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调控形势的变化和货币政策操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调控论文,货币政策论文,中国论文,形势论文,操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经济从1997年底开始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尽管在国际上很多人看来，亚洲金融风暴主要冲击了亚洲许多小的经济体，似乎中国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但实际上中国受到的冲击也是很大的。当时，亚洲一些国家有很多金融机构陷入困境甚至倒闭，为数不少的各类工业企业不得不进行重组。由于中国经济规模比较大，所以从整体上来讲，受到的冲击不甚明显，但实际上中国经济经历了一场很深刻的调整。由于这次调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1998～2002年期间相对较低，平均为6.1％。另外，在这期间中国的物价有所波动，在有些年份为负；在另一些年份为正，也不高。总的来看，中国在这五年间略微有一些通货紧缩。
根据事后的评估，中国经济形势在2002年夏天出现了转折。从这时起，物价突破通货紧缩的局面开始出现上扬；国际收支改观，进入中国的资本增加。而在1998～2002年这五年期间，尽管每年有200多亿美元左右的贸易顺差，同时还有400多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但出口收汇率较低，因此外汇储备基本上处于非常缓慢的爬行状态。从2002年夏天开始，对中国经济的预期开始发生变化，我们观察到2002年下半年外汇储备增加较快，全年外汇储备增加742亿美元。对于这样一个转变，货币政策难以跟进，因为国内多数的经济学家都感觉中国仍处在通货紧缩阶段，再加上当时对宏观经济走势的预见性不足，因此货币供应量未及时收紧，在2003年第一季度出现较明显的信贷膨胀。当然也有人解释说这与政府换届的影响有关，这可能也是一种解释。总之，2003年第一季度总的贷款规模和2002年相比出现了成倍的增长。随着这种增长趋势日益明显，我们意识到应该对这种趋势进行宏观调整。
但是，就在各方意见几近趋同、准备采取措施的时候，伊拉克战争爆发了。伊拉克战争打响以后，存在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当时人们不知道这场战争到底会持续多久，也不知道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有多大，因此不敢轻易对经济中的投资，贷款以及局部过热的情况进行调整。当然，事实是，伊拉克战争的最初阶段结束得比想像的要快，同时对世界油价和石油运输的影响也没有事先估计的那么严重。但其后“非典”疫情又随即而来，2003年4月份时，“非典”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已经显现，因而不得不把事先设计好的有关适当收紧货币供应量的政策调整为冷静观察。2003年第二季度本外币贷款增加11000亿元，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支持经济克服“非典”疫情的影响，特别是使那些受“非典”冲击较大的服务业以及对部分大城市经济的负面影响尽可能减少。在“非典”疫情几近结束的时候，中国开始重新考虑启动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特别是控制货币供应量，但同时也需充分顾及到广大企业的愿望，即非常希望尽快把“非典”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弥补回来，也就是说这些企业希望的是恢复经济增长，而不是收紧货币的过度扩张。在这一背景下，中央银行仍然出台了若干政策，包括2003年6月份出台的房地产信贷方面的政策，以及2003年8月份决定并于9月份实施的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的政策。
通常，货币供应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货币供应量对企业流动性的影响都存在一个明显的滞后期。而且，这个滞后期并非是一个常数，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可能发生变化，时间一般为半年以上或者是一年。这一规律也出现在中国宏观经济中。尽管通过2003年下半年以后的宏观调整，在2003年第四季度出现了一些经济回稳的迹象，但是2003年第一、二季度过度的货币供应和过多的市场流动性在2004年第一季度仍要发生作用，一些宏观经济指标又出现了强烈的反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果断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
人民银行采取了多种货币政策调控手段。从调控工具上，人民银行主要依靠的是公开市场操作。在过去的两年内，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共吸收了1万亿元左右的流动性。从基础货币的角度来讲还存在一个乘数，社会上可用的资金量就要乘上这个乘数。中央银行依靠的第二个工具是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也是为了吸收社会上过多的流动性。第三个工具就是利率：2004年第一季度，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分别提高了0.63个百分点和0.27个百分点；在2004年10月份，存贷款基准利率又提高了0.27个百分点。同时，人民银行也采取了一些结构性调整措施。对于结构性调整的有效性，应该说历来有争议，尽管中央银行可以想一些办法来调节结构，但有时候针对性可能不会太强，或者是会波及周围其他行业。不过，对于像房地产等一些行业，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窗口指导和其他有关调控工具进行适量调控，这实际上也是总量调控的一部分。
中央银行采取多种货币政策手段进行调控，其结果是引发了新的讨论：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操作时主要看什么指标？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也有采用其他中介指标的，但中国多年来还是依靠货币供应量的几个指标，主要是广义货币M[，2]、狭义货币M[，1]以及基础货币；对于现金指标，大家观察的稍微少些。当然，也有人指出这些中介目标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越来越缺乏准确性，所以过分强调货币供应量不一定符合现在的实际情况。
就中国目前的阶段来看，我们所观测的这些货币供应量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用的。怎么看呢？2003年，广义货币M[，2]的增长率和狭义货币M[，1]的增长率都在20％左右，确实偏高，有伊拉克战争和“非典”疫情的影响，客观上它还有一个滞后冲击。2004年，通过宏观调控，就把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下拉至14％左右。如果通过指数平均或者几何平均看，2003～2004两年间广义货币M[，2]增长17％，狭义货币M[，1]增长16.3％。这个数字与以往数字相比，还是存在一定的规律。往前看5年，即1998～2002年间，经济增长速度稍微偏低，物价存在下滑压力，5年平均M[，2]和M[，1]的增长率都是在15％左右。在中国目前经济增长高于前五年的情况下，货币供应量略高于前五年也是可以接受的。同样的分析表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也有类似的规律。
中国货币供应量指标和国际上理论界所说的货币供应量指标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一般认为，货币供应量作为一个名义值，它可能是和名义GDP有关，也就是和实际GDP加上GDP的平减指数有关。比如去年名义GDP增长是16.4％，其中平减指数是6.3％。但是中国还多了一个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货币供应量增长高于实际GDP增长和物价上涨之和，那就是改革过程中，有大量的非货币的实物福利走向货币化。例如，过去住房不是货币化的，医疗价格受压制，等等。货币化会导致改革过程中货币增长量高于名义GDP。
我们认为，观察货币供应量中的广义和狭义供应量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经济仍具有相当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在注重这个目标变量进行总量调节的同时，还要注意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物价方面的变化，以使我们整个调控更加具有目的性，更好地适应经济的发展。
另外，除了货币供应量、市场流动性、货币市场利率等方面的调控以外，我们也非常重视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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