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炜[1]2000年在《论李白的浪漫主义人格及其特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李白的浪漫主义人格及其特色》一文是对李白浪漫主义的全方位论述。从他的人格及这种人格的外化也就是创作二者的关系进行深层次的阐发。本文引进个体人格的概念，通过对这一哲学概念的解释，揭示出个体人格对历史文化所具有的反思与叛逆色彩。正如别尔嘉耶夫在提出这一概念的时候所说的，“个体人格证明这个世界并不完美，须要提升。”而这个概念被引入来描述和阐释李白所具有的可操作性正在于：别尔嘉耶夫在解释文学上的浪漫主义的时候，在个体人格与浪漫主义这二者之间建立了两轴互动的关系。也即，个体人格和浪漫主义在精神气质上所具有的同构性。浪漫主义的存在及其价值正在于它必须面对自己的对立面古典主义。而后者则象已有的历史文化一样是对个体人格的压抑与窒息。浪漫主义的正义性正在于对古典主义的心灵反叛。 存在总是先于命名的。在把浪漫主义这一概念引入用以描述和解释中国文学的现象之前，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已经枝繁叶茂，生生不息了。神话进入文学，经由《楚辞》和《庄子》成为中国浪漫主义的源头和逻辑起点。通过纵向考察神话与文学的关系，尤其是上古神话与文学的关系，旨在说明李白的浪漫主义创作是以怎样的起点发生的。 神话与浪漫主义的艰难性正在于，它们从一开始就面对儒家诗教与历史理性主义的排挤和非难。 盛唐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它比先前与后来所具有的夺目光彩正在于：它给人们提供了伸展个性的无限可能性。但盛唐文化终究是长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一枚硕果。它对传统文化所形成的超越仅是：在固有的矛盾之外能够容纳新的矛盾形式，而不能消除原有的矛盾。这样它就不可能真正摆脱或消除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困境种种，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的制约之下，文化人便带着原有的文化胎记进入扑面而来的时间之流，在巨大的生存困境与心理困惑面前不知所措。在这种背景之下所产生的宗教由于不具有超验的本体论性质，信徒们便无可借重宗教提升自我的精神，作到超越其自身。而对失落，面对追求与幻灭的张力，李白投人道教信仰，创作出游仙题材与神话题材的诗篇，不仅有反思历史教训的性质，更有为生命追加意义和重量的性质。他对神话与历史事件的双重建构，是从宏观的视角对历史与现实，以及在历史的重荷和现实的错位中个体命运的反省。 而他的游侠题材的创作则说明，在那个时代，侠的内涵与上古时代侠的精神发生了多大的不同。游侠及任侠行为只有投人政府的拓边政策与鬃武行为才能被认可并受到鼓励，侠与世俗的功名建立起某种更为紧密的关系，从而为自己的价值进行定位。李白更把他理想中的政治人物与侠在精神上形成亲和关系，旨在表明他理想的政治人物在功成身退态度上，与侠的立功不图报的品德该有多大的相通性。侠从更为微观的角度，展现了诗人的个体人格的丰宫性与内涵的多义性。 李白追求个体人格的饱满与自由，突出地表现对人格独立的渴求。这在中国的以等级秩序为核心的儒家正统文化背景之下，该是多么强烈的不和谐音。李白悲剧的意义在于：通过自己追求个体精神的重压。传统文化和土生上长的宗教，都无法给人提供某种超验的价值理念和终极式的关怀，让人的精神能够超越自身，从而实现摆脱现实困惑的拯救与逍遥。李白的悲剧是个性超越时代，个性超前而被扼杀的悲剧。
