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是古代东方文化的结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文化论文,结晶论文,东方文化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一般人的观念中，中华文化仿佛就是在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的文化。有人甚至把它称为“黄土文化”，认为是封闭在长城以内孤立发展起来的文化。其实，这些说法都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既包括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文化，又吸收了多种外来文化。事实上，中华文化乃是古代东方文化的结晶，它充分吸收了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中亚文化和东南亚文化，从而造成了一个更高的文化中心，并不断向外扩散，形成了“东方文化圈”。本文拟就上述几种外来文化的影响来审视中华文化，把中华文化的形成放在整个亚洲的大范围内来加以考察，打破“自我封闭”的陈旧观念。
在古代的东方，形成了几个高文化中心，其一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国文化，其二是以印度河流域为中心的印度文化，其三是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阿拉伯文化，还有一个是以中亚七河流域为中心的“马背上的文化”。随着“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与阿拉伯海上交通的发展，蒙古帝国的建立以及“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这几个中心便互相沟通起来，出现了亚洲范围内的文化大交流。在这种形势下，这些外来文化源源流入中国，由“多元”合为“一体”，不断影响和丰富中国的传统文化。东南亚在古代虽然没有出现文化中心，但它与中国在文化上有深厚的渊源关系，对中国文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对中华文化影响最深的是印度文化，它以佛教为先导，把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古国联系起来，同时把印度人的智慧带到中国，与中国人的智慧碰撞出耀眼的火花。但它的影响远远超出宗教的范围，渗透到文化的各个领域，如语言文字、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天文、医学、建筑乃至民俗等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正当汉文化形成时期，一般认为是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的佛教宗派甚多，既有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又有大乘教的密宗和显宗。它在中国的传播，范围很广，演变亦多，在广大汉族地区形成了汉传佛教，在藏族地区形成了藏传佛教，在云南则有傣族地区的小乘佛教和白族地区的阿阇梨教。汉传佛教的特点是在与儒、道斗争与交融的过程中逐渐中国化的，先是因翻译、阐释佛经的不同而歧为“六师”，继后各立宗派，分为天台、三论、华严、慈恩、律宗、净土、禅宗和密宗，经过历史文化的选择，显宗大盛而密宗衰落，最后以中国化程度最高的禅宗独占鳌头。大乘佛教的密宗传入西藏后，与当地的苯教结合而为藏传佛教（即喇嘛教），逐渐演变为宁玛、噶当、萨迦、噶举及其他教派，宗喀巴进行“宗教改革”后，格鲁派（黄教）大兴，并向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及内蒙古传播。南传的小乘佛教在云南西双版纳形成润派，在德宏形成了摆庄派，而大乘的密宗在大理形成了阿阇梨教。佛教在中国之盛，某种程度上还超过道教，并通过中国传到其他国家，例如：华严宗、法相宗、天台宗、禅宗传入朝鲜；三论宗、法相宗、成实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及禅宗的曹洞、临济两宗先后传入日本；藏传佛教则传到蒙古、不丹、尼泊尔、锡金等国。