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非理性的“自我”——新时期文学的主题分析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自我论文,主题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0)05-0110-008
一
八十年代以来，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心理学等文化思潮在我国思想、文化界广为传播，一些比较年轻的知识分子和作家，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其中的非理性主义的自我观念。非理性主义的自我观念，与此前勃发的针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群体主义的自我意识有所不同。它强调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把自我看作是超离社会关系和历史联系的孤独的精神个体，认为人直接体验和感受着的本能（包括作为心理本能的无意识）与潜在的生命意志，是纯粹主观的，完全独立的，有无限的自由发展的可能性；人应当从中寻找真实的自我，可以绝对自由自主地创造自己的本质，造就自我。
这种自我观的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由于其中有的观点和阐述，确实填补了我们过去对人自身的认识的空白，启发我们去注意人作为社会存在之外的另一面，又曲折地表达出人对于个性自由解放的固有的向往。因而，对它的吸纳和确认，曾被看作自我的第二次觉醒，又一次高扬，对新时期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时期的一些作家中尤其是1985年前后的部分作家，就十分关注人的心理活动的非理性方面，并在一些作品中明显地表现出这种自我观，成为它们的一个主题。现在，认真来看一看这种自我观究竟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和它对于新时期文学及其发展的实际作用，我以为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二
非理性主义的自我观在新时期文学作品中的表现，首先，是对人的本能的探究。一位年轻的诗人曾说：“我总希望让人们立刻感受到原始性的冲动和情绪”，[1]颇有代表性地表达出一些作家的追求，他们认为从人的原始本能深入下去，可以探索到人的本性，探索到真实的自我。
探究人的本能，最先比较集中地在探究人的性本能上。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小说主人公章永璘长期处于屈辱、困苦之中，而不甘于精神上的沉沦。但他像所有独身度着干枯生活的劳改犯们一样，身心中蠢动着性欲“魔障”。他有一次偶然看到在排水沟洗澡的女劳改犯黄香久赤裸裸的丰满圆润的肉体后，就产生了难以克制的性欲，虽然他自己不断告诫自己这纯粹是“生理上的性欲”，也无济于事。八年后，两人在农场重逢，章永璘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进入了黄香久的生活，从此经历了结婚、冲突、离异的曲折过程。他去找黄香久之前，曾无奈地反省：我“总是处在不间断的矛盾之中，一面是理性的思索，忠于一个信仰，一个是非理性的本能，渴求和一个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肉体结合，不管她是谁，只要是我亲眼看到并刺激起我情欲的异性。”这种“非理性的本能”和“理性的思索”之间的冲撞，贯穿了章永璘和黄香久结合和离异的整个过程。新婚之夜，章永璘发现自己由于长期的性压抑，已丧失性功能，痛苦地体验到生命的残缺，自己只能算“半个人”，觉得人生一片灰暗，甚至想到死。而后来在一次抗洪抢险中，章永璘不期然地在众人面前显示出他的才智、勇气和力量，他的性功能忽然恢复了。性功能恢复后，他开始感受到自己的活力与更新，确证了自己生命的存在，自我的存在。这时他胯下的大青马就这样对他说：“我感觉到你的变化。你的鞭子是有力。你的血液里羼进了原始的野性，你更接近于动物，所以你进化了。”作家竭力证明人的这种动物性本能对于生命的意义。这种由性本能产生的情欲以至于爱情，成了章永璘自我实现的开端。没有性本能的恢复，章永璘可能一蹶不振。而性本能的恢复不仅使他找回了自我，而且这种性本能后来还升华为理论写作、改革社会的抱负，使他一心要走向“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了。这中间当然还夹有报复黄香久“失身”等复杂心理的驱使，但因性本能升华而要求自我实现是主要的。总之，章永璘从性本能出发，终于成为了完整的、强有力的人，找到了真实的自我。此后，许多从各种角度表现性意识的作品，都把这种原始本能冲动当作生命本体最根本的东西，一时汇成了所谓“性大潮”。
