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改写还是重新打造——关于建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科体系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近现代论文,学科论文,思想史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拥有八十多年历史的学科，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无论是边界的划分、对象的选择还是理论的自觉，它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都有待于重新打造。尤其是在今天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呈现出多维视角、多种方法、多重路径，而且，人文学科的诸多名宿纷纷转向、钟情于思想史之际，包括本人在内的一些躬耕于这块田园的学者都不免有无法靠岸的漂流感。在一块不属于自己的领地的“荒原”上耕作，时时有“多间余一卒”的尴尬。与此同时，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在寂寞的思考中还平添了一丝其他学者没有的“学籍”身份凭证的焦虑。
一、焦点：在思想史研究同仁之间
关于思想史研究，无论是古代思想史研究还是近现代思想史研究，在学科意识上都是相通的。应该说，古代思想史学科成熟的同时，也就意味着近现代思想史学科的成型。而当中国古代思想史这一学科没有“正式”挂牌的当口，近现代思想史自身的尴尬也就不难想象。“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就是思想史目前状况窘迫的原因。
为什么思想史这一热门学科会显得杂乱无章呢？根据笔者的观察，尽管其中的原因很多，但其根本原因还是一个理性自觉问题。不少思想史学者更多的是在方法论和研究对象以及材料取舍上花费心思，而对思想史究竟怎样取得与其他学科一样门户独立的地位则关心不够。当然，一味强调学科的地位并没有实际的意义，但涉及到这一学科如何走好的问题却不容回避。近年来，一篇关于“思想史的写法”的长文被炒得沸沸扬扬，虽然该文只是用“长时段”视角将古代、近代、现代的时段以“中国思想史”囊括，但它体现出的思想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却是非常分明的，而且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学科建立与写作都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值得说明的是，近年来关于思想史学科独立性的探讨、范式建立和方法突破都与这篇长文息息相关（注：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随着思想史研究问题意识的唤起，2002年9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与《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的关于思想史方法论的讨论会再一次将问题引向深入。凡此种种，颇能反映思想史这一学科意识的升腾。
综观思想史研究者寻求突破的路径，可以看到其中对思想史边界模糊的共识。葛兆光先生自认为《中国思想史》的创新主要来自对这一学科的外延和内涵的“改写”。他说：“至今，思想史仍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领域，它的中心虽然清楚，但是叙述的边界却相当模糊，致使它常常面目不清，也无法像它的邻近学科那样清楚地确立自身的边界，比如它与宗教史、学术史常常关注相同的对象，以至于它们总是要发生‘领土争端’，比如它与社会史、文化史常常需要共享一些知识和文献，于是它们又总是要‘影像重叠’，比如它与政治史、经济史常常要建立一种互相诠释的关系，于是它们又总是要‘互为背景’，甚至产生了到底谁笼罩谁、谁涵盖谁的等级秩序问题。这导致了它作为学科的基础和规范难以确立，就好像一个历史上四处游牧的部落在诸国并峙的地界乍一定居，很难立即确立它的领土和法律，也很难约束它的国民越界犯规一样。”（注：同上书，第68页。）质言之，究竟怎样处理或划定思想史与其他学科领地的关系成为从事这门学科学者的难点。另有学者在一篇论及深化思想史研究的论文中说；“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范围，中国近代思想史与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等其他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以及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等其他专门思想史的联系与区别等等，都缺乏应有的讨论。直到今天，学者们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究竟应该写些什么，没有统一的认识。”（注：郑大华：《如何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光明日报》2005年1月25日。）事实上，这里所谓的“联系与区别”在本质上还是思想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和界定问题。耿云志先生在论述“思想史学科不可能有大的发展”的原因时也曾这样陈言：“至今思想史著作内容的主体范围还不够清楚，许多思想史著作写进哲学史的内容，学科界限混淆。”（注：耿云志：《思想史研究方法发凡》，载王中江主编《新哲学》第1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如果说为了确立思想史的学科独立性，学者们在研究对象和范围的亟待圈定上形成了共识，那么，同样是围绕着研究对象和范围这一难点和焦点，更多的则是众说纷纭。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歧义上，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纠缠在一起。诸多学者的兴趣和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思想史新旧范式的转换。尽管其中有不少高见或妙论，但笔者以为思想史研究者的讨论还是“散打”，思想史主体性建设问题还很遥远。
