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组织化程度综合衡量体系构建及实践
——以Y市为例
周 陶1a，范轶玲1b，刘 悦1a，吴开华2
(1.宜宾学院 a. 政府管理学院，b. 生命科学与食品工程学院，四川 宜宾 644007；2.国家统计局宜宾调查队，四川 宜宾 644000)
摘要： 城乡二元化导致了农民去组织化现状，而乡村振兴不但不能缺失农民的主体性，反而更需要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以Y市为研究区，通过田野调查，基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维度的综合考量，构建农民组织化程度的衡量体系，结果发现该市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基层政治组织党建和素质偏低造成了组织进程中的“有心无力”，市场化和社会化造成农村的文化真空，影响了经济组织的真正合作导致合作社规模小、竞争力差以及“空壳化”，难以长远发展。因此，政治、经济和文化组织三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只有兼顾这三个方面组织建设，才能真正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关键词： 农民组织化;衡量体系;乡村振兴
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特点决定了城乡二元制结构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充满了浓郁的城市中心主义色彩，乡村不是作为发展的主体，而是作为城市廉价劳动力的蓄水池，以及国家现代化的稳定器[1]。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明确了乡村的重要性，突出了乡村的主体性，而乡村振兴的主体则是农民，只有农民形成内生动力参与和发展才是真正的乡村振兴。然而，因为去乡村化的发展造成当前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和农户原子化。随着农村青壮年人口大量外出务工和经商，农村社会空心化严重，成为一个没有主体成员的社会，即“无主体熟人社会”[2]。这种农民去组织化的现状，成为乡村振兴的主要障碍。因此，只有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推动农民之间的互助合作，才能确立乡村的主体性，才能助力乡村振兴。
组织既是名词也是动词。组织的名词化解释，即是各类组织机构，如学校、企业、社会团体等；动词化解释，即人们因为一定的目标，根据一定的程序和规则聚集的过程，即组织化。因此，如果从这个角度来阐释农民组织化，即农民主体根据一定的规则，按照相关程序，采用各种形式集合起来，以达到促进生产、增加收入、提高地位、稳定乡村等目标的动态过程。目前，理论界的研究多局限于将农民组织化等同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将农民组织化程度狭义地定义为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与整体农户数量的比例，这样的界定太过模糊[3]。乡村振兴明确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由此可见，农民的组织化不应该也不能只是狭义地定义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化。农民经济上的组织化是改善自身生计，甚至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急迫需求。但是如果缺乏政治性和文化性组织，导致形成思想上的贫困是持续的，其后果不亚于经济上的贫困。无论是“认知税”[4]、柔性扶贫[5]，还是文化扶贫[6]都佐证了政治和文化性缺乏造成的严重后果。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必须要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农民收入提高和社会文化生活改善这三个基本的方向做出努力，三者偏废其中的任何一个都难以使农民的福利真正得到提高[7]。
同时，目前文献中对农民组织化程度量化的研究也较为缺乏，而且也主要集中在对农村经合组织程度的量化评价[3,8]，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较全面的量化评价研究较少，似乎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低是既定的事实，没有必要进行深究，无须建立体系去进行衡量。其实不然，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以农民的组织化重塑乡村的主体地位，需要摸清农民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组织化程度的具体状况，以量化的方式针对性地发现存在的不足，才能有效地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形成乡村振兴的驱动力和推动力。
