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达斡尔族族称与族源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达斡尔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翻阅了诸如《对达斡尔族称及族源问题的看法》、《达斡尔族族源研究的新途径》、《达斡尔族源于契丹的论证》等文章，觉得自己也应该谈谈这方面的问题。于是，写了本文，以表拙见。不是之处，敬待专家们赐予指正。
一、达斡尔民族成分识别问题的由来
达斡尔人的民族成分需要识别的问题，有它的远因和近因。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之后，达斡尔族的一些政界人士和上层知识分子，感到已无用武之地，便在中华民国“五族共和”的政坛之前徘徊而失望起来。在北京设立的蒙藏学校，也将达斡尔族学员拒之门外。出于使本族和本人在政界居有一定地位和前途的愿望，有几位志同道合者，发起了要有达斡尔族在内的“六族共和”的政治主张和倡议。可是，不到五万人口的小民族，异想天开地要跻于大民族行列，根本得不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回响和理睬。那么要依附“五族共和”中的哪个大民族呢？这就考虑到了曾建横跨欧亚两洲大元帝国的蒙古族。认为由于地区接壤、语言接近、风俗习惯也有相同点，只要提出几条论据，即可成为蒙古族的一个分支而受欢迎，因为这在“复兴蒙古运动”方面无疑是增添了力量的好事。于是，由阿勒坦噶塔先生撰写的《达斡尔蒙古考》问世了①。这就是产生达斡尔民族成分识别问题的远因。也是现在有的文章所说的“达斡尔人曾自称达斡尔蒙古也不是一点没有根据而随便提出来的”文字依据②。为什么要写《达斡尔蒙古考》，现在台湾的德古来先生是知情者，因为他是该书序言的作者③。
1952年8月18日，随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卧牛吐达斡尔自治区的成立，上述疑案终于引发出来。内蒙古地区的达斡尔人不但纷纷提出要求给他们恢复民族成分，而且多数人认为达斡尔自古以来就是单一民族。这就是产生达斡尔民族成分识别问题的近因。当时我国政府及时重视了这一问题，派出访问团了解民意，并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后，于1954年公布了达斡尔为单一民族，从而结束了达斡尔蒙古说疑案。新中国将达斡尔确认为单一民族，不仅符合民意，更重要的是尊重了历史事实。
二、关于《达斡尔蒙古考》的论据
我在上节文中说明了产生达斡尔民族成分识别问题的原因。下面，再来谈谈《达斡尔蒙古考》的论据究竟能否成立的问题。谈这个问题很有必要，原因是近来不仅刊有《达斡尔蒙古考》观点者的文章，而且被认为是“达斡尔族族源研究的新途径”④。
其实，达斡尔人的族源早有正确的定论。如在清朝乾隆年间钦定《辽史语解》里，将大贺氏复原为达呼尔氏。后于宣统二年，在黑龙江省西布特哈调查答案中写道：“达呼尔系辽国皇族后裔，天祚之时，迁至黑龙江北格尔必齐河一带居住。”⑤清朝对达斡尔族称族源的考证，至少比《达斡尔蒙古考》早二百年，而且黑龙江省各种史志书也认为达斡尔人是契丹后裔。我们的前辈为撰写《达斡尔蒙古考》而博览群史时，不至于不会过目的。
《达斡尔蒙古考》开宗明义写道：“夫于志传中，有谓达斡尔蒙古，为契丹后裔者。但契丹即鲜卑之更名，鲜卑乃东胡之遗族，而东胡为满洲之先祖也。然以达斡尔之民族性，征证于书典之述载，非契丹之后裔，乃达塔儿之遗部也。”⑥作出达斡尔乃达塔儿之遗部的根据，就是所谓达呼尔和达怛这两个名称的对音。那么怎样才使这两个不同音系的“呼”、“怛”二字成为对音呢？
