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生机和虚构的尴尬——关于当代公仆文学创作的美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仆论文,美学论文,生机论文,文学创作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当代公仆文学创作塑造人物形象，以奉献美、牺牲美为审美价值核心。这种约定俗成的审美价值规格导致虚构性的公仆文学创作陷入困境，而成功塑造公仆形象的文学品种，只有报告文学一枝独秀。虚构性的公仆文学创作有着自身的独特规律。当代作家创作公仆文学的艺术才能是“偏瘫”的，原因在于其审美心理结构历史性地发生了故障。
关键词 公仆文学 公仆形象 审美规格 艺术虚构
当代公仆文学〔1〕创作引起的反响共鸣， 主要集中于作品的社会价值、社会意义方面。作品中的公仆形象的高尚精神品格，总是评论媒介和感动不已的读者群体颂扬的热点话语。至于作家如何写公仆，很少有人关注。当代公仆文学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创作实践，却未能从作家如何塑造公仆形象的角度引起应有的评说，究竟是作家塑造公仆形象的“技术”无懈可击？还是他们的艺术弱点被忽视？深思和回答这个问题，对于催生、发展当代公仆文学创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
当代文学塑造公仆形象，有一条约定俗成的审美规格。这条审美规格，规定制约着作家的审美价值取向和创作的思路，决定了中国当代公仆文学的格局和命运。
公仆文学创作的审美规格，来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人民群众关于公仆的共识。在一个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的社会，党和政府各级部门的公职人员应该是群众选举、任命并接受群众监督的“社会的公仆”和“勤务员”，这是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构想。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作为执政党领袖的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公仆思想付诸实践，以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等共产主义战士为模式，培养、教育和选拔干部，悉心设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并获得了成功。因此，人民公仆是我们这个时代一种很高的“社会规格”。在中国当代人的心目中，公仆是无私奉献的同义语；是富于共产主义牺牲精神的楷模；人民公仆的灵魂世界应该是通体透明、一尘不染的。那些计较牵挂个人利害得失的公职人员，是没有资格冠之以“人民公仆”的美誉的。这种高尚无私的公仆并非是社会公民一厢情愿的奢望，我们的社会本来就是一个高尚公仆“多产”的摇篮。从焦裕禄、张鸣岐到孔繁森，共和国的土壤里成长出了一批又一批为人民竭诚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歌可泣的优秀公仆。人民群众在深深感动之余，心目中逐渐沉淀、形成关于公仆的“规格”，并且完全有理由要求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多产生一些焦裕禄式的高规格的公仆来。
人民群众关于公仆的社会规格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当代文学塑造公仆形象的审美规格。作家为公仆造型，不加思索就会按社会群体心目中沉淀的高尚规格去操作。“以牺牲为美”成为作家刻划公仆形象的美学原则。公仆人物愈有牺牲精神，就愈有审美价值；他们为群体利益付出的个人代价愈沉重，就愈能催人落泪。作家塑造公仆的思路，总是习惯于将人物牺牲的一维凸现、拉长、聚光、放大；而将个人利益的一维斩断、割弃、放逐，以期强化公仆形象的审美价值和分量。当代作家生产公仆文学，事实上已经衍化成这样一种单一的艺术观念：公仆就意味着牺牲，无牺牲就不能成公仆。牺牲的剂量是权衡公仆形象“含金量”的唯一标准。塑造公仆形象，不集中笔墨表现和讴歌他们的牺牲美，对于作家来说是很难设想的。