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翻译、整理、编纂佛经之风日盛，这里有来自外国的竺法护、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昙无纤、菩提流支、真谛、不空等翻译家，也有中国翻译家如道安、法显、玄奘、义净等，众多的经典，后来汇集成《大藏经》，有汉文、藏文、满文、西夏文、巴利文和日文七种，日本所刻汉文《大藏经》共3493部、15320卷，足见佛经在中国古籍中占有相当份量。由于佛经的翻译，在汉语中引入了大量梵语，除佛教专门用语如“禅”（静虑）、偈（颂）、般若（智慧）、阇梨（轨范）、摩尼（宝珠）、刹（佛国、佛寺、塔）、伽蓝（佛寺）而外，有许多已成为民间常用的词汇，如佛、塔、僧、尼、和尚、菩萨、罗汉、阎罗、地狱，还有世界、现在、因果、结果、庄严、法宝、圆满、魔鬼、因缘等语也是从梵语意译来的。中国的音韵学实际上是从佛经翻译过程中学来的，据陈寅恪《四声三问》所说，南齐时有一批外国僧人用自己娴习的声调来转读佛经，使中国的一些“善声沙门”明确地意识到平上去入“四声”，确立了音韵学的基本原理，以致有《切韵》、《广韵》的产生。在佛教盛行的少数民族中，由于诵经的需要，梵文日渐为人们熟悉，于是根据梵文而创造本民族的文字，最早的是新疆的佉卢文和于阗文，大约在公元6世纪“吐蕃”时期产生了“吐蕃文”（即老藏文），以后经过3次改进而成流行至今的藏文，并在元代参照藏文创制了蒙古的“八思巴文”。在傣族地区，则以梵文为基础形成了“傣泐文”、“傣哪文”、“傣绷文”和“傣瑞文”。这些少数民族文字，对于发展本民族的文化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藏文和傣文浩如烟海的典籍，更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璀灿的明珠。
印度文化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南北朝时期，佛教大兴，与儒家思想发生冲突，引起了“报应论”、“白黑论”和“达性论”三次大的纷争。然而，就在“排佛”的声浪中，儒家渐渐接触和认识了佛学，他们暗中引入了佛学的概念，以致开启了“研精六籍，采摭九流”的风气，兼取佛、道注经。韩愈、柳宗元、刘禹锡、陆德明、孔颖达诸人莫不如此。儒、佛、道经过长期交融，互相渗透，各有变异，道家形成了全真派，佛教兴起了禅宗，而儒家则出现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在理学与心学的形成中，佛教的“本体论”与思辩方式起了重要作用，把中国的哲学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佛教的“因明”原为古印度的逻辑学说，“因”指推理的根据、理由，“明”即知识、智慧。早在南北朝时期，便开始将有关印度“因明”的著述翻译过来，自唐代玄奘翻译并讲授《因明正理门论》和《因明入正理论》之后，在汉族地区广为传播，元代传入西藏，这种推理、思辩的逻辑方法便在中国流传开来，对中国学术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民间，人们接受了佛家思想以后，世界观、生死观、价值观、道德观都起了很大变化。懂得了许多人生哲学，寻求自我解脱，相信“因果报应”、“前世因缘”，把解除人间苦难的希望寄托在来生后世，指望进入“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每逢乱世，佛教大兴，而人们在处于厄运、绝境时便归皈佛门。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可从志怪、传奇的兴起和创作思想的改变两方面来认识。佛经故事、寓言、童话传入以后，从六朝至隋，中国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文学作品，就是志怪小说，或谈巫鬼妖怪，或夸殊方异物，或言佛教灵异。著名的如张华的《博物志》、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幽明录》、东阳无疑的《齐谐记》等，一时蔚然成风，正如鲁迅所说：“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唐代的传奇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它犹有六朝志怪余风，谈神说怪，“然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标志着我国小说的发展逐渐趋于成熟，著名的如《古镜记》、《枕中记》、《南柯太宗传》、《柳毅传》、《无双传》等。