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史风范，千古永存——从《资治通鉴》看地方志的编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方志论文,资治通鉴论文,风范论文,千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9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 （2000）01—0028—05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博大精深的编年史钜制，自问世以来，即为历代学人所称誉，对宋代以后包括方志在内的史部典籍有很大影响，至今仍是史家治史必须依靠的重要文献。
既得益於集体修书之力，又收个人裁断考索之功，这是《通鉴》成功的两个重要原因。清代潘耒论修史之要说：“搜访欲博，考证欲精，职任欲分，义例欲一，秉笔欲直，持论欲平，岁月欲宽，卷帙欲简“（《遂初堂文集·修明史议》）；可以说《通鉴》都做到了。《通鉴》虽编成于过去，其意义却指向将来，一如任何文本在与当前的关联中，都可以产生新的诠释学意义一样，作为中国古代唯一一部集体编书成功的典型范例，它至少在以下六个方面为当代方志的修纂提供了有益的诠释学启示。
一、妙选人才是保证志书质量的关键
地方志多数是众手修成，故如何挑选人才，乃是质量保证的关键。唐代史家刘知几认为史家必须兼备才、学、识三长，“苟非其才，则不可叨居史任”（《史通·核才》）。清代史家章学诚亦认为“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文史通义·史德》）。而历代史馆修史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引进者多非其才，以致恩倖贵臣，凡庸贱品，终日饱食安步，毫无作为。《通鉴》的修撰成功，首先是妙得人才的结果，总结其经验，对新修志书当是有益的。
司马光先后荐召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协修，他们是否都为当时天下之选呢？
先看刘恕，时人称他“为人强记，经传之外，闾里小说，下至稗官杂说，无所不览，其谈数千载间事，如指诸掌，终身不治他事，故独以史学高一时”（《范太史集·秘书丞刘君墓碣》）。刘氏曾撰《五代十国纪年》，以拟北魏崔鸿之《十六国春秋》，又撰《通鉴外记》，以记周威烈王以前事，多《史记》、《左传》所不载者。如此难得人才，故凡遇纷错难治之史事，司马光都慎重委之于他，甚至谦谓自己担任主编，实际只是蒙成而已。
次说刘攽，亦邃於史学，博记能文章，曾著书百卷，其中《东汉刊误》，尤为人称颂。王安石从不轻易赞扬人，却有诗赠他：“刘郎高论坐嘘枯，幕府调腼用绪余，笔下能当万人敌，腹中尝记五车书，闻多望士登天禄，知有名臣荐子虚，且复弦歌穷塞上，只应非晚召相知。”（《王荆公诗集·送刘贡父赴秦州清水》）倾挹如此，可见其才高当时。
再论范祖禹，在司马光的编书集体中，他年纪最轻，即知识明敏，好学能文，著作有《唐鉴》十二卷、《帝说》八卷、《二皇政典》六卷。而《唐鉴》专详李唐一朝，深明三百年治乱，学者极为尊崇，以致称他为“唐鉴公”。
司马光慧眼识人，朝廷馆阁之士一个不取，却精选天下人才而得此三人。他的这个编书集体，年龄参差，老少结合，他们道相合而情相笃，各具学术专长，都是当时第一流学者，难怪晁说之称：“《通鉴》之为书，有贤杰辅相相攻坚析微，如此安得不善邪。”（《嵩山文集》卷十八）而刘恕等三人之遇司马光，司马光之遇英宗、神宗，亦可谓时也。顾炎武认为修志必其人有学识，且要有逢时之机缘（《亭林文集·营平二州史事序》）；章学诚亦主张应立志科以广搜资料，“积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以为成，所谓待其人而后行也”（《文史通义·方志略例一》）；瞿宣颖更慨叹：“不得真史家，则无宁但保存史料”（《志例丛话·通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列举七十馀种名志，无一不是名儒精心结撰或参与商榷的结果。他们或“手定议例，妙选人才，分任而自总其成，故成绩斐然也；或既物色得人，则隆以礼貌，专其委任，拱手有成，不予牵掣”；都可见无论良史或佳志的修撰，必以先得人才为前提，揆之今古及未来，绳以志乘及他书，当无一有例外，所谓事在人为也。反之，历代府州县志，凡“浅俗不典，迂谬可怪，油俚不根，猥劣可憎者”（《章氏遗书》卷十三，《论修史籍考要略》），一般都是因为操觚者不学无术，肆意漫笔。著述无主，必然猥滥，所以顾千里批评说：“事既归官，成于借手，府县具文，撰修类皆不学，虽云但縻餐钱，虚陪礼帊，犹复俗语丹青，后生疑谈。”（《广陵通典》序）
