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决策中非科学性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非论文,科学决策论文,科学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决策，可以说自古有之。以前，人类生产活动比较简单，决策主要凭借少数人的才智和经验。到了近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迅速发展给经济社会生活带来了一系列根本性变化，知识和信息量有了极大的增加，各种需要决策的问题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决策所需知识不仅往往横跨各个学科，而且已不是简单运用各门知识所能应付，还需要通过适当的方法从横的方向把各门知识组织起来加以综合运用。这使得少数人即使卓越人物单凭个人的智慧和经验也难以把握和应付，传统经验决策的局限性日益突出。本世纪中叶以来，系统工程、系统分析等辅助决策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处理决策过程中所遇到的复杂性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因此决策开始从主要依靠少数人经验和知识向主要依靠科学的手段转化，相对于传统的经验决策模式，提出了科学决策之说。
所谓科学决策，目前比较权威的说法有：
“就是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通过科学的方法，作出有科学根据的决策。”（中国冶金建设管理协会：《决策技术及应用》，冶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
“人们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目标，而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地分析主客观条件，提出多种预选方案，并从中选取最优方案。”（马洪、孙尚清主编：《经济与管理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3页）
上述定义虽然略有差异，但都强调了对“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依赖，突出了科学决策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提起“科学”，不禁令人肃然起敬，英国哲学家培根(F·Bacon)说“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则认为科学是“证明知识可靠性的一种独特的方法。”尽管科学是一个有多重涵义的概念，但是，可以说，几乎在所有人心目中，“科学”俨然是理性，是正确的化身。那么自然地，“决策”加上“科学”，沐浴在科学阳光下的“决策”，不由地使人觉得它是“正确的”、是“理性的”、是“可靠的”，是经受得起实践检验的正确的决策。
实际上，科学决策是指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目标，决策者组织专业人员，借鉴、运用人类业已建立起来的受到普遍承认的知识体系（科学理论）及其在建立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研究事实发现规律的方法（科学方法），认识目标所界定的系统的性质，把握和预见该系统的发展趋势，寻找可能的决策方案并对这些方案进行效果评价、模拟验证，最后决策者根据专业人员所提供的方案，从中选择合意的方案做出决定。科学决策强调了对传统经验决策方式和程序的转变，强调了对专业人员的依赖，以及在过程中也追求逻辑严谨性和结论的可验证性。从这意义上说，科学决策最终的成果——确定的方案可以理解为科学研究的成果。但是科学决策活动决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活动，它同纯学术研究有着本质区别。这是因为，第一，科学决策活动本质上是选择活动，有着固有的强烈的功利性和时效性特征，即所做出的决定必须符合某一种集团利益，这是科学决策活动的基本前提。同时必须在某个特定阶段内做出决定，否则所做出的决定就失去了意义。第二，科学决策所处理对象——目标所界定系统的复杂性。这些系统往往是不仅维数高，时空层次跨度大，而且包含着处于多重宏微观层次上相互关联的许多子系统，系统的本质特征难以捉摸。这些原因的互动作用，使得科学决策活动具有明显的非科学性特征，具体表现在下述几方面：
（一）科学理论运用问题。美国政治学家布鲁尔和德利翁认为科学的成功应部分归功于科研人员在选择问题时的小心谨慎。然而，对于要求作出政策反应的实际问题，这一科学程序不适用。可以说决策研究都没有这么幸运，因为一方面现实生活中，或政治或经济或社会问题的出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且问题解决的迫切性也不允许象哥德巴赫猜想一样可以等上百年乃更长时间；另一方面，尽管几千年来人类文明取得了巨大进展和丰硕成果，但是，由于“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页），人类的认识常常落后于实际，在决策方面来说，表现出为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中做出“科学”选择所需要的知识，还很不成熟，甚至相当匮乏，大至人口、环境、资源等横跨自然、社会领域的全球性问题，小至金融市场股票价格的波动，莫不表现出现实问题的复杂性。现代系统科学理论的发展虽然为认识、解决这些复杂性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但是真正适用于普遍系统的理论还没有建立起来。现有一些成果如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混沌理论等，都来自自然科学的某些特殊领域，在具体运用到经济社会系统时，其结果往往会使人灰心失望。典型的事例莫过于1948年当申农的论文《通信数学理论》发表时，由于信息问题的普遍性，不同领域的人们满怀希望试图把信息论的概念和方法用来解决各自面临的各种难题，诸如结构学、心理学、经济学等问题。