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洲中心》的后现代主义历史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欧洲论文,历史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43(2011)05-0102-06
威廉·T·沃尔曼（William T.Vollmann）是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中新崛起的“X一代”作家群① 中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优秀的多产小说和非小说作家，沃尔曼以“对全球政治的及时分析，对北美历史的精湛学识以及对社会边缘生活的生动刻画”（Hunter,2007:297）著称，其作品大多获得了批评界的高度赞誉。沃尔曼于2005年出版的小说《欧洲中心》“确立了他在当代美国文坛中的地位”（Hemmingson,2009:13）并同年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奖。《欧洲中心》由37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组成，除第一个故事总起小说外，其余故事皆成双成对，围绕二战前后生活在德国或苏联的一系列真实或虚构的人物展开，他们当中既有像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其情妇女翻译艾琳娜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这样的权力边缘人物，也有像苏联将军弗拉索夫和德国元帅保卢斯这样的权力中心角色。小说《欧洲中心》以后现代历史书写技巧，表现了后现代历史观和反对极权主义、历史偏见和社会不公的主题，同时揭示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始终密切关注并积极参与历史意义和社会建构的过程。
1.0 理论语境
19世纪是“历史的世纪”，在那时历史学家们对在自己的历史编纂中准确客观地重建历史实在和表征过去充满信心，他们甚至宣称历史不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门科学。然而进入20世纪直至当代，思想家们发现在实际的历史书写中，历史和政治运作紧紧缠绕，无时无刻不渗透着权力和意识形态，要追求客观性和绝对真实性更是痴人说梦。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历史学家们也开始重新思考历史本身的性质和历史书写的任务。其中以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的思想最具代表性。
受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受符号学理论的启发，怀特将所有的历史再现形式视为一种叙事，与文学文本并无差异，同样需要情节的编织以及各种隐喻和修辞对叙事进行建构。像文学叙事一样，历史叙事是一个“解码和重新编码的过程”，即“解构在最初的比喻模式中编码的事件系列，然后在另一个比喻模式中重构该事件系列”。（怀特，1993a：176）在这一转码过程中，历史书写者必然会赋予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一个新的编码规则，即叙事结构，因而抹杀了其所书写的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怀特的理论彻底颠覆了我们对历史和历史编纂的传统认知，刷新了我们对历史和历史编纂的理解。然而，他的目的并非否认历史和历史再现，而是要把历史意义的生产过程本身置于我们批评考察的眼光之下，说明历史学家的任务已经不再是在其历史书写中“只是简单地恢复过去”，而是“通过对于潜在于过去中的现在的揭示和提升来阐释过去，或者相反，通过对内在于现在中的过去的阐释和说明来丰富现在”。（怀特，2005:134）
坦然对待历史的主观性和意识形态性，在现在和过去的相对联结中阐释过去和丰富现在的历史书写策略，是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客观性和权威性解构之后的必然，也正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所试图达到的目标。在这一批评语境下，我们发现威廉·沃尔曼的《欧洲中心》是后现代历史书写的绝佳代表。