二、明确分工才能发挥专长
集体修志，个人专长固然重要，如何相互配合，尽展其能，亦值得重视。刘知几指出：“设官分职，伫勣课能，欲使上无虚授，下无虚受，其难矣哉！”（《史通·辨职》）章学诚亦云：“提调专主决断是非，总裁专主笔削文辞，投牒者叙而不议，参阅者议而不断，庶各不相侵，事有专责。”（《章氏遗书》卷十五《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都强调明确分工，各有专职的重要。而司马光的具体做法，也颇值得志家借鉴。
《通鉴》分工进行编修，是根据各人的专长。刘恕“于魏晋以后事尤精详，考证前史差谬，司马公委而取决焉”（《范太史集·秘书丞刘君墓碣》），刘攽是汉史专家，则负责汉纪部分，范祖禹稔熟唐事，故分职唐史，以后又兼及五代。最后成书，则“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通鉴问疑》）。
助修诸人，分工明确，各尽所长，又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范祖禹入志局较晚，司马光曾告诉他：“请从高祖起兵修长编，至哀帝禅让而止，其起兵以前、禅位以后事，于今来所看书中见者，亦请令书吏别用草纸录出，每一事中间空一行素纸（以备剪开粘缀故也），隋以前与贡父，梁以后者与道原，令各修入长编中，盖缘二君不看此书，若足下只修武德以后天祜以前，则此等事尽成遗弃也。二君所看书中有唐事亦当纳足下处，修入长编”（《司马文正公传家集·答范梦得》）可见各有专门，担负责任，又互为录致，铨配合理，增上之缘，彼此补益。而刘恕因风挛早卒，五代部分初稿未成，最后也是由范祖禹继续补完的。
除助修诸人互相配合默契外，主修司马光也主动与助手讨论义例方法。特别是刘恕，素为司马光服膺，商榷尤频。《通鉴问疑》集二人往复相难之语，涉及书法、正统等体例及有关史实问题，发明深广，启发宏富，以致刘恕之子羲仲说：“君实寓局秘阁，先人实预讨论，君实与先人皆以史自负，同心协力，共成此书，曰光之得原，犹瞽师之得相者也。”（《通鉴问疑》）
刘知几曾激烈批评史馆科条不立，铨配无人的弊病，认为其直接结果就是丧失史家职守，“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史通·忤时》）。历代修志，职守不专，相互推诿，彼此牵制，坐啸无事，累年难就的情况也很多。《通鉴》的成功，说明能否研讨互助，激发灵思，配合有效，富于创意，即既重视激励切合每一个体的个人学术专长，又注意发挥集多数人为整体的结构性优势，也是关系到志书质量高低的重要问题。
三、众手修书必须统一方法
众手修书，明确程序，规定步骤，统一方法，最为重要。否则人多庸杂，如散钱无串，例既不精，稿何能善？又“譬为巨室，千门万户，各执斧斤，任其目巧，而无规矩绳墨以一之，可乎？”（方苞《望溪先生文集·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史通·忤时篇》有云：“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可在？”痛哉刘氏斯言，可永为鉴戒矣。
司马光统一撰史方法，首先明确三个步骤。一是作丛目，即按年月采摭异闻，排比史料，标出事目，注明篇第，尽量详备。二是作长编，即就丛目铨选修辑，锤练组织，凡有去取，须加考订，小字附注，宁矢于繁，不失于略，无以考者，必两存亡。以上两个步骤，明确规定助手负责，书吏抄录。三是定稿，由司马光一手裁定，删其繁冗，整齐杂越，考订异同，修改润色，如出一炉。