②术后早期和维持膀胱灌注治疗。中、高危NMIBC患者(表1)在即刻灌注后应接受维持灌注治疗，其中中危肿瘤推荐膀胱灌注化疗，高危肿瘤建议行BCG灌注免疫治疗。维持灌注化疗时间在1年以内，BCG免疫治疗则需维持2～3年[14]。
一、数据来源与指标建构
本研究以四川省Y市为例，利用国家统计局A调查队的农村调查点，通过田野调查采用问卷法、访谈法和观察法等综合收集整理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基础数据，在此基础上创建农民组织化程度的综合衡量体系。
(一)研究区概况
方案规定在0～600m井段用PTB-64钻具钻进，用PTB—480钻进。如果说利用PTB—64钻进没有大的问题、直径508mm管柱下放和注浆跟设计没有误差的话；而采用PTB—480钻进时，则发现顶角在600m深处增大 1°15'， 在 880m 处达 4°15’， 即每 100m 为 1°30’；这需要在钻井钻进工艺方面做大的改变，采取了停止使用 PTB消除下降梯度不大于每 100m为 1°30’2总曲度的方案。这一任务通过钻进直径295mm先导孔完成。成套工具中采用了偏心距17mm的偏心接头，接头位于钻头上方。而后，井眼直径扩至480mm。
Y市处于川、滇、黔三省结合部，地貌以中低山地和丘陵为主体，岭谷相间，平坝狭小零碎，自然概貌为“七山一水二分田”。2017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402.82亿元，农村人口371.81万，外出务工人数增至165万人，占当年农村户籍人口的43.18%。农村农业劳动力呈现低学历、老年化现状。从村庄结构来看，属于分散型村庄，其主要特征是农民的原子化程度很高，也就是说，农民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已收缩到了家庭以内，缺乏一致行动能力[9]。该研究区农村结构、经济类型和自然概貌是西南区域农村的典型代表。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通过国家统计局A调查队系统，先在Y市十个县区内随机抽取2 163个样本村进行各类组织机构的摸底问卷调查，总共回收有效问卷1 162份,即有效摸底1 162个村。从摸底调查结果将农民组织分为三类：
在组织规模方面，自发性比例和组织结构完备度这两个指标要素的得分相对较高，分别为31.99和43.1。伴随着农业市场化的发展，在市场逻辑的推动下，分散的农民经历了一次再组织化过程，即农民基于自由、自愿的原则，根据国家法律、法规，为了更好地实现、保护和促进自身利益而联合起来建立各种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但就Y市而言，组织参与度和登记比例低，摸底调查的1 162个村中参与了各类经合组织的农民只占留守村民的2.91%。这个比例反映留守农村的“草根”阶层整体素质不高，不能很好地接受新技术和组织模式。目前研究区大多数农村经合组织规模小，经营范围有限，经济实力不强，对市场的影响有限，带动力和竞争力不强，导致其他农户处于徘徊、观望的状态。
(1)经济合作组织：1 162个村共有经合组织1 159个，涉及成员36 886人，平均每个村有经合组织0.99个，平均每个组织有成员31.82人，主要是以种养殖业为主。虽然从数量上看该区域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较为普及，但是通过了解各村存在村里有村民参与相关经合组织就认为具有经合组织的误解，因此调查结果较实际结果应该会明显偏大。
1.评估维度
在对调查资料的审核和整理的基础上，利用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并计算从农民组织化程度各维度得分以及综合组织化程度水平，并结合调查实践阐释研究区农民组织化程度现状。
(3)类政权性组织：主要指村两委这类具有行政管理和基层自治双重职能的组织。1 162个村拥有类政权性组织率为100%。
在先摸底再筛选的方法，在有效的1 162个村中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5个县30个村作为农民组织化程度衡量的研究对象。一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80份，有效问卷316份，回收率为95%，有效问卷率为83.1%。
根据问卷发放情况，本次调查的样本分布见表1。
社会动态是向前发展的，复合性、交融性发展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新时代陶瓷文化传承、创新发展，必须走与其他元素融合发展之路，纯粹单调的发展模式有其局限性。景德镇陶瓷文化底蕴深厚，走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道路是较适宜的，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多元化的需要，是很有前景的，有助于推动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打造与世界对话的国际瓷都，谱写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景德镇新篇章。