这样，公仆形象塑造就在一个“封了顶”的审美空间中操作，作家必须完成很多“规定动作”，艺术个性化的路子越走越窄。擅长写新生活的作家赵树理早在50年代就意识到“不好写”，他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我们写领导人物，总不免外加些，《三里湾》的支书，也很少写他的共产主义理想。”〔2〕公仆文学很难虚构， 这是涉足公仆文学创作的作家们共同的感悟。时至今日，塑造公仆反映生活的作家并没有走出赵树理的两难之境：他们从直觉上以为，文学作品中的公仆典型，应比实际生活更理想、更感人！他们期望按某种理想化的人格结构，给社会树立一个富有示范意义的“标本”。但若虚构一位比焦裕禄更富有牺牲品格的优秀公仆，审美效果恰恰适得其反。既然生活中已有真实、感人的公仆，虚构还有什么意义？作家们在种种的尝试失败之后，知趣地放弃了虚构。如果说当代文苑依然有催人落泪、富于时代风采和强烈审美感染力的公仆形象问世的话，稍作留意就会发现，成功塑造公仆形象的文学品种，只有报告文学一枝独秀，占尽风情。
检阅当代公仆文学创作的阵容，可以说纪实性的作品引起的反响热烈、火爆，而虚构性的作品却单薄、寂寞。文学画廊中陈列的成功的公仆形象，和气象万千的社会生活相比，仅仅只是一些精彩辉煌的“样品”。由于虚构力孱弱，公仆文学创作欲望的启动，依赖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故作家写公仆处于一种被动的可遇而不可求的期待中。当代文苑并不缺乏迫切呼唤公仆、寻找公仆、渴盼公仆、对公仆文学情有独钟的作家，遗憾的是为数不少的作家的审美能力，只剩下最后的看家本领：参照历史上的清官和共和国曾经“出产”的公仆“范本”，拭目以待，真诚期望生活多出一些优秀公仆，以供他们采撷和摄取。什么地方出了高尚的公仆，记者、作家、戏剧家、影视编导等接踵而至，以炽烈燃烧的艺术激情和插花搭彩的文辞，从公仆自身写到家庭环境；从催人落泪的业绩写到真切动人的日常生活细节……这条众人联手、以聚拢性思路创造公仆之星的“生产线”显得过于拥挤。感动、流泪、唏嘘之余，我们疼痛的内心会产生这样的缺憾：作家为什么要等待生活中的公仆们精神“涅槃”、人格完形、甚至连生命都奉献出来之后，才匆匆赶去“收割成品”、坐享其成呢？作家沉寂的灵感和沉默的艺术生命，难道真的只有以焦裕禄、孔繁森们的沉重付出才可以点燃和引爆？文学创作本来是作家能动的、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劳动，而公仆文学却滞后于生活，成为“后新闻”写作。谁也不会否认以真实公仆为塑造对象的创造方式，可以生产出长歌当哭、震憾人心的艺术精品。问题是文学功能毕竟不同于新闻通讯，公仆文学创作应有更丰富的审美视野和更开阔的生存空间。现实生活中无数默默奉献的公仆人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不应该只是几个高规格的“样品”。而“样品”特有的美感力度和引发的强烈反响，每每令人们觉得公仆文学创作还行，因而忽视问题的另一面。
二
纪实性公仆文学和虚构性公仆文学，属于两种有联系、又有差别的美学范畴。二者的创作遵循着各自不同的艺术规律。过去作家从理论上对两者的区别并不明晰，虚构公仆形象盲目地步纪实性公仆文学创作的后尘，才陷入困境，导致了虚构性公仆文学生产的长期搁浅。
纪实性的公仆文学创作以公仆的“社会规格”为审美价值核心。如前所述，社会规格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形成的关于社会公职人员的价值标准，并在文学活动中转化为审美价值规格。从美的本源看，美存在于社会生活中；从美的特征看，美是以现实生活中真、善为依附的伦理美、道德美和人格美。确切地说，我们时代的公仆美，集中表现为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终极目的、以无私的奉献、牺牲为价值准则的共产主义精神美。这种美是为我们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生活美、社会美在一代又一代人民公仆身上的具体体现。20世纪末叶，随着历史的变革和社会的转型，人们的价值观念不断地刷新、嬗变、调整、重构，但关于公仆的价值尺度却是始终如一的。焦裕禄、张鸣岐、孔繁森式的公仆人格，仍然是人民群众衡量、评价一个干部美与不美的最高价值规范。这种价值规范在社会主义国家永远也不可能过时和“报废”。现实生活中不断涌现出的高尚公仆，仍然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作家以文学形式再现他们的风采，自然会以统一、流行的社会群体价值标准作为审美规格。