除在具体步骤上有统一安排外，《通鉴》更强调发凡起例的一贯功夫。如纪年以后来者为定，借年纪事，授受相承，不别正闰，无所抑扬；叙事先提其纲，后原其详，首详由来，次及本事，书一事而他事连类及之；载人不为宋讳改书，人之初见者冠其邑里，国名人名相同者增文示别。宋乾道年间，司马光曾孙仍掇取家藏遗稿，辑为《通鉴释例》一书，推论当时凡例有用天子例、书列国例、书帝未即位及受禅例、书称号例、书官名例、书事同日例、书获斩例、书复姓例、书字例、书反乱例（《玉海》卷四十七，《治平资治通鉴》条），从中不难窥见，早在著书之始，对全书义例方法，已逐条明确规定。司马光在《答范梦得书》中，批评他“俱未曾附注，如何遽作长编”。可知其要求是何等严格。
史志专书方法的重要，直接关系到历史本体的再现。章学诚认为“志为史裁，全书自有体例”，不仅应有前后一贯的方法，甚至“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则全书之命辞措字，亦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章氏遗书》卷十四，《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因为“有典有法，可诵可识乃能传世行远”（《文史通义·方志立三书议》）。特别是集体修志，最忌条理混乱，杂沓重出，详略失体，文词浮泛，如方苞《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所说：“体例不一，犹农之无畔也，博引以为富，而无所折衷，犹耕而弗耨也，且或博焉，或约焉，即各致其美，而于体例已不矣。”这方面的正面例子有光绪《顺天府志》，秉笔者既多博学通人，方法又极为严格缜密，洵夫有典有法，艺林称颂。负面教训历代屡见，以致章学诚讥贬下焉者为文移案牍，江湖游乞，随俗应酬，上焉者亦不过文人游戏，小说短书，清言丛谈。一言以蔽之，方法不好或不明确不统一，绝不可能有高质量的志书。
四、集体修志应做到日程宽与紧的合理统一
司马光主修《通鉴》，一方面由于神宗的眷顾优隆，使他有潜心治学的安定环境和充裕时间，如潘耒所说，假以悠闲宽松之岁月，历十九年而磨成一书；一方面又有鉴于史馆徒延岁月而无所事事的前辙，明确限定每卷完成期限，从而最终保证了这部浩繁巨著的按期毕役。朱子说撰述乃生命之大业，应“宽着时限，紧着功夫”，“宽”“紧”二者统一，正是立言不朽的经验之谈，也是《通鉴》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何做到后一方面的课以日程呢？司马光在《与宋次道书》中说：“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至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十年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比，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纬略》“《通鉴》”条）。
可见他是以三日完成一卷的速度进行工作的。尽管北宋政府对他“量加常俸，不责课程”，然而司马光督课依然甚勤，而于己尤严。特别是中间遭到小人浮言中伤，诬告书久不成后，他更“严课程，省人事”（《司马温公年谱》卷七），促修益急，计日起功，且不惮烦费，细大不苟，自谓“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进资治通鉴表》）。助手如刘恕，虽得风挛，右手足废，仍不罢修书，病亟乃止，辛苦之状，课程之严，实不难想见。如此则避免了终年卒岁，毫无刊述的史馆陋习。
人之生命有限，日力自当爱惜，何况著述大事，岂敢虚掷光阴，徒延岁月？清钱泰吉撰《海昌修志开馆条约》，列举四条撰作原则，其中一条即日力宜爱惜，颇值得今人反复玩味，不妨节录此：“欲成佳著，固难刻期，……若草率从事，有愧于心，然不惜分阴，淹滞岁月，则继晷无资，汗青何日？……资脯无多，冷斋共事，所望在馆诸君子，共甘淡薄，共惜居诸。各镇采访诸君子，不惮辛勤，不徇情好，早日告成，各列姓氏，共疑则辱，共信则荣。泰吉力小任重，敢事偷安？拟立日课簿，与诸君子共考焉。”（《甘泉乡人稿》卷十七）司马光实践在先，钱泰吉警言在后，今日睹其行而听其言，愿与各地修志者共勉！
五、广泛取材方能避免疏误
