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茗堂批订董西厢》为汤显祖作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厢论文,汤显祖论文,玉茗堂批订董论文,作考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界把题有文彭、何良俊、张雄飞校阅，汤显祖批订的明刻本2 卷本《玉茗堂董西厢》简称为《玉茗堂批订董西厢》。关于此书是否确为汤显祖所批订，学界有不同意见。徐朔方先生认为系伪托，并有专文考证，国内学者基本沿袭徐先生的意见，例如《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等书都没有收入这篇汤显祖序《董西厢》的文字；海外学者郑培凯认为此书非伪托，并说“徐朔方曾考证，这段序《董西厢》的文字或许为他人伪托，然而其中述及的人与事与显祖的遂昌经历很接近”[1](258页)，但没有作具体考证。是不是伪托，关键是《玉茗堂批订董西厢》前的序的真伪，先录其序文如下：
（前缺）雷阳谪居，真不减鸱夷五湖、相如临邛耳已。令平昌，邑在万山中，人境僻绝。古厅无讼，衙退疏帘，捉笔了霍小玉公案。时取参观，更觉会心，辄泚笔淋漓，快叫欲绝。何物董郎，传神写照，道人意中事若是。适屠长卿访余署中，遂出相质。长卿曰：记崔张者凡五人：北则人知有王关，而不知有董；南则人知有李，而不知有陆。为子玄称冤，并以娑罗园题评见示。且欲易余董本，余戏谓长卿：昔东坡欲以仇池石易王晋叔韩干二驭马，晋叔推之。钱穆公欲兼取二物，蒋颖叔欲焚鱼碎石。竟成聚讼。予请以石归苏，以鱼归王。今日请以娑罗归屠，玉茗归汤。乙未上巳日清远道人纂。
清远道人是汤显祖的别号，玉茗是汤氏的斋名，但徐朔方先生认为此序是伪托之作。其主要证据是：万历二十三年屠隆的确来过遂昌，但时值秋天。而此序末署为“乙未（万历二十三年）上巳日”，序中又称批订《董西厢》时“适屠长卿（屠隆）访余署中，遂出相质”，上巳即三月初三，按序所言屠隆在春天曾来遂昌，但是“《汤显祖诗文集》中有关屠隆到遂昌的诗有6首之多。 诗中凡是有关季节的词汇都适用于秋季，而不适用于春天三月”，现存汤显祖为屠隆所写的6 首诗中没有一首“提到旧地重游之意，或者时间在秋天以外的其他季节”[2](459页)，因此认为此序以及所谓的批订俱是伪托。
情况到底如何，屠隆与汤显祖的遂昌交游时间问题就成为一个关键。在此之前，有必要叙述一下屠隆与汤显祖的交往经过。屠隆（1543—1605），字长卿、纬真，晚明著名文学家、戏曲家，虽然现在声名不彰，但是在晚明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他是复古派后期“末五子”之一，被王世贞誉为“捧盟盘而让牛耳”[3](卷200) 的接班人，但屠隆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都已经出现很多新变因素，是一位从复古派向文学革新的过渡者和先驱者，在这方面与提倡诗文革新的汤显祖无疑有着共同之处。他是当时颇负盛名的大名士和戏曲家，创作了《昙花记》、《彩毫记》、《修文记》3部传奇作品，家中畜有戏班，并经常到四处演出自己的作品。 在文学观念和对戏曲的热衷上，屠隆与汤显祖都有很多共同语言，这是他们成为朋友的一个基础。屠隆与汤显祖的交游始于万历十一年，时屠隆任礼部仪制司主事，而汤显祖以新进士的身份观政礼部。屠隆诗集中有诗《赠汤义仍进士》，其中云：“夫君操大雅，负气亦磷磷。风期窃相似，终惭玉与珉。同为兰省客（礼部称兰省），当前讵无因。胸怀久不吐，宛转如车轮。丈夫一言合，何为复逡巡。愿奉盘
往，投醪饮醲醇。青云倘提携，勉旃千秋人。”[4] 汤显祖自称“宁为狂狷，毋为乡愿”（《合奇序》），屠隆也是狂放不羁的个性，所以在赞叹汤显祖“负气亦磷磷”的气节时，自称“风期窃相似”，引为同道中人。万历十二年九月屠隆罢官，时在南京太常寺博士任上的汤显祖作诗安慰，对其风流任诞的生活方式表示欣赏，对苛刻的礼法颇有微辞[5](217—219页)。此后虽然两人没有直接的交往，但是经常有书信往来。从两人交往唱和中可以看出，屠、汤二人互相倾慕，是很投机的一对朋友，并不像徐先生所说屠隆到遂昌就是为了“打秋风”或者“穷极无聊”。因此徐先生所言：“有没有可能屠隆在一年中到遂昌两次呢？遂昌只是一个小县城，处于群山之中，不在来往必经的任何交通线上。屠隆还不至于穷极无聊，到此地步。”[2] 也不过是推测之词。以屠隆与汤显祖的交情，他完全可能一年中两次到遂昌，而实事上屠隆的确在万历二十三年两次来遂昌与汤显祖相会，这个证据就在汤显祖此年写给屠隆的6首诗内。