沃尔曼是一位有着高度的社会政治和历史参与意识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历史是他作品的一贯主题，大众的历史认知是他最关心的问题。② 在书写历史时，沃尔曼模糊了历史与文学的界限，表现了后现代主义小说再现历史的价值。在一次访谈中他说道：“我认为文学性的历史是很重要的。我同时认为对于历史事件的文学描述可以挖掘出事件其他的不同侧面，使历史读起来没有隔阂感。……小说的悖论当然就在于通过编造使故事变得真实。”（Hemmingson,2009:148）沃尔曼的观点同怀特的思想有着惊人的相似，《欧洲中心》是作家对这种创作观的很好实践，它既相对地忠实于历史，同时又进行了部分虚构，使历史文学化。小说在书末提供了50多页的注释，以提供文中历史细节的出处，说明其历史记录的严谨性。在注释的开始，沃尔曼向读者解释了其作品中的历史真实性和虚构之处：
本书中的大多数人物都是真实存在的。我尽可能认真地考证了他们的人生细节。然而这本书仅仅是小说而已。我希望他们和他们所处的历史境况都能够获得一种诗性的公正，因此在小说中他们的故事都蜕化成了寓言，其中到处都可以发现超自然描写的痕迹。（Vollmann,2005:753）③
这些话使读者在小说中区分出真实的历史叙事和小说性的虚构叙事异常困难，也使小说的总体历史书写对于批评者和读者来说显得更加独特而有意义。因此，我们将以怀特的观点为参照，对这部典型的后现代历史小说中的历史观和历史书写手法进行详细的探讨。
2.0 后现代历史观
如哈钦所言，“权力对知识、历史、社会和意识形态话语语境之间的关系是后现代主义痴迷的话题”。（哈钦，2009:117）《欧洲中心》中的后现代史观也与这一后现代主义的特点相符，同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这些核心主题息息相关，表达了对世界所急需的公平和公正的愿望。
2.1 历史主体的变化
根据海登·怀特的理论，在记述历史时历史学家必须用自己的逻辑创造历史叙事并以此重新组织历史材料。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学家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倾向于选择一部分材料并把其置于叙事的中心，因而导致其他的材料被拒斥，沦落到历史叙事的边缘，成为历史的“他者”。而在传统的历史编纂中，受到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操控，历史成为特定群体的一元历史，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的性别、种族和阶层的人群的历史则被抹杀。因此，在后现代历史书写者看来，历史书写应该以这些历史的“他者”为历史的主体，展现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在一篇对美国当AI写作作的评论中，沃尔曼同样明确地呼吁作家对于经常被忽略的弱势人群的关注：“我们不仅应该感受自我，也要努力去感受他者。……我们必须把自我和他者看作平等的伙伴。”（Vollmann,2004:332）
在《欧洲中心》的37个故事中，大多数主人公不是那些我们在历史课本中能够找到的历史人物，而是在历史的漩涡中挣扎的边缘化的人。小说开场就讲述了芬雅·卡普兰的故事，而芬雅是试图刺杀列宁并被处决的女恐怖分子。接着小说叙述的重点就转到了一群与权威人士不融洽的艺术家，其中既有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也有德国女版画家坷勒惠支，讲述了他们在战争前后的思想挣扎和遭遇。更有说服力的是在讲述纳粹德国对苏联发起的一系列攻势时，作家没有描述战争双方的战略家和将军们是如何运筹帷幄，而是转而从一个无名的德国士兵的角度叙述他对战争的个人体验和思想历程，从其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普通战士所经历的战争的恐怖和噩梦般的感受：
尽管我们成千上万地俘虏他们，不断把他们送到后方处理，但总还有更多的俄国佬！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在做噩梦。……库尔斯克的战线上还藏着多少俄国人？我方有50个师，2个坦克旅，3个坦克营，8个火炮营：共有90万人！但是和源源不断的敌军相比，任何数字都算得上什么呢？(P486)
