的补偿。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政府主导下的慈善捐赠为它们与政府建立密切的联系提供了重要的纽带，它们往往会通过承担这种政治成本，以换取政府的支持(Fan et al.,2013)。在我国这样的新兴市场中，企业能否生存和发展，关键在于它们能否与政府建立联系并从政府手中获取资源(张敏等，2010；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但是，获取这些资源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企业必须承担一定的政治成本(Fan et al.,2013)。当企业帮助政府完成社会救济任务后所获得的收益高于所承担的政治成本时，它们必然会选择配合政府。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具有政企纽带效应，它既有助于地方政府实现其社会和政治目标，也有助于企业与政府建立密切的联系并据此从政府手中获取收益。
我们用上市公司报告的财政补贴收入来衡量企业从政府手中获取的收益。补贴收入是指政府采用增值税返还、财政补贴、财政综合、新产品返回、税收奖励、创新奖励等方式给予企业的资金补偿，它能够很好地衡量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力度(陈冬华，2003；唐清泉、罗党论，2007)。地方政府会有选择地将补贴给予特定的企业，例如，它们更倾向于将补贴给予本地企业(王凤翔、陈柳钦，2005)和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陈冬华，2003；余明桂等，2010)。从企业角度来说，获得政府补贴意味着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经营所需资金，因此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待检验的假设1：
H1：企业的慈善捐赠越多，获得的政府补贴收入越多。
进一步地，我们认为企业捐赠与政府补贴之间的上述关系在国有企业中可能更加明显。原因在于：一方面，作为政府控制的企业，国有企业更有可能配合政府完成其社会和政治任务，因为政府控制着它们的股权、人事权等等重要的权力(刘慧龙等，2010)；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并非单纯地以价值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而是具有多重目标，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替政府承担一定的政策性负担，维护社会稳定(Bai et al.,2000; Lin and Tan,1999)。国有企业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地方政府有更强的动机和能力干预国有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同时，地方政府也会在事后给予国有企业更多的补偿，这是因为，既然国有企业是政府控制的企业，给予它们更多的补偿能确保“肥水不流外人田”，同时有利于双方长期稳定的合作(刘慧龙等，2013)。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待检验的假设2：
H2：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国有企业的慈善捐赠能帮助它们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
根据前面的分析，之所以企业的慈善捐赠与获得的政府补贴之间会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能够对企业进行干预。显然，按照这一逻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越大，企业的慈善行为越容易受到政府的影响，慈善捐赠与政府补贴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越明显。
我们用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来刻画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自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行政分权和90年代初实行财政分权改革以来，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与行政自主权日益加强，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Qian and Roland,1998)，地方政府为了赢得“政治锦标赛”，有强烈的动机干预辖区内的经济(Li and Zhou,2005)，而它们相对独立的财权和行政权又保证它们有能力和条件实施这种干预。在分权改革30多年后的今天，虽然政府干预经济的模式在发生变化，但干预力度仍然不容忽视。特别地，在不同的地区，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相对较低；相反，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相对较高。因此，市场化程度的高低能够很好地刻画地方政府的干预程度(樊纲等，2011)。据此，我们可以合理预计，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低，企业的慈善捐赠与政府补贴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越明显。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待检验的假设3：
H3：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低，它们的慈善捐赠与政府补贴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越明显。
三、检验模型与样本
为了检验假设1，我们建立如下的回归模型：