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虽然并不是重在表现性本能的小说，但对一个农村孩子的朦胧的性意识的描写，却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的、引人注目的内容。小说叙述了某地农村一个失去父母之爱的黑孩在水利工地上艰苦的劳动生活和梦幻般的心理、行为。据作者说，他是要写出他梦后记忆中的“那种神秘的情调”。瘦弱的、被后母打傻了的黑孩，跟随小石匠来到工地劳动，得到邻村菊子姑娘的关心疼爱，死寂的内心萌生了一种温情，一种对菊子的迷恋。一天，大家围坐在打铁铺里，让黑孩从地里挖来了地瓜和萝卜，菊子随即把萝卜洗净。在吃地瓜时，黑孩产生幻觉，看到一个放在铁砧上的红萝卜“泛着青幽幽蓝幽幽的光”，“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苞孕着活泼泼的银色液体”，非常奇妙美丽。黑孩于此印证了自己对菊子姑娘的爱情体验。但待他要捉住这个萝卜时，被心怀嫉妒的小铁匠劈手夺去，扔到河里，无影无踪。不久小石匠与菊子相爱，一起从工地上失踪了。小石匠真正得到了爱情。黑孩则仍在希望找到一个那有金色光芒的红萝卜。他到地里，像在梦中似的，一个一个地不停地拔出来细看，以至拔掉了大片萝卜。寻找那“金色的红萝卜”，实际上就是在寻找他心中对于菊子姑娘的迷蒙而珍贵的感情，这种感情是由微细的、朦胧的性爱意识所触发的，而又包含着更幽深遥远的东西，它曾给他的生命以活力和亮色。但是他没有找到，他无力找到，所以整篇小说充满着一种伤感情调。
张洁的《祖母绿》写左崴与卢北河、曾令儿三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也多出于本能的性爱意识。当年，左崴因曾令儿在反右运动中保护过他，出于感激，与曾令儿结了婚。但那种本能性的无意识顽强地让他知道，他并不爱她，以至于结婚那天，“左崴不停地忙着，说着，他怕，怕一切静下来，和曾令儿面面相对”。后来，左崴与卢北河结婚，而卢北河很清楚左崴能力和品质都不行，但他的音容笑貌总使卢怦然心动。卢北河想，要爱他一辈子，“这太惨了”，却又扭不过自己。意识与本能性的无意识的矛盾，使左崴、卢北河各各分裂成两个自我。作者显然认为，那种无意识里的自我，即不爱曾令儿的左崴和爱左崴的卢北河，各是他们更真实的自我，他们的行动证实了性本能的支配性力量。
当然本能不仅仅限于性本能，新时期的许多作品还多侧面地挖掘人的本能。例如在一些“寻根小说”里，既写性本能，又更广远地表现人的原始本能状态。韩少功的《爸爸爸》里那个小老头似的又永远象儿童的、不会死灭的怪物丙崽，只会说“爸爸”和“×妈妈”这两句“话”，来表达他顺从或反抗的意思。它在抽象的意义上暗示了人类最简单的生理性反应，暗示了性本能等人类生命最基本的创造和延续。丙崽本身是原始的神秘顽固的本能的象征。附带说一说，作为“寻根文学”，小说的描写里确有些或浓或淡的民族文化色泽，其实基本上还是表现作者想象中的人的原始状态的非理性的生存本能。有的论者曾说，从丙崽身上概括表现了一种“不被别人欺负便欺负人”的国民性中的劣根性，好象是一种“华夏文化”，甚至令他“不断反省我是不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丙崽”。[2]其实“不被别人欺负便欺负人”之类的心理和行为并没有多少文化意味，更没有多少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本质性的东西，而主要表现为人作为生物存在的本能，主要还是告诉我们人的本能的强固和愚蠢。莫言的《红高粱》也相类似。《红高粱》除了写“我爷爷”、“我奶奶”原始性的狂野的情欲和性爱之外，也从民族文化和民间生活中多方面地发掘、表现人的本能。其中主要张扬人的原始野性的雄强、狂放和生命力的健旺，似乎是以此来对照现代人的懦怯和卑琐。小说中的“我爷爷”是一个草莽英雄，浑身洋溢着非伦理的自然生命力，非理性的基本生命冲动。