首先，作者造了这样一个舆论：“然字之读音，古今音韵，时有出入。并以字形之相似，而致误书者，亦尝有之。故岁月荒远，以讹传讹，名词之差误，尤为甚焉。”⑦接着将达呼尔的“呼”字改为“斡”字，以备与“怛”字对音，提出：“考达斡尔蒙古之部名，于有清以来简册之中，咸以达瑚尔等字书之。但审达斡尔口述部名之音声，则以DAGUR呼之，实非达瑚尔之音也。然DAGUR之GU，与斡WE字之声，读音相近，略有轻重之别耳。并于《秘史》将O、U及WE等音，均以斡字书之。故今将达瑚尔之瑚字，易以斡字而书达斡尔，冀求其近真者也。”⑧
其次，又为达怛的“怛”字与塔斡尔的“斡”字寻找根据，从《俄罗斯源流考》中找到唐代西域有怛罗斯，认为是斡罗斯的异译，便下结论说：“怛、斡一声，至兀鲁斯、阿罗思、鄂罗斯，皆其译音之递转也云。观上所述，可知怛、斡二字，同为一音，而靼字乃怛字之异书，故达怛即达斡尔之异译也。”⑨
再次，为达怛的全尾形式塔塔儿及其出现编造理由，否则不能说明达怛是达斡尔的对音。写道：
……由上译音观之，可证达斡尔乃达怛之对音，塔塔儿之遗部也。”⑩
由上三段引文，可以清楚地看出，对达斡尔乃达怛之对音的论证，是在认为“读音相近”、“酷为相似”、“颇有误书之嫌”的前提下设计的，从而作出了达斡尔为塔塔儿之遗部的结论。这是《达斡尔蒙古考》的核心问题。然而，这些论据确无一点令人折服的地方。这里，我仅就三个问题，作一简要的澄清。
（一）作者说：“关于《秘史》将O、U及WE等音，均以斡字书之”。这个结论只能使不细看《蒙古秘史》的学者相信。O音被书斡字是对的，如口语olon书作斡栾（56节）。但它也被书以完字，如口语olja、oldolai，分别被书以完勒者（92节）、完勒答来（112节），而且完字为词首的词，出现于阴性词首时读作WE音。U音根本没有以斡字书之事实，而以兀字书之，如口语ula、ucirbal，分别书为兀剌（254节）、兀赤［舌］剌阿速（71节）(11)。
（二）查古今汉文字典，“怛”字只能读DA，“斡”字读WO。“怛”、“斡”二字绝非同音。所谓“怛”字与“斡”字对音是设想出来的。认为怛罗斯的异译为“斡罗斯”，这是为“怛”与“斡”对音一说寻找论据罢了。
（三）认为塔塔儿这一部名元初才出现，而且是由畏吾儿蒙文误书为塔斡尔而变来的，此乃纯属掩耳盗铃。这一部称，就象出现于《蒙古秘史》的忙豁勒是蒙古人的自称一样，实为今之塔塔尔人固有的自称。在《蒙古秘史》里，除其汉文旁译和总译为达达之外，没有一处自称为达达的，恐怕塔塔尔人也未自称过达达、达怛。这只是在汉文史书中为省写而惯用的短尾或秃尾译写形式罢了。再说，唐玄宗时所立厥特勤碑之突厥文中之三十姓达靼OTUZTATAR、九姓达靼TOKUZTATAR，并且从突厥文译成拉丁为TATAR（塔塔儿），这明明是历史上早已有过的自称，不该把史实歪曲为由元初之塔斡尔
。
把属于突厥系统的塔塔尔说成是鲜卑系统契丹后裔的达斡尔，又把塔塔尔族确定为古代蒙古族的遗部（我很担心、恐怕塔塔尔族中的有学之士也不会接受这一结论的），从而考证出一个达斡尔蒙古，这显然是与史实不相符的。而蒙古族也不是什么达达、黑达怛。“蒙古室韦，它是唐王朝所属室韦诸部之一，……室韦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民族，人种、语言和文化属东胡系统，与鲜卑、契丹相近。”(12)
三、回答批驳文章提出的问题
最近主张达斡尔蒙古说观点者，对达斡尔为契丹后裔说，提出了具有批驳性的种种异议。在这方面，《对达斡尔族称及族源问题的看法》一文，可以说是具有权威性的代表作了。既然问题已提出，我想本着真理愈辩愈明的精神，以事理和实例给予回答。