我们知道，无论是古代思想史的写作还是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范式，都是以思想家的思想为主体，从思想家的思想变化、影响入手来撰写思想史。对此，耿云志先生直陈其见：“近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思想史不应只研究精英的思想，应当充分注意普通民众的思想观念，即便不是以普通民众的思想观念为主体，至少亦应给予与精英思想同等的重视。”他说：“我个人认为，思想史的对象仍应以思想家的思想为主体。”（注：耿云志：《思想史研究方法发凡》，载王中江主编《新哲学》第1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在大陆，以葛兆光先生为代表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思想史写法将“边缘的、零散的资料，重新纳入思想史来考虑”，尤其重视民间资源和“空白点”，这是他深受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方法“影响”的“影响论”（注：葛兆光：《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载王中江主编《新哲学》第1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于是，近一个时期以来，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以及方法论的提出所形成的焦点就集中在“精英思想”和“民众思想”、主流与边缘、浓缩与扩张之“关系”上（注：参见王中江主编的《新哲学》第1辑和第2辑中关于“思想史方法论”的探讨。另外，许苏民、陈赟、方旭东等关于“思想史身份重定：问题及对策”的笔谈对思想史研究主体性的确立同样具有学术导向意义（参见《学术月刊》2004年第12期）。）。在笔者看来，思想史研究尤其是近现代思想史主体性和独立性的确立，需要研究者跳出过去的窠臼：避免重蹈为讨论而讨论的覆辙。思想史学科的百家争鸣固然重要，但单纯的“标新立异”终归解决不了长期困扰我们的学科意识问题。
二、难点：思想史身份悬念的化解
归根结底，上面我们概括的三个焦点还是思想史的身份定位问题。依笔者之见，这三个问题的解决是近现代思想史学科主体性和独立性确立的前提。
首先，就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在“精英思想”和“民众思想”之间的歧义而言，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切口问题。说到切口，就不能不注意到思想史在史学链条上的位置。如同一个高明的医生会在病人的患处“对症下药”一样，思想史家“写作”思想史也应该找到最适合的切口，不然就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与切口相连的一个词语是关口，思想史研究者面临的问题首先就是研究对象问题。在笔者看来，思想史研究还是应该注重精英思想的来龙去脉，其中包括个案、文本、群体等知识流向的考察和分析。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厘清“思想”这个众说纷纭的概念。一种权威的词典曾这样诠释“思想”：“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思想的内容为社会制度的性质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在阶级社会中，思想具有明显的阶级性”（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085页。）。另一种权威的词典则是这样注解“思想”：“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属于理性认识。它具有相对独立性，对社会存在有反作用。正确的思想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5页。）。老实说，我对这两种解释并不满意，至少它们都有否定“思想”之普世科学性的倾向。所谓的“阶级性”无非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思想史；所谓“正确的思想”则没有跳出非此即彼的“惟一”怪圈。应该说，这两种“思想”状态都是思想史研究必须防范和警惕的。所谓“思想”，无非就是某个人或群体对客观现实独到而深刻的见解，而且这个见解不为一般人所有。这个见解不但可以为任何一个阶级或阶层所拥有，而且它不会一成不变，更难有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的判断。
“思想”的理性、科学以及逻辑思维特征告诉我们，它演绎于精英的头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更倾向于将“思想史”与英文的Intellectual History对应起来，而不是与History of Idea和History of Thought相附会。当“关注民众观念世界”成为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呼声时，笔者甚是担心思想史研究会显得自作多情。一位学者完全从纯理论的思维视野出发倡导“民众观念”与“精英思想主体”的贯通。她说：“民众观念的这种文本和非文本载体所显示的思想符号之间有这么大的不同，它们两者之间便不可能直接对接，也不可能直接运用处理精英思想的方法来处理如此不通的民众观念。这就需要我们寻找和拓展新的研究方法，以适用于处理民众观念及其与精英思想对话这两个新的思想领域，并使其能够与原来的精英思想研究领域相贯通。”（注：李长莉：《关注民众观念世界》，载王中江主编《新哲学》第1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我以为，这已经不是思想史学科建设的分内问题。这比由近代日本学者以及现代中国学者葛兆光提出的“思想史的写法”走得更远。这个注重民间资源的索取和“空白点”连接的思想史路径，在笔者看来，并不像“当事人”自己所说的是“顺着看”还是“倒着看”那样简单（注：葛兆光：《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事实上，过多的关注“来龙”之关口的前移与过于注重“去脉”的衔接，同样有“过犹不及”的潜在危机。这就又回到了前文所揭示的“切口”问题。不难理解，当我们需要解剖青蛙的标本时，你却死命关心小蝌蚪的身世，这种做法虽不能说是南辕北辙，但可以说是事倍功半。反过来也一样，一部民众观念史无论如何也难以成为地道的思想史，在思想史研究的领地中，它永远只能是一个“跑龙套”的配角。