表 1样本分布
续表
在基层民主建设指标中，村务公开情况(82.04)、对村两委的满意度(81.11)以及村规民约的执行情况(79.26)三项指标要素得分最高。说明村两委在维护农民利益和帮助农民表达意愿方面的作用日渐突显，农民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增强；当前熟人社会背景下的村庄共同体，对村民形成了一种地缘血缘上的约束，整体上民风淳朴，村规民约执行良好。但在普法宣传力度(63.33)和形式政策教育方面(57.59)得分偏低。究其原因：一方面因为村两委的普法教育和宣传工作，往往是上级政府职能的外延，手段单一；同时，两委成员的文化程度总体偏低，加之硬件配置不足，所以信息传递的“最后一公里”难以保障。另一方面农户散居，且农村“草尖”群体大量外流，留守的“草根”阶层普遍知识文化水平较低，获取和理解相关法律和政策吃力。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村民获取信息渠道狭窄，宣传教育效果不佳。
Y市农民组织化程度衡量指标体系(见表2)，采取了“维度(一级指标)—基本指标(二级指标)—指标要素(三级指标)”的指标模型结构。
阿花不等我说话，一拉我的手，我就倒在了沙发上，她趁势伏在我身上，双眼逼视我，然后在我的唇上下了一阵暴雨，说，去冲个凉吧。
(2)文化合作组织：农村文化组织863个，参与成员18 253人，平均每个村有文化组织0.74个，平均每个组织有成员21.15人。文化组织主要以民政和文化部门直接设立的敬老养老文化组织为主，而自组织形式且以提供农闲娱乐精神文化组织较少，目前还是以跳舞队、书画协会等形成为主。
农民组织化程度衡量的三个维度：第一，政治建设维度。主要测评农村党员发展和党组织的建设情况，以及农村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政策法规的宣传和执行情况。第二，经济建设维度。主要测评农村各类经济组织的运行情况、组织绩效与整体发展状况。第三，文化建设维度。主要测评农村各类型文化组织的建设情况。
2.评估指标
评估指标包括基本指标和指标要素。根据当前宜宾农村各类组织的发展特点和状况，确定了8个基本指标和42个指标要素。政治建设维度包括2个基本指标，即党组织建设和基层民主建设，其中，又下设了12个指标要素；经济建设维度包括3个基本指标，分别为组织规模、组织绩效和组织凝聚，下设指标要素14项；文化建设维度包括3个基本指标，分别为组织基础、外部运营和内部管理，下设指标要素16项。
表 2农民组织化程度衡量指标体系
二、数据分析
相关政府部门要严格执行相关档案管理制度，依据信息化测绘档案的规范标准，加强数据档案的分类、归档范围、整理立卷、著录标引、归档移交、接收检验、日常维护、异地备份、存储介质及系统升级换代、信息安全保护、共享发布等内容的管理。同时也要对测绘资料档案进行整理，根据档案信息化业务要求和建设需要，做好馆藏资料档案的数字化扫描和元数据采集录入，推动档案的数字化和电子化。
（1）拦虾。就是要拦好小龙虾，防止小龙虾逃跑，这是夺取湖泊养殖小龙虾高产的先决条件。常见的拦虾设备是用聚乙烯网，然后在网上缝宽40.0cm的硬质塑料薄膜。
(一)农民组织化程度指数
通过SPSS17.0对回收整理的调查问卷进行编码，用层次分析法赋予相应指标具体权重，最终计算出宜宾市农民组织化程度得分，具体情况见表3。
表 3宜宾农民组织化程度指数
续表
注：括号内数字反映各级指标得分
由表3可知，宜宾市农民组织化程度指数总分为50.83，三个维度得分分别为：政治建设(65.33)>文化建设(48.60)>经济建设(41.63)。反映出宜宾市农民组织化程度还处于较低水平，尚有较多需要建设和完善的地方。
(二)农民组织化程度
4)便捷性原则：在绿道系统与外界的联系上，将公共交通系统与慢行道系统无缝连接，方便游客与市民进入绿道网络中，将公共服务设施适当分布在各个大小节点，以便游客随取随用。
乡村秩序的稳定和安全是农村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基石。由表3可以看出，政治建设维度是三个维度中得分最高的，所辖的两个基本指标差距明显，即基层民主建设(74.23)，党组织建设(56.50)。
(三)指标构建
1.政治建设
总结一下以上三节的结论：第2节中的定冠词标准意味着弗雷格的专名是单称词，至少倾向于指称殊相。第3节中的无自变量标准则必须要以关于对象的一种前语言理解为前提，即殊相是对象的模板。在第4节中，非谓词标准和等式标准被解读为专名屈折变化的非本真性。相对于概念词而言，专名独立于语言上的变化，其意义在于殊相相对于语言的独立性。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弗雷格在何为对象的问题上有一种唯名论的倾向，并且语言上的标准最终必须依赖于前语言的理解才能完全澄清。
党组织建设指标中，班子团结程度(87.41)、先锋模范作用(76.85)和政治觉悟水平(74.63)三个指标要素得分较高。反映出村两委成员能最大限度地团结在组织周围，先锋模范作用和政治觉悟水平较好。“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这是许多领导干部在实践中的切身体会，也是事业有所成就的关键所在。然而，农村党员人数较少，党员学历较低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这两项指标要素得分非常低，因此加强农村党建工作，积极发展农村党员，动员大学生党员参与新农村建设是亟待解决的大事。