张鸿[2]2014年在《《宇宙与意象》研究及中国古代宇宙诗学论》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以研究《宇宙与意象》的若干问题为起点，比较中西诗学中的宇宙论。《宇宙与意象》旨在研究文艺复兴后宇宙论科学哲学对诗人想象的作用。作者提出三类意象：宇宙体系、空间和生命。赫拉克利特派哲学和巴门尼德派哲学此消彼长贯穿所有意象。从封闭到开放是宇宙体系的中心意象。空间的中心意象是以太和太空之游。宇宙生命意象包括万有引力、种子、树、蛇、星云、分解、天体的死亡、火、轮回等。封闭宇宙哲学传统压制想象力，导致文艺复兴以后美学的反叛。以无限为美并非诗人独有：神学家认为无限创造才配得上神的威力，天文学家认为无限宇宙才能容纳众多世界，生物学家欣赏多样的生命形式。无限为浪漫主义者所追求，浪漫主义者认为有限和墨守成规意味着枯竭，浪漫主义的美学是无限包容。诗人的心理与宇宙科学哲学有所联系却不能完全平行。龙萨的球形宇宙并不说明他是纯粹巴门尼德派诗人，他崇尚无限时间和变化，赞美导致生命更新的死亡。雨果是纯粹的赫拉克利特派诗人，雨果的宇宙想象是“无限”美学的胜利。克洛岱尔承认无限时间之流，却用封闭房屋比喻有限空间，明确批判无限空间。龙萨和克洛岱尔共同的矛盾在于让有限空间容纳无限时间和变化。中国古人善于超越可见世界，想象不可见世界。中国古代有无限宇宙论传统，总结如下：天地有限，有起始，宇宙无限，无起始。无限有极大和极小两个向度。中心和边缘相对，两者均可取消。无限空间有众多天地。变化是自然之理，变化不息，带来更新和生命。时空和变化不可分割。崇尚无限的哲学化为欣赏无限的美学。中国古代文论家以刘勰、司空图、王夫之和叶燮为代表，其主张在于：人为天地之心，以诗人之心囊括时空；宇宙以变为美、因变生美；以尚变的天道作为根据来说明文学发展史的本质；宇宙存在的模式是诗歌创作和诗学的终极标准；因为人文和天文可以比德，所以主体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这与古希腊缺乏主体自主性的狂兴说形成对比。中国古代诗人以屈原、李白、杜甫、苏轼为代表，其宇宙论可总结为：质疑有限宇宙模式；强调人生有限和宇宙永恒之间的反差；以变化为宇宙的本质，注重变化的方式和规律；宇宙本体论或虚空或实有，宇宙发生论以气为核心；继承老庄以静观动的宇宙认识论；游于无垠，胸怀天地，超越有限，向往无限；秉承儒家“忠恕”思想，认定人与物同心同性、宇宙生命生生不息。西方无限宇宙论是对传统的反动，超越有限是暴力斗争，从一定程度上远离了人间，以宗教或征服宇宙为目的。无限宇宙还与上帝有关，西方人对无限表现得比较狂热。中国的无限宇宙论是对传统的继承，无限是自然之理，没有宗教色彩，具有平民气息。秉持无限宇宙论的中国诗人不能称为浪漫主义诗人。无限宇宙哲学并未引发中国人对外层空间进行西方人那样的浪漫主义想象。中西宇宙生命论的对比在于精神性和物质性、伦理性和生物性、实践性和无用性、教化和庸俗、整体和谐和个人或群体猎奇。中国古人的宇宙之游是为了个人修养或政治目的，人间是宇宙之游的落脚点。西方人抛弃地球，征服宇宙。西方诗人的心理经历了从有限宇宙到无限宇宙的审美趣味的变化。有限和无限两种宇宙模式的强烈对比导致了文艺复兴后诗人思想的自由奔放。中国古代有无限宇宙论传统。哲学家、文论家和诗人以无限宇宙为美，一贯崇尚无穷时空和变化。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没有针对有限宇宙模式的革命，面对无限宇宙中国古人始终温和超然。
范国岱[3]2003年在《论李白“尚奇”倾向的美学渊源及成因》文中指出李白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的艺术风格是异常丰富多彩的，而“尚奇”倾向则是他主导风格中十分鲜明的特色，这一特色是他的作品具有“无比神奇的艺术魅力”(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原因之一。李白“尚奇”倾向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继承我国古典文学史上的“尚奇”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本文尝试对李白的“尚奇”倾向的历史渊源及成因进行探讨。 本文分四个部分探讨此问题。 第一部分通过择要引述历代诗论对李白“尚奇”的评述，表明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文学思潮影响下，历代文人对李白的评价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对李白“尚奇”倾向的肯定则是一以贯之的。 第二部分考察了先秦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等思想派别的重要典籍中“奇”字的意义及其向审美领域的转化，指出在先秦诸子的学说中，道家思想是后代尚“奇”的美学之源。