纪实性的公仆文学创作，已经形成了有别于一般文学生产的、独立的美学原则：1.真实是艺术的生命，有关公仆形象的基本情节均不能虚构。否则，审美感染力便荡然无存。2.公仆形象的精神品位愈高尚、愈完美，就愈有审美力度。如果说“完美”、“通体透明”是虚构性文学塑造英雄人物的大忌，那么，纪实性公仆文学创作却是一个例外。关键是那种臻于完美的公仆人格实实在在，不是作家“人造”的“不明飞行物”。3.塑造公仆形象不受艺术生产不可重复的规律的限制。一般的文学作品因袭复制，艺术上就会贬值；而纪实性公仆文学带有新闻美的特征，只要是生活中涌现出来的优质公仆，即使情节相近，精神相类，不分孰先孰后，一般都具有同等的艺术魅力。4.纪实性公仆文学具有强烈的社会功利目的。作家并不讳言他就是以笔下的公仆造型弘扬公仆精神，为社会树立典范和楷模。尽管有些文论家总是苦心将艺术美与社会功利划清界线，但纪实性公仆文学的形象美和功利美、文学美和公仆人格美是统一的。总之，创作纪实性公仆文学，从题材的把握到思路的展开，都受到真实生活材料的制约；作家当然也可以融入自己的真知灼见，调动创造的才能，但想像、补充、加工的自由十分有限。生活事实起决定作用，作家只处于“二传”的位置。原始生活中人物的美学规格不够，作家既不能“破格提拔”，也不能降格低就。
虚构性的公仆文学创作，是作家从生活出发、又超越了生活的审美创造活动。作品中公仆形象的美学价值属于艺术美的范畴，凝聚着艺术构思的心血，是作家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付出艰苦的精神劳动的结晶，表现出鲜明的独创美和个性美。艺术虚构的公仆形象，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尺寸或标准，每一个公仆形象都应是作家独特的发现和创造，并给读者以美的启迪和美的感染。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3〕。
虚构本来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原理，“没有虚构，就不能进行写作。整个文学都是虚构出来的”〔4〕。 塑造公仆形象采用艺术虚构的方法，也是很自然的事。但由于作家始终参照纪实性公仆文学的审美规格去虚构，显得捉襟见肘，种种虚构的尝试深一脚浅一脚地不成阵容：1.不少作家把虚构公仆形象，误解为对人物的灵魂进行净化、提纯、拔高；把高尔基的艺术概括方法和鲁迅“杂取种种人”的经验，误用为披沙拣金，广采高尚品格“移花接木”，结果把公仆“虚构”得完美无缺，通体透明，导致虚构的破产。2.一些作家为了表达“公仆也是人”、“也食人间烟火”的创作意图，浮泛地给公仆牺牲、奉献的主情节抹上几笔儿女情、夫妻泪，从而证实高尚的公仆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听了几声喝彩，作家便以为虚构公仆形象的大功告成。3.一些作家从历史上的“清官”那儿受到启发，虚构出20世纪的“包青天”。如电视剧《新星》中的李向南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收拾残局、整治颓风，如入无人之境。从这类形象中可以明显看到“清官文学”的原型意识。作家“自给自足”的理想化的公仆“神话”的虚构，其实已进入了通俗文学的“运行轨道”。4.有些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既有高尚的一面，又有负面的人格缺陷，形象的复杂性和性格的丰富性给人以新的启示。因此，作家、评论家一度踌躇满志，以为告别了公仆形象虚构的简单模式。结果，不少作家又以文人的矫情，为了追求人物性格的复杂多面，以“人工”式的二重组合策略，每每把人物“组合”成一半高尚、一半卑琐的精神“混和体”……当代虚构性的公仆文学创作，是一条没有理论航标的河流，个别作家曾在虚构之河“漂流”，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挣扎和努力。生活中普通平凡的公仆，被作家“捏制”成各式偶象：有共产主义“真人”；有救世的“清官”；有披坚执锐的“圣斗士”……这一尊一尊失去艺术生命的“文物”，记载着作家虚构的败笔。其中虽也有一些探索不无美学意义，但总体上没有足够的艺术冲击力把虚构性的公仆文学创作推进到一个可以大写的“开阔地”。站在世纪之巅回望，我们看不到虚构性的公仆文学创作发轫、行进、腾挪、开拓、变革的清晰轨迹。若没有报告文学支撑公仆文学的天空，谁还能否定公仆文学创作的式微呢？