实践教学对于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具有特殊作用，也是深化教育改革的关键。乡村振兴中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实践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涉及面广、政策性强、观念新颖、技术先进、理论要求高。这无疑是地方高校理论联系实际的最好切合点，是高校人才锻炼和理论知识应用的最好平台和机遇，同时也有利于高校综合办学质量的提高。
2.经济建设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连接农民与市场的重要纽带，是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要载体。从表3可知，经济发展维度得分在三个维度中最低(41.63)，其基本指标得分为：组织凝聚(56.82)>组织绩效(35.94)>组织规模(25.06)。
平衡或者不平衡次要路径核型患者CCyR、MMR、无进展生存率、总生存率的累计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主要路径ACAs患者的无进展生存率、总生存率、5年生存率较其他群体明显缩短。上述文献也支持e19a2 BCR-ABL合并主要路径ACAs ABL患者预后不佳。由于目前关于e19a2 BCR患者的研究数据还不充分，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目前，学校以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为主，以蛹虫草为代表的成果产业化还主要以学校科技园投入生产为主体，产品还没有进入市场，规模也很小。另外，根据管理规定，学校本身也没有作为投资主体的资格，需要学校资产经营公司进行投资，而目前的资产经营公司还没有承担起这一职能。
在组织绩效方面，组织环境满意度和农户对组织满意度得分分别为67.37和67.2。这表明当前的政策扶持和市场环境对经合组织的发展均起到了积极的正向推动，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民带来了福利和效益。代售产品总量提高率(33.2)、代购农用资料总量提高率(21.6)、成员因参加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增收比例(24.4)和组织辐射带动能力(21)这四个指标要素得分较低，新成员参与情况得分仅为5.6。农民通过组织联合起来统一购买生产资料，联合销售农产品，采用新品种、新技术以及农产品的深度加工等能够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销售利润和附加值等优势，进而增强农产品的竞争力。但调查发现Y市大多数的经合组织尚处于初级阶段，并没有表现出进一步提高和深入发展的迹向。
在组织凝聚方面，价值认同度、利益共享得分较高，均在70分以上。这说明经合组织成员在发家致富的引导下，积极经营，实现利益共享；但是员工向心力得分较低(33.4)。在分散型村庄，村民之间关系薄弱而多元，人际关系呈现理性化。这种理想化的人际关系，即农民对个体私利的“过度寻求”，在相当大程度上会掣肘合作社组织真正合作的实现[10]，导致“一哄而上、一哄而下”的生产惯性的产生，合作主体间不能很好地共享信息，降低了人们再生产的信心以及相互之间的信任度，进而削弱了经合组织的向心力与凝聚力[11]。
3.文化建设
目前农村已形成“温饱有余”的物质基础，把文化重建作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建设，是与我国后发型现代化相关联的，这也是乡村文化重建的战略意义所在[12]。文化建设维度则主要考察乡村文化类组织的规模和文化建设的效果。就Y市而言,文化组织可分为老年协会和娱乐健身两大类。从表3中可知，该维度得分较低(48.60)，其三个基础指标分别为：内部管理(60.28)>组织基础(43.89)>外部运营(43.30)。
从内部管理这一基本指标来看，组织是否与政府企业有合作关系、成员是否参与了组织的管理两个指标要素得分较高，分别为66.86和74.86。这说明地方政府对于农村文化建设十分重视，不仅从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扶持，同时带动企业参与。整体来看，Y市农村文化组织的发展势头较好，在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为农村文化组织健康发展创造出了良好环境。成员是否有明确的共同价值观(54.29)、工作人员培训计划(45.71)和工作人员数量是否满足需要(53.14)这三个指标要素得分较低。这表明农村文化组织缺乏内凝力，难以形成自己的组织文化和价值认同，专职工作人员和培训缺乏。