他英勇无畏地抗击民族的敌人，表现出英雄气概。但作品显然无意于作社会的历史的观察和分析，无意于揭示抗日战争的性质和表现他的英雄主义，也没有多少兴趣作道德的评判；而是借抗日时期的背景，竭力突现个人的与社会斗争无关的非理性的雄强和多种原始的欲望。出于这种旨趣，作品甚至乐于淋漓尽致地描写人的残忍施行暴力的欲望和行为。例如罗汉大爷逃离日军控制区时，本想悄悄拉回自家的两头大黑骡子而遭踢，恼怒之下，竟不顾利害，用铁锨奋力铲断它们的腿骨，铲破它们的脑门，结果因累倒而重被日军抓获。日军士兵则命人将他剥皮示众，慢慢地直把他剥成一个“肉核”，从中得到官能的快感。看这两段描写，使人觉得施暴是人的一种生物性本能，虽然罗汉大爷和日军士兵是很不相同的人，却同具这种本能。阿城的《棋王》有较浓的文化气息。在它的主人公王一生的心理中积淀了我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老庄文化的精神，但他的生命自足状态和似与宇宙之气、生命本源合一的风貌，时时也呈现为一种本能状态。
除了生物性的本能，还有多种心理本能，那就是种种无意识。张承志、王蒙的一些小说等，表现了这种心理本能的具体形态。《大坂》写一个男子接到妻子分娩大出血的电报之后，骑马长途跋涉赶向妻子那儿。他在崎岖难行的道路上艰难行进，眼前老是有一个精光赤裸的小男孩在太阳下尘土里爬动。他带着病痛努力翻越峻险的冰封的大坂（山脉的高高的山口），终于登上山顶，他胜利了。这时他虽然远未到达目的地，但他已平静下来，“望着蓝莹莹的冰川雄壮景观，冰川蓝得醉人，……幻变的神奇的色彩，使这荒凉恐怖的苍茫大山陡添了一分难测的情感，‘大坂——他失声叫道，’他想不到这大坂、这山脉这自然的世界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安慰他。”雄壮的、被征服的大自然触动他的无意识层，开释了他的心胸，他忽然体验到“经过痛苦的美”之后的“高尚的心灵”，并且相信他的妻子不会死，“她早已越过了她的大坂。”小说里不断出现的前面路上赤裸孩子的幻象，固然传达出他内心的焦虑，而后来登上大坂面对壮丽冰川景色而产生慰安之情，更是他一次惊喜的自我发现，或者说体验到一个更新了的自我。作者渲染了这种自我的灼人的生命力和似与自然合一的壮美的心灵。小说几乎通篇表现主人公意识和无意识的交织和流动，而突出显示难以捉摸但强固地存在的无意识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信念、意志和愿望之隐蔽的所在，说明一个人如果深深体验到内心深处某种无意识的冲动，就是发现了真正的自己，他会为之狂喜。这篇小说也表明无意识具有神秘性的强力。
王蒙对无意识的看法有些不同。他率先自觉运用意识流手法，对人的无意识潜流有生动的描写，但他并不绝对地把无意识当作心理活动的根本，人的行为的主宰。他认为无意识中既有自然属性（生物性）因素，又有社会性因素，即有着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的含混认识，或者说有着社会存在在人心理中的模糊投影。他说：“他们搞意识流，不是为了发神经，不是为了发泄世纪末的悲哀，而是为了塑造一种更深沉、更美丽也更文明的灵魂”，“我们写心理感觉、意识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它们是生活的折光，没有忘记它们的社会意义……我们的意识流，不是一种叫人逃避现实走向内心世界的意识流，而是一种叫人面向客观世界也面向主观世界、既爱生活也爱人的心灵的健康而又充实的自我感觉。”[3]王蒙的意识流小说的无意识中正有着客观物质世界、外界生活的“折光”，并不与社会现实生活隔绝，并且是与显意识交织、融汇的。例如《春之声》，写岳之峰在春节临近时乘上闷罐子列车去探望家乡的父亲。他在昏黑、摇晃、乘客喧闹拥挤的车厢里，浮想联翩，“各种信息在头脑里撞击”，意识的屏幕上杂乱交替着种种国内与国外、过去和现在的景象、事件，它们时而明晰稳定，时而浮光掠影地流动在或怅惘或抱怨或愉悦昂奋的内心情绪中。岳之峰心理活动混沌无序，但并非不能捉摸。他的中篇小说《蝴蝶》中也是如此。主人公张恩远原来身居高位，“文革”中成了“走资派”，妻子和他离婚，儿子和他划清界限，自己被发配到山村与普通农民一样劳动，“除了赤条条的他什么都没有”了，人们叫他“张老头”。在剧烈的冲突和起落浮沉中，他重新认识了朴实的人民，复活了原来的感情，找回了久已失落的自我：一个本来来自人民与人民并不隔膜的革命者和普通人。这期间，他的复杂的心理过程中浮动的无意识，有时确实发生奇妙的作用。