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喻经》与宗教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教论文,箭喻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09-10-28
《箭喻经》①是佛教的一个重要典籍，该经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在本经中，尊者鬘童子(Malunkyaputta)②是一位好思好问的人。因他自己不能解决心意中的问题而去请教佛陀，佛陀则帮助他超越了这样的难题。对鬘童子来说，他试图努力解决的是一个生存论问题。对广大佛教修行者来讲，鬘童子的问题则是一个非常实在的问题。佛陀对此问题的处理艺术则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全球化进一步的扩展，同一信仰内部的不同宗派之间以及不同信仰之间的相遇日益频繁，《箭喻经》中揭示出来的理性智慧、宗教伦理以及实践的态度或方法，对于处理宗教之间的关系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实践意义。事实上，西方一些神学家和宗教哲学家们就已经从该经中汲取了营养，尝试着促进宗教之间的对话。
一、《箭喻经》文本内容
《箭喻经》不长，大致内容如下：
1.鬘童子的疑虑。鬘童子独自禅思，从而引出了一系列形而上学问题，也就是无记③。它们包括：世界恒常存在吗(世间有常)？世界不恒常存在吗(世间无常)？世界有边际吗(世间有边)？世界无边际吗(世间无边)？灵魂与肉身是同一的吗(是命是身)？灵魂与肉身不是同一的吗(命异身异)？如来死后还存在吗(如来死后有)？如来死后不存在了吗(如来死后无)？如来死后既存在又不存在吗(如来死后有无)？如来死后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吗(如来死后非有非无)？鬘童子认为，这些问题很重要。他希望从佛陀那里得到答案，并且，他坚决认为这些问题对他自己特别重要。如果佛陀不能予以回答，他就要责难佛陀，离开佛陀，不再师事佛陀。
2.鬘童子的质疑。鬘童子前往佛陀那里，询问了上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立场。他要求佛陀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承认不知道。
3.佛陀的反问。佛陀反问鬘童子，鬘童子皈依他之初是否以回答这些问题为前提。鬘童子予以否定。
4.佛陀的呵责。既然鬘童子皈依佛门不是以回答这些问题为前提，鬘童子就应接受佛陀的教诲。
5.佛陀的开示。佛陀指出，如果有人坚持要这些问题的答案，那么他至死也得不到答案，因为佛陀不会回答这些问题。对此，佛陀通过箭喻来教化鬘童子。一个中了毒箭的人，首要的现实和实践就是接受治疗，而并非探讨和回答一些关于射箭者的状态、箭的构造和质料等问题。如果以弄清这些问题才接受治疗为前提，那么不等他弄明白，他就已经死了。类似地，为了帮助人们脱离苦海、觉悟人生，佛陀不会回答诸如世界有无边际之类的无记问题。
佛陀之所以不回答这些问题，是因为即便通晓了这些问题任何一种可能的答案，也无法避免生、老、病、死、忧、悲、恼苦，而佛陀关注的是灭苦之道。
佛陀进一步区分了两类问题：应该置答的问题和置而不答的问题。他认为，前者是有意义的问题，后者是没有意义的问题。衡量有无意义的标准在于是否认清了五蕴的真相、是否去执灭苦、是否断除贪爱、是否涅槃寂静、是否开发解脱之智慧。佛教徒应该接受佛陀的教导。
《箭喻经》是一个记叙性文本，篇幅很短，但是一个完整的精彩报道，可以让读者身临其境，体会到鬘童子的困惑和佛陀的智慧。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试图通过理性思辨而解决人生大问题(基本的形而上学问题)的尊者形象，也看到了如何把形而上学问题转向解脱问题的觉悟者佛陀的形象。
很多佛经的文本构成形式都是相似的。除了可以从文本本身获得一些佛教道理之外，对于不少经文，我们还可以结合不同时代的情境及当下的处境，从中挖掘出新意。在笔者看来，《箭喻经》在处理形而上学问题上的艺术对当今佛教处理内部关系以及处理与其他宗教(本文主要涉及基督教)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箭喻经》与形而上学问题