这6首诗俱收入《汤显祖诗文集》卷12中，分别是《平昌送屠长卿归省》、 《长卿初拟恣游浙东胜处，忽念太夫人返棹，怅焉有作》、《松阳周明府乍闻平昌得纬真子，形神飞动，急书走迎之，喜作。周明府最善琴理》、《平昌得右武家绝决词示长卿，各哽泣不能读，起罢去，便寄张师相，感怀成韵》、《留屠长卿不得》、《秋雨九华馆忆屠长卿，便入会成课满》。
第4首诗中所提到的右武，即丁此吕，此人是屠隆和汤显祖共同的朋友， 诗中抒写了两人看到丁氏绝决词时悲痛的心情。据《万历邸抄》二十三年七月：“逮系原任参政丁此吕至京即讯。文书房传出圣谕：昨览尚书孙丕扬所奏丁此吕访单，贪纵殊甚，酷虐异常，苦毒百姓，几乎成变。情甚可恶，着锦衣卫差的当官校扭解来京究问。……有旨了：此吕贪赃罢斥，罪在自取。”实际上丁此吕是因为党争而被人陷害，于万历二十三年七月被逮。屠隆《鸿苞集》卷40《与邓汝德少参》中说：“……徘徊歧路，计无复之，乃往括苍访汤义仍。义仍使至自南昌，始悉右武消息，寻以民挂党籍，老母忧念，家奴来促归，匆匆东下。”卷44《与丁右武》亦云：“去秋发吴门急走钱塘，泝严濑，将直抵洪都，与仁兄一握手泣别。行至兰阴，唔赵符卿年兄，知右武业泛九江道皖城而北矣。恸哭歧路，踌躇何之，乃访汤义仍遂昌，问兄消息。”可知，万历二十三年秋天屠隆在得到丁此吕被逮消息后到遂昌，丁氏是其与汤显祖的共同朋友，到遂昌有商量营救丁氏的意图。因为当时党争激烈，屠隆与汤显祖的一些策划营救丁氏的行动为对立者知觉，屠隆被“挂党籍”，屠隆母亲知道后怕儿子又引来祸事，遂遣家奴来促归，因此不久后便归家。上面6首中的后4首大约都作于此次秋天的遂昌相会，此次相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丁此吕被逮之事。
但屠隆在此年春天也来过遂昌，汤显祖6首赠诗的前面两首透露出个中消息。 《平昌送屠长卿归省》云：“神仙曾作县，君子遂名堂。竹色朝行酒，钟声晚隐床。西游人未老，南至日初长。那用登芸阁，千秋辞赋香。”[5](诗文卷12，494页) 屠隆任县令时不废游乐，自称仙令，所以汤显祖说“神仙曾作县”，后面所写的几句主语都是屠隆，最为关键的是“西游人未老，南至日初长”两句，遂昌在宁波的西南面，所以屠隆来遂昌便是“西游”、“南至”。而这次南至是何时呢？“日初长”。“日初长”指白昼时间已经变长，从春分开始白昼时间长于夜晚，无疑指明了屠隆是春天南来的。“日初长”在诗词中作为一个固定短语经常出现，如白居易在其《白氏长庆集》卷31中的《早夏游平原回》有“夏早日初长，南风草木香。”陆游《创南诗稿》卷45的《初春感事》有“世事纷纷人自老，岁华冉冉日初长”。从2首诗诗题中可看出“日初长”是写春天或者春夏之交时的专用词汇；秦观《淮海词》中《画堂春》中有“东风吹柳日初长”，《宋诗纪事》卷87载朱淑贞著名的小诗《初夏》中有“谢却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日初长”，无论是“东风吹柳”、“飞尽絮”、“困人天气”也俱是春天的季节特征。汤显祖对古典诗词非常熟悉，他当然不可能用“南来日初长”的诗句欢迎秋天到来的屠隆，只能说明这首诗作于春天，证明了屠隆的确在春天来过遂昌。另外一首《长卿初拟恣游浙东胜处，忽念太夫人返棹，怅焉有作》[5](诗文卷12，493—494页)，第一句云“神仙县令如山鬼”，与前首诗中“神仙作县”一样，都是拿屠隆的雅号作意，用词如此相同，盖是作于同时。诗最后云：“定道穷愁能著书，正恐春风动游子。君去春来谁得知，脉脉芳蹊问桃李。”“春风动游子”是语典“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化用，意谓屠隆在春天里思念起年迈的母亲，所以很快就归乡了，作者因朋友的离去而觉得这个春天也不禁寂寞、惆怅起来（脉脉芳蹊问桃李）。这几句不仅点明了送别屠隆的时间是春天，而且表达作者对屠隆的深厚友情。这次春天之游，时间很短，所以诗中又说“何得采芝未盈把，便向高堂成宴喜”了。
