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与新理性精神——“新理性精神”与后形而上诗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精神论文,诗学论文,形而上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O-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2)02-0052-03
作为一种新的思想范畴的“新理性精神”在当代文论中出现已经有几年了。这个概念最早由钱中文先生提出。他既在长篇论文《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里明确地作出了全面阐述，而且还将体现其90年代以来最新文论学术成果的自选集，以《新理性精神文学论集》的书名出版，从而为这种思想范畴在当代中国论坛的“出场”举行了一个文化仪式。直到这次由厦门大学中文系举办的以“新理性精神与当代中国文论”的专题学术讨论会，成为这个新的思想范畴全面进入当代中国批评思想的又一次“事件”。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同意这一种说法：无论人们承认与否、赞同与否，这个在近些年里日益受到文论界注目的“新理性精神”，已经在我国当代文艺理论与诗学研究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虽然这个概念的自觉出自钱中文先生的文论著述，但它所包含的思想内涵却来自于整个当代中国文论界共同的思想走向，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新时期以来国内人文领域主流学者的殊途同归的价值立场，只不过是中文先生以其对于理论的敏感性通过一种“命名”活动从宏观上作出了把握。将它比之为20世纪80年代时的“主体性视野”现在或许还为时过早，但它无疑是这个全球化时代里，当代中国文论对世界的文化研究前沿性思考和积极参与后作出的一种鲜明的回应。
众所周知，理性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拥有至高无上的位置，受到以“理性动物”自居的人类社会的长期膜拜。“爱智”不仅是人类征服自然成为宇宙主人的力量之源，也是我们通过启蒙获得解放的光明途径。在某种意义上，一部世界文明史也是理性的继往开来与发扬光大的历程。在欧洲思想史上，理性之舟始自以苏格拉底之名发言的柏拉图，这位形而上学之父以其著名的“理念论”为理性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础。按照这一思路，在我们用感官所感知的日常现象世界后面，存在着一种起决定作用的完美合理与明晰的秩序，宇宙是这种与我们的理性相一致的秩序的产物，而理性的任务就在于把握这种秩序来造福人类。从对理性的这种认同中诞生的“理性主义”的信仰认定，世界由于是一个受永恒法则支配的有序系统而是可知的，人类能够通过正确地运用自身的理性能力而认识反映着事物与存在之本质的“真理”，再由完整的知识体系最终建立起人类文明的大厦。所以理性被视为社会进步的杠杆与人类的福音，理性的毁灭意味着文明的穷途末路。理性不仅缔造了超验的神学，事实上同样也是经验科学的前提。但自19世纪起，在思想史上一直独步天下的理性的权威，逐渐受到以叔本华／尼采思想为滥觞的“非理性”思潮的强有力挑战。正如波普尔曾说过的那样：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植根于哲学之外的问题。无论是以信仰的名义进行的野蛮愚昧的宗教战争还是丧失人性的种族清洗与党同伐异，以20世纪两次“大战”为代表的人类生活中层出不穷的反理性现象不仅彻底粉碎了我们曾经有过的种种乌托邦梦想，也使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信仰受到质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随着理性主义大厦的坍塌而被一起颠覆的理性主义旗帜的降落，使依托于一种审美乌托邦的古典诗学话语分崩离析。人们最终发现，“‘理性时代’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混乱和暴力。”正如理性主义的衰落是一种历史现象，古典诗学与文论的没落也在所难免。