僧侣在宣讲佛经中，常采取讲一段唱一段的方式来叙述神变故事，形成了“变文”，到了唐代尤其发展成为一种通俗的说唱文学形式，著名的如《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后来的词话，鼓子词、诸宫调等说唱文学及杂剧、南戏等戏曲都渊源于此。明清的小说，有不少明显受着志怪、传奇的影响，著名的如《西游记》、《封神演义》和《聊斋志异》。在文学创作上，受禅学的影响最深，禅学偏重于沉思、冥想，强调“虚—而静”，主张排除外在干挠进行纯直觉的体验和内心反思，于是形成了“观照”、“冥想”、“神思”的构思方法，“活参”、“顿悟”的艺术联想，“自然”、“凝炼”、“含蓄”的表达方式，这些在中国文学创作中都一再表现出来，影响深远。
印度的犍陀罗艺术影响中国佛像朔造是非常明显的，佛和菩萨的形象，凝聚着安祥之美，体现了人体的曲线美和典型的色彩，以静穆、庄严、崇高、完美的形象中显示出永恒不灭的精神。佛教的石窟是一座精谌的艺术宝库，石壁上雕凿佛像，四面又作壁画。从南北朝起，历隋唐五代至宋元明清皆有开凿，以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克孜尔千佛洞、广元千佛崖摩崖造像和大足石窟最负盛名，成为中国艺术的骄傲。在绘画方面，佛教与中国画的形成有很大关系，顾恺之的阴影画法是受了印影画的影响，谢赫的“绘画六法”与印度婆兹衍衍那的画法有渊源关系，张僧繇的没骨皱也脱胎于印度画法，尉迟跋质、尉迟乙僧父子的凹凸画法是受印度画法的启示，而王维的画更有明显的佛道风格。印度音乐的传入，使中国的音乐繁荣起来，唐代的“十部乐”中，不但有“天竺乐”，而且西凉、龟兹、安国、疏勒、高昌、康国诸乐均不同程度受印度音乐的影响。随之传入的，还有箜篌、琵琶等乐器、印度舞蹈及杂技、幻术等，如舞刀、走绳、截舌、抽肠之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藏壁画的唐卡（锦缎镶边的布轴画或丝绣），它是印度艺术藏化的结晶，其中有大量的宗教画、传记画、肖像画、故事画、历史画和风俗画，构图严谨、均衡、丰满，主要有工笔重彩和白描两种画法，造型各部的比例有严格要求，色调上强调对比，讲究色彩富丽，追求金碧辉煌的效果，堪称艺术中的珍品。
佛教的塔、寺庙建筑在中国颇有发展。佛塔起源于印度，梵语称为“窣堵波”或“浮图”，译为“塔婆”，后来简称为“塔”，原是存放佛的舍利和经卷的建筑，后来成为寺院的一部分，洛阳的齐云塔、西安的大雁塔、河南的嵩岳寺塔、大理的三塔等均为塔式建筑的代表。寺庙建筑在中国多有演变，汉族地区的佛寺大都采取中国官署、住宅的院落结构，一般建在从山门开始的南北中轴线上，建造天王殿、大雄宝殿，钟鼓楼对峙两旁，后有法堂、藏经楼、毗卢阁、观音阁等，两厢为僧房、客房，屋顶采用殿庑顶。藏族佛寺又别具一格，外形一般呈平顶梯形，多用石头垒砌，墙体厚而窗子小，依山而筑，殿顶正中装有鎏金的铜法轮，两旁有对卧的金鹿，并将塔的外形与佛殿功能结合起来，这种建筑形式，既渊源于印度的石窟，又结合了藏式的碉楼，还采用了一些汉传佛寺的建筑方式，体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
古代印度的医学相当发达，特别是外科手术。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华陀的医术与印度有关。到了隋唐时期，印度的医书不断传入，例如《龙树菩萨药方》、《婆罗门诸仙药方》、《西域名医所集药方》、《乾陀利治鬼方》、《释僧医针炙经》等都说明与印度有关，唐代的医书如《外台秘要》、《千金翼方》等都有不少印度成份，特别是药物和眼科。传入中国的药物，主要有郁金香、沉香、龙脑香、董陆香、犀角等。受印度影响最深的是藏医，它起源于原始的“本医”，松赞干布在位时会同印度、唐朝、于阗、喀什米尔、伊朗诸医师释著了《居希》（即四部医典），奠定了藏医的基础，其中，对医师“闻、思、修”的要求显然与佛教哲理有关，探索病源也不离佛理，而关于胚胎学、解剖学的知识多半来自印度。