信息论的冲击波及各个学科，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中期，在英国和美国连续召开了一系列内容广泛的信息论会议，如1955年9月在伦敦举行的第三届国际信息论会议，议题包括解剖学、人类学、计算机、经济学、哲学、政治学、心理学等。但是这种出奇的乐观和繁荣景象很快消失了，五十年代后半期人们终于认识到申农的信息论只是一种狭义的理论，是针对某些非常特殊的问题的，它们未必适用于象心理学、经济学及其它一些社会科学领域。总之，面对复杂的而且迫切需要做出“科学决策”的现实问题，我们常常面临着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难堪境地，处在“科学理论”短缺状态，从而“科学决策”并非总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但由于其功利性的特性，并不能因此不作出决定。这在一般科学活动中是不允许的。
与“科学理论”短缺状态相伴的是，在具体运用科学理论时还常常存在着人为的随意性。“科学决策”中科学理论运用，指的是下列三个范畴科学的综合运用。它们是(1)传统学科，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知识，是有关理解、控制和改造周围环境的知识，如工程学、农学等等；(2)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是有关理解、控制和改造个人和社会的知识，如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3)新兴的跨学科领域知识，是如何运用和进一步扩展属于前两个范畴的知识，如管理科学、未来学等。“科学决策”在运用这些科学理论时，主要是汲取其所需的观点和方法。所谓“所需”，是指“科学决策”中“人们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目标”的需要，而“特定的目标”往往是服务于某集团利益，这就使得科学理论运用时，从服务其特定的集团利益出发选取相应的观点和思想，从而存在科学理论运用的“人为的随意性。”这一点特别明显地存在于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的运用。因为这些学科本身往往就有阶级或阶层的烙印。美国经济学家研究了美国政府对产业管制情况后就得出这样的有趣结论。竞争的产业反对管制，但管制通常是竞争中产业自己争取来的，管制的设计和实施主要是为受管制产业业主利益服务的。1996年4月28日，《经济研究》编辑部和经济管理出版社联合召开的“经济问题争论与经济发展研究会暨《中国经济大论战》出版座谈会”上，有的学者指出我国经济学家出现了分野，其中有的专心于对策性研究，或为政府部门，或为某些利益集团出谋划策。这一现象正是这种随意性的一种反映。可以说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着不同集团的利益冲突，“科学决策”就存在着鲜明的价值非中立性，与默顿所说的“科学的无偏见性”格格不入。顺便指出的是，当决策对象是以人为核心的系统时，有时还需要被科学拒之门外的神学之类的宗教知识。
（二）科学方法运用问题。科学决策强调“科学方法”的运用，事实上是强调在决策过程中，力图准确观察客观世界，通过实验手段或模型定量计算，依靠逻辑推理，把握事物发展规律，为实现某种特定目标提供具有可靠依据的行动方案。但是必须看到的是，由于决策对象复杂性，由于决策对象及其环境突变性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大量存在，由于决策对象行为特征直接观察和度量“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的限制”，在把握事物本质、态势和确立行动方案过程中，并不总是能够提供准确、可靠的依据。比如在“三峡”工程决策过程中，关于泥沙淤积的分析预测，曾出现这样情况，两种实体模型就得到两种有明显差异的结果，而数学模型又给出另一种结果。更典型事例莫过于萨克斯等人在东欧和前苏联各国向市场经济过渡初期确立并实施的“大爆炸”改革方案，尽管萨克斯等人甚至还建立了数学模型证明他们方案的正确。但是实际效果是，“大爆炸”方案不仅没有带来当初许诺的经济繁荣，反而使经济陷入了更深的困境。因此，可以说，如果说科学方法是证明知识是否可靠的方法，那么科学决策尽管充分运用了“科学方法”，但它并不表明其方案必然是可靠的、是正确的。
此外，如果说科学方法的特征在于用理性的方法整理感性材料的话，那么在把握事物本质以及寻找行动方案过程中，对于有人参与的系统，由于人心理因素介入，纯理性的方法并不可取，对于有人参与的系统，成功的决策，必须是所提出目标及其行动方案受到系统内相关人员的认可和拥护。为此，决策过程不能不考虑到相关人员对决策目标、方案的态度。态度，从社会心理学观点看，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它包括认知、情感和行动三种成份。社会心理学家认为，情感成份包括一个人对某些人或物的评价、爱好和情绪反应；认知成份指一个人对物或人的信念或真实知识；行为成份则是指向物或人的外显行为。行为成份受认知及情感成份的影响，价值经常构成态度的基础；可见，人对外在事物态度既受理性因素影响，又受非理性因素制约。而有人参与的系统，在追求某种特定目标过程中，又通常都包含了系统内人员诸如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等既得利益的调整，包含了各种生活观念、工作观念、价值取向的调整。因此，科学决策在处理以人为核心的系统时，若采取单纯的理性原则，忽视人心理的因素，力图寻找最佳的行动方案，其结果往往是行动方案在形式上很完善，但难以实施，甚至招致失败。当年康有为戊戌变法的失败、伊朗前国王巴列维亡命他国，尽管各有复杂深刻的内在根源，但与他们所确定的行动方案过于背离当时流行的社会价值取向不无重大关系。当然，这并不是说科学决策活动单纯被动地受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它本身负有建设、塑造理想未来的使命，只是价值观等非理性东西的转变往往是一个缓慢过程。然而，正基于在把握客观事物本质和发展态势以及探寻行动方案过程中，并不能纯粹循着以理性原则为基础的科学方法。从方法论上讲，如果说科学方法的特征之一在于用理性的方法整理感性材料的话，那么在科学决策中则无法完全遵循和贯彻理性的原则。