这篇短短的经文反映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佛陀的历史使命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经文中，鬘童子的问题当然是他心意中的问题，而这些心意中的问题都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它们涉及一些基本的哲学问题，主要有存在与非存在、有限与无限、身心合一、真如(佛)死后是否续存的问题。严格来说，这样的问题至今我们也很难真正说清楚。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研究了一些基本的形而上学问题，结果他得出了一组二律背反的命题[1]。
同样，在古代，人们也很难真正回答这样的问题，很多回答都只能通过神话的语言表达人们对一些形而上学问题的理解。在《箭喻经》中，鬘童子是一个好玄思的修行者，他尝试通过哲学性的玄思以达到对人类基本问题的解答。然而，这些都是他苦思冥想也无法解决的问题。
这些形而上学问题如何可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呢？显然，任何一种可能的答案都是理性的推理和心意的想象。我们如何可能去探讨世界的有限还是无限？如果我们说世界是有限的，那么这个世界在我们的意识范围之内；如果说世界是无限的，那么世界还是在我们的意识范围之内。如果世界的有限和无限都发生在人的意识领域，那么人自身如何可能跳出自我的意识？康德探讨的结果是，在我们的理性范围内，不可能明确得出世界是有限和无限的结论。我们的探讨只能导致二律背反。
后现代哲学告诉我们，传统形而上学所探讨的问题之核心是实在论的问题，换言之，形而上学要探讨世界的本质或实在，这个本质或实在在人类之外独立存在着。在柏拉图那里，这个实在就是相(理念)。根据柏拉图主义传统，我们应该努力追求这个相。人生活的意义在于超越物质世界，进入相的世界。但对于原始佛教来说，佛陀强调的并不是另一个世界。佛陀是非常经验主义的，他具有强烈的亲证意识，极具人文主义色彩。正如格文达喇嘛(Lama Govinda)所言：
使人受惠的不是信仰(就接受特定教条的意义而言)，而是变化的实体意识，只有在我们还没有体验到它时，实体对我们来说才是形而上学的……从外表看(作为一种体系)，佛教是形而上学；从内部看(作为实体的一种形式)，它是经验论(主义)。[2]77-78
换言之，佛陀对事物的认识，主要不是依靠理性的推理和心意的想象，而是基于他的实际经验。
然而，鬘童子提出的那些形而上学问题，全都是他个人玄思的结果。他在这些问题上无法找到答案，这让他非常痛苦。佛陀超越了这些形而上学问题，已经不受其困扰。
佛陀如何超越这些形而上学问题？佛陀自己作了回答：中道。在佛陀看来，一切都是缘起的，不可能存在永久的自我。他避免了走两端：常见和断见。而鬘童子则显然陷入了两端并且难以摆脱。理性的痛苦是更大的痛苦，以致他对佛陀提出了不合理的强烈要求：如果佛陀不能回答他这些问题，他就要求佛陀承认自己不知道，并且要离开佛陀。面对这些形而上学问题，佛陀不是沿着鬘童子的路子继续探索下去，而是转变了思维方式。
佛陀的基本方法是用经验论超越形而上学。上文已经说到，形而上学问题是心意中制造的问题，在心意之内无法得到最终的解决，它或者终止于一个信仰的预设，或者陷入其中而没有出路，或者找到一条经验主义的出路。佛陀没有把这样的问题终止在信仰上，也没有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不能自拔，而是跳出形而上学问题本身，通过一种经验的亲证，让形而上学问题自动消失。就佛陀而言，他坚持万物的缘起，走中间道路，避免形而上学的困扰。在教导鬘童子的时候，佛陀直接避开了形而上学问题，并告诉鬘童子，作为一个生活在苦难中的人应该关注的不是一些无关其解脱的问题。就如一个人已经被毒箭射中，他首要的问题不是去弄明白射箭之人的姓名、长相、身材、肤色、出身、居住地，不是去探明射箭者所用的弓的材质，也不是去弄清楚捆绑弓杆所用之索的质料。如果要等弄明白了再来治疗，他已经被毒死了。相似地，一个人如果一直执著于一些形而上学问题，那么他就不可能达到解脱这一目的。
这里可以看出，对于形而上学问题，佛陀显然是回避的，并且他回避的理由是非常实用主义的。佛陀反问鬘童子，他来跟随佛陀难道是基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吗？鬘童子承认不是。既然不是，那鬘童子执于这些形而上学问题不是走了偏离之道了吗？
佛陀说，他的使命是让人离苦得乐。实用主义一定是经验主义的，经验主义一定是远离形而上学的。然而，一般人的经验和佛陀的经验也是有差别的。一般人容易拘泥于一般性的经验，还不够大胆。佛陀则非常大胆，也很有智慧，他不仅摆脱了恒常的灵魂问题，而且用比喻表达了深刻的经验主义。例如，佛陀回答婆蹉(Vacchagotta)关于真如死后的问题。佛陀认为，这个问题超越了婆蹉的理解力，而他的经验又不能抵达。为了让婆蹉理解真如死后存在或不存在的问题是一个非法的问题，他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