思想史家们在回顾理性主义的崛起时就已意识到，以形而上学思想为基础的传统的理性主义，同时也是“本质论”的与“决定论”的和（心／物）“二元论”的。这种理性范式不仅带有鲜明的神学意味，也是建立于概念网络与逻辑推断基础上的理论形态的思维方式。用哈贝马斯的话说：这一切不仅是“因为原来的理性将自身置于理性的批判之外”，也是由于“理性本身摧毁了使理性成为可能的人性”。（奥斯维特）对传统理性的统治权威的挑战在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中已经被提出。但真正的“革命”发生于作为一场思想运动的所谓“非理性”思潮。相形于理性时代的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这场思潮通常以反形而上学的“反本质主义”命名。虽然它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一直因被认为是理性的对立面而受到正统思想的排斥，但现在来看这是一种由观念立场的差异所导致的“误读”。非理性思潮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挑战并非是对理性的终结，而是理性内部两种不同形态的较量，是对理论理性的补充。就像雅斯贝尔斯所说：“尼采瓦解理性的哲学思想的真正意旨本身是一种大理性，他对‘理性’发动的攻击是大理性对小理性的攻击，后者即所谓的无所不知的理智。”事实上，作为人类文明基本构架的理性的存在具有一种真正的人类学意义。“我们必须承认，任何批判都内在地隐含着理性的要求和批判者的理性立场。”（哈贝马斯）问题在于非理性思想对传统理论理性的批判虽然有力，但其作为一种思想形态的建构性却不足。哈贝马斯认为：“非理性主义哲学，或是表现为实存的澄明和哲学的信仰（雅斯贝尔斯），或是表现为补充科学的神话（科拉科夫斯基），或是表现为神秘的存在思想（海德格尔），或是表现为语言的治疗（维特根斯坦）、解构活动（德里达）或否定辩证法（阿多诺）。”但最终都“只能解释哲学不是什么，或不能是什么”而已。这番意见还是中肯的，笼统地取消概念思维意味着思想的终结。固而，从形而上学与本质主义的理性时代经由反形而上学与反本质论的非理性阶级，如今我们已进入一个后形而上学的重建理性的时期。
试图为理性恢复名誉的工作最早由一些被统称为“后理性思想家”的学者们开展，在此，用利奥塔的话说：“‘后’字意味着一种类似转换的东西：从以前的方向转到一个新方向。”主要方案有：马尔库塞从席勒的“游戏人”与弗洛依德的“快乐原则”提出的“新感性”；波普尔从其知识哲学活动中提出的“批判理性主义”；罗蒂以“后哲学文化”命名的“新实用主义”；哈贝马斯通过“话语伦理”与“程序合理性”提出的“交往理性”等。所有这些新方案都对实证主义立场作出了批判。因为实证主义的“狂热的反形而上学立场暴露了他们想使经验科学思想成为绝对思想这样一种含糊的科学主义意图。”波普尔指出：在今天，“神学的决定论被自然的决定论取而代之，即，上帝的全知全能被自然科学的全知全能取而代之。”在某种意义上，这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所以有学者提出：“虽然科学在发展，但形而上学依然存在。”但“后理性思想家们”的方案虽具有理论上的建构性，却缺乏可操作性。比如新感性的主旨仍在于将感官／生理解放为基础的“生命解放”纳入“人的解放”，这虽有理论价值，但基本上仍停留于生命诗学的范畴，在后现代消费社会其积极意义与负面效应同样鲜明。他的“本能论”立场在政治上被认为“不是个值得信赖的人”，在诗学上同样局限明显。波普尔的“物质世界、精神世界、观念世界”的学者无疑具有思想的建设性，但其“形而上学唯实论”立场也明显限制了其视野。罗蒂试图用“小写的真理”取代“大写的真理”来挽救理性／哲学的做法不失某种效果，但却难逃“相对主义”的嫌疑。他的“对那些非常善于做各种不同的事情的、特别出众的男女的羡慕”的表述是含糊的，缺乏可操作性。虽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极具建设性，同样也遭受到批评。一些英国学者们提出“哈贝马斯的伦理学事实上也是独白式的。”他们认为“如同我们时代中许多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一样，哈贝马斯并没有提供太多的、像他有时叫作生活方式的语法那种现成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话虽说得有些绝对，但也并非没有一点道理。