其次，我们要讨论的是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主流与边缘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思想史话语。本来主流与边缘的分解在思想史研究中并不严格，在很多情况下，主流和边缘是相对的概念，甚至是交叉的、不可切割的。在历史上被认为是主流的，在现实中则可能被视为是边缘的；在一些人看来是边缘的东西，而在另外一些人那里则可能是主流的。即使是在同一位思想家身上此一时和彼一时的所谓“主流”与“边缘”的思想体现又是不尽一致的。以前些年关于近现代思想史上究竟是激进主义占据上风还是保守主义占据上风的问题讨论为例，双方各视其是，没有谁愿意放弃自我的立场。而且，这个争论就出自两位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有素的名家之手。其实，这也是一个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究竟哪一个属于主流，哪一个属于边缘的命题。要知道，发生在章太炎身上的政治上的激进与文化上的保守如舟车之两轮，很难界定哪一个层面为主流或是边缘。
或许，我们的思想史研究者会说这里的主流与边缘主要是说“精英”思想和“大众”观念的关系。这就又回到了我们论及的上一个命题，这也是笔者最为焦虑的一个话题。如果我们承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中心的判断，如果我们愿意寻找“时代精神”史，那我们就有必要将所谓主流与边缘的地界涂抹。一位论者为了给思想史研究注入活力，便有了这样的说法：“精英思想与民众思想不是分离的，应当有一种内在的本质的关系。具体说来，精英思想是从前人、从同时代人、从社会生活中获取思想资源的。从同时代人和社会生活中获取资源也可能就是从民众中获取思想资源。民众思想可能构不成理论体系，但它仍是精英思想取之不尽的源泉。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精英思想又是如何扩散、渗透和影响广大民众的。精英思想和民众观念有一个互动关系。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互动关系，把民众的思想纳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领域，是可以成立的”。在这样的前提预设和逻辑推理下，思想史研究就要到“田间地头”，利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来解决以前没有解决好的思想史问题（注：梁景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对西方思想理论与方法的回应》，载王中江主编《新哲学》第1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笔者不知道一位思想史研究者一生要用多长时间去化解“长时段”状态下的“接触”工作；更不理解既然要对非主流的“边缘”人物进行“采访”，何以还要“选择层次较高的民众”。笔者只是感到，“互动”的思想史研究法不但是对思想史主体性、独立性的消解，而且简直就是要让思想史这一学科从历史中消失。试问，这样标新立异的思想史研究究竟和社会史以及其他类型的“史”有什么质的区别呢？在这个意义上，如果硬要区分出思想史的主流和边缘，我还是倾向于“多研究些主流，少谈些‘互动’”。无所不包的扩张其实正是自我消解的开始。
最后，在精英与民众、主流与边缘的数量和范围较量后就是浓缩与扩张的“关系”紧张了。以目前思想史研究者新锐的观点看，无论是古代思想史还是近现代思想史研究，边界的扩张势在必行，不然就难以以“新”制胜。当一些学者津津乐道于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扩大了哲学史研究的对象时，笔者更多的不是欣赏，而是担心这种“扩大”背后的隐患。传统的思想史研究有“依傍”（哲学史）之嫌，当下的思想史则有“越位”（社会史）的企图。以至于有人将其总结为“上天入地”的学问：“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只是分别强调了思想史的两条边界，一条是向上的、通向哲学、形而上精神的世界；另一条是向下深挖的通向社会的、形而下生活的世界。合起来，可以叫做‘上天入地’。由此看来，思想史的对象有一个大致的范围，即在现今常见的哲学史和社会史之间的大片腹地，都可以是思想史家驰骋的疆场。当然，这种见解多少局限于现代学术的分野，即以承认现代学术形态的合理性为前提”（注：高瑞泉：《上天入地：思想史的边界与方法》，载王中江主编《新哲学》第2辑，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我们知道，什么都可以成为自己领地的学科是不存在的。换言之，一味扩张的帝国总是要马失前蹄的。与上个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时的一个观点十分雷同——本来就没有什么人文精神又何谈失落（只是借用这个“套路”），如果我们思想史学科还没有堂堂正正的“合理性”地位，那又何以奢谈“驰骋”？
