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之间史论的发展及其风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论论文,风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6）04—0027—08
史论作为一种历史认识形式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最能体现史家的历史认识特色。正是史论这种历史认识形式的存在，使得历史编纂成为真正的史学论著①。从《左传》的“君子曰”到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中国古代史论不断完善和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与时代互动中，汉晋之间的史论承前启后，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本文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就汉晋之间史论的发展及其时代特点略抒浅见。
一、史论形式的发展与创新
《左传》“君子曰”创立史论这种历史认识形式，并对后世史学产生深远影响。刘知几《史通·论赞》云：《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开创了历史撰述中史论的先河。后代历史撰述受《左传》启发和影响，撰史一般都有论。这些史论名目虽不尽相同，但其“辩疑惑、释疑滞”② 之义却是相通的。
《左传》的“君子曰”作为重要史学传统被后世继承。如果仅从形式而言，《史记》及其以后的各种史论都是《左传》“君子曰”的继承和仿作。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书法篇》云：司马光“仿左氏设辞‘君子曰’而称，‘臣光曰’以发之。”意思是说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史论是对《左传》“君子曰”的继承和发扬。但是，“君子曰”只能说是中国古代史论形式的滥觞，而真正对中国古代历史评论体系具有开创之功的则是《史记》。
既统一又灵活的“太史公曰”，内容丰博，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历史、伦理、世俗、形势、人事等等，而且议论宏阔，笔势纵横，言辞精练，旨义深微，或考证古史，或叙游历所得，或揭示撰述义例，或明撰作之旨，或褒贬人物，或纵论史事，或隐微讥刺，皆直抒胸臆，观点鲜明，构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正是体系的完备与理论的丰富，《史记》的史论被后世历史撰述全面继承。
《史记》以后，大凡历史撰述都有史论，史论的形式也越来越多。刘知几在《史通·论赞》篇中对唐以前的史论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他说：“《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蒐，刘祐曰奏，袁宏、裴之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馆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这些名目繁多的史论反映出汉晋之间人们对史论的重视和史论形式的丰富。
值得注意的是，晋代出现了《总论》这种新的史论形式。干宝在《晋纪》中，首次创立了《总论》。干宝的《晋纪》虽然亡佚，但附于全书之末的《总论》作为一篇重要的历史评论被收入《文选·史论》篇，唐初史臣修《晋书》时，以“史臣曰”的形式引录《总论》作为对西晋的历史的评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八十九《晋愍帝纪》建兴四年十一月条非议世风时政、论述西晋灭亡之因时节录了《总论》，《群书治要》卷二十《晋书·晋惠帝注》、《艺文类聚》卷十一《帝王部·总载帝王》、《初学记》卷九《帝王总叙》也对《总论》删节后予以收录，这些引录、节录使《总论》得以保存下来，也说明“总论”的学术价值被历代公认。
从现存文献看，晋代以前尚无《总论》史论形式。将史论以“总论”的形式置于书末，用以总结和评论全书所记述的历史事实，在一定程度上使作者可以摆脱过往史论就事论事的局限，能够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下提出自己的历史观点，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理想，对全书起到了理论总结的作用③。“总论”这一史论形式的创立，对后世史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南朝裴子野的《宋略》、何之元的《梁典》便仿照《晋纪》设有“总论”。但是以“总论”总结历代或一代兴亡之因，作者需要具有较高的史学素养，魏晋以后的史著以“总论”形式评论历史的并不多，有一些史家以“自序”方式论断全书内容，明清时期出现了《纲鉴总论》，但规模与水平除了戴笠《流寇长编自序》等少数篇目外，都难以与《晋纪·总论》相当。不可否认，从中国古代历史评论发展过程来看，从附于史事记叙中的史论，到脱离史事记叙而独立成书史论的发展，《晋纪·总论》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隋唐以后脱离记述历史事实的史著而单独成书的史论多了起来，无疑受到它的影响。