达斡尔和蒙古是古代的两个兄弟民族，有着同一族源，那就是史书上所称的东胡之裔鲜卑。因为是由一个族源分流发展的，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自然有其一定的共同点。然而由于分流期很早，也形成了各自的一些特点。我认为，在从各方面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重要的是尊重和正视其出现于历史舞台的先后史实。这样方能作出比较客观的判断，才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彼此影响谁先谁大的问题。在承认历史上这两个民族的先人哪个先居以统治地位这一史实的基础上，仔细研究其细微的差别，可能更有益于说明问题。在谈语言方面的问题之前，对下列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萨满教是古代北方多数民族信奉的原始宗教，并形成了大同小异的形式和内容。然其名称各异，如满洲称萨满，蒙古称孛额，达斡尔称亦都罕等。这些不同之称法，亦无不说明一定的问题。《达斡尔蒙古考》引《华夷译语》说：“师公曰孛额，师婆曰亦都罕。由此观之，孛额及亦都罕，乃系一教之师。但以其性别，而异其名而已，如觋巫是也。故昔时达怛之孛额教，即今日达斡尔之亦都罕矣。”如果达斡尔是塔塔儿之遗部，为何至少不把觋称为孛额，而称额日衮亦都罕呢？这不能不是疑点。
“靠近蒙古地区的达斡尔也有信喇嘛教者，请喇嘛念经或请喇嘛给孩子种牛痘。”(13)就整体而言，达斡尔族是不信喇嘛教的。有些地区的少数人请喇嘛念经，是很晚受蒙族影响才有的事。把这事与探讨中古之前的族源问题扯在一起是不妥当的。即使有人写过那种说法的文章，也是不该曲解为只是从信教这一点推论达斡尔是契丹后裔的。至于请喇嘛给孩子种牛痘，这与信教和族源问题无关。
“而辽是信佛教的，这一点呼和浩特市附近的白塔就足以说明。”(14)这只对了一半。但是言外之意，一则认为契丹人不信萨满教，二则认为达斡尔人不信佛教，这就不对了。从《辽史》朝廷岁时杂仪中，我们看到有着关于巫者参与祭祀活动的记载，达斡尔地区有供各种佛的史实。这些事，我们是不该否认的。很显然，契丹人既信萨满教又信佛教，达斡尔人也如此。
“拿曲棍球来说，……农区的蒙古人也玩类似的球。”(15)这也无不可能。这种击球运动，唐时由契丹相传盛行，进而由西辽传至西域。解放前，我国只有达斡尔族把春秋两季举行曲棍球比赛列为氏族组织应尽职责之一。前几年，国家体委将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命名为“曲棍球之乡”，这不能不说明达斡尔人对其祖先之俗直袭至今的一个问题。探讨这一问题，用“也玩类似的球”作为批驳论据，恐怕显得缺乏说服力。因为农区蒙古人也玩的“类似的球”不等于是曲棍球。再说，从他们的语言中至今还找不出与boiko、polie相近的名词来。
“蒙古人住的不论是平房或蒙古包都以hoimor（西边座位或西炕）为贵，……达斡尔人也有此习惯，尊贵的客人才坐西炕，……说明达斡尔人也以西炕(huaimaar hual)为贵。”(16)不错，达斡尔人有以西炕为贵之习，且hoimor与huaimaar音近似，可能是同源词。但其词义是不同的。《蒙汉词典》解说：“
［名］（蒙古包内）北面居中”(17)。另一《蒙汉辞曲》解释：“［名］北面、上首（毡包里迎门的一面）”(18)。只看发音相近，而失之于对其词义的检点，这不能不导致南辕北辙之误。
“大贺氏变音为达斡尔的说法，……大贺氏的大贺只能变Da e或Dawe，而颤音r似乎没有条件出现。”(19)我们若是孤立地去看，它是汉语词，就似乎没有条件出现r音了。然而我们考究的恰恰是有条件出现r的语词。在齐齐哈尔市北部，有一达呼店，该地名是由达斡尔人开的店达呼尔店省称而来。这种省称在本族语言里，仍然称为达斡尔店。我在上节文中谈过，达怛、达达这一部名，在塔塔尔族语言里仍自称是Tatar。让我们再来看些实例：包头东有一小站，汉文书作美岱召，蒙文书为
