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中的文化自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觉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8年春天，我在美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时，一位过去的学生来看我，告诉我他准备 改专业了，要去读企业管理。理由是，世界变了，“欧洲的专利，由美国大公司组织生 产，部件生产的分工在德国、意大利、墨西哥，甚至中国。”他说，“多么令人振奋， 这是个相互依存的时代。”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相互依存”是一个很时髦 的名词，对年轻人自然有很大的吸引力。仅仅数年之后，它又被一个更新的名词取代了 。这就是90年代以来风靡世界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历史的脚步仿佛一下子 加快了许多。
对许多人来说，“全球化”的确使生活的节奏加快，生活方式变得便利了。譬如国际 互联网的出现，使中国人古而有之的“天涯若比邻”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中国人是幸运 的，因为2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过程，恰恰与经济全球化这一世界潮流汇合，有的 海外人士甚至将此称作“中国机会”。一位中国学者指出：“全球化对世界历史和中国 历史进程的影响正在变得越来越深刻，这些年间国内和国际发生的各种重要事件，没有 一件不与全球化相关。中国加入WTO，我们不可避免地将更深入地参与全球化过程。”( 注：俞可平：《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第25页。)
与此同时，中国人对“全球化”的思考亦在深入。人们在享受经济全球化好处的同时 也产生了许多困惑。“全球化”?“现代化”?“西方化”?“美国化”?这些都是人们脑 海中挥之不去的沉重的问号。我想，这些问题将会伴随今后好几代中国人。因为在我看 来，“全球化”与其说是一个概念，更不如说是一种实践，而人的实践是没有止境的。
我以为，无论是对待“全球化”还是实践“全球化”，要紧的是要多一点文化自觉。 归结起来，就是对现代中国人来说，要想明白“全球化”这个大历史现象是怎么出现的 ，即它的来路，它的历史渊源。同时也应当尽量看清楚它已显现出来的一些特征，看到 它们对社会发展、国家兴衰乃至人类生存所形成的冲击和挑战。“文化自觉”要求我们 对时代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文化自觉”是一个观察角度，一种处世心态，一种精神境 界，最终应当是对人类文明的终极思考与关怀。
当然这都是一些大而又大的题目，我只能从自己这些年的实践和思考来提出一些管见 ，更多的还仅仅是提出问题。
谁在拨响“全球化”的主旋律?
一年一度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是当前“全球化”实践的一个浓缩场 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描述道：“每年大约有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 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这可以被称为达沃斯文化 ……达沃斯人实际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 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注：塞缪尔·亨廷顿(美)：《文明的冲突与 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译本)第45页。)
我从1994年开始参加“达沃斯”论坛，至今已有8年了。刚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是看热闹 ，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我相信“春江水暖鸭先知”。尽管每年1月的达沃斯都是冰天雪 地，但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几百个分会场上讨论的却都是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热点问题 。
热闹看多了，逐渐也就看出了一些“门道”来。
首先，“达沃斯”真正走出欧洲，开始具有“全球”影响，是在苏联解体，“冷战” 结束之后。这10多年来，“全球化”一直是它的主旋律，而不断奏响这一主旋律的是西 方发达国家。在整体操作上，“达沃斯人”是很有文化自觉性的。从宏观议题如资本主 义的全球化到微观议题如克隆羊的诞生，人们不难看出其浓厚的西方主体色彩。这是一 种自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开始，以理性主义作为旗帜并持续了三百多年的运动，发展到 了今天，就是技术至上，科学万能，物质主义。几者加在一起，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全球化”的核心部分。
在“达沃斯”这一被浓缩了的“全球化”的场景中，人们也能深深地感受到行为主体 们的全球眼光和全球关注。如1998年比尔·盖茨在论坛全会上称“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胜 利”，2000年他又呼吁人们关注非洲的艾滋病问题。这都是从“全球化”的核心圈里表 现出来的世界性。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种世界 性就有过十分精辟的描绘：“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 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 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 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 样，它使未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 方从属于西方。”