对于采用艺术虚构的方法创造的公仆形象，“我们要求的不是生活的理想，而是生活本身，像它原来的那样”。〔5〕这里所说的“生活本身”，既不是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美学思潮昭示的本体意识、生存意志、原欲本能等；也和“新写实”小说的那种“真实”的“还原”无涉。如果按照世纪末文坛此起彼伏的新潮去还原“生活本身”，将公仆还原成性动物、抑或被解构成“碎片”，岂不等于断送了公仆文学？笔者认为：“生活本身”中的公仆人，是我们社会历史中的特有现象，原生活的公仆话语无疑十分丰富多味。而现有的公仆文学创作和关于公仆形象的美学命名，都显得过于工整精致，令人感觉蕴积丰厚、充满生机的公仆世界被遗忘或被大片抛荒着。处于非开发状态、浑沌待凿的中国公仆人的心史和在历史的转型中流动、显示出生生不已的活力的现代公仆之魂，很值得作家们领略和雕塑。有志于公仆文学创作的作家，应以真正的艺术家的勇气，切入无数普普通通的公仆人的生存深处，汲取诗情，转换老化僵硬的审美心理机制，重新虚构公仆形象。如果说，纪实性公仆文学创作旨在线性地跟踪和讴歌社会生活中涌现出的、公仆人格遥遥领先的典型，那么，虚构性公仆文学创作的思路，应立体地推进，多方位地揭橥公仆人生存的真谛。作家们既和由公仆意识与民族文化血脉熔铸、经过历史现实境遇反复锻造的公仆人格生命对话、交流；又有对当代公仆人尴尬、困窘、无奈、又充满元气与活力的生存境况的感悟；既从当代民族文化暴涨暴跌、嬗变沿革的高度，透析公仆人格构成中的恒量和变量；又从市场价值观念崛起的事实出发，直面当代公仆精神的衰落和追问新的公仆人格的去向……作家应该首先完成自我与公仆世界的融合，然后加大虚构的力度，趟过单纯咏叹公仆牺牲精神的语境，以化入自己独到真切的现实感遇的虚构情节，创造出令人们感觉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6〕的公仆形象。只有通过艺术虚构的方式 ，作家才可以进入自由创造的境界，以“具有较大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的公仆文本，彪炳出作家独树一帜的审美“抓举力”的强悍。
可见，纪实性公仆文学创作和虚构性公仆文学创作，鲜明地表现出不同的审美价值“指标”和创作方向。纪实性公仆文学美在社会，公仆人物的形象美属于社会自身的“产品”；虚构性公仆文学美在个性，公仆人物的形象美是作家在洞析、感受生活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心灵“产品”。纪实性公仆文学和虚构性公仆文学显然是当代公仆文学的两翼，没有后者，前者就成为公仆文学天空孤单闪烁的星辰。
三
当代虚构性公仆文学创作的前景并不令人乐观。从整体创作实力估计，作家创作公仆文学的实际能力依旧是“偏瘫”的。创作纪实性的公仆文学，可以说当代的作家们是胜任的，无愧于公仆多产的时代。而用虚构的手法塑造公仆形象，对于今天的作家群来说，实在是太勉为其难了。当然，作家们应有自己审美取向的自由，没有必要把审美情趣多元的作家们都“集结”于公仆文学的门下。而值得深思的是，不少愿意代人民立言的作家以传真的手法写生活中真实的公仆，便激情喷涌，才华大作；若令他们去虚构公仆，想像就会关闭，灵感就会“熄火”。他们已没有心思和冲动用文学的基本方法——艺术虚构，为当代公仆人物造型。导致作家公仆文学创作才能“偏瘫”的主要原因，是其审美心理机制历史性地发生了“故障”。