众所周知，思想史领地的开拓主要来自于日本丸山真男等学者的真传（注：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以及葛兆光先生的借鉴。但就是这位深受其益且把国内学者招惹得心绪难平的思想史家近来的心迹袒露足以让一边倒的学者们止步：“思想史的这种观念和方法的变化，已经有可能把很多东西，过去不曾使用的东西，都变成自己的资料。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现在我自己也感觉很困惑的问题之一，是思想史如何确立自我的边界，不至于一方面入侵其他历史领域，一方面守住自己的国土。有人说，这样的思想史太庞杂了，不像思想史了，这我不同意，因为谁规定了思想史是什么样子和多大领地？但是也有人因此说思想史可以横冲直撞，这也恐怕很麻烦，因为无限扩张的结果就是消解自身。有人提出，可以叫思想文化史或文化思想史，究竟怎么办，我也还没有想清楚”（注：葛兆光：《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载王中江主编《新哲学》第1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对目前的思想史研究来说，确立自我的边界比盲目扩张要紧迫得多。固然，思想史的“样子”和“领地”没有人划定，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就有责任和义务首先圈定思想史的领地。这也是思想史这么多年来没有自我独立性和主体性的原因。无限扩张的结果是：不但没有守住固有的领地，反而因为自我的膨胀失去了固有的地盘。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试问面对一部“庞杂”的思想史，“天下何人还识君”？当饺子、包子、馄饨用一种“万能”馅儿包进去后，那它们三者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同理，现代思想史扩张的结果还能让我们将其与中国现代史、社会史分门别类的对待吗？领地不详、边界模糊、无所适从的思想史，尤其近现代思想史，岂不就是毫无个性、任人打磨的“墙头草”。
三、重点：独立性和主体性的确立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地位的确立一直是困扰和制约这一学科发展的瓶颈，也是本文论证的重点。就近年来本人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体会而言，尽管众说纷纭，但还是不能人云亦云，而是要从本学科的实际出发，在“不破不立”的原则下进行。
其一，思想史要“破”的是“扩张”说。笔者以为，思想史要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目前首要的任务不是“扩张”，而是与之相对的“收缩”或说“画地为牢”。无论是从内涵还是从外延抑或从方法上说，思想史都没有“扩张”的权力。从内涵上说，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到底是什么的界定并不清晰；从外延上说，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立论范围不甚明了；从论证方法上说，思想史还没有达到诸如其他人文学科炉火纯青的地步。郑大华曾这样评价葛兆光的“思想史”研究成果：“直到今天，学者们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究竟应该写些什么，没有统一的认识。葛兆光提出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是知识、思想与信仰，并据此写成两卷本的《中国思想史》。该书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的较大反响，赞扬者有之，批评者也有之。但就书中所涉及的晚清部分来看，似乎不太成功，至少它没有给读者提供一个晚清思想史发展的清晰脉络。又有学者提出中国近代思想史是研究这一时期各种思想观念，尤其是社会政治思想新陈代谢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还有学者提出近代带有资本主义倾向和性质的思想、观念和主张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注：郑大华：《如何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光明日报》2005年1月25日。）。这是思想史学者对思想史学者的批评，而且也是有代表性学者间的“对话”。虽然这段话不长，但其中涉及的问题都是带有针对性的，而且涵盖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等基本问题。也正是这段“对话”恰恰反映出思想史研究“深化”的艰难。在《如何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这篇带有宏观意义的“微作”中，郑大华提出了加强“思想史学科自身的研究”的设想：“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各个不同时期人们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所提出的思想、观念和主张，这些思想、观念和主张提出后对社会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以及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应该说，总结“经验和教训”和寻找“规律性”不仅仅是思想史这一学科的任务，而且也是整个史学学科的任务。笔者以为，这个设想还是有待于朝着可操作性的具体化方向演变。对此，我们可以从已有的思想史论著中汲取足够的教训。以20世纪30年AI写作就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为例，即使出版社声称“选粹”，也还是不能让人信服它是一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典范之作（注：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其二，就是近现代思想史要“立”的成分，包括内在规定性和外在可行性两个方面。