同时，文章还对《庄子》、《楚辞》、汉赋、汉乐府的艺术风格进行了概括的介绍，指出上述作品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尚奇”美学倾向，而李白“尚奇”倾向是在充分吸收它们的成就的基础上形成的。 第三部分阐述了“奇”的内涵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思想中的扩展，重点考察了“奇”在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中的涵义及在他们各自理论体系中的地位。通过对两部文献中“奇”字表现的美学意义的分析，指出《文心雕龙》在融合儒家崇尚雅正的文学观与道家哲学中的奇正观基础上，提出“执正驭奇”的主张，总结与褒扬文学艺术中创新求奇的成就，为尚“奇”的美学倾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钟嵘在《诗品》中提出的审美主张亦是以“奇”为贵。这两部体大思精的文论著作对尚“奇”审美思潮从理论上的总结，推动了文学创作中尚“奇”倾向的发展。 第四部分综述了李白所处的盛唐时期的社会背景和时代风尚，指出盛唐开放、宽松的政治背景为李白“尚奇”倾向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而当时普遍存在的 “尚奇”的文化氛围是他“尚奇”倾向孕育发展的肥沃土壤，加之他独特的个性因 素，使“尚奇”的倾向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发扬，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盛唐开放、宽松的时代背景，前代丰富的文化传统以及 李白与众不同的个性造就了他的“尚奇”倾向。
赵耀锋[4]2014年在《民国时期唐诗学研究》文中提出民国时期是唐诗学史上的一个关捩点,此期古典唐诗学走向终结,现代意义上的唐诗学处于开启阶段,随着陈寅恪、闻一多、杨启高等学者对唐诗的深入研究,“唐诗学”学科得以形成。此期唐诗学思想丰厚,当时的诗话、唐代诗歌史、唐诗选本、唐诗研究专著及研究论文中包含着丰富的唐诗学思想。对这些唐诗学思想进行挖掘,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唐诗学的研究。本论文拟在从唐至清学术史梳理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的唐诗学进行系统研究。本论文共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综述唐诗学的研究现状、选题意义,界定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分析研究的可行性及论文的创新、价值与不足。第一章民国时期唐诗学形成的社会背景。本章从民国时期的社会环境、本土文化思潮与外来文化思潮三个方面分析了民国时期唐诗学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第二章民国时期唐诗研究的方法。论文从把民国时期的唐诗学方法分为社会学研究法、文化学研究法和文艺学研究法三种,分别对这三种研究方法进行了理论总结。第三章民国时期唐诗学的发展历程。论文把民国时期分为三段,对每一段的唐诗学成果进行了详细统计,在此基础上,对每一阶段唐诗学的概况进行了系统总结。第四章唐诗史论。在回溯唐诗分期及各期地位论学术史的基础上,首先,论文对民国时期唐诗分期及各期地位论的相关学术观点进行梳理。其次,论文对民国时期学者关于唐诗历史地位论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梳理。再次,论文对民国时期学者关于唐诗兴盛原因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梳理。第五章唐诗艺术论。在回溯唐诗艺术论研究学术史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学者关于唐诗艺术论的相关学术观点进行梳理。第六章唐诗体派论。在回溯唐诗体派研究学术史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唐诗体论和流派论的相关学术观点进行梳理。