编纂志书，必取材多方，踏勘调查，证之文献，辅以见闻，联贯比勘，对照稽核，方能不疏不误，传信天下后世。《通鉴》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亦足资修志者借镜。
《通鉴》征引之书达三百余种，其中径自采用而未注书名的尚不在此数。不仅广泛利用了龙图、天章、三馆、秘阁等丰富的国家图书资料，而且还多方搜求或借本誉写散在民间闾巷的私家载籍。如宋敏求家富藏书，多至三万卷，而且都校过三、五遍，人皆以为精密。刘恕亲自绕道亳州借阅，敏求每日具办佳馔为主人礼，刘恕婉谢不受，独自闭门，“昼夜口读手抄，留旬日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宋史·刘恕传》）。司马光在洛阳时，读书堂聚书达万余卷，晨夕取阅，虽累数年，仍新若未触手。《通鉴》编成后，书稿在洛阳放满两屋，举凡《崇文总目》史部所录，几乎无不搜采，往往“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纬略》卷十二），可谓博征详考，左右逢源，原原本本，取用不竭。司马光亦自谓：“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扶摘幽隐，校计毫厘”（《进资治通鉴表》）。章太炎更盛称：“兼收并蓄，不遗巨细，……所叙条理秩然，皆可以见其功力之深也。”（《史学略说》）《通鉴》记事确凿，无一不有根据，极少疏略或违谬，无疑是与既征引广泛，又辞约事丰分不开的。
章学诚在《修志十议》中指出：“邑志虽小，体例无所不备，考核不厌精详，折衷务祈尽善，所有应用之书，……俱须加意采访，他若邑绅所撰野乘、私记、文编、稗史、家谱、图牒之类，凡可资搜讨者，亦须出示征收，博观约取，其六曹案牍，律令文稿，有关政教典故，风土利弊者，概令录出副本，一体送官，以凭详慎诠次，庶能巨细无遗，永垂信史。”（《章氏遗书》卷十五）这是将史料的范围尽量扩大，以求搜访时真正做到巨细毕收，在此基础上才能不仅没有遗阙疏讹之虞，而且能进一步博观约取或详慎诠次，编出纲纪天人，究明大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良志。刘知几曾批评史馆修史，视听不周，搜访不博；钱大昕认为“史臣载笔，或囿于闻见，采访弗该，或怵于权势，予夺失当，将欲补亡订误，必当博涉群书”（《潜研堂文集·续通志列传总序》）；可谓负面教训之总结。正面经验是鲁一同撰《邳州志》，凡“上下十九代之史，旁及《通典》、《通鉴》、《通考》、山经、地志、官书、吏牍、世家谱牒、金石文字之类，反复研索，证之以旧志、府志、淮安旧志七八家，参以己意，断为一书。其自有明以前，宗诸正史，大都正误者十之三，补缺者十之四，明季以后，史所不详，则以志证志，兼考官牍，旁采舆论，增损匪多，而劬苦倍至”（咸丰《邳州志》后序）。征引既如此广泛，取舍又如此精严，洵其与《通鉴》一样，都是史海志林中成功的范型。
六、贯串折衷要靠主修裁断
主修裁断去取，最重要的是个人心识，必须烛然察照，博闻强识，疏通知远，智慧卓绝，才能运斤施雕，权衡予夺，成一家之言，传诸不朽。刘知几说：“直若南史，才如司马，精勤不懈若杨子云，谙识故事若应仲远，兼斯具美，督彼群才，使载言记事，藉为楷模，搦管操觚，归其准的。”（《史通·辩职》）司马光主修《通鉴》恰恰具备了这些品格，不仅发挥了集体编书的优势，而且表现出一家独断之史识，史学史常将地与史迁并列，称前后两司马，的确并非虚誉。
司马光少好史学，自幼至老，精勤不懈，苏轼称他“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皆极其妙”（《司马温公行状》）。欧阳修虽与旧派政见不合，也说他“德性谆正，学术通明”（《欧阳文忠公集》卷十八）。而他自谓“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表现在学术上，即十分踏实认真，周慎细致，又眼光犀利，游刃有余，是才、学、识兼擅的大家。章学诚曾把三位助手的长编说成是比类（记注），司马光最后定稿方为著述（撰作），比类方以智，而著述圆以周，即可看出主修裁断的重要。