同样，在“我们为什么不再谈论芙蕾雅”这个故事中，叙事者从一个普通的受害者家庭的角度讲述了美国对德累斯顿的灾难性轰炸。这些都证明了作者要在小说中“写出一系列处于抉择时刻的著名的、恶名昭著的以及无名的欧洲道德演员的寓言故事”(P753)的信条，而非要在小说中讲述一些大人物的“英雄事迹”。这出历史戏剧的主人公已经变成了社会权力体系中的边缘人物。
2.2 历史书写的意识形态性
在后现代历史编纂中，所谓的历史客观性已经被彻底打破，历史书写仅仅被看成历史学家编织的历史叙事而已。而历史学家们总是处于社会权力体系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他们的历史建构也必然具有意识形态性。其实历史书写从来就不是脱离于政治和文化压力的超然空间，它总是服务于权力阶层的某些宣传和粉饰的目的。正如怀特所说：“历史从不是为自身的，历史总是有目的的。说它有目的是由于历史是以某个意识形态目标为参照系数而写成的，也是由于历史是为某个特定社会集团或社会公众所写的。”（怀特，1993b:183）正鉴于此，后现代时期的历史元小说开始重新思考历史建构的过程，揭开传统历史编纂中的意识形态的面纱，并“以非常明显的自我指涉方式戳穿了历史编写里制造神话或幻觉的倾向”。（哈钦，2009:21）
在《欧洲中心》里，作者总是尽力使读者意识到不同的历史记录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并警醒我们历史话语常有的欺骗性。小说经常采用的方式是对某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官方记载加以评论，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其进行重新记叙，拿出有关这一事件或人物的另一版本，与原来的官方记载与评价形成讽刺性的对照，从而揭开官方历史记载的意识形态外壳。经典的例子是在“突围”这个关于降德的苏联将军弗拉索夫的故事中。故事一开始沃尔曼就引述《苏联大百科全书》对弗拉索夫的记载，该书把弗拉索夫认定为在苏德战争期间叛国通敌的代表人物，因为他作为一位重要的红军将领，投降敌人，并曾“组织一个由卖国贼组成的军队，向自己的祖国开战”。(P260) 然而沃尔曼接着讲述了他眼中的弗拉索夫的经历。在沃尔曼的讲述中，弗拉索夫是为了保全自己数以千计的士兵的性命而选择牺牲自己的荣誉，违抗斯大林的命令，下令分散突围，从而被俘投降。通过作家对弗拉索夫投降前后言行思想的描写，读者清晰地感受到一位正直善良而身不由己的将军形象。就这样，沃尔曼成功地挑战了传统上对这位将军的普遍看法，让读者在尽量免受任何意识形态影响的情况下去评判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功过是非。
在《欧洲中心》小说中，作家甚至以元小说的方式提醒读者自己的历史书写中也充满了偏见和主观色彩。在描写肖斯塔科维奇的情人艾琳娜时，作者突然跳出文本，直接对读者说：“我完全承认在全书中改动了她外貌的某些细节。”(P73) 艾琳娜实际上是金发，而作者一直把她描写成有着深色的头发。而且沃尔曼并不试图为自己辩解，而是说：“但是对于我，只要让我说，她将永远是深发的女人，或者你喜欢这样表达，那个有着深深的发色的女人。”(P73) 这绝不是作者的一个玩笑，而是作者用以提醒读者：作家的写作一直是主观和有偏见的。因此在这部小说中，作家尖锐地指出了每个历史叙事中的虚构性和意识形态性，并竭力展现出在历史叙事包裹下的真正历史的复杂之处。
2.3 宏大历史叙事的非合法化
后现代历史学家认为传统的宏大历史叙事之下必定会隐藏着一个总体化的体系，这个体系拥有足够的霸权去一统社会文化中的所有的多元话语，并排斥那些异质的话语，因而往往会导致不平等甚至是迫害。因此他们质疑并消解任何总体化体系的神秘化，反对在历史叙事中存在任何主导性编码，反而在历史书写中提倡“小型历史”和“小型叙事”（陈世丹，2010:43），用以保持历史的异质性和多元性。正如后现代主义批评家琳达·哈钦准确地评论说，在后现代历史编纂中，“历史的多元性取代了永恒的本质”。（哈钦，2009:79）