汉晋之间出现了许多单独成篇的史论，这些史论一般篇幅较长，纵论古今，视野开阔。或是论述朝代兴亡，或是讨论政治制度的是非得失，或是阐述对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的看法。单独成篇的史论在汉初已出现，如陆贾的《新语》、贾谊的《过秦论》、贾山的《至言》等。《过秦论》以史论的形式对秦朝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做了深刻总结和理论概括，影响很大。魏晋时期人们模仿《过秦论》撰写了许多单独成篇的史论，如陆机关于东吴兴亡的《辨亡论》和《五等论》、江统关于民族政策的《徙戎论》、曹冏关于曹魏兴亡的《六代论》、干宝关于西晋兴亡的《总论》、习凿齿关于魏晋正统问题的《晋承汉统论》、张彝纵论历代君王的《上历帝图表》、刘颂、段灼关于封建与郡县制优劣比较的议论等等。这些形式类“文”，内容关“史”，脱离史书单独成篇的史论立足于现实问题，着眼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历史命题，相对于那些附于史书之中的史论，更利于史家集中发表对历史的看法。
独立成篇史论的进一步发展，到东晋又出现了历史评论专著。东晋以前的史论，分为系统的篇前序论、篇后赞论、夹叙夹议三种议论形式，最多见的是附于篇末的议论。东晋徐众撰写了《三国志评》④ 这样的历史评论专书，使历史评论成为一种独立的历史撰述形式。《三国志评》其书已佚，只在《三国志》裴注中保存有一些引文，从这些引文来看，该书应该是一部历史评论专著。可能是受《三国志评》的影响，唐、宋以后这种历史评论专书逐渐增多，如唐代虞世南的《帝王略论》、朱敬则的《十代兴亡论》；宋代胡寅的《读史管见》、李焘的《六朝通鉴博议》；明清之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宋论》等等。
二、史论内容的拓展
《左传》的史论基本上是就事论事，缺少理论的概括和总结。《史记》“寓论断于序事”之中，又用附于篇末的“太史公曰”进一步表达司马迁的历史认识。“太史公曰”虽然大多数也是就事论事，但已开始脱离具体人和事，从理论层面上讨论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和社会现实问题，大大拓宽了史论的内容。
天人关系是《史记》“太史公曰”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司马迁表明他著《史记》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⑤，提出了天人关系这个重大课题。《史记》许多史论都集中阐述了司马迁对天人关系问题的思考。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就伯夷、叔齐的行为和际遇发表评论说：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司马迁在这里批评的是“天道福善祸淫”的传统观念，对天人关系的传统认识感到疑惑。在《项羽本纪》中就项羽自杀前所说“此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的话，司马迁就此评论说：“（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⑥ 在司马迁看来， 项羽不从自身寻找失败的原因，而用“天亡我”来为失败寻找理由这是十分荒谬的。
历史发展的大势是《史记》“太史公曰”关注的另一个大是大非问题。自战国后期思想界五德始终说流行以来，历史发展的循环思想深入人心，司马迁当然也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但是司马迁是用发展的眼光，用通变的意识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如他分别在《高祖本纪》和《平准书》的后论中说：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
司马迁是一位天命史观的怀疑者，他认识到应该从物盛而衰、时极而转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和历史的变化，不论是忠、敬、文的演变，还是一质一文的交替，都是社会盛衰变化的形态。这些议论无疑具有明显的历史哲学的色彩，是具有较高理论层次的历史认识成果。
历史哲学虽然是史学认识的最高境地界，若要真正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要真正关注现实，为现实政治提供历史智慧，史家就必须把目光从天命转移到具体人事上来。正如吴怀祺先生所言，从班彪《史记后论》、《王命论》到班固的《汉书》、《白虎通德论》，再到荀悦的《汉纪》，史家的史论在保留天人感应论的基础上，突出表现出一种重人事的思想⑦。汉晋之间，由于社会动荡，政权盛衰兴亡变化频繁，史家更多地关注各种社会现实问题，更多关心社会上的人事变化，从而使政权兴亡、民族政策、正统与非正统、封建与郡县等迫切需要回答的现实课题成为此间史论的主题，史论在更宽阔的历史视野下展开。
第一，代圣人立言，宣扬维系世俗人心的道义是此间史论的自觉。这种自觉虽然是汉晋之间史论的共同倾向，但又以荀悦《汉纪》的“荀悦曰”表现最为突出。刘知几说荀悦《汉纪》的史论“义理虽长，失去繁富。”⑧ 这个评价是相当准确的。荀悦在《汉纪·序》明确标榜自己撰史的目的是：“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综观荀悦的史论，荀悦是忠实地实现了他“五志”的。如《汉纪·高祖纪》中有两段史论：