第七章,唐代诗人个案研究。对民国时期对唐代五位大诗人李白、杜甫、李商隐、李贺、白居易研究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了梳理。第八章唐诗学思想分论。论文以民国第一期、民国第二期、民国第三期主要学者的唐诗学思想为线索,分别对每一时期的唐诗学思想进行了阐释。其中论文重点对王国维、闻一多、陈寅恪、黄节、钱钟书、胡云翼、杨启高七位学者在民国时期的唐诗学思想及其唐诗学方法进行了系统阐释。总之,民国时期,随着西学东渐,科学的学术方法被运用于唐诗学研究之中,现代唐诗学研究学术规范逐渐形成,唐诗学的理论体系得到确立,出现了一批唐诗学专家,唐诗学研究走向了自觉。此期历史学、文艺学、文献学、社会学研究的融通拓展了唐诗学研究的理论境界。民国时期的唐诗研究在方法论和理论建树方面对当代唐诗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钟菱[5]2009年在《论李白诗歌的悲情浪漫主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李白是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一生是充满悲剧的一生,他的诗歌表现了他一生怀才不遇、与黑暗现实和权贵格格不入的悲情浪漫主义精神。本文试从李白的悲剧人生和浪漫人格,及其诗歌中表现出的失意以及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揭示李白诗歌的悲情浪漫主义精神。
张笑菊[6]2010年在《李白与曹植比较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在研究李白与曹植女性诗歌和游仙诗歌渊源的基础上,结合二人的时代背景、人生遭际、才性气质、思想个性和艺术追求,对二人的女性诗歌和游仙诗歌进行比较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诗歌表现内容、思想内涵和艺术特征。本文从诗歌内容入手,分析李白与曹植的悲悯思想、生命意识、孤独意识、自由意识和游侠情结,并结合具体诗文中语言、意象、意境的独特性来分析两人女性诗歌自然真淳的美学特征和游仙诗歌雄奇不凡的艺术风格。本文通过对李白与曹植具有相似性的诗文进行分析,从两人豪放不羁的性格、怀才不遇的境遇、挥毫即就的才思和浪漫主义的诗歌风格入手来比较两人诗歌创作的模拟关系和继承关系。并探讨李白与曹植思想上的痛苦与矛盾,从而完整认识到曹植和李白两个个性鲜明的浪漫主义形象。本文通过将李白与曹植的女性诗歌和游仙诗歌进行比较,旨在明确李白和曹植诗文的继承关系,证明曹植是李白重要的艺术渊源之一。并证实中国古代优秀文学传统的继承性和吸纳性特点,能够帮助传承和发扬中国古代优秀的思想文化。
常铖[7]2012年在《李白漫游期间诗歌论略》文中研究表明漫游作为陶冶性情、消愁解闷、游山玩水的一种旅游方式或者说超凡脱俗、寻知求索、远离尘世的一种游赏手段，古代文人深得其味。唐代政治开明，经济发达，为文人漫游天下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和宽松的政治环境，漫游之风更加盛行，李白可以说是唐代漫游诗人之代表。终其一生，两次漫游的经历，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两次漫游所创作的诗歌，比之非漫游期间的诗歌，无论是思想、风格，还是创作方法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不同。本文就此着笔，分别就李白漫游对其漫游诗创作的影响、漫游诗歌的思想内容、漫游诗的传播和影响加以分析、阐释和探讨，因此，本文共由下列四章组成：第一章为唐代文人漫游，主要探析漫游之来源和唐代之漫游，归纳了唐代漫游的有利条件和时任文人漫游的种类；第二章为李白的漫游，主要探讨了李白一生中的两次漫游及其原因，并分析了漫游生活对李白漫游期间诗歌在描写对象选择，创作手法和艺术形式上的影响；第三章为李白的漫游诗，也是全文的重点，阐述了李白漫游诗的主要类型、思想内容、特征等，并分析了李白一生中两次漫游对其诗歌创作影响上的差别；第四章为李白漫游诗的传播及其影响，主要阐述李白漫游诗传播的原因、传播情况、传播的条件及其影响。