中国古代讲天文的有盖天、浑天、宣夜三家，而后起的“浑天说”来自印度，与婆罗门的“金胎说”极为相近。到了隋唐时期，印度天文历算之书传入，如《婆罗门天文经》、《婆罗门天文》、《摩登伽经说星图》、《婆罗门算经》等，对中国天文历法起了新的推动作用。唐代最杰出的天文学家一行就是和尚，他创造的“黄道游仪”可用来观测日月五星的位置和运行，还测量了子午线的长度，编制了系统周密的《大衍历》。藏历的形成，既与我国的农历有关，又受印度天文历法的影响，班智达达互贡布与卓希绕扎合译的《时轮释解》引进了印度的“绕琼”推算方法，第司、桑结嘉措吸收了汉族和印度的历算编著了《白琉璃》一书，对藏历的发展颇有影响。傣历也是在佛教影响下产生的。
大量事实证明，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渗入了印度文化的因素，从中吸取了养料，经过消化、吸收、升华，融入了自己的文化体系，使之充实、提高。
二
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古代称为美索不达米亚，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巴比伦就建立在这里，后来形成了阿拉伯世界。中国与阿拉伯之间，自汉代张骞通西域以来即开辟了“丝绸之路”，八世纪以后，阿拉伯人取代了犹太人、波斯人、印度人而获得海上优势，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海上交通迅速发展起来，元代海陆交通都很繁盛，明代的郑和“下西洋”亦达地中海。中阿文化交流的渠道，既有官方外交，又有民间交往，有商业贸易，也有伊斯兰文化的传播。
从汉至唐，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其南路便通往阿拉伯地区，此道从长安出发，经敦煌、鄯善、于阗、莎车等地，越葱岭（帕米尔）到大月氏（今阿富汗境内）、大夏（今阿富汗）、安息（今伊朗）等国，各国使者络绎于道，阿拉伯商人不断东来，“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当时由西域传入的东西大都冠以“胡”字，来自阿拉伯的主要有胡桃（核桃）、胡荽、胡豆、胡麻、胡瓜（黄瓜）、胡蒜、胡萝卜、胡药等等，芹菜、波菜、玻璃、玛
、宝石、金精、香料等也由阿拉伯商人带来。由唐至元，从阿拉伯地区引进了椰枣树、刺桐、茉莉花、曼陀罗花等多种植物，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当推香料，多达数十种。因此，要追溯我国的物质文明，无论如何不能忽视古代的阿拉伯，现在认为“国产”的东西，有许多都是“舶来品”。
在“丝绸之路”上，商旅往来不绝，促进了物资交流和文化传播。到了唐代，海运渐兴，来华的大食人多侨居广州、泉州及江浙沿海港埠，并往往和波斯人汇聚一处，自立“蕃坊”，唐朝设市舶使等官处理侨民与通商事务。当时有一部分阿拉伯人与汉族通婚，定居中国，被称为“住唐”。在宋代，大食商人的势力在“蕃商”中跃居首位，聚居在广州、泉州、福州、杭州等地，仍立“蕃坊”，宋朝在各口岸设市舶司管理。元代对外交通发达，来自中亚和西亚的“色目人”在政治上受到特别优待，促使大批波斯人、阿拉伯人进入中国，他们和早先来华的“蕃客”一起，经长期的融合，形成了回族，在中华民族中增加了新的一员。回族善于经商和农耕，散布全国各地，对传播伊斯兰文化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一般认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始于唐永徽二年（651年），往后信徒日众，遍及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乌孜别克、塔塔尔、塔及克，穆斯林总数超过1700万，对这些民族的宗教、社会和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中国的穆斯林，绝大多数属伊斯兰教正统的逊尼派，少数为什叶派。逊尼派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教派，一类是重视教乘宗教功修的格底木、伊哈瓦西、西道堂及维吾尔族的逊尼派、圣训派，另一类是注重道乘修持的修道派（苏非派），如西北地区的门宦教派，维吾尔族的伊善派。在这些教派中还有若干支派，例如：门宦教派中有哲合林耶、嘎的林耶、虎非耶、库不林耶“四大门宦”，伊善派中还有切司提耶、苏合瓦日底耶、买吾里威耶、乃合西板底耶、伊斯拉米耶等派。什叶派分为伊斯玛仪派和十二伊玛目派。这些教派的形成，反映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在中国特殊的文化氛围下，伊斯兰教走着一条逐步中国化的道路，各教派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汉文化的影响颇深。