荀悦曰：《孝经》云：“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王者必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以明有孝也。无父犹设三老之礼，况其存者乎！孝莫大于严父，故后稷配天，尊之至也。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古之道，子尊不加于父母，家令之言于是过矣。
荀悦曰：贯高首为乱谋，杀主之贼，虽能证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赎公罪。《春秋》之义大，居正罪无赦。赵王掩高之逆心，失“将而必诛”之义。使高得行其谋，不亦殆乎！无藩国之义，减死可也，侯之，过欤、！⑨
像这样以《春秋》之义为原则来褒贬是非，评论历史的情形在《汉纪》中屡屡可见，经学味道很浓。
第二，热衷于讨论政权的盛衰兴亡，总结朝代兴亡的历史经验。汉晋之间政权频繁更迭，朝代骤兴骤亡，这是一个让人们不愿看到，但又是实在发生的事实。因此，朝代兴亡问题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史家对这个时代课题也表现出了浓厚兴趣。西晋初年，陆机写《辩亡论》，叙述东吴兴衰的历史过程，讨论东吴盛衰兴亡的原因，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东晋干宝撰《晋纪》，并以《总论》形式讨论了西晋兴亡的深层次因由。重视讨论西晋灭亡的原因是晋人写晋史的一个共同特点，也正是史家热衷于撰写西晋皇朝史的旨趣所在。
第三，讨论“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优劣。魏代汉、晋代魏都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完成的，充满了血腥味。为何汉家政权和曹魏政权能够轻易地被曹氏和司马氏夺取？其中的原因引起了人们普遍思考，于是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优劣的争论再次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曹魏的曹冏，西晋的刘颂、段灼、陈寿、陆机，东晋的孙盛、袁准、袁宏等对此都有论述。在封建问题上，表现出两种相反的观点。一是认为“封建”制优于郡县制。在曹氏从汉家刘氏手里轻而易举地获得政权后，如何防止曹氏政权又被别人抢走，这是曹冏日夜思虑的问题。为此，他撰《六代论》，论述汉家天子为何不能保有政权，曹氏政权又如何防止政权落入他家，故此他极力主张曹氏政权实施封建。刘颂、陆机、袁宏对两种制度的优劣作了具体的辨别。刘颂认为：“善为天下者，任势而不任人。任势者，诸侯是也；任人者，郡县是也。郡县之察，小政理而大势危；诸侯为邦，近多违而远虑固。”⑩ 陆机作为“封建”制的坚决维护者，著有专文《五等论》，阐述“圣王经国，义在封建”的观点。他以夏、商、周行“封建”制天下安然，秦用郡县制造成“国庆独享其利，主忧莫与共害”的孤立局面以至二世而亡的不同结果为例，论证“封建”制优于郡县制(11)。袁宏除了论述“封建”制有利于藩屏帝室、巩固王权和改善吏治的观点外，还进一步考察了行“封建”制之利和用郡县制之弊的内在原因。他认为行“封建”制是为公，而用郡县制是为私(12)。二是反对汉、魏、晋虚封诸侯王的做法，主张大力分封同姓王。例如，段灼鉴于晋初“诸王有立国之名，而无襟带之实”的现实情况，以周、汉“神器夺于重臣，国祚移于他人”为历史鉴戒，建议晋武帝大封同姓王，增强同姓王的权力，具体做法是“听于其国缮修兵马，广布恩信”，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盘石之宗”，“天下服其强”(13)。刘颂同样认为诸侯王若图具虚名、可树可废，那仅是“郡县之职，非建国之制”(14)。孙盛则批评曹魏之分封，“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术，违敦睦之风，背维城之义。” 并认为曹魏的败亡乃是由“雕剪枝干”、“委权异族”造成的(15)。
第四，讨论正统，为政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辩护。“正统”之说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并在汉代由于统治者的需要而在政治、史学领域有所涉及，但作为一种理论问题进行阐述则始于东晋著名史学家习凿齿。习凿齿站在司马氏政权的立场，不同意陈寿《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的做法，著《汉晋春秋》一书，“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同时，习凿齿还撰作《晋承汉统论》，进一步从理论上说明曹魏为篡逆、晋承汉统，以完善其正统理论。习凿齿的正统观念引发了中国古代史学上正统与非正统问题的论争，并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命题和史学观念。
第五，讨论夷夏之防，为民族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汉晋之际，长期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内迁并建立政权，民族矛盾、民族交往与融合比以往任何时代都突出。民族关系问题是此间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采取怎样的方针、政策予以解决这些民族问题，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西晋人江统作有《徙戎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依据《春秋》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念，以一种大汉族主义的心态对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以来民族关系的发展作了消极评价。《徙戎论》的中心议题是反对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主张将内迁各族外迁到原居住地。这代表了晋代乃至后世解决民族问题的一种思想倾向和情绪。