如他被发配到山村劳动后，不期然地“在登山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腿，在农民扬场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双臂……”以至发现了自己的智慧、觉悟甚至作为一个健康男人的魅力。这些无意识的参与，使他找回真正的自我，由此开始对自己的前半生的是非功过进行认真的反思。还有更多的作品，对无意识作片断描写而确实加强了人物心理的真实性。如《人到中年》写医生陆文婷因劳累病倒后，“病房中的大吊灯熄灭了，只有墙上的壁灯放出蓝幽幽的暗光。陆文婷躺在病床上，只觉得眼前有两点蓝蓝的光。时而象夏夜的萤火虫在飞跃，时而象荒原磷火在闪烁，待到定睛看时，又变成了秦波那道冷冷的目光。”小说里任何地方都没有明写陆文婷对这个“马列主义老太太”的厌憎，她自己也未必明白意识到，但幻觉中那道冷冷的目光，确定无疑地泄露了她的情感秘密，那种比大声宣告还要真实和深刻的反感。
王蒙等作家没有把无意识的心理本能看作人的行为的主宰。而有一些作家离开我们实际的社会生活，舍弃了人的心理活动的社会性根据和内涵，并且对本能现象的本身也缺乏感性的体认和认真的研究，只是生硬地搬弄、图解无意识的理论观念。他们的作品虽曾风靡一时，但那些作品里的人物却总给人以苍白、虚假的印象，不久就被人们淡忘了。
三
非理性主义的自我观，在文学作品中的另一个集中表现，是认为个人可以摆脱社会关系、社会环境和既成的文化传统的制约，完全自由、自主地来造就自我。
这主要是一些比较年轻作家的作品的主题。作家自己比较全面地接受了包括无意识理论在内的非理性主义的哲学、心理学思潮的影响，描写的也是新时期实际社会生活中同样受到非理性主义自我观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些作品，在艺术上是比较成功的，因为这些作品里人物与作者的观念和情感是一致的。那些人物试图彻底摆脱社会性羁绊，觉得越孤立，就越能创造出自己的本质。较早问世的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写夫妻之间的冲突，好象只是提出了妇女独立自强的问题，实际上主要表达了爱就是冲突、“他人是地狱”、坚持孤独才不会丧失自我的主题。这一对男女青年之间并非没有爱情，但两人都“好强”，都要为个人的事业奋斗，结果觉得互相妨碍，互设地狱，觉得人就象同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的孟加拉虎那样，互相激烈地进行着“生存竞争”。不排斥他人（甚至丈夫或妻子），不坚持孤独，个体自我就会失落。因而他们虽然理解彼此的苦恼，也各不退让。同一位作者的《最后的停泊地》中的女主人公，也在同样的环境里，深深陷入感情的孤独。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进一步从个人的意志自由的角度来表达人应是绝对的精神个体。小说写一群音乐学院的大学生，在玩世不恭、嬉戏胡闹的举动后面的骚动不安的内心世界。作曲系的贾教授坚守着一套僵化、保守的信条和规范，大学生们觉得它荒谬可笑，在胡闹中作有意无意的反抗，希望选择一个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对于这些从事抽象的、带有神秘性的音乐创作的人来说，也就是要建造自己独特的心灵世界，他们的生命价值即在于此。富有音乐才能的李鸣原来在旧规范的迫压下心灰意懒，觉得别无选择，终日蒙头睡觉。后来森森在创作中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音响，自己的追求，自己的力度”；孟野也极大突破了旧有的规范，写出“质朴得无与伦比”的乐曲。在他们的激励和启示下，李鸣开始了超越。小个子也离开学校，决心“去找找”自己的道路。马力则被旧规“压死”了。白石等是另一类人，他们选择了贾教授，就是说选择了不选择。董客认为“个人和特点一文不值”，为获奖而迎合主宰者的风格。作者怀着对李鸣等人的同情和理解，赞美那些现代艺术青年自主自决的愿望和勇毅；同时对无力和无意作自我选择的青年表示惋惜或鄙视。由于作品写的是从事高层次精神产品创造的人们，这些人又生活在狭小的学院环境里，因此表现人通过自我选择以造就自我的主题，显示出某种合理性：他们处于同一时代同一音乐学院同一作曲系，确乎由于对音乐艺术道路的不同的选择而塑造出不同的自我。