第一，作家的艺术悟性和审美思维想像力，已严重地被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损坏。包括作家在内的90年代的社会群体，普遍面临着这样一个悖论：心目中的公仆“图式”不断升高，眼中所见和感到满意的公仆却愈来愈少。关于公仆，人们意识深处储存着五六十年代的美好记忆，又长期为社会舆论及种种宣传媒介传颂、褒扬的高尚情节熏染，心理期待和感知的现实事实的逆差，使人们陷于深深的失望。许多作家正是站在同样的思想、情感的地平线上，形成自己的审美态度。生活中公仆位置上的“角色”，一般是经不起作家的审视和挑剔的眼光的。作家找不到“主角无不超越、事业无不圆满”〔7〕的完美公仆， 很容易像法捷耶夫小说《毁灭》中那个美谛克一样，怨天尤人，失望幻灭，心绪很坏，怎么可能产生构思公仆文学的审美冲动呢？而不断耳闻目睹那些混迹于各级党政部门的“公仆”赝品丑行劣迹的败露、曝光，更使作家心灰意冷，泛不起涟漪。一些偶尔写到党政干部的作品，分明浓浓地染上作家的鄙夷消解情绪。若把共和国成立前后文学作品中的公仆形象和八九十年代作家笔下的基层党政干部形象加以比较，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态度是耐人寻味的。前者多是倾注着作家理想的带头人，后者多是失去政治光彩的尴尬可憎角色。悬殊的反差说明今天的作家关于公仆的很有普遍意义的审美心理状态。
公仆是历史的产物，他们的精神品格、意识结构等随着历史的运转而变化。而作家的公仆价值观若不能与历史同步，审美悟性就极易被摧折。比如说，一个社会转型期的公仆人，灵魂同样受到市场经济和商品价值观念的挟裹冲击；同样产生个人致富的迫切欲望；同样需要分出心思居家过日子；同样承受物价、子女就业、住房等生存负荷的重压……这些是每个社会成员不可缺少的一笔生命“辎重”。而作家若只为孔繁森“卖血”的情节痛哭，然后操着高规格的“范式”，不是按图索骥，期待社会提供公仆“杰作”；就是审美情感降为零度，仅仅对“公仆”中的败类不断腐化蜕变的事实十分敏感激愤。那么，创造公仆形象的审美“胃口”便被不尽人意的生活事实彻底瓦解、败坏了。社会历史在摇晃和颠簸中行进，一边生产出高尚辉煌的公仆，一边排泄出“渣滓”。一曝一寒，作家脆弱的主体审美机能变得“半身不遂”：既为真实的高尚者涌出热泪，又生不出丝毫的创造公仆形象的热望，虚构公仆的审美感觉变得十分贫困。有些作家情感上强烈渴望公仆，便远离了现实，遁入写意的世界尽兴作快活之语，或发泄郁积的愤怒情绪，不是编织神通广大的现代“清官”的神话；就是以极端的政治消解意识，刻意营造青面獠牙、牛头马面式的现代“赃官”。
第二，当代作家虚构公仆形象，程度不同地存在着隐形心理障碍。表面看，活跃于文坛的作家们貌似潇洒，写什么、怎么写都不拘一格，我行我素。其实，一涉及和社会政治、社会功利有瓜葛的题材、人物，他们就下意识地变得敏感多疑。这也难怪，因为今日的作家们是背负着文学被政治扭伤致残的遗训写作；是以强烈的逆反心理，在清算文学沦为政治婢女的旧帐的氛围中写作，便形成隐蔽型的心理障碍：怕天真、怕落伍过时；尤其怕招惹上“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充当“庸俗工具”的嫌疑。而“虚构公仆”的话语，让他们一听也会过敏和厌倦。至于由虚构公仆联想到为社会制度和共产党人“歌功颂德”，这更犯了世纪末一代作家的大忌！今天的文坛没有权威，也没有“禁区”，但作家的审美心灵世界却有一片敏感的“忌区”。不少作家带着弃暗投明、寻找“纯种文学”的渴望和对人类终极关怀的审美向往，宁肯像候鸟一样迁徙流亡，决不愿意犯忌、以文学的形象为社会干些切切实实的事。处于这样的大气候，一个作家若能坦然从容，情有独钟地发掘和塑造公仆形象，就不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了。
第三，作家的“非公仆化”现象，决定和限制了自身的审美视野及作品的艺术境界。共和国诞生前后培养出来的那一代作家，诸如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自身就是公仆。赵树理说：“我觉得最理想的办法是在一定的地方立个户口，和农民过一样的生活”。“我们作家到农村去，就要以农村为家”。〔8〕作家写农村就去农村做农民群众的带头人，这对那个时代的作家来说是自然而的事。而90年代的作家更多地站在一般社会成员的愿望上，只盼生活中多出些孔繁森。他们自己无心思、实际上也很少意识到首先去做一个社会公仆。作家身份和公仆“脱钩”，情感和公仆隔膜，怎么能真正走入处于历史与现实的聚焦点上的一代公仆人的灵魂呢？做一名90年代的公仆人很不容易。在共和国那些大片还不富裕的版图上，有瘫痪的企业、倒闭的工厂、发不出工资的学校……为了脚下一方水土告别贫穷，多少公仆人呕心沥血，为伊思得人憔悴！