就前者而言，思想史带有与生俱来的批判性。它要求研究者的基本素质必须是保持心态独立的“自由”学者，而不是见风使舵的功利者。以近现代思想史上几个基本的命题而论，“改良”与“革命”的关系、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关系、“新”与“旧”的关系都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没有处理好的关系论题。曾几何时，“革命”是惟一的价值标准，在政治气候的左右下，一味歌颂“革命”、批判“改良”的声音如日中天，“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帽子足以把社会渐进论者打入十八层地狱。显然，这样的思想史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经不起逻辑推敲，也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有幸而又不幸的是，这种情形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了根本的改变，“改良”简直是“翻身”解放，一味肯定“改良”、“告别革命”者比比皆是。此情此景，“激进主义”也是每况愈下，“保守主义”则是行情渐涨。颉颃起伏的“思想史”俨然是政治气候左右下的骑墙者。看似相反的观点竟然都能成为思想史的“主流”或说“主潮”。显然，这样的思想史研究应该是从事思想史研究者引以为戒的。对此，笔者曾在上个世纪90年代出版的《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中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进而指出了“改良”与“革命”各有不可取代的功能，彼此不可互相僭越（注：张宝明：《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与批判性密切相关的思想史之内在规定性是其自身的吊诡（“两难”或说“悖论”），这也是笔者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一贯追求。如果我们承认思想史研究是一门思辨的学问，那么，我们可以说以思想家及其引领的思潮对时代的影响和种种困惑为前提的思想史研究才算是思想史学者走对了门。思想家不是圣人，更不是上帝，因此，他们的思想及其所引领的思潮都不免带有这样或那样的偏执，而这样或那样的偏执又是与其所处的时代不可分割的，也与其所思想的价值不可分离的。我想，思想史抓住了这个中心也就抓住了学科的本质。如果说思想史学科和历史学的其他学科有什么不同的话，思想的吊诡乃为其大要（注：张宝明：《自由神话的终结——20世纪启蒙阙失探解》，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最后要说明的是，思想史研究还具有当代性的特点。思想史研究重视“思想”和“历史”的有机统一并不为过，但过分强调“历史”而忽视其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不利于自身的成长与成熟。在某种意义上，当代性是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之“个性”张扬的体现。一位以“近世”思想史研究著称的学者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思想史研究的意义还在于它与当代思想文化的讨论也有密切关系”（注：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序》，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毕竟，思想史研究讲求的还是“过去”与“现在”的衔接、“新”与“旧”之间的因果关系。所谓在“诠释”基础上的“百尺竿头”——“体认”或“体验”——正是思想史“当代性”的另一种提法（注：方旭东：《以意逆志 于心得之——中国思想史研究法的省思》，《学术月刊》2004年第12月号。）。在内涵层面上，批判性、吊诡性和当代性构成了作为思想史学科内倾、自敛的基本诉求。就此而论，思想史研究不存在“改写”不“改写”的问题，关键还在于如何潜心打造。
就后者而言，思想史外延同样也需要一种内倾、自敛的基本诉求。鉴于上面已经有思想史内涵的“规定”，笔者以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范畴比较起来，其领地不是更大，而是更小。哲学重在解释“现象”，而思想史则侧重于影响力或说“晕轮效应”。一些主张“上天入地”的思想史研究者以为将“哲学或哲学史的思想史”以及社会学和社会史的方法统统纳入思想史就万事大吉了，其实不然。思想史现在是要“画地为牢”，而非“地大物博”。为了更好地让它从交叉与边缘的近亲学科中剥离出来，譬如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以及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等，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科建设的第一要义便是圈定内涵基线下的“外延”。笔者以为，这个外延主要还是思想史的对象涉猎问题。具体地说，人文关怀及其外化是思想史搜罗的重中之重。这也是思想史为何在今天呈现出“一石三鸟”格局的根本原因。人文学科中的文学、史学和哲学不约而同地钟情于思想史并害得它落个“一女三嫁”的恶名。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而是重在强调：从“文史不分家”到“文史也分家”，思想史研究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时刻制约着也应该制约其外延的圈定。这就如同“向心力”与“辐射力”的关系，围绕着思想史内核的研究不但“神”不散，而且“形”也不散（注：张宝明：《从文学史到思想史》，《社会科学报》2004年8月26日。）。陈来先生的界定不无参考意义：“思想史要研究我们的前人对于自然、社会、人生、人心、知识、信仰的理解，研究他们表达或构成这些理解的概念、命题、体验、论证，研究文化的经典、对于经典的诠释以及各代人经由与经典的对话而产生的思想……研究这些内容才能帮助我们理解某一文化类型的理论思维特点，理解核心和价值对于文明的规范性作用，理解文明整体和文化传统的特质”（注：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序》，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尽管这些说法尚嫌抽象，但它至少在当下能够缓解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之“杂乱无章”的压力。
毋庸讳言，思想史学科建设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由一人之手炮制出一个人人赞同的方案，但就压缩编制、凸现个性的预设而言，这或许是对正在苦苦寻求思想史学科路径同仁的一个切实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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