第六，继续讨论先秦以来就已有讨论的一些重大历史命题。如荀悦的史论虽然重点在于代圣人立言，弘扬《春秋》褒贬之义，但是，他仍然提出了如形、势、情、三势、三游、六主、六臣等重要的历史命题。如荀悦在《高祖纪》的后论中议论说：
夫立策决胜之术，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势，三曰情。形者，言其大体得失之数也；势者，言其临时之宜也，进退之机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意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何？三术不同也。初，张耳、陈余说陈涉以复六国，自为树党；郦生亦说汉王。所以说者同而得失异者，陈涉之起也，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汉之分未有所定，时天下未必欲亡项也。且项羽率从六国攻灭强秦之时，势则不能矣。故立六国，于陈涉所谓多已之党而益秦之破也。且陈涉未能专天下之地也，所谓取非其有以与人，行虚惠而获实福也。立六国，于汉王所谓割已之有以资敌，设虚名而受实祸也。此同事而弄形也。及宋义待秦、赵之毙，与昔卞庄刺虎同说者也。施之战国之时，邻国相攻，无临时之急，则可也。战国之立，其日久矣，一战胜败，未必以存亡也。其势非能急于亡敌国也，进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时，乘敌之毙，其势然也。今楚、赵所起，其与秦势不并立，安危之机，呼吸成变，进则成功，退则受祸。此同事而异势者也。伐赵之役，韩信军于汦水之上，而赵不能败。彭城之难，汉王战于濉水之上，士卒皆赴入濉水，而楚兵大胜。何则？赵兵出国迎战，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怀内顾之心，无必死之计；韩信军孤在水上，士卒必死，无有二心，此信之所以胜也。汉王深入敌国，饮酒高会，士卒逸豫，战心不固；楚以强大之威而丧其国都，项羽自外而入，士卒皆有愤激之气，救败赴亡之急，以决一旦之命，此汉之所以败也。且韩信选精兵以守，而赵以内顾之士攻之；项羽选精兵以攻，而汉以怠惰之卒应之。此同事而异情者也。故曰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设策之机也。(16)
荀悦首先提出了“形”、“势”、“情”三个命题，接着又脱离刘邦具体的历史史实，以秦汉之际的历史事实来论证他提出的命题，将历史事实作为论证自己提出的形、势、情三个命题的工具和依据。当然，汉晋之间史论讨论的问题还有很多，这些问题的讨论使此间的史论的现实性、时代性都很突出。
三、重在义理的评论风格
孔子依据鲁史整理而成《春秋》，左丘明以鲁太史和鲁君子的身份为《春秋》补充了大量史料编成《左传》，《左传》因此而与《公羊》、《谷梁》二传明显不同。孔子整理《春秋》的目的，司马谈说：“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17) 南朝刘勰也认为：“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18) 《春秋》的主旨在于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义理性很突出。但是，《左传》所载“仲尼曰”，其中只有2处是关于家国盛衰的，其他大部分史论都不是“天道盛衰”，而是评论人物政事，尤其少有抽象的哲理性的总结概括，史论风格较《春秋》有大不同。《左传》君子的议论有83处。其中标明“君子曰”者44处，“君子谓者”22处，“君子以是知者”11处，“君子以为”者6处，这些都是君子直接发论，其余50条史论或是引述《诗经》，或是借孔子、史佚等人之言来表达作者对所叙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爱憎褒贬和是非判断。宋人林尧叟在注《左传》隐公元年条时指出：“《左传》称君子曰，多是取当时君子之言，或断以已意。”《左传》的“君子曰”言简意赅，多能切中要害，但大多数史论都是就事论事，局限于对一事一人的评判，理论色彩并不浓厚。隋代史家魏澹对此看得很真切，他说：“丘明亚圣之才，发扬圣旨，言‘君子曰’者，无非甚泰，其间寻常，直书而已。”(19) 魏澹用“直书”一词来表述《左传》“君子曰”，这是对《左传》史论特点的精彩概括。就事论事的史论局限于对具体历史事实的褒贬，不可能形成一种体系，更不可能有较高层次上的理论概括。
“寓论断于序事”是《史记》的特色和优点，顾炎武评价《史记》“寓论断于序事”时指出：“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20)。但是，要全面、直接表达史家的思想和认识，仅仅依靠“寓论断于序事”这种形式是不够的，必然要突破“寓论断于序事”的局限。《史记》“太史公曰”就是司马迁突破“寓论断于序事”的局限，直接表达自己思想的形式。章学诚对“太史公曰”的史论意义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太史《自叙》之作，其自注之权舆乎？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已似恐后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笔以标之，所谓不离古文，乃考信六艺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尝不反复自明也。”(21)