佛告婆蹉：“我今问汝，随意答我。婆蹉，犹如有人于汝前然火，汝见火然不？即于汝前火灭，汝见火灭不？”
婆蹉白佛：“如是，瞿昙。”
佛告婆蹉：“若有人问汝：向者火然，今在何处？为东方去耶？西方、南方、北方去耶？如是问者，汝云何说？”
婆蹉白佛：“瞿昙。若有来作如是问者，我当作如是答。若有于我前然火，薪草因缘故然，若不增薪，火则永灭，不复更起，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去者，是则不然。”④
我们知道，火熄灭了，谈论火去了四个方向的任何一个方向都是非法的。同样，真如死后，谈论真如死后存在或不存在都是非法的。就这样，佛陀把形而上学问题转化成了经验的问题。通过实用主义立场，避免了形而上学问题的困扰。佛陀通过箭喻告诉鬘童子，解脱才是根本。那些形而上学问题与解脱无关，属于置而不答的问题，可以不予理睬。
三、《箭喻经》与佛教内对话
在《箭喻经》中，核心问题就是佛教如何处理形而上学问题。佛陀通过箭喻表达了其一贯主张，即没有必要把精力放在一些属于置而不答的形而上学问题上。因为那些问题都“非义相应，非法相应，非梵行本，不趣智、不趣觉、不趣涅槃”⑤。
鬘童子和佛陀之间的对话是佛教中典型的弟子和师父之间的对话。在笔者看来，鬘童子与佛陀之间的对话是佛教内对话的一个典范，它为佛教内的对话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发。
在任何一个大的宗教传统中，都会出现很多小的传统或亚传统，甚至亚传统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传统。在佛教内部，也有很多小的传统。它们之间的差异很大，彼此的差异也可能影响彼此的关系。在《箭喻经》中，鬘童子因为形而上学问题而指出，如果佛陀不能回答他的问题，他就将责难佛陀，并且离开佛陀。同样地，在传统内部，不同宗派之间可能在一些形而上学问题上立场不同，并由此会彼此批评、攻击，甚至彼此对峙，成为宗教内关系难以处理的根源。例如，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之间、藏传佛教和大小乘佛教之间的分歧都很大。
在处理佛教传统内诸传统之间关系的问题上，有很多问题需要妥善处理，其中涉及一个非常突出和重要的问题就是彼此对形而上学问题理解之差异。佛陀本人采用了宗教实用主义立场来对待形而上学问题。事实上，对于形而上学问题，几乎不可能在人们之间达成一致看法。原因主要在于这类问题乃是基于人的有限经验和理性推论，它们是心意中的问题。但在本质上，它们和人之解脱之间却不是必要、更不是充要的关系。我们可以持有不同的形而上学立场，但都可以走解脱之路。在佛陀看来，没有必要让这些问题阻碍我们对于世界苦难的意识，阻碍我们走向解脱之路。智慧的是，佛陀没有去否定我们需要不需要形而上学这一问题，而是采取了回避这些问题的态度和实践。佛陀的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中道。
基于此，佛教后来发展起来的诸多亚传统在形而上学问题上的争论甚至对峙不应成为彼此对峙甚至彼此否定的缘由。佛教著名的“三法印”，即“无常、无我和涅槃”，似乎强调“无我”。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看到，佛教并不真正强调“无我”。并且，不同人或宗派对于“无我”的解释也不尽相同。显然，不少人相信“有我”。如果“有我”和“无我”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是否就自然地走向佛教的分裂或彼此间的对峙？
佛陀提出“无我”说，但为什么人们对此的理解很不一样？甚至在很多高僧大德那里也很不相同？难道理由不在于人的具体经验和理性推论吗？面对佛教内部的不同立场和观点，我们应该持何种立场？特别是面对不同宗派的不同形而上学的立场，尤其是在“有我”和“无我”立场上的巨大差异，我们需要彼此否定吗？需要走向分裂吗？甚至需要走向对抗吗？⑥
如果我们能够接受佛陀的宗教实用主义立场，那么，我们就不会把问题的重心落在彼此所持有的形而上学观念上，而是立足于我们的当下经验，把重心落实在如何摆脱苦难也即如何达到解脱上。我们可以对“我”有不同的理解，但我们还是属于佛教大家庭。我们不会、也没有必要在“我”的问题上一定要达成统一的看法。因为在事实上，达成统一的认识几乎是不可能的。纵观佛教发展和演化的历史，初始之时，人们对“无我”的理解应该是比较统一的。但即便如此，有些僧人也一样疑虑，并和佛陀讨论。鬘童子反思了很久，也不知那些形而上学的问题让他经历了多少心理的痛苦和折磨，不然他也不会对佛陀发狠：如果佛陀不能回答他的问题，他就要离开佛陀。只是佛陀将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了转化。