但在广阔的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人真能进行自我选择吗？谌容的中篇小说《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她刻画的是一般社会生活中的一般人物。小说用作家阿璋与其丈夫阿维通信的方式，讲了杨月月的故事。杨月月是农村出身的文化水平不高的老干部，参加革命时与徐明夫结为伴侣。徐明夫进城后另觅新欢，与杨月月离婚。杨月月忍着内心的痛苦应允他，谅解他，并且日后在儿子面前一直维护他作为父亲的良好形象，甚至在儿子犯事坐牢后，为了不使徐明夫过于内疚，不让他知道这件事，以使他心里“好受些”。为此她作为一个老干部而长期在招待所当勤杂工，不愿调动。她老来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待儿子释放以后一起回到她日思夜想的故乡去。杨月月就是这样在精神上自由地对待自己的处境，形成了她的自我，表现出高尚的灵魂，说明人确实不同于物，不是被动消极的。但是小说又表明，这自主的选择，并不是出于她真正的意愿。传统道德的影响和具体的现实社会关系实际上使她只有很小的“选择”余地。她所形成的精神个性中有着深刻的社会内容。阿维读了妻子阿璋关于杨月月答允离婚的经过的描述后，回信摘录了萨特在《七十岁自画像》中对自己前期的“自由选择”论的否定：“我只把自己看作一个个人，我完全看不到我的个人存在与我的生活的社会有什么联系”，“不管是怎样的一个个人，人们只有把他作为一个社会存在来观察，才可以了解他。”而人作为一个社会存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可能是独立的精神个体。晚年的萨特是与马克思接近了。实际上，《你别无选择》中的有志青年，尽管作为艺术创造者精神上有较广阔的选择自己的处境的空间，尽管他们有比杨月月有更强大的意志，但也是在既有的社会文化环境中选择的，并不能超出诸如金教授的“才思”、从西方传入“现代主义”等条件的制约，并不是绝对的自由。他们与杨月月选择的过程没有很大的区别。
绝对独立的自由的精神个体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如果在精神上追求绝对的独立和自由，结果恰恰是自我的失落。《无主题变奏》中的“我”，是从大学退学当饭店服务员的年轻人。他蔑视一切世俗的价值，在别人视为庄严的事物中看到庸俗和做作。他嘲讽一切接触过的人，“羞于”与他们为伍，希望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不喜欢任何人干预。他觉得非常孤独，感到人生真太荒谬。他曾爱恋女友老Q，但老Q以“高亢的进取精神”想引他上“正路”，催逼他再次报考学校，就使他不能忍受：“你何必强我所难？”他只想适性而为，譬如做一个饭店服务员，在华丽大吊灯下摆上斟上各种颜色的酒的高脚酒杯，感觉到一种“艺术”气氛，自得其乐。他确实不是庸俗的，似有着一种与别人不同的追求，但实际上他心里空空如也，找不到自己。他的“心情总是莫名其妙地愉愉快快、恍恍惚惚，过马路时不会看看是不是在人行横道上……”他的精神个性中，除了对人生和所有价值的怀疑、与整个社会的对立之外，一无所有。他否定了整个社会和全部人生，就势必也否定了自己找不见自己，失落了自我。这是“精神个体”追求绝对孤立和自由的必然结果。当“我”无所事事，割断与社会的种种联系而深深沉溺于孤独感之中时，正是他丧失自我的开始。
有的评论者指出，“我”之所以会陷入人生怀疑论、价值怀疑论，迷失了自己，乃是因为“我”这一代人幼年时代经历了“文革”那个一切文明和价值都被摧毁、被践踏的时代，原来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在这里断裂了；而“主人公的话是对的：‘有人说一个人幼年的经验能影响他整个的一生。’”[4]也就是说，文革社会的荒谬和它在某些方面的延续，在“我”一代人的心里留下了太深的伤痕和印象，以至把它看作世界的本相，生活的全部，从而产生出虚无主义情绪，形成了与整个社会对立的心态。在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代中，也有不少受到这种观念、情绪的感染，再加上同样受到西方非理性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也表现出类似的倾向。