譬如：中国的嫡长子继承制对门宦派和伊善派有一定影响，嘎的林耶大拱北门宦受庄子避世的人生哲学影响很深，格底木、西道堂接受了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千余年来，伊斯兰教为了适应中国的国情，主动“寻求路径”，在教义上作了调整，出现了“以儒诠回”的倾向，兼取儒家之说，认为“五功”（念、礼、斋、课、朝）是“尽天道”，“五德”（仁、义、礼、智、信）是“尽人道”，“五功”与“五德”互为表里。由于中国的特殊政治环境，提倡在“变”中审视伊斯兰教，教义思想与世偕进，随时代而推移。在宇宙起源论，“认主说”、“真主属性”等方面都起了变化，最明显的是把“一元忠诚”改为“二元忠诚”，认为人生有“三大正事”，即忠主、顺君、亲孝，这样，既不违背教义，又符合国情。与此相适应，中国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提倡“中阿并重”，兼习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穆斯林可以入“蕃学”、“回回国子监”，亦可通过科举而入仕途。通过一系列变革，使伊斯兰教成为中国化的宗教，从而获得发展。
在语言文字方面，有四点值得注意：首先，在宗教活动中，阿拉伯文广为传授，致使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在语言、文字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其次，回族由于长期与汉族交往，基本上都操汉语，使用汉文。其三，以阿米文和阿拉伯字母创造民族文字，以阿米文为基础创制的文字有佉卢文和突厥文，以阿拉伯文为基础创制的有察合台文、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察合台文长期成为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等民族的共同书面语言，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一直延用至今。其四，阿拉伯数学自元代传入中国后，阿拉伯数字在中国日渐推广，这在中国数学上是一个重大变革。
在阿拉伯文化中，天文历法是一个重要内容，对中国天文历法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阿拉伯的天文学颇为发达，大约在宋代即传入中国，以周天360度、每30度为一宫的“宫分法”，就是“回回历法”给中国天文学带来的新知识，一改过去的“二十八宿次舍之说”。元初，穆斯林天文学家扎马鲁丁主持了“回回司天台”，所献“万年历”即为“回回历法”，后来郭守敬等新修的《授时历》即“阴用回回历”，在中国历法史上是一次大的进步。扎马鲁丁还创制了黄道浑仪、托勒密长尺、春秋分晷影堂、冬夏至晷影堂、天球仪、地球仪、星盘等七种天文仪器。其中，地球仪体现的寰球思想，是对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的一种冲击和否定。明初任用黑的儿、阿都刺、迭里月实等人成立“回回钦天监”，以后改为钦天监的“回回历科”。明初还获得一批“回回天文书”，经过翻译、研究，制定了《回回历》颁行，作为《大统历》的辅助历书，促使回历在中国流行。继后，贝琳作《七政推步》，引入阿拉伯的“推步方法”，“推算日月交食，五星凌犯，最为精密”，并作了中西星名对译的第一次尝试。
阿拉伯医学在唐代即流传中国，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李珣的《海药本草》都载有阿拉伯本草与药用。宋代传入了阿拉伯的“吹鼻术”，将药粉吹入鼻中。中医过去并无分科，自北宋引入阿拉伯医学，分内、外、儿、妇等十三科，并增加了丸、散、膏、酊等处方，加入了有机矿物药物如琥珀、吉多果化石、“无名异”（木乃伊）之类，还有不少剧毒的麻醉药。元代建立“回回药物院”和“广惠司”，设有“回回医官”，引入“西域奇术”，精通外科手术。《回回医方》、《医典》与《忒毕医经十三部》把阿拉伯医学介绍到中国来，其中讲述了脱臼、接骨的架梯法、背扛法、手牵足蹬法、垫球法和十字包扎法，成为中阿文化交融的结晶。明代的《普济方》和《本草纲目》，均录有治眼疾的阿拉伯药方和多种阿拉伯药物。维吾尔医学受阿拉伯医学的影响颇深，《医疗法规解释》记述了若干独特的治疗方法，许多药物都使用阿拉伯名称，长于外科，善治白癜风和风湿，常用复方合剂，堪称中国四大少数民族医学之一。