(注：《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469—470 页。)可以说，对一百多年来西方资产阶级在全世界的扩张并造成的“全球化”现象， 还没有人预见得像马恩当年那样深刻和到位。科学的预见性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大自觉 ，它出现在欧洲，而没有出现在世界别的任何地方。原因很简单，是欧洲，而不是世界 的其他地方，开始了现代科学和工业大生产的实践，而这些伟大实践的启端，又可以上 溯到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追溯到古希腊对自然宇宙的逻辑探问和思辨。陈乐民先生多 次提醒我们要研究欧洲观念的发展史，“让精神的历史浮出水面”，我悟其用意，就是 要将人类几大主要文明史的这一块西方文明的源头和脉络搞清楚，从而在看当代纷繁世 事时，有一种“历史的纵深”，“千锤万击出深山”。今天我们看到的“全球化”，是 在精神和物质的层面上不知经过多少“千锤万击”，才从世界历史深处走出来的。
对当前“全球化”中一些现象的人文思考
1.“物质的兴起”和人的价值观
上个世纪，由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兰格主编的《现代欧洲的崛起》中关于187 1—1900一卷的题目就叫《物质主义的一代》，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海斯撰写。在结尾 的一章中，他非常明确地提出：“欧洲启蒙运动在17、18世纪仅仅是一场知识或是精神 层面的运动，但到了19世纪后期，启蒙运动已发展到由大机器来生产商品，有了物质的 重要内涵，而其过程是充满活力而非静止的。”(注：威廉·兰格(美)主编《物质主义 的一代》第332页。)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精神变物质”，这是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所始料不及的。这个“ 变”，变了近三百年。它不仅改变了欧洲，而且影响到整个人类的命运。遗憾的是，同 时代的中国人对这种巨变几乎一无所知，更谈不上任何预见性了。
但是，由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一路下来，现被称之为“全球化”时代的种种“物 质第一”的特点，却是明明白白摆在今天的中国人面前了。譬如说，一切“价值”都要 “看得见，摸得着”。在物质的时代，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失去了重心。上个世纪的20年 代，英国哲学家罗素到北京大学讲学时曾这样说：“在我看来，知识，艺术，人生乐趣 ，友谊或温情，本身就是有内在价值的事物。……至于人生的乐趣，是我们生活在工业 文明时代，受到生活环境重压而失去的最重要、最普通的东西。”(注：(英)罗素：《 中国问题》第3页。)在“物质第一”的价值观面前，“最重要、最普通的东西”受到了 最根本的挑战。又譬如说，人们普遍讲求效率，追求成功，其衡量尺度变得非常物质化 和金钱化。从不少欧美的大学到今天许多中国大学的校园，时髦的口号多是号召青年如 何成功，而不是教育青年如何做人。再譬如说，人们对物化偶像的崇拜远高于对人的精 神高度的向往，而传播媒体的发达更加强化了上述过程。
我无意否定物质的重要，物质生活的丰富是历史的进步。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禁 欲主义都是无法长久的，如德国思想家海涅所指出的，它只能使罪孽和伪善来到人世。 当前的问题是，从物质的贫乏中摆脱出来以后，如何避免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2.“单一思想”对自由的挑战
欧洲启蒙运动的先驱者们曾那么热情地讴歌自由和平等。伏尔泰讲：“我不赞同你的 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
但是，在目前“全球化”进程中，单一话语霸权的形成却在挑战早期欧洲启蒙思想家 们的理想。苏联解体，通讯信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美国“软力量”(Soft Power)的 四处扩张，既像历史的巧合，又互为因果，使人类“在本该是最多样化的思想，意识形 态，价值观领域中的统一或同一——统一到了西方代议制民主(政治)，盎格鲁—萨克森 式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和人权(价值观)的轨道中来。”(注：许振洲：《面临威胁的 自由》，载《国际政治研究》2000年第1期。)这种人为创造的“普遍性的标准，将进步 、发展、富强、文明、先进、发达纳入一个单一的评价体系……人类于是进入了一个全 球时代，多元并存的文化生态景观开始走向凋零。”(注：吴国盛：《现代化之忧思》 第68页。)
这种单一话语霸权的出现，大概又是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所始料不及的。这一全 球化的现象所涉及的已远远超出学术领域，它已经影响到大众的生活。它不仅以语言( 英语)的优势主导着人们的交流，而且还以主导的姿态挤压着人们的心灵。90年代人们 的“精神生活是越来越粗鄙了，除了金钱和时尚，别的都没有兴趣，不读诗歌，不习惯 沉思，稍微抽象一点的东西就看不明白，甚至迎面遇上了美妙的事物，他都毫无感觉— —这样的精神和生活状态，在今天的社会中非常普遍。”(注：王晓明：《90年代与新 意识形态》，载《中国大学学术演讲录》第159页。)
女作家王安忆曾将中国50、60年代描写成“粗糙的年代”。那种粗糙是精神的，当然 也是物质的。但90年代则不同，物质是极大地丰富了，精神反倒粗糙起来。这里必定有 许多问题值得社会学者、文化学者们研究。但若要看今日单一话语霸权对人们思维习惯 的影响，就是“对简单化的盲目崇拜”。任何事物都被归纳得黑白分明，任何概念都以 非此即彼来界定，诸如“民主”与“非民主”，“西方”与“非西方”。