孙千淇[8]2015年在《李白游仙诗论稿》文中认为从公元618年到907年，唐朝共经历290年，堪称我国古代历史上最强盛的辉煌盛世。而天纵奇才的李白无疑是这个盛世文学的最好代表。游仙诗的种子经历了汉、魏、六朝的传播与发展，在这位充满仙性的诗人身上开出了最艳丽的花朵。司马承祯夸赞李白仙风道骨，作为神仙文化代表的游仙诗在李白的身上也得到了独一无二的传承与发展，并且包蕴了李白独特的仙性在其中，极富时代性和独特性，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本文尝试从“仙性”的角度入手，彻底厘清李白“仙性”的产生、发展、圆满以至应用于现实生活的外在表征和内部蕴含，确定李白对于神仙文化的态度与其对李白的影响。构建李白游仙诗与盛唐风貌之间的桥梁，并且尝试描绘出李白游仙诗中完整的神仙体系与仙境风貌对其独特“仙性”的承载，挖掘在李白的游仙空间与现实空间中的独特纽带，研探神仙文化在李白精神世界影响下的独特变形，窥探李白极大丰富的精神源流所在，以及隐藏在李白游仙诗之下的生平现实，在对李白游仙诗的研究下得出李白的独特的性格根源所在，解读诗仙之为何“不可学”，和李白生于唐代的因缘之所在。本文分为两部分，前部主要对唐代传统的神仙概念及其发展与变化进行总结，坚定研究基础，为第一章：准确界定传统神仙语意，明确研究对象。总结神仙概念的发展变迁，明朗神仙形象在唐文化影响下的独特变形，为研究李白游仙空间在其精神世界关照下的独特体现奠定基础。后部分为四章，拟从李白游仙诗的“仙性”研究入手，主要分析探讨李白“仙性”与其生平的相互关系，并研析其传奇性的生平对“仙性”的外在培养与内在蕴含。通过其游仙诗创作中所表现出的独属于李白的“仙性”，着重于将“仙”之一字吃透，以李白最富有独特性的“诗仙”表征来解读还原接近这一诗酒豪仙，一探诗仙的神仙世界的真实风貌，精神源流。第二章，论述李白与道教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李白与道教的因缘、道教与李白的仕途之路、和道教思想对李白的影响三方面进行解读研析，从而窥探李白“仙性”之本源。第三章，李白的好神仙探寻。本章分为“好神仙”、“喜炼丹”、“精神良药”三部分论述李白对神仙信仰的虔诚笃信，在此基础上再探李白“仙性”的表征与内涵，解读诗仙在神仙文化关照下的独特的思想性格形成。第四章，探析李白游仙诗中的神仙世界真貌，将李白一生游仙诗的创作以政治角度进行分期，分别关照、研磨每一时期的游仙诗创作特点，厘清“仙性”在李白身上的外在表征与内在蕴含的体现，以及其作用于李白生平的形式，挖掘诗仙笔下的神仙形象与游仙空间独特的内蕴。第五章，统论李白之“仙性”，总结的探讨李白“仙性”作用于其生命的具体体现，以及李白依托于“仙性”的性格的产生根源，试图一答诗仙为何“不可学”，和其生于唐时的因缘之所在。
瞿渠[9]2015年在《李白诗歌用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李白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豪放旷达、飘逸洒脱的浪漫主义诗风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影响深远。在李白的诗歌中,我们看到的是丰富的想象力,雄浑豪气的人生感慨以及变幻莫测的意象组合。后世研究李白多从这些角度出发,很少关注李白诗歌中的用事。其实在李白诗歌中用事的运用却是十分的突出。李白是天才型的诗人,但他更是一个知识广博的学者型诗人。李白在诗歌中经、史、子、集,各种民间故事、历史神话的事例无所不用。另外,用事的理论对后代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白能在诗歌上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有“诗仙”之称,这和他吸收了用事理论的优秀之处是分不开的,比如兼收并蓄、用事不俗、不为事使等优秀理论方法。可以说研究李白诗歌离不开研究李白诗歌的用事。因而,从用事理论的基础上来分析李白的诗歌用事是十分有意义的。论文分为四章完成,第一章,用事的发展脉络和内涵意义;第二章,李白诗歌用事所表现的李白思想;第三章,李白诗歌用事分类;第四章,李白诗歌用事方式及其风格。因此,论文从用事理论的基础上对李白诗歌的用事进行深入的探究,是对李白研究的一个很好补充。