，这应该被承认为省略颤音r后的汉文译音形式。其实遵照蒙古语译为麦达尔召才是。《续通志·氏族略》考曰：“咄罗为绰罗，谓曰达呼哩氏（即大贺）之首君。”(20)《蒙古秘史》词汇选释，将Uyiqud-Ui＇ud释为Ui＇ur“维吾尔”的复数形式(21)。在齐齐哈尔市北部，也有一个小站，汉文书作塔哈站，而达斡尔人则用自己语言称其为塔哈尔Tahar。民国二年成立的呼玛县，是以呼玛尔河得名，其颤音r（即尔）也被省略了。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为了否定“达呼尔”与“大贺尔”这个族称实有承袭关系，作出“只能变××或××，而颤音r似乎没有条件出现”的结论，恐怕很难为语言研究者们赞同。在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时，复原某些汉译所省略的词尾r音，是应该受到欢迎的工作。
“从讨浯儿河而得名，讨浯儿音变成Daur的说法也不准确。因为达语里t和d是区别意义的，一般不容易混。”(22)我看这段话节外生枝了。因为没有人把taar与daar、tigi与digi混为同义词。我们探究的最后一族称是否由前一河名而得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这样一个史实：北方少数民族的很多名词，被译音为汉文时，很难都能顾全词首甚至词中的t和d音的准确，往往因人而易，如将“塔塔儿”(Tatar)音译为达怛(Dada)、达达(Dada)，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辽史》、《金史》中，均有“挞马”(dama)一词，《元史》中变为“探马赤”(tamaq)。伯希和指出，探马即为契丹语挞马之对音(23)。元以前的各朝代，曾将现在之洮儿河称为它漏河、太鲁水、挞鲁河、挞鲁古河。日本著名历史学家白鸟库吉也曾考证说：“元代记录此河作塔兀儿或托吾儿，其原名为Tagur或Daxur。……又与索伦杂居之Daxur人，中国人译为达呼尔或打虎儿，是此名称或亦与洮儿河有缘故也。”(24)可见，以“讨浯儿音变成Daur的说法也不准确”为论据，而且把词首的t和d区别意义作为论据的理由，从而否定Taur的T音变为Daur的D音，这也是毫无说服力的辩驳。
下面，我从语言角度谈谈有关的问题。
达斡尔语是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中的一个独立语言。但这不能说明达斡尔就是达斡尔蒙古或其一个部。××语系××语族，这只是语言学上表示系属的学术名词或用语。属于同一语族的人，不能认为他们是同一民族。这个道理，凡有语言学知识者无不知晓。
只从词汇方面进行泛泛的比较，把一个独立语言的词汇分解为这是蒙语、这是满语、这是鄂温克语……，不仅不是科学的观点和方法，而且不足以解决或说明问题。巴达荣嘎先生在其新作中作过统计：“《辽史语解》……共有1560个词，其中蒙语词530个，满语词232个，唐古特语词107个，梵语词8个，未解词147个。”并在进行一番对比后说：“现在有志之士仍在研究契丹文字。以俟认出大量的词时，起码从语言部分可以证明契丹究竟是操什么语言，而对证明达斡尔是否契丹后裔，也会大有裨益的。”按其上述观点和研究方法，既是大量发现契丹语词后，也把它瓜分为这语词那语词，契丹语不会能成其为契丹语的、对证明达斡尔是契丹后裔也不会有裨益的。
众所周知，契丹族人比蒙古汗国早问世三四百年，唐代契丹族大贺部的首领就曾相继为松漠都督府的都督，后又建国统治二百余年。契丹语也比蒙古语早三个世纪以前存在，后又创制了自己的文字。看不到这些史实对当时被统治几世纪的北方他族语言产生的一定影响，而只认为借用了被统治民族的语词，这种观点至少是不公允的，是不讲事物的前因与后果关系的。何况契丹跟蒙古同是鲜卑之裔，其语言也是由共同的母语——鲜卑语各自发展下来的，有其相同和不同成分是很自然的事情，怎么能认定它只能是蒙语词呢？