阿拉伯的匠作技术是很精湛的，传入中国的主要有建筑、造炮、纺织。唐宋时期即在东南沿河港口建立清真寺，多为砖石结构，外观造型具有阿拉伯风格，有“望之如银笔”的“蕃塔”，有长方形的寺门及圆拱，为中国古建筑增添了新的形式。维吾尔族地区的清真寺又别具一格，门楼高大，两侧或一侧建尖塔与拱状大门相连，砖砌尖塔平面为圆形，顶建穹窿顶圆亭，上立新月。明代以后出现了中西合壁的殿堂式清真寺，在突出伊斯兰教宗教内涵的同时，兼有中国庭院建筑的艺术风格。到了元代，以大食国人也黑迭儿为“荣迭儿局”和“诸色人匠总管府”总管兼领修建宫殿事，他主持了元大都的规划和修建，以大内为中心外筑皇城，皇城外形成“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建筑体制，共设城门11座，城内街道纵横，分为50坊，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古代城市建筑艺术，为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建设打下了基础。元代造有一种“回回炮”，用力省而射程远，摧毁力极强，可发射重75公斤的弹石，后来又制造了一种管形火铳的“西域炮”，在古代兵器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元代有一种新的纺织品称为“纳石失”，它可能是由精毛线与金丝线混合纺织而成，由设在河北的“纳石失局”和“人匠提举司”生产，有“西域织金绮纹工三百余户”，后来又在新疆设“别失八里局”生产“纳失石”，还由“撒答剌欺提举司”生产一种纺织品“撒答剌欺”，为中国增加了两种新的纺织品。
事实告诉我们，在中华文化中早已包含着若干阿拉伯文化的因素，有的直接影响到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民族，有的被吸收在汉文化中，有的则以“中阿合壁”的形式保存下来。
三
中华文化当然包括长城内外的文化，而长城以北为“游牧行国”，其民“不郛廓，不宫室，不播殖，寄穹帐”，“逐水草而居”，创造了一种与农业民族判若两样的“马背上文化”。游牧民族和打牲部落都是飘忽往来，游踪不定的。纵横千里，不受国界限制，因而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彼此间的差异不大，共同性居多，所以，山海关外、大漠南北、天山北路的文化与西北利亚和中亚细亚的文化互相沟通，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具有特殊意义，尤以匈奴西迁和蒙古西征造成的影响最为深远。塞外的民族与中亚民族大抵都属阿尔泰语系，文化上与中亚七河流域文化有深厚的渊源关系，因而文字上大都源于中亚的粟特文，属于拼音文字系统。唐代，回鹘人首先根据粟特文创制了一种适合回鹘语音素的文字，流行于新疆吐鲁番盆地和中亚楚河流域，称为“回鹘文”。成吉思汗征服乃蛮部后，采用回鹘文而创“回鹘式蒙古文”，忽必烈颁行“八思巴文”后一度冷落，元亡后分为两支，一支是流行于北疆卫拉特蒙古的“托特文”，另一支是流行于大漠南北的“蒙古文”，蒙古文一直延续至今。满文又是根据蒙古文创制的，努尔哈赤时通行的为“老满文”，皇太极改革后的为“新满文”，在清代盛行一时。锡伯族起初使用满文，后来略加改动而成“锡伯文”。自“张骞通西域”以来，中国与中亚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丝绸之路”的北道，由敦煌经高昌（吐鲁番附近）、龟兹（库车）、疏勒（喀什噶尔），越葱岭到大宛（中亚锡尔河上游以东）、大月氏（阿姆河中游）、康居（锡尔河下游），并通往安息（伊朗）和大秦（罗马帝国），由于中亚人长期掌握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之间的贸易，不断把中亚文化带进中国，譬如中亚特产毛布、毛毯、汗血马，大宛的葡萄、苜蓿、芝麻，还有胡笳、胡角、胡苗、箜篌、琵琶及幻术。随唐时，中亚有“昭武九姓国”，最善经商，九姓中的曹、石、米、何、康、安等姓有不少人落籍长安、洛阳，有的还担任唐朝军职，而胡腾舞、胡旋舞和拓技舞在长安风靡一时。蒙古武功极盛，经过三次西征，形成了四大汗国，在新疆和中亚布哈拉一带建立察合台汗国，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密切。中亚文化通过我国的北方民族带入中原，关于这个问题，将另著专文阐述，这里就不赘言了，但无论如何，中亚七河流域的文化始终不断渗入中华文化之中，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及生活习俗。