无可置疑地，这正是当代中国文论产生“新理性精神”的一个全球性的思想文化语境，它所具有思想文化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何从反本质论与非理性主义的思想平台上重新拥有理性，以重建后形而上学时代的诗学话语。对此，作为其“命名者”的钱中文先生在其著述里不仅有过明确的阐述：“新理性精神将把人的心理、认识的重要一面——非理性，与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区别开来。”（《新理性精神文学论》P13）而且他还给出了一个理论方案：驻足于审美与历史／社会的视野，从人文关怀、现代性、对话精神等思想维度，展开关于人的生存意义与生命价值的探索，寻找走向未来的精神家园之路。应该说这个构想在整体上是极具建设性的，问题在于如何进一步具体化。在我看来有三点特别需要强调。一是如童庆炳先生所强调的，怎么把握新理性与感性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对感性的意义的充分的发现与重视，这正是现代非理性思潮同古典理性主义决战后留下的一笔思想文化遗产，新理性精神要想真正取得实效首先必须妥善地继续好它。否则就会名不符实重蹈传统理性主义的覆辙。其二是如何处理好思考的系统性与体系的开放性之间的张力。传统理性的实质体现为一种封闭的权力话语，这是其最终被解构的弊端所在。所以新理性精神的“新”恐怕也得体现于一种“反体系”性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理性精神应该是一种其具体实施方案始终不能最终落成的思想的运动，它的真正生命力体现于这种“动态”之中。它起的是作为一种“思想平台”的作用，为当代思想提供一个能够建构其基本价值取向的思考空间。而在其中，人们可以各行其是、各树其说。但除此之外，新理性精神的建设工作还有必要重新面对一些形而上学的问题。
从思想形态上讲，由“本体论”而“认识论”向“符号论”的转型，也就是古代“意识哲学”向现代“语言哲学”的转换，是思想史上的形而上学时代向后形而上学语境的转折。所谓形而上学，也就是以本质与现象的分离为前提的“关于普遍性、永恒性、必然性的思考。”（哈贝马斯）随着理性从以往的“指导者”身份改为今天的“解释者”角色，放弃以“整体知识”来规划世界图样的打算，形而上学已难以为继。但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问题并不在于对普遍性的思考，而在于从二元论立场出发将先验的观念世界置于中心。哲学有必要搁置二元论但不能放弃普遍性追问。事实正是这样：“除了追问普遍性之外，哲学并不高出个别科学一筹。”“倘若各种哲学学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能通过理性经验的运用，来思考存在或世界的统一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思想终结的只是形而上学理念论而不是形而上学问题。胡塞尔曾表示：“对形而上学可能性的怀疑，对作为一代新人的指导者的普遍哲学的信仰的崩溃，实际上意味着对理性信仰的崩溃。”海德格尔在肯定了哲学与人的生存活动的紧密联系后也承认：“只消我们生存，我们就总是已处于形而上学之中。”只有“在形而上学中哲学才能尽兴。”所以有学者将伽达默尔等人的思想看作“在一定程度上为回归形而上学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哈贝马斯将此放弃终结论思想与整体性知识而保留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称作“后形而上学思想”。这种思想依托“生活世界的实践的经验语境”来发挥思想的批判作用，不同于形而上学的“通过现象认识本质”，后形而上学思想运动将对事物的“同一性”命名看作是一种思想／认识论装置，“借助‘本质’来把握现象”。它们取消本质／现象、边缘／中心的区分，坚持现象与本质的同一性。
我个人认为，当代诗学与批评思想同样有必要在这种后形而上学语境里，通过对“现代性视野”批判反思获得重建的可能性。我们不仅应区分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同样也应意识到“审美现代性”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的表现方式是多样的：大众文化的反专制话语与意识形态的无意识；多边主义的民主性与打着冠冕堂皇的反“单边主义”旗号的拙劣的民族主义；以及审美享受的“在世”性与“超越”性；艺术的人文立场的个体性与个人主义等。所有这些思考事实上也促成了作为一种思想方案的新理性精神的开放性与运动性。置身其中的我们显然有许多事情可做，因而无论如何，作为一个由中国学者命名的“新理性精神”的提出，是很有现实与理论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