与一般史官主修虚衔领修，多趋兢无学之士不同，司马光学术深醇，识学严谨，既善于领导，使协修诸人有相济之美，又亲自动手，躬劳其役，抓义例，定书法，明步骤，草提纲。最后又狮子搏兔用全力，反复增删笔削，陶铸炉锤，断以心裁，一出己手，使历十九年而集众修成，达二百九十四卷三百多万字的大书，风格统一，脉络井然，体例严谨，文学醇美。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神识哀耗，目前所为，旋踵即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可见这部学术史上不朽名著的成功，正是司马光毕生心血贯注的结果。
主修裁断对方志编修的重要，历代学者多有论及。因为“苟非折衷以归于一，无以传后而信今”（《钱大昕《潜研堂文集·续通志列传总序》）。瞿宣颖在《志例丛话·方法》中曾举过一个例子，颇能说明问题，不嫌冗长录之：“分修之人虽极一时之选，而无负责者为之主裁，则仍于无绩。嘉庆《宁国府志》未尝不分聘贤硕，如疆域舆地属之洪亮吉，沿革表属之凌廷堪，食货志、武备志属之震泽举人沈沾霖，选举表、营建志属之芜湖举人葛蓥，然观其沿革疆域为表冠于卷端，而舆地志于星野之后继以风俗，遂于郡土之广轮，乡社之区域，无一语及之，此宁非众手修书，无以主裁之过耶？”更严重的是光绪《云南通志》，不仅分纂多“风尘俗吏”，兔园学究，袜线猥材”，甚至“总理（无总纂）不任笔削，拥虚名以束下，分纂各持意见为选述，无所禀承折衷，总理既于分纂之优劣勤惰不甚别白，分纂则益轻总理，于是志在薪水，相率故怠，缓延数月，黠者甚至希旨迎合，徇私纳贿，行恩报怨”（赵藩《续云南备征志》序），秽我志坛，岂能容忍！如此则何有良构佳志，遑论什么信今传后？这是与《通鉴》编修形成强烈对照的负面教训，颇值得今人反省沉思。
七、结语
《通鉴》作为中国古代集体编书的优秀范型，为今天史志工作者留下的启示，当然远不止上述六个方面。
清代章学诚曾提出“志属信史”的理论主张，此即显示志家一样担负着传承历史文化的天职。因此，今天参加修志实践的志家学者，在从事撰述的同时也在进行精神力量的较量，不仅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写出有份量有质量的志稿，而且更要在志稿完成的过程中，创造真正属己的人格精神。伟大的人格是与伟大的作品相联系的，这是司马光人品与作品统一昭示的真理。反之，粗制滥造、庸鄙浅俗的作品，只能导致自我人格的否定或丧失，是生命精神及意志力量的失败。所以维护志书的学术尊严即是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而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亦必须维护志书的学术尊严，撰之古今中外，大凡其人其书，或褒或贬，皆各有定位，原因即在于此。
志书无论今古，多数为集体修纂，因此每一个参与者，都应主动承担自己分工的部分，如同二刘一范那样，相信自己的事业具有庄严的意义和价值，从而认真写出有学术水平的初稿，同时注意相互间的灵思引发，心智激荡，在配合默契因而具有创造性生机的境域中，把理想与价值落实在具有人间温情的合作事业上。科学史的经验表明，群体性的具有相同研究范型的人才，总是成批涌现在开放、挑激、引发、鼓励、竞争的机制环境中。每次阅读历代史志之书，最感慨那些无名氏的奉献，他们尽管默默无闻，各人的际遇有幸与不幸，多数遭受着时代的不公平，然而集少数为多数，对志乘事业的作用和影响仍不可忽视。他们实际已将自己的生命融入了具有深长意义的志乘事业。
时代需要重新历史性地领会自身民族的精神世界，新时代的志乘事业，更需要司马光式的总纂人物。瞿宣颖特别强调一切学问，以贯串为难，史书无贯串之功，即等同堆积一大堆无用的史料，只有经过主修分擘综辑，才可能有活泼详尽之史志。设想如果仅有二刘一范而没有司马光，如何能有《资治通鉴》这样的不朽名著？正是由于司马光践履了自己的史家职责，认真进行分擘综辑的贯串工作，才使《通鉴》避免了百纳被的弊病，成为一气贯通的结构性完整著作。司马光峻立崖岸，总揽纲要，风声所树，人人知为圭臬。他作为主编留给我们的诠释学提示，就是时刻不忘志家之神圣位置，以主动自觉的精神传导全局，形成新的群体修志的规范，使集体协作如出一人之手，再创领袖时代的名志，不断开拓新的局面。
收稿日期：1999—0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