沃尔曼在《欧洲中心》中也提出了同样的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挑战和质疑。其中最明确的表现是在故事“卓娅”中。卓娅是苏联在二战中著名的民族女英雄，她的英勇牺牲以及在就义前喊出的“你绞不死我们所有一亿九千万人”(P412) 这句话，成为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的象征。然而，在沃尔曼的小说中，卓娅不过是苏联政权为了其政治和宣传目的而用宏大叙事所创造出的一个神话而已。根据作者的讲述，同所有其他在战场上和空袭中牺牲的苏联人民相比，卓娅的命运是“极其普通的”(P411)，而她的神话是用来激励军队“在明天更猛烈的战斗”(P413) 并坚定苏俄人抵抗的决心。故事中，沃尔曼讽刺性地让弗拉索夫将军问道：“那些法西斯们究竟为什么要给我们一个民族女英雄呢？”(P413) 这个问题形象地揭示出了卓娅的英雄事迹背后的政治性。宏大历史叙事总是创造一个个英雄的神话，从而为权力的维持服务，具有浓厚的欺骗性和政治色彩。
更有趣的是，作者将“卓娅”和“清白之手”组成一对形成明显对比的故事，用来更清楚地表达他对宏大历史叙事的质疑。“清白之手”讲述一位普通的纳粹党卫军军官库尔特·格斯坦冒着巨大的危险秘密搜集纳粹集中营罪证的故事。在当时的欧洲人人自危，格斯坦用他的勇气和智慧周旋于纳粹势力之中，他的证据让世界认识到了纳粹所犯下的特别是对犹太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展现了一个有良知者的人格和道德的光辉。然而，沃尔曼告诉我们格斯坦是如何被传统的历史编纂所忽略，因为他不具备宏大历史叙事所要求的主人公的典型特征，是个纳粹小军官，既不能被列入“高尚之人”的名单中，也不能进入“战犯”(P424) 的名录。在故事中作者问道：“那么格斯坦要在哪里才能找到？他应当被记载在哪里？”(P425) 随后作者给出的答案浸润着黑色幽默的气息——
，一个被印在机密文件上的标志。卓娅和格斯坦的故事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显示了一些人如何被权力机构的宣传机器塑造成英雄而另一些人如何不应被所谓的正史所忽略。通过对比，小说有效地消解了由社会权力体系中的统治阶层所主导的宏大历史叙事的合法化。
3.0 后现代历史书写
后现代的历史观念内在地要求，历史元小说的作者们必须使用新的历史书写手法来表现这些新的观念。阅读《欧洲中心》时，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其与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相一致的后现代历史书写技巧。
3.1 开放的叙事
海登·怀特指出，历史书写只是历史学家用想象构建的主观性叙事，因而每个叙事相对于历史实在来说都是一种简化，因为历史学家在建构自己的叙事时必然会选择一些材料而舍弃另一些。因此，传统的历史学家所构建的历史叙事对于后现代历史书写者来说就显得单一而且封闭，无法展现出复杂多元的历史实在。他们转而开始在其书写中开放叙事，引入多样化的声音，以表现出历史本应拥有的复杂性和异质性。
同样，沃尔曼在《欧洲中心》中也拒绝了传统历史书写中常有的封闭的线性叙事，而是引入了一种开放的多元叙事方式。小说中的37个故事松散地联系在一起，分别围绕着不同的人物展开，这使得主人公的概念对于本小说不再适用，而且意味着也不再有围绕着特定的人物群而展开的线性叙事，因为这样会导致历史书写变得封闭，无法展现出历史的全貌。这些故事皆成双成对，用一个松散的时间顺序串起来，每对故事一般围绕一个相同的主题展开，形成对照，就像上文提到的“卓娅”和“清白之手”，这样的安排能帮助读者打开历史视角去评判某些历史问题。在这些故事中，关于英雄和计谋之类的宏大叙事鲜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小型叙事，一般讲述普通个人的具体历史体验，让读者去反思他们的道德困境和个人抉择。全书中出场最多的人物可数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从他与女翻译艾琳娜的情史到他被迫害、最终被迫在自己的音乐创作中向当局妥协，他的个人经历和体验始终是相关故事中叙事的主要焦点。与此同时，在有关他的故事中叙事视角不断地转换：有时候从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人称角度讲述，有时候则是从一位秘密跟踪他的政治委员亚历山德罗夫的角度讲述，而有时候作者则亲自现身从全知的视角讲述故事等等。每位叙事者都对肖斯塔科维奇的思想和行动有不同的理解，在叙事时不时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做出评论。肖斯塔科维奇的自述视当权者为“怪兽”(P175)，充斥着恐怖、渴望以及被压抑的艺术情感；亚历山德罗夫则呈现出一副典型的压迫者的冷酷嘴脸，在他讲述“那个混蛋肖斯塔科维奇”(P74) 的故事时并不掩盖对其的蔑视和嘲讽；而作者在描述“我们的幼稚而自满的米佳（肖斯塔科维奇的小名——笔者注）”(P159) 时则饱含着人道主义的同情。这些不同的主体各自给出不同的叙事来讲述作曲家的经历，使叙事总体上变得多元、开放。