王雪凝[10]2016年在《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文中认为李白研究是唐宋文学研究的一个重点,也是热点,在国内外都有着不少研究成果。但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入手分析李白与巴蜀文化关系的却尚属少数。李白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巴蜀地区度过的,巴蜀文化是滋养他成长的沃土。巴蜀文化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它的兼容性,李白的作品、思想和行为都在各个方面展现出了巴蜀文人特有的兼容心态。巴蜀文化的范围较为宽广,本文选取其中名流文化、仙道文化和豪侠文化三个具有代表性的部分,以此为立足点分析李白的作品、思想和行为中巴蜀文化的烙印。巴蜀名流文化是历代巴蜀俊杰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李白追慕汉代蜀乡先贤——司马相如和扬雄,并由此建立起对赋体文学的热爱。初唐诗人陈子昂与李白同出西蜀,他们在思维方式和人生经历上多有相似之处,李白有意识地在思想和创作上向陈子昂的复古文学观靠拢。李白在蜀地时曾拜隐士赵蕤为师,向他学习过《长短经》一书,并对书中的纵横家思想有所吸纳。李白承袭了巴蜀名流好文学、慕权势的心理特征。他不仅喜好文学,并且有着自己独立的文学观。他欲济苍生,奋力追求功成,然最终失败。李白兼容性地继承巴蜀名流的发散性思维,对赋、诗、文、词等多个领域都有所涉猎。巴蜀地区是道教的发源地和兴盛地,其仙道文化尤为兴盛。李白受仙道文化影响,在思想上对老子和庄子多有吸收,他认同老子对宇宙和人生的认识,而在文风上多模拟庄子的浪漫恣肆。李白具有炼丹访仙的神仙追求,并且把它们付诸行动。李白的作品在诗体、题材和风格上都带有仙道文化的影子,他的游仙诗与山水诗各有精妙又能合二为一,他的诗歌中时常出现道教生活和神话、仙话的记录。这些因素的加入让李白的作品具有了超凡的浪漫主义色彩。李白的兼容心态让他能够在以道为主的同时接纳儒家和佛教的思想。他“功遂身退”的理想源于老子,同时也含有儒家的独善和兼善思想。道家白日飞升的美梦破灭后,李白在佛教勾勒的彼岸世界中得到了精神的慰藉。巴蜀地区自古以来就有不少关于豪侠的记载,此地的豪侠文化由来已久。李白少年时,在蜀地就有一些任侠的行为。李白时常在诗歌中对豪侠进行歌颂,并且不时以豪侠自居。他有着侠士的重诺重义的精神,并且有济世拯民的理想。心怀天下是李白豪侠精神的一部分,同时,他也重视自我个性的彰显。豪侠文化对李白也有一些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助长了他的享乐情绪,李白因此有过一些酗酒、狎妓的行为。李白对豪侠文化的吸收也具有着兼容的特点,他能够合儒、道、侠三者为一体,侠士李白有着儒家的重诺守信的正气和道家追求自由的洒脱。
参考文献：
[1]. 论李白的浪漫主义人格及其特色[D]. 王炜. 陕西师范大学. 2000
[2]. 《宇宙与意象》研究及中国古代宇宙诗学论[D]. 张鸿.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4
[3]. 论李白“尚奇”倾向的美学渊源及成因[D]. 范国岱. 首都师范大学. 2003
[4]. 民国时期唐诗学研究[D]. 赵耀锋. 西北大学. 2014
[5]. 论李白诗歌的悲情浪漫主义[J]. 钟菱. 中国科教创新导刊. 2009
[6]. 李白与曹植比较研究[D]. 张笑菊. 河北大学. 2010
[7]. 李白漫游期间诗歌论略[D]. 常铖. 华东交通大学. 2012
[8]. 李白游仙诗论稿[D]. 孙千淇. 吉林大学. 2015
[9]. 李白诗歌用事研究[D]. 瞿渠.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5
[10].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D]. 王雪凝. 西藏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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