佛教内部不同宗派之间对待一些形而上学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这是非常正常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只是我们不要被这些所谓的形而上学的答案所迷惑，更不要被它们之间的差异所迷惑。我们需要把重点放在佛陀和我们所关注的解脱上。如果采用这样的实用态度，那么，佛教中不同宗派之间的对话就比较容易，并且能够达成很多共识。进一步，不同宗派之间还可以达成丰富性和统一性的结合。丰富性就是不同宗派之间的差异性，统一性就是不同宗派都关注人的生命，都关注人从苦难中摆脱出来，都关注人的解脱。
在禅宗中，我们不需要谈论实在论意义上的西天，也不会突出自我(灵魂)。但在净土宗中，人们所理解的西天基本上是实在论的，并且突出个体自我(灵魂)。禅宗和净土宗都是佛教中的宗派，在佛教整体中它们各自有效。如果你属于禅宗，你没有必要去否定净土宗；同样，如果你属于净土宗，也没有必要去否定禅宗。禅宗和净土宗试图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帮助人们摆脱痛苦，走向觉悟。
所以，《箭喻经》对于佛教内部不同宗派之间关系之处理很有借鉴意义。它的核心信息就是突出佛陀的宗教实用主义，突出解脱中心、生命中心，而非突出具有广泛差异且不可能拥有最后统一答案的形而上学问题。佛教内的对话意味着以佛陀的解脱为中心，避免形而上学的困扰，从而在对话中形成一和多的统一，即佛陀所教导的一就是多、多就是一。
四、《箭喻经》与佛耶对话
佛教是一种强调智慧的宗教，也是一种强调实用主义的宗教，它在不同地区会根据当地的特征发展出相应的佛教形式。在全球化的今天，佛教和世界各大宗教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自阿育王(Asoka)时期开始，佛教就朝全球化方向发展。20世纪下半叶，佛教真正实现了全球化。在此背景下，如何处理佛教和其他宗教之间的关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传统西方一神教传统处理宗教间关系的空间中，佛教为处理彼此的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和有益资源。这里不准备就佛教和其他宗教之间的关系展开探讨，而是就《箭喻经》和佛耶对话问题作些探讨。
前面已经谈到，《箭喻经》的实质是佛陀如何对待形而上学问题。佛陀采取的是宗教实用主义立场。那么佛陀对待形而上学问题的实用主义立场对处理佛教和基督教的关系有什么意义？
在基督教中，宗教哲学家和神学家约翰·希克(John Hick)在他著名的吉福德演讲(1989年以《宗教之解释》书名出版)中，就特别关注了《箭喻经》。在第19章“神话、奥秘与未得回答的问题”中，希克分析了《箭喻经》这个文本，并指出佛陀关注解脱，而不让一些未得回答的问题，也就是形而上学问题，影响一个人走向解脱的道路。在这个吉福德演讲中，希克仅仅分析了该《箭喻经》文本，没有进行实质性的研究，但他肯定了佛陀关注解脱这一重心和主题[3]400-405。在比较通俗的著作《第五维度》中，希克几乎重复了吉福德演讲中的内容[4]302-305。吉福德演讲之后，他在撰写的另一篇论文中也同样讨论了《箭喻经》[5]。由此可见希克对《箭喻经》高度关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基督教神学家从佛教中学到处理基督教问题的艺术：我们并不需要执著于那些形而上学问题，它们和得救或解脱没有直接关系。
希克引用《箭喻经》是为了从佛教中学到一些处理基督教中难题的艺术，但他还没有太多地涉及《箭喻经》对于处理宗教之间关系的借鉴之意。事实上，谈论这一点并不困难。
笔者认为，佛陀对于形而上学问题回避的智慧、态度和实践在佛耶对话中同样重要。例如，佛教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和基督教不同，但这并不应该成为影响彼此和平相处的理由。相反，彼此的差异在不少地方却是可以互补的。基督教中没有的或者没有得到足够强调的，在佛教中可能得到了充分发展，反之亦然。在宗教相遇中，我们可以逾越到对方宗教中，并用对方的概念来理解，然后回到自己的信仰传统中。这样，就可以彼此学习和互益。在对话中，对于一些形而上学问题如果太过执著，就很难从对方那里学到有用的东西，就会习惯于否定对方。佛陀提出回避形而上学问题，把重心落实到宗教的关键点上，也就是得救或解脱上。如果是这样，即便彼此有很不一样的形而上学立场也没有关系。相反，以生命为中心，就会在不同信仰之间实现一和多的统一。