在小说中，各种小型叙事和反叙事交汇成了众声喧哗的复调文本，形成了一个多声部的历史空间，使历史在读者面前显得多元、生动、鲜活，露出了崭新的面目，也使小说本身读起来就像在聆听肖斯塔科维奇创作的一曲交响乐。一位评论者说道，在小说中，“就像交响乐一样，一些主题一次再一次地出现，掌控着叙事的流动。每次这些主题再次出现时，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得到全新的展现”。(Esposito,2008:128)
3.2 用元小说颠覆权威历史话语
反对权威是后现代主义的一贯宗旨，而颠覆权威历史话语、为多元话语创造宽容的话语空间也是后现代历史书写者所努力的目标。对于颠覆和解构，元小说可谓是得心应手，成为后现代主义小说中最常见的技巧之一。元小说“在创作小说的同时又对小说创作本身进行评述”，直接探讨小说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从而“对小说这一形式和叙述本身进行反思、解构和颠覆”。(陈世丹，2010:6) 因而在书写历史时，元小说能够跳出叙事，把历史话语的生产过程推到前台，置于公众眼前，并对其进行反思、加以评论，指出历史话语的虚构性和常常带有的偏见。
在《欧洲中心》中，元小说的片段分布在大多数的故事中，或者是让读者明白小说中的历史是作家的创作而已，以此解构作者自身的权威，或者是通过分析官方历史书写的生产过程及其背后的权力运作来揭示权威历史话语的欺骗性。在“救世主：一个卡巴拉式的故事”中，沃尔曼讲述了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的一段故事，作者对关于她的历史评价做出元小说式的评论：“历史学家们认为她是位尽职的平庸之人。而我总是在她身上看到向善的努力，对此我表示赞赏。”(P14) 在其它地方，作者甚至跳出文本，直接追问读者，“说到底，读者，难道您不倾向于认为您现在正费力阅读的这个故事要给您传达什么意思吗？”(P15) 或者在罗列不同的历史观点之后问道：“读者，您更愿意选择哪一种？”(P215) 作者并不试图把自己观点强加给读者，而是把自己写作时的思考记录下来展现给读者，鼓励读者积极参与思考，做出自己的判断，以元小说的手段邀请读者直接参与文本意义的构筑过程，并以此颠覆作者自身的历史写作的权威。
在《欧洲中心》中，作者在“红色断头台”这个关于战后东德的女强权人物希尔德·本雅明的故事里，针对官方历史话语对这位东德著名法官、司法部长的忽略发表了评论：
《苏联大百科全书》疏漏了她，反而眷顾了那位自杀的著名美学家，而其很奇特碰巧是她的夫兄。在昂纳克同志的回忆录《我的人生》中也没有给予她任何笔墨。这些失声绝对不能被误读。难道美国秘密情报机构会为了历史书的记载而泄露它最厉害的特工的信息吗？(P574)
“红色断头台”（即希尔德·本雅明）不能被记入官方历史，因为她处在历史的隐蔽之处，权力体系不会允许这样的人物出现在历史记载之中。这一元小说的段落准确有力地点出了传统正史背后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并颠覆了其权威性。
3.3 文类混杂
在后现代历史书写中，历史和文学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其文本中混杂了不同的文学体裁，使得小说的历史叙事成为异质的多元历史声音的交汇。
《欧洲中心》的文本穿梭于不同的历史和文学写作形式与风格之间。在小说的叙事中，既有用新闻纪实体对历史事件进行正式的记述，又有刻画人物心理活动的内心独白；既有战场上士兵的日记，又有政府的宣传标语；既有对神话故事的戏仿，又有电影评论。其中尤为精彩的是作者使用艺术批评的文类，以甚为专业的音乐评论术语和文体风格对肖斯塔科维奇的几部作品进行评论，把对肖斯塔科维奇作曲的批评和对其生活和思想的叙述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作家从历史人物的艺术作品出发，阐释其人生思想和动机的独特历史书写方式，也为读者更好地理解历史人物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最具代表性的为“作品40号”和“作品110号”两个章节，分别对肖氏的这两部作品进行了新颖独到的阐释和评论，清晰地挖掘出了作品背后作曲家的生活曲折和心路历程。在“作品110号”中，作者把该曲看作是“关于极端恐怖经历的活生生的音乐载体”(P622)，认为曲中旋律皆是作曲家本人“在没有空气的房间中饥饿、哽咽、抽泣”(P623) 的体验幻化而成，是对苏俄高压统治的忠实记录，其中：