在组织基础这一基本指标中，组织结构完备度(66.86)、自发性(60.33)和财务公开状况(63.43)这三个指标要素的得分相对较高。作为“农有、农享、农治”的民间文化组织[13]，由农民自发组织成立，开展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组织结构相对简单，因此被访人员认为其组织结构完备，能开展相应的文化娱乐活动，而且一般这类自发形成的组织每次活动都是自筹自建的形式，资金量小，财务公开及时。但是该组织的组建是否符合当地群众需要、目标群体的参与度和登记情况这三个指标要素得分较低，其中，目标群体的参与度得分最低，仅为1.81。这说明农村文化组织类型较少，难以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文化娱乐生活的需求，自发性文化组织缺乏相关法规程序信息，对登记注册认识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农村文化的城市化倾向造成了村民精神生活的单一化、快感化[14]，如调查中发现麻将、纸牌等赌博反而成为农民休闲的主要方式。
在外部运营方面，开展活动质量和是否有自己的服务标准两个指标要素的得分较高，其中，开展活动质量得分最高，为77.14。说明农村文化组织根据当地的文化特色和农民的兴趣爱好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得到了群众的普遍认可。活动覆盖人数的增加比例、活动覆盖区域增加比例和组织是否有明确成文的规划这三个指标要素得分较低，其中活动覆盖人数的增加比例得分最低，仅5.6。究其原因，一是农民经济压力仍然较重；其次我们认为是农村文化的边缘化。在这个过程中，乡土文化形式被瓦解，远离农村生活的本真状态的娱乐形式占据了主流，当前农村普遍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的精神上的不安和文化上的焦虑[15]，集体参与性的村庄文化活动难以形成，表现在调查对象身上就是不加思考地认为开展文化类活动是没有必要的。因此，尽管农民在自身组织建设中处于主体地位，但多数农民在组织化方面表现出冷漠态度，缺乏一种组织起来的内在需求[16]。
综上所述，Y市农民组织化程度总得分为50.83分，组织化水平较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的得分都不高。政治建设总体指标得分较高，但需要大力提高党员比例，促进大学生下乡；经济建设得分最低，虽然Y市经合组织数量在逐步增加，但是组织绩效和组织凝聚力都有待提高，导致经合组织更多的流于形式，“空壳合作社”[17]比例高，深程度发展缺失；文化建设得分虽不是最低，但困难却是最多的，乡村文化重建意义重大，而当前乡村文化边缘化和政府舆论重经济轻文化的主流思想反而不利于文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农村十分强调经济发展，无论是村两委干部还是普通村民都认同“必须致富，只有致富才是英雄，谁不致富就是狗熊”的理论[18]。然而“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生活水平在我国相对长一段时间仍然是农村农民的生活常态。民主政治和乡村文化的重建对经济的发展和乡村的稳定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三者偏颇其一，都不利于农村的发展。因此，正确认识“实事”，分析农村各类组织存在的问题，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三、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对策建议
农村的现代化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进步[19]217。政治组织在农民心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政治组织能给经济和文化组织的发展提供政策、资金等保障，维护成员各项合法利益。而经济组织有利于优化农业资源配置，从根本上缓解农民收入较低的问题，还有利于农业与农村经济结构优化与升级，提高农业竞争力；同时，又为政治和文化组织的发展提供经济支撑。加强农村文化组织建设，对推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加强农村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繁荣和丰富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由此看来，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文化组织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三者缺一不可。
(一)政治组织方面。一是加大基层政治组织财政扶持力度。集体的空心化造成村级政治组织的财政捉襟见肘，这也造成了村级政治组织在农民组织化进程中往往存在“有心无力”的情况。因此提高基层政治组织财政扶持力度有助于发挥政治行政的力度和制度机制的建构。二是正确认识和引导农村非政府组织建设。农民组织化的发展，要重视非政府组织资源的利用和培育，如江西等地形成的老人会和维权会[20]，对乡村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培育了农民互助守信现代合作意识，生成了超出“熟人社会”的合作规范。三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针对村级党组织老龄化、大学生占比率低的现状，村级班子构建首先要发挥年龄偏大的党员干部的作用。其次，从复员军人、优秀大中专回乡毕业生、致富带头人中选拔培养成为党员干部中的中坚力量。最后，考虑到新老交替问题，应大胆起用年轻的党员干部。