因此，屠隆无疑在春天里有过短暂的遂昌之旅，此行目的是准备从遂昌开始“恣游浙东胜处”，与本年的第二次来遂昌主要是为了打听丁右武的消息不同。既然屠隆春天来过遂昌，则《玉茗堂批订董西厢》序文中所题的“上巳日”不仅不能说明此文为伪托，恰恰表明时间记载得很准确并证明了序文不可能有如此精细的造假。
其次，除了汤、屠二人春天在遂昌交游与序中记载的时间吻合，序文中所说的内容也是很符合实事的。序称“长卿曰：记崔张者凡五人，北则人知有王、关，而不知有董；南则人知有李，而不知有陆，为子玄称冤，并以娑罗园题评见示”，“娑罗园”是屠隆的园名，“娑罗园题评”即为屠隆批订、周居易校梓的《新刊合刻董解元西厢记》，是屠隆批订的《新刊合并西厢》之一，所谓“合并”即是把董西厢、王西厢、李日华和陆采的南西厢，四种合并校订而刊刻之，这说明屠隆很重视《西厢记》的著作权问题，有校正“北则人知有王、关，而不知有董；南则人知有李，而不知有陆”这种认识偏差的目的。屠隆的朋友张凤翼曾为其作《合并西厢序》，序文说：“……赤水屠先生，为当世博洽君子，亦于西厢订证披阅，盖不以词曲苴视之也。然订正者非一人，张雄飞得董本而较，金在衡得实甫本而较，梁少白得日华本而较，余以为非直饾饤补缀，传奇中之雅调也，观者能会作者之意则庶几得古人立声之旨矣，此西厢合并也。”[6](《张风翼序》) 其中谈到《合并西厢》之前的几个校本，惟独没有陆采《南西厢》校本，这就是屠隆“为子玄称冤”（陆采字子玄）的原因，而在屠隆批订的《合并西厢》中则收有《新刊合并陆天池西厢》2卷，“为子玄称冤”已经付诸行动。
另外证明《玉茗堂批订董西厢》非伪托的一个旁证，是张凤翼在《〈西厢记〉考》序中的话：“……圣人删诗，不废淫风，则古人立教，常寓意于音声外也。以故赤水屠先生、义仍汤先生均为当世博洽宏览君子，亦于《西厢》订正拟阅，盖不以曲词口（苴）视之也。”[7](48页) 张氏是屠隆、汤显祖的好友，则关于汤显祖“亦于《西厢》订正拟阅”的话是不会搞错的。
在徐朔方先生一文中，另外还列举了几个疑点，如认为序文第一句涉及风流故事，与汤显祖当时景况不类，从汤显祖为屠隆、藏循懋因风流罢官而作的诗中可以看出，其对朋友这些艳事是抱着欣赏的态度，这就难免自己也会如此，况且晚明文人风流已经是一种风气，不成为政治障碍（当然不能过于离谱）文人也不会为此设防；文中又说到序文最后几十个字与陈继儒《董玄宰制义序》雷同，陈氏很多著作都有摘抄的痕迹，这也不能证明序文为伪托。另外《玉茗堂批订董西厢》书题“文彭、何良俊、张雄飞校阅”，而前两人在万历初年就已去世，“文、何二人的校阅原稿是通过怎样的途径传送到遂昌的呢？”[2] 其实汤显祖也不必非到遂昌后才有这本董西厢，而其得到的途径更会很多，序文中说屠隆想把自己的本子与汤本交换，则说明这个本子很有一些不同于普通本子的地方，或许屠隆看中的就是因为有这几位前辈的校阅而想交换呢。因此，这些大多只能说是猜测之词，不能就以此证明序文是伪托之作。
综上所考，则《玉茗堂批订董西厢》绝非伪托。汤显祖在序中称自己“时取参观，更觉会心，辄泚笔淋漓，快叫欲绝。何物董郎，传神写照，道人意中事若是”，对董解元“传神写照”的艺术才能非常赞赏，这也对汤显祖的戏剧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著名的“意趣神色”论在此处可以寻找到艺术的源头；同时，《西厢记》人物中所谓“意中事”不外乎情，汤显祖《牡丹亭》中所赞美的“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牡丹亭题辞》）真挚热烈的男女情感也少不了对《西厢记》的借鉴。序称“适屠长卿访余署中，遂出相质”，两位朋友析义相质的肯定也正是这些内容，屠隆论戏剧也谈情，如其为王骥德《题红记》所作序中说：“夫生者，情也。有生则有情，有情则有结。”[7](第2册，1294页) 这种尚情论与汤显祖是相同的。
所以说屠隆春天的遂昌之游，使得两人有机会深入讨论到《西厢记》的内容和艺术，这应该是汤显祖创作《牡丹亭》前的一次很有意义的艺术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