弦乐的呻吟声悲悼而阴沉，组成了一支令人窒息的广板。而快板要比被死亡追捕的灵魂更加狰狞、哀伤。那曲调让人觉得死亡已经不可避免，我们只能在折磨中慢慢死去。这就是作品110号。(P623)
小说中历史书写的文类混杂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文本，而且把不同形式的历史话语引入历史叙事，展现了后现代历史书写拒绝任何单一霸权叙事的决心。
在《欧洲中心》这部鸿篇巨制的历史小说中，沃尔曼用他极具海明威特色的洗练的笔风，从由众多历史人物和事件组成的宏大矩阵中挑选材料，编织了一张精细的历史和权力之网，充分彰显了他惊人的才智和叙事天赋。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评委们称赞这部小说是一部“经过严谨考证、精心设计并且表述扣人心弦”的“英雄史诗”，在小说中“沃尔曼的叙事超越了悲剧，回到了对历史的史诗般掌控”，④ 充分肯定了小说高度的艺术价值。本文的讨论表明，沃尔曼小说《欧洲中心》的后现代历史观和历史书写，一方面与后现代主义呼唤平等、消解权威和多元主义的精神实质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反映了沃尔曼坚定地反对极权、暴力和不公平等的人道主义立场以及他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良知的作家积极参与政治和历史意义建构的态度。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985工程”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成果（2010YJS010）。
收稿时间：2011-08-05
注释：
① “X一代”作家一般是指继纳博科夫、冯尼格特、德里罗和品钦等成就斐然的老一代后现代作家之后的一群更年轻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代表了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坛的新生力量，其他通常一并提及的作家还有理查德·鲍威尔斯（Richard Powers）、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rster Wallace）、道格拉斯·考普兰（Douglas Coupland）、凯瑟琳·克列默（Cathryn Kramer）和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等人。他们既继承了其前辈的后现代主义基因，同时也紧随时代的脚步而对前辈有所超越、有其独特之处，比如他们对信息时代和信息科技的熟悉，“对大众文化的吸取更细致更精彩，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十分广泛而敏锐”。（见甘文平，2007）
② 在一次访谈中沃尔曼曾说道：“我一直认为对于历史我们知道得越多越好”，而实际情况是“今天我们主要从电影、电视和其他媒体中认识历史，但他们所提供的历史知识并不一定准确”。（Hemmingson,2009:14）他的主要小说也多以历史为主题，最典型的要数他计划所写的关于北美大陆的历史小说《七个梦：北美大陆景观》，其中的四卷已出版：《冰衬衫》（1990）、《父亲和丑老太们》（1992）、《步枪》（1994）和《阿戈尔》（2001）。
③ 所用引文来自W.T.Vollmann的小说Europe Central (2005)，以下出自本书的引文只标注页码，译文系作者所译。
④ 引文来自2005年国家图书奖小说奖的评委评语，见＜http://www.nationalbook.org/nba2005-f-voll-mann.html＞，笔者译。[2011-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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