然而作家在远离了公仆的地方，怎么可能体验到当代公仆人麻辣酸涩的“为官”滋味呢？人们常听作家被千呼万唤着去“贴近”生活；听见作家们吆喝着浩浩荡荡地去“采风”；作家只是外来的西装革履的“看客”，怎么可能把生活深处那些满面风尘的土改和建国初期，作家们多属于公仆型，不幸的是受历史的局限和文学观念的制约，窒息扭曲了艺术生命。公仆文学创作伊始，很快陷入窘境，嗣后作家们就“打发”笔下的“公仆”带领群众搞阶级斗争去了。历史跨入90年代，文学观念是宽松自由的，作家们不断被刷新的审美视野，也是前辈难以比拟的。然而遗憾的是，作家自身的非公仆化，导致作品艺术境界的倾斜：“文人气”大增，“公仆味”大减。赵树理的“公仆心”没有了；柳青式的“愚人”精神没有了；文学的普罗米修斯之魂没有了。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就塑造公仆形象而言，今日的作家高高浮在生活之上，失却了很多当代文学先辈曾经拥有过的很宝贵的东西。即使那些真正愿意没入心血写公仆的作家，除了守护住纪实性文学的地盘，“经营”来自生活中的真实公仆形象之外；除了赶到那些誉声鹊起、率先富裕了的地方，簇拥着几位成功的改革家、企业家，一路欢呼喝彩着归来之外，还能独创出什么呢？
将社会公职人员教育、培养成为人民公仆，这是我们国家一项十分艰巨庄严的“干部工程”，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已经为之努力了近半个世纪。时至今日，人民群众对公仆的愿望和呼声依旧很高，公仆话语也变得更加复杂。而当代社会历史进程中的这一部“重头戏”，却未能在当代虚构性的文学中留下震撼人心的回声。如果对虚构性的公仆文学创作做一个整体估计，可以说，这块园地曾经留下前辈作家歪歪扭扭、深浅不一的脚印，以冷眼审视的当代人，是不以为虚构的公仆文学昔日曾经拥有过繁华和辉煌的。而世纪末虚构的公仆文学之园，却更像一方“艺术遗址”，门前冷清，灯火阑珊，偶尔也有零星的佳作点缀其间，显得花开寂寞红。当然，这并不是无可奈何的衰落，而是一个背景深远、原因复杂的插曲。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只要社会生活中公仆常在，公仆文学便有了源头活水。至于虚构性公仆文学暂时的不景气和如何虚构创造，就只是一个文学自身的话语了。
注释：
〔1〕“公仆文学”这个概念， 很容易使人以为是对某一文学流派、文艺思潮或创作现象的概括。事实上近半个世纪的当代文学创作中，并未形成“公仆文学”这个流派。写公仆的文学作品，既谈不上出现新的文学思潮，也未曾以强有力的艺术冲击力引起文坛的注目。本文论及的“公仆文学”概念，仅系指中国当代那些以塑造公仆形象为主要人物的文学作品。
〔2〕董大中：《赵树理的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 年版，第96页。
〔3〕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303页。
〔4〕阿·托尔思泰：《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第253页。
〔5〕别林斯基：《论俄国的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 见《西方文论》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77页。
〔6〕别林斯基：《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 见《西方文论》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77页。
〔7〕《鲁迅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43页。
〔8〕董大中：《赵树理的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 年版，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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