被解释变量Subsidy为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参照唐清泉和罗党论(2007)的做法，我们用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除以企业的当期营业收入衡量，为了避免该指标的值过小，我们再乘以100，这种处理不会改变数据结构。解释变量Donation表示企业慈善捐赠规模，现有文献常以慈善捐赠总额占企业营业收入的比例或慈善捐赠占总资产的比例来衡量该变量(杜兴强等，2010；山立威等，2008; Ye and Zhang,2011)。本文首先采用前一种方法来衡量Donation，即慈善捐赠支出除以当期营业收入再乘以100。根据假设1，该变量的估计系数应显著为正。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我们也使用后一种方法衡量Donation，结果未发生改变。
借鉴唐清泉和罗党论(2007)、余明桂等(2010)、申香华(2010)等的做法，我们在模型中设置了如下一些控制变量：Size为企业规模，用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Growth为企业成长性，它等于企业的期末总市值除以账面净资产；ROE为净资产收益率，用来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它等于净利润除以期末账面净资产。申香华(2010)发现规模越大、成长性越好、盈利能力越差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因此，我们预计变量Size和Growth的系数显著为正，ROE的系数显著为负。Lev为资产负债率，它等于期末负债总额除以资产总额。对于资产负债率与企业政府补贴收入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得到了正相关、负相关和无显著关系几种结论，因而我们在此不对Lev的系数进行预计。Deficit表示企业所在省份的财政赤字水平，用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自然对数的差额来衡量。政府的财政赤字越大，可供当地企业所使用的财政资源就越少(余明桂等，2010)，因此，我们预计Deficit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此外，我们还控制了行业因素和年度因素，分别用Industry和Year哑变量来表示。
为了检验假设2和假设3，我们分别运行如下的回归模型(2)和(3)：
上述两个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均为Subsidy。模型(2)中新增的变量State表示企业的产权性质，若为国有企业则取值1，反之为0。Donation×State为企业慈善变量与企业产权性质变量的交互项，根据假设2，该变量的系数应该显著为正。模型(3)中新增加的变量Market为企业所在省份的市场化程度。Donation×Market是企业慈善变量与市场化指数的交互项，根据假设3，其估计系数应该显著为负。模型中其他变量的定义及衡量方式与模型(1)中完全一致。
本文以2003-2006年间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之所以选择从2003年开始，是因为上市公司的慈善捐赠数据从这一年才开始进行规范披露；之所以选择2006年作为截止年份，是因为从2007年开始，我国上市公司采用新会计准则，根据该准则，企业不再单独确认和披露政府补贴收入。在这一期间内，我们共获得5926个样本，进一步地，我们对这一样本按照如下标准进行了筛选：(1)剔除在研究期间内公益性捐赠支出为0或为空值的样本共2811个；(2)剔除模型中各控制变量有缺失值以及相关数据异常(如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样本共180个。经上述筛选后，最终得到有效样本2937个；其中，有1917个样本在研究期间内获得了政府补贴，其余1020个样本的政府补贴收入为0。样本选择过程列示于表1。此外，我们对有效样本中的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异常值处理，对于1%和99%分位数之外的变量观测值进行了winsorize处理。本文所使用的财务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其中企业慈善捐赠数据根据上市公司报表附注中“营业外支出”科目的明细项目“公益性捐赠支出”汇总整理得到；财政收支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市场化指数源自樊纲等(2011)的《中国市场化指数》。
表2报告了模型中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政府补贴收入(Subsidy)的标准差为1.5509，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11.3401和0，说明不同的企业能够获得的财政补贴水平差异很大；中位数为0.0392，说明有过半的企业补贴收入大于0。Donation的均值为0.0632，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7490和0.0001，表明不同的企业对慈善捐赠的参与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别。State的均值为0.7102，说明样本中71%的企业为国有企业，这符合上市公司的现实情况。Market的标准差为2.0634，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10.8000和0.7900，可见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其他控制变量的分布也较为合理，例如：ROE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0371和0.0591，表明有样本企业的经营业绩普遍较好；Deficit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1255和-2.8850，说明我国各省份普遍都存在财政赤字，但不同省之间的赤字水平差异较大。