林语堂学贯中西，受到了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影响，中西文化的融合在木兰身上表现得就非常突出，她是新时代背景下具有现代精神的传统完美女性，是作者最为喜爱的一个角色。透过木兰这个形象，我们能看出林语堂心目中的那种理想女性的品质，她们不仅要有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还需得有现代西方女性的解放思想、自强自立、内外兼修，这也是作者女性观的独特之处。
(二)经济组织方面。一是加强公民意识培育理性自觉的公共精神。集体的空壳化、道德和意识形态的真空形成了农民狭隘的自我主义观念，导致了农民很难形成真正的合作。因此，通过组织培训提升农民的公民意识和市场经济的道德良知，使其“不损人利己”，养成关注村庄发展与积极参与各项公共事务管理的公共精神。二是树立契约精神，促进组织内生动力。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演进，使农村人际关系理性化，正打破“熟人社会”的传统信任基础。因此需要依靠政府的制度信用基础，建立共享利益的联结机制。通过机制建设使得农民正确理解个人利益是在互惠范围内，从村庄共同体与公共利益中间接实现自我利益，认识到个人利益的包容性与长期性，增强合作意愿与动力。三是建立多元合作框架拓宽发展边界。当前合作社作为弱者的联合，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因此，需要建立综合多元的合作发展框架，才能支撑组织深入和可持续的发展。所以，积极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鼓励跨区域发展，引导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推进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正规化和市场化进程[21]。
(三)文化组织方面。一是以公共财政引导文化组织建设。通过加强对农村文化精英从事农村文化事业进行适当财政补贴；大力扶持农民自办文化团体开展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加大对先进或优秀的文化形式的投入，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引导组织自身建设，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二是以“人”为本建设农村文化人才队伍。政府部门要对农村文化人才进行登记、考核认证，要定期和不定期举办农村文化人才交流、培训活动，扩大他们的社会影响力，提升他们的社会知名度和社会地位，让他们扎根和发展农村文化组织。三是完善农村文化组织管理服务机制，营造良好环境。进一步将乡镇村社的部分公共文化管理职能交由农村文化组织承担，实行“农民签单、政府买单”，实现农村文化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运作。将登记管理工作重心下移，形成农村文化组织“管理在县、服务在乡、建设在村”的格局，同时加强党对农村文化组织的领导，推动农村文化组织社会公信力的提高。
结语
综上所述，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全面理解农村政治、经济和文化三者均衡发展的组织化内涵，才能正确理解农民组织化对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同时，通过构建农民组织化程度衡量指标体系，才能对农民组织化程度进行科学的量度，进而针对性、有效地发现组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当然，上述指标体系在衡量某一区域农民组织化程度时，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是如果想了解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实际情况，都应该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来考虑，仅仅将农民经济组织化程度替代农民组织化程度，或者单单考虑组织吸纳了多少农民，多少农民游离于组织之外来估计农民组织化水平，我们认为是不严谨的，不利于真正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 吴重庆,张慧鹏.以农民组织化重建乡村主体性: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基础[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3):74-81.