魏晋时期的史论，继承《春秋》重在义理的传统，把《史记》“寓论断于序事”的历史评论方法向前发展，论断与史实之间呈现出某种疏离，更加鲜明体现出此时期史论的义理特色。荀悦的史论繁富冗长，而且往往游离出史实之外，为此受到刘知几的批评，他说：荀悦史论“义理虽长，失在繁富。自兹以降，流宕忘返，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丽事。”(22) 刘鉴泉先生对荀悦的史论也有过评论，他说：“荀书为断代编年之祖，其论已繁于《左氏》，多是子家之嘉言，而非史家之要义。”(23) 刘知几和刘鉴泉对荀悦史论的评论实际上揭示了汉晋之间史论重在义理的评论特点。
史论是人们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理性认识，其评论的对象应该是具体的人物和史事，但是汉晋之间的许多史论重在说理，阐发儒家要义，宣扬自己的政治和社会主张。唐太宗对荀悦的《汉纪》很推重，他对凉州都督李大亮“论今引古，远献直言”的正直之心极为赞赏，除赐物以为褒奖外，还赐赠荀悦《汉纪》一部，并下诏书说：“卿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职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闲，宜寻典籍。然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也。”(24) 唐太宗认为荀悦“论议深博”，虽然是肯定他的历史见识，但也反映出《汉纪》重在议论的风格。
荀悦为了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在《汉纪·文帝纪》后大发宏论，他说：
先王立政，以制为本。三正五行，服色历数．承天之制，经国序民。列官布职，疆理品类。辩方定物，人伦之度。自上已下，降杀有序。上有常制则政不颇，下有常制则民不二；官无淫度则事不悖，民无淫制则业不度。贵不专宠，富不独奢，民虽积财无所用之。故世俗易足而情不滥，奸宄不兴，祸乱不作，此先王所以纲纪天下，统成大业，立德兴功，为政之德也。故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矣。
从这则史论看，荀悦着意并不在阐述对历史的认识，而在于表达自己关于制度重要性的理解和政治主张。
干宝的《晋纪·总论》虽然是附于《晋纪》之后，是对《晋纪》的历史总结。但是，《总论》议论的对象是西晋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不是具体的人和事。回答的是西晋为什么亡，为什么兴的问题，并在总结西晋灭亡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社会理想，也提出了一套治理国家的思路和办法。
东晋袁宏《后汉纪》的史论篇幅宏大，最长的1000多字，最短的也有40余字，一般都有300字左右，全部史论共有17000多字，占全书的十二分之一。这些篇幅很长的史论一般都是借题发挥，申述自己的思想观念，与所述历史对象关系不密切，完全可以独立成篇。
像陆机《辩亡论》、曹冏的《六代论》、习凿齿的《晋承汉统论》等等独立成篇的史论更是脱离了具体的历史事实，就某个问题纵古论今，或是说明某个道理，或是阐述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政治主张。
司马氏从曹魏手里夺得政权，饰以禅让之名，实为篡夺，所以西晋统治者一方面通过向上延伸晋朝历史的办法来掩饰和冲淡禅代过程中的阴谋与暴力。另一方面，树立曹魏正统，晋承魏统，从而确立西晋王朝在历史发展序列中的合法地位。晋代曹魏，假借天命，以承大统，司马炎所确定的天统是汉——魏——晋(25)。汉火德衰，魏以土德王。魏土德衰，晋以金德王，因土生金，故以金行。太康元年（280年），天下归一，西晋便成了当然的正统。魏晋正统在朝野士人心目中成为共识。永嘉之乱，西晋统一局面被打破，其正统地位动摇了。因此，欧阳修说：“自惠帝之乱，至于愍怀之间，晋如线耳，惟嗣君继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兴之亡，晋于是而绝。”公元317年，司马睿建立东晋，东晋“琅琊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继世，徒以晋之臣子有不亡晋之心，发于忠义而功不就，……以宗室子自立于一方，卒不能复天下于一，则严明之琅琊，与夫生汉之刘备，五代汉之刘崇何异？”(26) 因而维护东晋的正统地位便成了东晋史学带有主导性的思想倾向，也是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习凿齿撰《汉晋春秋》，首先从历史方面建立汉——蜀——晋的历史统序，然后又撰《晋承汉统论》，从理论上讨论三国魏、蜀、吴谁是正统问题。《晋承汉统论》完全离开了对三国史实的叙述，从尊晋的角度重新确定蜀为正统，魏、吴为伪的历史序列，主张晋承汉统，从史学上把晋纳入历史发展的合法统序之中。
面对汉晋之间政权频繁更迭，使权走马灯似的变幻，君主的素质和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议题。所以此间史家在撰史时纷纷用史论的形式阐述自己对君主问题的看法和主张。陈寿在《三国志·三少帝纪》中以“陈寿评曰”的形式提出了“天下为公，唯贤是与（举）”(27) 的政治主张。孙盛在《晋阳秋》中借评吴末帝孙皓提出了天下是有德者居之的思想。他说：