（三）权威性问题。科学从不迷信权威，科学活动要求创造进取的革命精神。一种观点只要在理论或实验上被证明是正确的，都可以向任何权威、盛行的学说提出质疑。然而科学决策活动则不然，因为社会或某个组织的运行需要保守、稳定的机制，它必须在包括道德伦理、法律规范等意识形态所允许的范围内寻找行动的方案，它必须充分反映决策者或某利益集团的意志和切身利益。同时，对于不同层次的决策而言，下级决策的行动方案，必须以上一级决策中所确定的目标、行动方案作为依据的前提和应遵循的准则。因此，科学决策活动中并不具有受到广泛称赞的关于科学的“民主精神”、科学的彻底批判性和进取性精神。为了实现决策的初衷，寻找出合理的、可行的行动方案，有时不得不偏离这些精神。
（四）结果评价的问题，一般科学研究活动中，其结果只要可证明或跟已有的理论无矛盾性，只要经受一套同行广为接受的准则检验，就会得到承认并被视为正确或至少暂时正确的。而科学决策成果的评价则以利弊为准绳，通常是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定性定量相结合的评价准则给出具体利弊评述的，对于不同的决策问题并没有统一的评价方法，而且对于不同地位的有关人员，对利弊的感受相差甚远乃至完全相反。如果说追求真理和诉诸证明是科学确定的充分和必要条件，那么尽可能实现决策者特殊的预期目的则是行动方案得以确立的充分必要条件。
（五）时效性问题。一般的科学研究，没有可靠的经验数据或严格的论证，是不能算成果或研究工作已完成，也不会获得承认，而科学决策则不然。由于强烈功利性缘故，它力求行动方案可靠的同时，同样强调时效性，亦即科学决策的研究项目一般都有一个完成的期限，在期限内必须根据要求确立出行动方案——纵使对这些方案能多大程度上解决问题并无把握，而决策者都必须从中挑选出一个方案加以采用。如80年代，越南决策层就面临这一情况。那时越南国内通胀率达700-800%，几乎人人都成为“投机商”，家家囤积货物，商店有价无市，为此越政府大伤脑筋，先后聘请前苏联、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等组织的专家为其寻找对策。1988年底，当时总理杜梅办公桌上堆放有42个方案，但没有一个方案有太大把握，然而杜梅还是必须从中挑选出一个方案，因为政府不得不有所行动，尚若等到可靠的、有把握的方案出现，恐怕后果已不堪设想，那时的问题将不仅仅是通货膨胀了。
综上所述，可见科学决策活动同一般意义下的科学研究活动具有深刻的区别。
最后必须指出的，上述对决策活动这些非科学特征的探索，决不是要否认科学决策的进步性和积极价值，而在于力图给科学决策活动以客观认识，更好地促进科学决策活动的健康开展和决策科学的良好发展。
当前的改革开放，是一场广泛深刻的社会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项全新的开创性事业。所有这一切对科学决策活动和决策科学提出了更高更广泛的要求。通过上述科学决策活动非科学性特征的若干思考，我觉得，为了科学决策不负时代赋于的厚望，在决策活动中必须注意以下二个基本点：
（一）坚定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各级政府决策活动的根本指导思想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特征——即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只有坚定地以它指导我们各级政府的决策活动，才能使各级政府决策者和辅助决策的专业人员正确地选择、确立决策的“目标”、建立恰当的行动方案评价准则，特别在深化改革过程中涉及部门或地方利益调整和重组时，有助于克服狭益的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真正做到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维护国家整体利益，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全面进步。只有坚定地以它指导决策活动，才能在运用已有知识体系、寻找行动方案时，从最广大人民利益出发选取恰当的观点和思想，特别是能够批判地借鉴、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决策科学的理论成果，因为西方的这些成果往往貌似避开了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实则具有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内容。特赖布(Lourence Tirbe)在批评西方政策科学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它是披着科学分析外衣的意识形态。
同时，《中国共产党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的最高决策，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各级政府的任何决策，从目标的选择到行动方案的选择，都必须以此为依据，以此为准则。
为此，各级政府的决策者以及参加辅助决策的专业人员都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自觉地以这一科学体系指导决策活动。这是实现正确决策的政治基础。
（二）辅助决策的专业人员和决策者对“科学决策”要有客观的、理性的态度
作为辅助决策的专业人员遇到复杂的决策对象，现有理论、方法和研究手段又不成熟时，应当向决策者坦言所提出方案不确定性之所在，以供决策者全面判断和取舍。切不可为了使自己提出方案得到采纳，对其不确定之处避而不谈，甚至通过展示自己高深的理论和复杂的数学模型，夸大自己提出方案的可靠性。这不仅将伤害专业人员的声誉，而且可能伤害决策科学的发展，更甚者可能给社会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
决策者必须认识到，由于科学决策含有非科学性特征，专业人员所提出的行动方案未必准确、可靠，出现差错在所难免。为此，对重大问题在条件许可下最好组织一个以上相互独立的研究小组，对同一问题进行研究，以收“集思广益”之效。同时要建立一套决策的反馈系统，密切跟踪决策的实施情况，使不完善的决策能够及时依据反馈信息进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