[2] 吴重庆.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 [J].读书，2011(1):19-25.
[3] 李敏,王礼力,郭海丽.农民组织化程度衡量及其评价[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3):88-93,113.
[4] 丁建军.“认知税”:贫困研究的新进展[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2)3:152-158.
[5] 朱启臻.“柔性扶贫”理念的精准扶贫[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4(1):126-129.
[6] 边晓红,段小虎,王军，等.“文化扶贫”与农村居民文化“自组织”能力建设[J].图书馆论坛,2016 (2):1-6.
[7] 吴琦.农民组织化:内涵与衡量[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14(3):125-127.
[8] 王立平,张娜,黄志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绩效评价研究[J].农村经济,2008(3):124-126.
[9] 贺雪峰.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J].开放时代,2012(10):108-129.
[10]赵泉民,井世洁.“后乡土”时代人际关系理性化与农民合作的困境与出路[J].江西社会科学,2013,33(8):203-208.
[11]杨帅,温铁军.农民组织化的困境与破解：后农业税时代的乡村治理与农村发展[J].人民论坛,2011(29):44-45.
[12]谭同学.村庄秩序、文化重建与现代化类型[J].东岳论丛,2006,27(2):62-65.
[13]徐柳凡,马剑虹.农村社群文化组织发展研究[J].科学社会主义,2007(5):96-98.
[14]范和生,唐惠敏.乡村共同体重建与农村文化生态的实现[J].重庆社会科学,2015(2):41-47.
[15]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2002(3):124-134.
[16]胡美青,张磊.浅析新农村建设下的农村社区文化组织：以陕西某村为例[J].乡镇经济,2008(10):17-19.
[17]吴琦.政策诱变与调适:农民专业合作社“空壳化”的成因与治理[J].大理学院学报,2015,14(1):36-40.
[18]贺雪峰.农民价值观的类型及相互关系：对当前中国农村严重伦理危机的讨论[J].开放时代,2008(3):51-58.
[19]张静.国家与社会[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20]吴理财,夏国锋.农民的文化生活：兴衰与重建：以安徽省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07(2):62-69.
[21]陈林.习近平农村市场化与农民组织化理论及其实践：统筹推进农村“三变”和“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改革[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2):1-11，157.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Indicator system of Farmer Organization :Taking Y City as an Example
ZHOU Tao1a，FAN Yiling1b，LIU Yue1a，WU Kaihua2
(1.a.School of Government ,b.College of life science and food engineering ,Yibin University ,Yibin ,Sichuan 644007 ,China ;2. Nation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Team in Yibin ,Yibin ,Sichuan 644000 ,China )
Abstract ： Urban and rural dualization were resulted in farmer de-organization. Farmer organization became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o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improve degree of farmer organization. Taking Y city as research area, an indicator system of degree of farmer organization was built which included three dimensions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by field investig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degree of farmer organization in Yibin is low. The low level of Party building and low quality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lead to inefficiency work in farmer organization. Marketization and socialization have caused cultural vacuum in county and affected the real cooperation of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s a result, the scale of cooperatives is small, their competitiveness is poor, and they are hard to develop in the long run.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o fulfill with the goal of construction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in country.
Key words ： Degree of farmer organization; indicator system; rural revitalization
中图分类号： D66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365( 2019) 05-0052-10
收稿日期： 2018-11-21
基金项目： 宜宾市科技局2015年众创空间建设支撑项目
作者简介： 周陶(1980-)，男，四川乐山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农村问题研究。
〔责任编辑：许 洁〕
标签：农民组织化论文; 衡量体系论文; 乡村振兴论文; 宜宾学院政府管理学院论文; 宜宾学院生命科学与食品工程学院论文; 国家统计局宜宾调查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