从蒙古国研究契丹史学者贺·佩尔列在其《契丹和蒙古的关系》一书上所附的地图来看，在今蒙古国境内契丹人的古代城堡遗址就有十几处，从有的城堡古址还发掘出了刻有契丹字的瓦当(25)。所以我们不该不承认当时契丹语对其同源远亲旁支蒙古语有所影响。再比方说，中世纪蒙古语里出现的“斡尔朵”等词，是源于蒙古语，还是由契丹语传来的呢？恐怕属于后者的可能性为大。因为契丹人建国修建宫廷时，蒙古人还在住蒙古包，女真人还可能住着撮罗子呢。在后金人的满语里，据《满和辞典》还有durbe（四眼狗）、durbejen（四角形）及kara indahun（黑狗）。kara morin（黑马）的kara（黑色的），这是满语固有的词，还是契丹语词呢？我们从契丹小字解读出来的词中了解到，契丹语称黑为哈喇，而满语则称“四”为duyin、“黑”称sahalian。所以，我们不该排除它是契丹语词的可能性。在同一地区共处交往过程中，民族之间在语言上的影响是双方面的，只承认单方面的影响是没有道理的，因此也就说服不了任何人的。即使有一天发掘大量与蒙古语的共同成分时，也不能认为契丹是操蒙古语，或者说它是蒙古语的一种方言。契丹人操契丹语。我们不能因为突厥语对蒙古语影响很大，说蒙古人操的不是蒙古语。我想这个道理是讲得通的。
有些个别的词，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不应一概否定。再如“曷术”一词，只有在达斡尔语里保存着，至于“曷术(heshu)和卡索(kaso)的发音也不完全一样”的问题，该怎么看？提出这问题者不是不知道，在达斡尔语齐齐哈尔方言里，kaso读haso。k与h出现于达斡尔各方言词首时，往往相互交替，如kata～hata（盐）、kakra～hakra（鸡）。haso与heshu，不仅读音近似，而且也是对音的。如maso（勺子）是来自汉语mashao（马勺）的。用其二者发音也不完全一样来作为否定这个词和达斡尔语相同的论据，不免有些轻率了。作者又说：“既是一样，也不能拿这一个词来断定达斡尔就是契丹后裔。”然而，这个词也给了我们以有意义的启示，即对“契丹”一词音义有了确切认识，原来它是由镔铁之坚硬而来。这一点，引一段记载可为佐证：“上曰：辽以镔铁为号，取其坚也。镔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带色尚白。于是国号大金，改元收国”(26)。这里顺便需要解释一个问题，在论证达斡尔为契丹后裔方面，根本没有拿曷术这一个词来断定达斡尔就是契丹后裔之事，也没有单从运动器具来证明一个民族的系属问题之事。不应造此歪曲的舆论。谁都知道，一种学术观点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根据，怎么会只是那么两条呢。我认为，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是语言的基础，尤其是语法结构是很稳固的，它的发展变化要比基本词汇缓慢。我们从比较研究中不难看出，有些基本词汇和语法成分，在蒙古语甚至在中世纪蒙古语中已消失或趋于消失，可是仍在达斡尔语里保存着。比如第三人称代词yin（他）、aan（他们），只有达斡尔语完好地使用着，诸蒙古语中早已失传，甚至于中古蒙语——《蒙古秘史》语中，其主格也未发现。对此，蒙语专家桑杰耶夫教授惋惜地说：“大家知道，在蒙古诸语言及其方言里，第三人称代词并没有保存下来，现在只从这些代词中留下了一个第三人称物主小词－n～-n。主格的各形式可以由满洲语的i［他］类推，而构拟出原来的样子，目前到处都保存的与格——地位格及宾格形式，只在13-14世纪的古代蒙古文献中才有”(27)。这不能不是达斡尔语区别于古今蒙古语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可是，我们的一些语言学者作比较研究时，避而不谈这个问题。