后来，这些迷失了自我的青年和他们的观念、情绪，在王朔的小说、部分的“新写实”作品和许多新生代的诗和小说里，更屡见不鲜。王朔笔下的人物是这些青年中最极端的代表。他们是《无主题变奏》中的“我”的发展，即从无所事事到“玩的就是心跳”，从蔑视世俗价值到边嘲讽边投入最庸俗的浊流，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我的意识和朦胧的价值追求。部分“新写实”作品的主人公和诗人主体在否认崇高、破除神圣上，与王朔小说中的人物没有多少区别，只不过不带有令人侧目的“痞气”、有的还有知识分子的身份而已。例如《中文系》写道：“中文系是一条撒满钓饵的大河／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网住的鱼儿／上岸就当助教，然后／当屈原李白的导游后／再去撒网／要吃透《野草》《花边》的人／把鲁迅存进银行，吃利息”。诗人以恣意戏谑的态度表现生活的平庸、凡俗，完全没有什么神圣高尚的东西。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也是如此：“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为了爬上去／做一次／也有的还来做第二次／或者更多……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这里全然没有以前杨炼的诗作《大雁塔》所赋予的沉重的历史感和其他人文内涵，大雁塔在诗人眼里只不过是平平常常的建筑而已，表现出一种淡漠、慵懒的意绪。这位作者的另一首诗《我们的朋友》写一些凡庸小人物的寻常交游，滑到哪里算那里，没有自己的精神“定位”，没有任何的目标和理想。这些作品的创作主体和笔下人物都认为人怎么活着都是活着，没有什么意义可说，精神上都与《无主题变奏》中的“我”相近，都象半辈子一事无成而心灰意懒的老人。一些新生代小说家笔下的人物更是大都不关注历史和未来，只专注于一己的生活和琐屑的内心体验和性欲等本能欲望。他们好象是绝对“个性化”的人物了，实际上他们更加茫然自失，有时真不知自身为何物。
非理性主义的自我，由于以个人为中心，向往绝对的独立和自由，试图超离实际上无法超离的社会关系的制约，随心所欲地对待一切，结果与整个社会隔离以至于对立，电缩进狭窄的内心，去追求所谓自然的生命冲动和欲求。在这样的生命状态中，绝少与社会群体的交流，绝少社会理想、人生目标和伦理观念等社会文化内容，没有深刻的情感、愿望甚至记忆，因而最后连最基本的人格的独立也谈不上，有时甚至接近于动物状态，他们丧失了人的本质，当然也就失去了自我了。上述那些作品正是表明，非理性主义从对自我的强烈追求出发，最后却走向了自我的丧失。
四
作家自我的确立和高扬，本对于作为最具有个人特点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的文学创作是非常重要的，新时期文学正是在作家自我的觉醒和高扬中兴盛起来的。但上述中的部分作家，不是汲取非理性主义中的一些合理的东西，而是在整个非理性主义自我观的影响下，在“自我”问题的认识上走到了一个片面，把自我看成为绝对的精神个体，结果他们的作品，与过去那种缺乏自我意识和主体性的作品殊途同归，也不能揭示出真实的、带有普遍性的人性和人性的深度，也偏离了文学的根本目标，不为广大读者所欢迎。
实际上，我们如果不是盲目信奉外来的理论观念，而从广阔的实际生活出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性的东西总是熔铸在自我里面的，自我不可能超离社会关系的制约而绝对独立和自由，再独特的自我也是在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整个社会现实的交往、融和或者冲撞、磨砺中形成的。“自我”特别强盛的人，只是能够有力地按照他特有的思维方式、情感体验方式，把社会性的东西吸纳、熔铸到他特有的观念体系和情感系统里面的人。在这种吸纳、熔铸之后，他的自我仍然是独特的，并且由于与社会群体相通而更深刻、更健全。因而，作家不但不应当把自我封闭起来，一味孤独地面对自己，顾影自怜，或者只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互相吐纳，而且应当在社会群体生活包括其精神生活中养育自我，在养育中丰富和深化自我。目前，如何正确地对待个体自我和社会群体的关系，仍然是创作中的一个难题。我们需要在认真的反思和相当长的时间里克服这个难题，以使我们的文学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收稿日期]1999-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