基督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传统，其中包含了三大亚传统：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这三个亚传统也是三个大传统，它们之间也需要彼此对话。在对话中，它们同样需要避免形而上学问题的争论，因为越争论，就越不可能有共同的答案。在基督教传统中，不管是道成肉身、三位一体还是二性论，这些神学形而上学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事实上，它们完全可以通过逾越到佛教中，向佛教学习，通过和佛教对话，学习佛陀这一对话智慧，处理基督教内部各个传统之间的关系。
宗教之间的抵触很多，我们需要弄明白它们之间抵触的原因是什么。通过向佛陀学习不关注形而上学问题，而是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宗教的根本目的上，走向中道，这样不仅避免了很多浪费，而且避免了因为彼此在形而上学问题上的差异所带来的张力。人生有限，我们需要把精力放在最重要的地方。
通过研究《箭喻经》，我们找到一种对佛教本身、对基督教以及对佛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处理可以带来积极影响和智慧的资源。它向我们提供了一种生活中心和生命中心的艺术。毫无疑问，在这个信息无限丰富的全球化时代，为处理佛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箭喻经》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启发。
人类正进入卡曾斯(E.H.Cousins)等人所说的第二轴心时代(the Second Axial Age)。我们的意识需要进行不同程度的转变，需要从个体意识转向全球意识[6]1-14。在这一转变中，不同宗教(在这里，特别是佛教和基督教)具有大量形而上学的因素，我们很可能被这些形而上学因素所束缚。《箭喻经》让我们明白了，我们可以卸下形而上学的负担，甚至避免形而上学的恐怖[7]。可以说，《箭喻经》的智慧是减负剂。在笔者看来，甚至对于各个宗教顺利走向第二轴心时代，《箭喻经》都是重要的精神资源。
在从轴心文明转向第二轴心文明的进程中，各个宗教都面临对自身、对他者的重新认识，我们需要多种动力来推进第二轴心文明的发展。而在佛教及基督教自身传统中就具备不少智慧资源，佛教《箭喻经》就是一个特别的“礼物”，它让我们摆脱形而上学的局限，让我们更多地转向具体的实践，摆脱哲学中所说的本质主义的陷阱，从而让宗教自身更加健康地发展。
注释：
①《中阿含经》第221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册，(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版，第804页。相应于《佛说箭喻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册，(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版，第917页。
②在《佛说箭喻经》中，翻译成摩罗鸠摩罗。
③佛教用语，是对梵文avyakrta的翻译。“记”意指“判断”、“断定”；不可以断定，即为“无记”。无记分两大类：一类是从德性上说的，不能判断善恶就是无记；另一类是对质问不作肯定和否定的回答。本文谈的是后一类无记。
④《杂阿含经》第962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册，(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版，第245-246页。
⑤《中阿含经》第221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册，(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版，第805页。
⑥对原始佛教中“无我”说的详细分析，可参见郭良鋆《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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