夫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群黎，故必仰协乾坤，覆焘万物；若乃淫虐是纵，酷被群生，则天殛之，剿绝其祚，夺其南面之尊，加其独夫之戮。是故汤、武抗钺，不犯不顺之讥；汉高奋剑，而无失节之议。何者？诚四海之酷仇，而人神之所摈故也。况皓罪为遗寇，虐过辛、癸，枭首素旗，犹不足以谢冤魂，洿室荐社，未足以纪暴迹，而乃优以显命，宠锡仍加，岂龚行天罚，伐罪吊民之义平？是以知僭逆之不惩，而凶酷之莫戒。诗云：“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聊谮犹然，矧僭虐乎？且神旗电扫，兵临伪窟，理穷势迫，然后请命，不赦之罪既彰，三驱之义又塞，极之权道，亦无取焉。(28)
在孙盛看来，君主是司牧群黎，即管理国家的，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所以君主要有德行仁。如果君主无道，则要“夺其南面之尊，加其独夫之戮”。北魏张彝撰《上历帝图表》，讨论“取其贤君，弃其恶主”问题，这篇《上历帝图表》实际上是一篇中国的“君主论”。总之，这些脱离具体史事的说理性史论，或是申述作者的政治主张，或是阐明作者的社会观念，理论性很强，史学意味不足，颇有先秦诸子的议论风格。
“世变方殷之日，正是史学创作之时”(29)。汉晋之间是个变动的时代，各种矛盾，各种问题摆在人们面前，迫切需要人们从历史的角度做出解释和回答，而史论又是人们表达历史认识的最好形式，这便是汉晋之间人们重视史论这种历史认识形式的原因所在。
［收稿日期］2006—04—16
注释：
① 张大可：《司马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8页。
② 刘知几：《史通·论赞》，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③ 宋志英：《晋代史论浅析》，《南开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3期。
④ 关于《三国志评》的书名，历代《经籍志》（《艺文志》）记载存在差异。《隋书·经籍志》，称其为《三国志评》，而《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则著录为《三国评》。
⑤ 班固：《汉书》卷62，《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⑥ 司马迁：《史记》卷7，《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⑦ 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页。
⑧ 刘知几：《史通·论赞》。
⑨ 荀悦著、张烈点校：《汉纪》卷3，《高祖纪》“苟悦曰”，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⑩ 房玄龄：《晋书》卷46，《刘颂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11) 房玄龄：《晋书》卷54，《陆机传》。
(12) 袁宏著、周天游校注：《后汉纪》卷7光武帝建武十五年“袁宏曰”，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3) 房玄龄：《晋书》卷48，《段灼传》。
(14) 房玄龄：《晋书》卷46，《刘颂传》。
(15) 陈寿：《三国志》卷19，《魏书·陈思王传》注引《汉晋春秋》，中华书局1959年版。
(16) 荀悦著、张烈点校：《汉纪》卷2，《高祖纪》“荀悦曰”。
(17) 司马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18) 刘勰著、祖保泉解说：《文心雕龙·史传》，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19) 魏徵：《隋书》卷58，《魏澹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
(20)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卷26，《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岳麓书社1994年版。
(21)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内篇五，《史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
(22) 刘知几：《史通·论赞》。
(23) 转引自蒙文通：《经史抉原·中国史学史》，巴蜀书社1995年，第290页。
(24) 刘昀：《旧唐书》卷62，《李大亮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25) 房玄龄：《晋书》卷3，《武帝纪》载“告天策文”。
(26) 欧阳修：《正统论》，转引自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102页。
(27) 陈寿：《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陈寿评曰”。
(28) 陈寿：《三国志》卷48，《吴书·三嗣主传》引“孙盛曰”。
(29) 逯耀东：《魏晋史学及其它》，（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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