再从语法结构、名词复数形态方面看，《蒙古秘史》语里，表示人或事物的名词复数形式很发达，尤其是以-s、-d、-uud为标志的复数形式，已超出名词的范围而扩及到了形容词和形动词等类，甚至发现有数的语法形态。看来现代蒙古语的几个主要语言（包括布里亚特蒙语、卫拉特蒙语）和方言的名词复数的概念和形式，基本上是与《蒙古秘史》语一致的。但是，曾被国外蒙古语学者称之谓蒙古语一个方言的达斡尔语，其情况就很特殊，名词虽有单复数形式，但相比之下，除人称名词的复数形式之外，唯一有个泛指人称和非人称名词的复数标志的——sul。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省略了名词复数后缀比较表。有必要澄清一点，桑杰耶夫教授说：“达呼尔语中复数后缀有-s、-ut、-cut，-cul，nut，……”(28)。根据我国近代达斡尔语调查材料，至今尚未发现这几种显然是蒙古语的名词复数后缀形式。从上述语言材料（当然还有很多）所提供的事实，我们即可看出，达斡尔语与蒙古语分别发展的时期，至晚约在上古末期或中古初期。这一时期还正是乌桓、鲜卑以来契丹与室韦（包括蒙兀室韦）大体分野的时期。
本文就《达斡尔蒙古考》问世的原因及其对“达斡尔乃塔塔儿之遗部”的论据，作了简要的披露和研究。对于达斡尔蒙古说者在其文章中提出的辩驳论据，也表明了我的见解。
注释：
①⑥⑦⑧⑨⑩阿勒坦噶塔：《达斡尔蒙古考》，1933年，东市特哈八旗筹办处发行，奉天关东印书馆印刷。
②(13)(14)(15)(16)(19)(22)巴达荣嘎：《对达斡尔族称及族源问题的看法》，《内蒙古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
③主要资料来源于呼和浩特和各地达斡尔民族成分问题座谈会。有些具体情况，曾由达斡尔知名艺术家乃日勒图生前提供。据我采访了解，原先的《达斡尔民族之歌》，后来被主张达斡尔蒙古说者改为《达斡尔蒙古之歌》，并使用了日本歌曲的曲调。
④留金锁：《达斡尔族族源研究的新途径——〈对达斡尔族称及族源问题的看法〉一文读后感》，《内蒙古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⑤参见吴维荣：《达斡尔族源于契丹的论证》一文。
(11)(21)参见额尔登泰、乌云达赉、阿萨拉图：《“蒙古秘史”词汇选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12)《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0年。
(17)《蒙汉词典》，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75年。
(18)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编辑：《蒙汉辞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6年。
(20)陈述：《契丹史论证稿》，中华民国37年，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印行。
(23)参见杨志玖：《辽金的挞马与元代的探马赤》，收入《辽金史论集》，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4)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方壮猷译，民国23年裔务印书馆发行。
(25)贺·佩尔列：《契丹和蒙古的关系》，1959年乌兰巴托出版。
(26)《金史》卷二。
(27)(28)桑杰耶夫：《蒙古语比较语法》，26、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