东南亚各国与我国西南地区，不仅地理相连，而且民族相关。譬如缅甸的缅人、克伦人、克钦人、那加人、克耶人，老挝和越南的拉祜族、哈尼族，与我国藏缅语各族有深厚的渊源关系。缅甸的掸人，泰国的泰人，老挝的佬人，越南的岱人、侬人、高栏人、贾伊人等，与我国的傣族互称“脆波”。操孟高棉语的孟人、高棉人及操佤崩语的崩龙人、佤人、克木人，与滇西的少数民族颇多联系。东南亚的苗瑶民族，实际上是由我国迁去的。这一地区是“华人”移民最多的，人数在2000左右。基于以上原因，东南亚与中国在文化上有着天然联系。拿宗教来说，泰国、老挝、柬埔寨、缅甸的小乘佛教与云南有直接关系，而越南的大乘佛教与汉传佛教有关。
缅甸位于中国与印度之间，又是中国古代通往南亚、西亚各国海上交通的中转站，因而在中印文化交流上起中介作用。自汉代以来形成的“南方丝绸之路”，起自四川成都，中经云南大理、永昌，通往缅甸、印度，商人以中国的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的宝石、翡翠、琥珀、琉璃、蚌珠、象牙、胡椒、木棉、稻米。这里是佛教传入中国的重要通道，汉代即有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取道缅甸入中国，魏晋以来从狮子国（斯里兰卡）和印度通过缅甸来我国弘法的高僧更多。云南盛行的佛教密宗，是唐代由印度经缅甸传入大理的。德宏地区的小乘佛教也是由缅甸传入，故佛寺称为“缅寺”。至于中国僧人从川滇到印度求法，大都取道缅甸，是大唐与五天竺陆路的捷径。缅甸古代的“骠国”，歌舞颇负盛名，唐朝时曾入长安演出，极受称赞，白居易诗云：“骠国乐，骠国乐，出自大海西南角。……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一击文身踊。”当时传入的乐器有铃、铁板、三面鼓、匏琴、老首铮、凤首琵琶、螺贝、横笛、两头笛、匏笙、牙笙、三角笙、两角笙等19种，乐曲有没驮弥、咙莽第、答都、苏曼底里、来乃、弥思弥、掣览诗、遏思略、桃台、咙聪网摩、扈耶等12支。宋朝与缅甸蒲甘王朝的交往有海路和陆路，陆路多经大理。元、明、清三代，缅甸朝贡不绝，明永乐五年设立四夷馆，其中即有缅甸馆，以缅甸人任教，传授缅语翻译，在昆明又设缅宇馆负责培养翻译和接待缅商。清代是中缅文化交流的高潮，缅甸的玉石、金叶表、金塔、长寿佛、贝叶缅字经、木化石等，源源流入中国。
在东南亚各国中，对中华文化影响较多的还有老挝、柬埔寨（扶南）和泰国（暹罗），它们是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驿站，小乘佛教在这一地区最为盛行，而与云南西双版纳的佛教一派相通。中国与暹罗自宋元以来有海上交通，历代朝贡不绝，贸易亦盛，主要输入中国的有香料、苏木、犀角、象牙、翠羽，明代时暹罗设立帆船局专管对华贸易，清代有大批潮州商人在暹罗贩运大米和柚木。有明一代，老挝来使前来“贡金银器”、“贡象马、象齿、犀角”及“龙诞香”、“缅席”等，还有大批马帮往来于中老之间。早在三国时期，“扶南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东吴特建立“扶南乐署”教宫人演习，隋朝通过林邑得到扶南乐工，唐代有“扶南乐”，旋律优美，舞姿轻盈，“扶南乐舞者二人，以朝霞为衣，赤皮鞋”。扶南又盛产“异木”，质地优良，是造船的理想木材，所造“扶南船”长八九丈，广六七尺，头尾似鱼，在水中行驶自如，这种“扶南大舶”对中国的造船曾起到推动作用。梁陈之际，有四位扶南高僧先后到中国弘法，在佛教史上一直传为美谈。他们是僧伽婆罗、曼陀罗、须菩提和真谛，在译经和传法方面作过贡献，真谛是我国佛教史上“三大译家”之一。
通过以上事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兼容了大量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以及中亚的“马背上文化”和东南亚文化，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文化是古代东方文化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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