表3报告了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左下角和右上角分别为Pearson相关系数和Spearman相关系数。政府补贴(Subsidy)与企业慈善(Donation)之间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的慈善捐赠越多，获得的政府补贴越多，与假设1相符。Subsidy与ROE显著负相关，与Growth显著正相关，说明盈利能力较差的企业和成长性较高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补贴。Subsidy和企业规模(Size)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显著为正，Pearson相关系数不显著；和地区财政赤字(Deficit)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显著为负，Spearman相关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也较为合理，如Donation与State、Size和Lev显著负相关、与Growth显著正相关，表明规模较小、负债率较低、成长性较高的企业及非国有企业会进行更多的慈善捐赠。此外，各自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基本在0.3以下，表明它们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四、回归结果
表4报告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由于全样本中政府补贴收入(Subsisy)为0的观测值有1020个，占到了全样本的1/3强，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我们同时采用两种方法进行回归：其一是对政府补贴收入不为0的子样本(共1917个观测)采用OLS回归；其二是对全样本采用Tobit回归。OLS回归和Tobit回归的结果分别列示于表4的第(1)列、(2)列。结果显示，两个回归结果中Donation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符合我们的预期，表明企业的慈善捐赠越多，越容易获得政府的支持，说明在我国，企业的慈善捐赠具有明显的政企纽带效应。这一结论支持了假设1，同时也验证了慈善捐赠的政治和制度力量动机理论。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Size的估计系数在两个模型中均显著为正，ROE的系数均显著为负，Growth的系数均为正，但在Tobit模型中不显著，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规模越大、盈利越差、成长性越高的企业越有可能获得政府补贴，这与申香华(2010)的结论一致。Lev的系数在OLS模型中显著为负，在Tobit模型中为负但不显著；我们据此推测负债率与政府补贴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Deficit的估计系数在两个模型中并不一致，与我们的预期略有不符。
表5报告了模型(2)的回归结果，同样，第(1)列、(2)列分别列示了OLS回归和Tobit回归的结果；被解释变量仍为Subsidy。在这两个回归结果中，Donation×State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与我们的预期一致，说明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慈善捐赠与获得的政府补贴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明显，从而支持了假设2。这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国有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更容易受到政府的干预，在慈善捐赠后也更容易获得政府的支持。这与假设1的逻辑是完全一致的，因而进一步支持了企业慈善的政企纽带效应及政治和制度力量动机理论。从这一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特定的产权安排为我们检验这一理论提供了极好的研究场景，得到的结论更加具有可信度。模型中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模型(1)中基本一致。
表6报告了模型(3)的回归结果，与前面一致，第(1)列、(2)列分别列示了OLS和Tobit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仍为Subsidy。在这两个回归结果中，Donation×Market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符合我们的预期，说明当市场化程度较低时，企业的慈善捐赠与获得的政府补贴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会显著强化，从而支持了假设3。这一结果表明，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动机和能力都较强，更容易影响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因而企业出于政治目的进行慈善捐赠的动机也较强；反之，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较少，企业出于政治目的进行慈善捐赠的动机也会弱化。很显然，这一结论也是符合企业慈善的政治和制度力量动机理论的。模型中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之前的各模型中基本一致。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本文结论的可靠性，我们从如下几个角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首先，我们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检验。本文之前的分析表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大多为重复博弈，当企业配合政府完成救济任务后，政府会给予企业相应的回报，从而保证下一次博弈中企业能继续配合；同样地，企业获得政府补贴之后也会进行更多的捐赠，以期能源源不断地得到政府控制的资源。由此可见，在基于互惠交换的理性博弈中，企业的捐赠意愿和捐赠行为可能受到政府补贴水平的影响。