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曾坦言：“在18世纪，人们曾承认另类观点对自我认识有意义 ，而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时期内，人们却对于现代西方心态的任何挑战都不屑 一顾。在21世纪，18世纪的开放性可能会比19和20世纪的排他性更适用于指导各种文明 的对话。”(注：杜维明：《多种现代化：东亚现代性涵义初步探讨》，载塞缪尔·亨 廷顿主编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中译本)第375页。)诚哉斯言。不过，这毕竟是书生议 论。单一话语霸权一经形成，甚至已到了“对一切挑战都不屑一顾”的状态，它的走向 就很难说了，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更何况，现在还有各种力量在帮助强化这一趋 势。这种话语霸权的强大惯性力量，会继续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向披靡，无情地挑战 人们的精神自由。看清这一点，我们所能做的，大约就是多保持一点对“简单化的盲目 崇拜”的清醒，对自身的实践多几分体悟和敏感，而不是去加入对简单化的炒作。这的 确是无奈之举，但比起盲目来，人在无奈之中多少还可以保留一点心灵的自由。
对今天40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讲，受“简单化”思想的折磨和摧残实在是有切肤之痛， 其登峰造极之时就是“文革”。70年代末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人们从集体盲目和集 体愚昧中摆脱出来。但毒素还未来得及完全剔除。人为什么会盲目服从某一种话语霸权 ?这是值得人们在痛定思痛时深思的。精神上的免疫力既重要，又难得。“文革”式的 那种单调和空洞的口号毕竟很容易叫人厌烦，而披着“现代化”斑斓外衣，有丰厚的物 质作依托，以系统的理论为支柱的话语体系是会让人着迷的。我们是否需要这样问，在 当前“全球化”的进程中，被人们首先感受到的西方话语体系是否真正反映了西方文化 的全部，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是否代表了西方文化中的真正精华部分?
追求精神的高度
当前，对中国知识界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是，能不能在“全球化”中西方所形成的话 语霸权面前，动用中国人的全部聪明才智，不急不躁，仔细识别分辨，将创造了伟大西 方文明的精华部分借鉴过来，将西方人称之为“现代病”的糟粕部分拒之门外，将目前 还困扰着西方乃至整个人类的问题逐一归纳，整理讨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自 身的历史和文化重新做出审视、反思和新的认定。
一百多年前，魏源编写了《海国图志》；林则徐成为“近代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李鸿章称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王韬激励同胞“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 ，非以弱中国，正以强中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凡此等等，都仅仅是近代 中西遭遇的开始。现在，中国已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西在思想精神层面的接触、交 流乃至碰撞是无法避免的。
世界历史证明，任何民族和国家，如果要真正发展强大并具有影响力，物质固然重要 ，同样重要的还要有“精神的高度”，而精神的高度的标志，是出思想家，出大思想家 。尽管在真正的“全球化”到来之前，人们在沟通交流上存在着许多困难，但孔子、老 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名字，本身已成为沟通中西的桥梁。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来 北京大学讲话，亦要引用“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一闪烁着中国古代思想光辉的 名句。只要是经过大浪淘沙而沿续下来的文明，在哲学层面上，都是应当能够“神交” 的。因为不管哪一种文明，探究和追求的本源性问题都应当是一致的。人类文明从哪里 来，向何处去，“全球化”的时代要求全球化的回答。
历史在继续。我们既要研究精神的历史，也要研究物质的历史，而且要亦中亦西地比 较研究。不理解历史的复杂，恐怕对现实的复杂也会缺少敏感和理解。没有一种文化和 文明能在自我封闭的状态中永恒。应当说，尽管有西方话语霸权的存在，但中国文化的 复兴面对的毕竟已是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国人看世界，看人生的座标系变大了，这是积 极的。比起已陷入自我为中心，从而又走上文化霸权之路而缺乏自我反思的西方主流文 化来，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的发展碰上了极好的历史机遇，值得庆幸。
追求“精神的高度”，这是一个哲学的命题。“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能不能从自 身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滋养中走出新的高度来?如有的学者猜想的，21世纪新智慧的产生 可能将是许多人和许多学科共同发展创造的结果，在强调学科联合的同时，各种学科可 能会有一种哲学化的倾向。“哲学化”，就是再回到本源性，但应当是在更开阔的视野 和更新的境界上。对此，需要有大历史眼光。宋健同志在他的宏文《制造业与现代化》 中用几个数字勾勒出一个大世界观，“地球年龄46亿年，生命诞生于30亿年前，人猿分 手约200万年，产业革命至今不到300年”。他说，“人类还太年轻，资历毕竟太短”。 他还引用了毛泽东在1964年《贺新郎·读史》开始的几句：“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 磨过，小儿时节。”
在21世纪，中国人的精神高度在哪里?这真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世纪猜想。
此文为2002年11月16日第二届北大论坛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