为了控制政府补贴对企业捐赠水平的潜在影响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了两阶段的最小二乘回归。本文所选的工具变量为企业的研发支出水平R&D和广告支出水平AD，其中，R&D用期末无形资产净额占总资产的比例来衡量，AD用当期销售费用占总营业收入的比例来衡量。已有研究表明，R&D支出和广告费支出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进行捐赠(Brammer and Millington,2008)。在第一阶段，我们运行如下的回归模型(4)，据此得到捐赠水平Donation的拟合值，再将该拟合值代入前述的模型(1)至模型(3)进行第二阶段的回归。模型(4)中其余各变量的衡量方式与之前相同。
表7报告了第二阶段中模型(1)至模型(3)的回归结果。其中，前3列为对补贴收入不为0的样本进行OLS回归的结果，后3列为对全样本进行Tobit回归的结果。受变量R&D和AD缺失值的影响，全样本和补贴收入大于0的样本量分别减少到了2289个和1493个。回归结果显示，除了在模型(3)的OLS回归结果中变量Donation×Market的估计系数不显著之外，其他结果均与之前的保持一致。这表明，本文之前的假设检验结果是较为稳健的，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结论，假设1至假设3得到了支持。
其次，我们更换了被解释变量Subsidy的衡量方法，用政府补贴收入的总量替换标准化的补贴收入进行回归，新的被解释变量LnSubsidy用政府补贴收入的自然对数来表示。我们重新运行模型(1)至模型(3)，回归结果分别列示于表8的前3列(限于篇幅，我们只报告了OLS回归结果，Tobit回归结果完全一致，下同)。结果显示，模型(1)中Donation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模型(2)中Donation×State的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模型(3)中Donation×Market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该结果与之前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支持了假设1至假设3。
再次，借鉴杜兴强等(2010)的做法，我们重新定义了企业慈善捐赠变量Donation，用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总额除以期末总资产再乘以100来衡量，仍然以LnSubsidy作为被解释变量，我们采用OLS回归方法重新运行模型(1)至模型(3)，结果分别列示于表8的后3列。回归结果表明，模型(1)中Donation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模型(2)、模型(3)中Donation×State和Donation×Market的估计系数分别显著为正和显著为负。重新定义企业慈善变量后的回归结果与之前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进一步支持了假设1至假设3。
此外，我们还用雇员效率来衡量企业从政府那里获得的补偿。就业问题一直是我国各级政府面临的重大难题。根据中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统计，2005-2009年，全国登记的城镇失业人口每年都在830万人以上，失业率都在4%以上。从各地区来看，很多地区的失业情况要远比全国的平均情况严重。例如，2002-2004年辽宁省的失业率连续达到了6.5%；青海省的失业率在1997年达到了7.4%。地方政府常常会对辖区内企业的人事权进行干预，鼓励甚至直接要求企业吸收就业，以维持较低的失业率和社会的稳定。因此，企业雇员效率的高低能够直接衡量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刘慧龙等，2010)。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认为，当企业帮助政府完成捐赠目标后，政府会通过对企业实施财政补贴、减少对企业的干预等方式予以回报。据此我们预计，企业的慈善捐赠越多，政府对其人事的干预程度可能越小，其雇员效率越高。我们用企业的雇员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前面的3个模型重新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企业的慈善捐赠越多，雇员效率越高，实证结果和前面完全一致。限于篇幅，我们未报告这些结果。综合上述检验结果，我们认为本文的结论是比较稳健和可靠的。
六、研究结论
企业的慈善行为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话题，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在关于中国企业的研究方面，现有文献较少基于制度层面研究企业的慈善问题。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政府在企业慈善行为中的作用和影响，而且能够帮助我们检验企业慈善的政治和制度力量动机理论在中国的存在性。
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我们发现企业的慈善捐赠越多，它们从政府手中获得的补贴收入越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国有企业的慈善捐赠与获得的补贴收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越明显；企业所在省份的市场化程度越低，这种正相关关系也越明显。在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果依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这样的新兴市场中，企业的慈善捐赠具有明显的政企纽带效应，是强化它们和政府之间关系的重要途径。本文的研究结论同时支持了企业慈善行为的政治和制度力量动机理论，丰富了政企关系、企业慈善的动机和经济后果方面的文献，对企业的慈善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