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尝君[1]2001年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跨越式改革的研究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日益成为改革所面临的巨大障碍，而我国现存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无疑是导致这些深层次矛盾的根源之一。在党中央最终确定把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们的改革目标后，围绕社会微观经济基础——产权制度进行的研究多了起来，理论界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后，全国各地的实际操作也不尽相同。本文在对各种观点引述评价的基础上，首先界定了要研究分析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跨越式改革的内涵和外延，接着通过说明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是特定的历史经济范畴，并详细分析了它的缺陷，特别是随着渐进式改革的推进，已成为改革绕不过去的暗礁。进而论述了产权制度跨越式改革是最终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所需的制度创新、国有企业改革攻坚、实现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内在要求。紧接着通过对跨越式和渐进式两种改革模式的比较分析，在充分肯定最初渐进式改革的必要性的同时，提出了改革模式的可选择性和选择的限制性，得出了在20年渐进式改革的基础上实行产权制度跨越式改革是最优的组合改革模式，并进一步探讨了产权制度跨越式改革的可行性。最后提出了产权制度跨越式改革的简单模型以及在改革过程当中应注意的问题。
刘明越[2]2013年在《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与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断完善的重要标志。任何所有制都存有一个实现形式的问题。所有制改革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即社会中不同所有制比重的变化；其二,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即所有制具体采取怎样的形式来实现。我国的所有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沿着这两方面展开的。所有制结构改革,是从单一的公有制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所有制实现形式改革,是从传统的公有制企业变为现代公司制度,无论是农村集体经济的改革,还是国有企业的改革,都清晰地显示了这一演化过程。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微观基础,一直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国有企业30多年的改革,一方面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是要不要坚持国有企业的的性质和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是围绕实现形式这一重点问题展开的。目前,国有企业已经建立了现代产权制度,实现了产权社会化。在我国,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担任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性的重任,体现公有制的性质,而其创造的财富必须实现社会共享。但国有企业又必须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成为独立运行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按照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和产权理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一方面要强调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即国家所有的性质；一方面也要强调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国有企业经过股份制改制后,宏观层面的产权多元化的结构已经形成,而企业微观层面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也随着产权多元化结构而不断完善。国有企业产权“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也逐渐因产权制度改革和国家的产业政策发生变化,除涉及国家绝对控股的行业外,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产权已经实现多元化,形成了国有相对控股和国有参股的产权模式。根据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和委托—代理关系,国有企业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也就是全民所有,全民共享。国资委的成立,解决了国家所有权出资人的代管问题,解决了国有资产具体管理的问题。国有资产运营和管理的目标是保值和增值,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是国有企业经营成果全民共享的前提和基础。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如何实现国有企业经营成果全民共享。实现国企经营成果全民共享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是国资委的定位：国有资产代管者职能的完善；其次是对国有资产代管者的监督,以便确保代管者能够真正履职；第叁是探索和形成国有企业经营成果共享机制,实现全民共享。
马嵩[3]2016年在《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背景下民营经济发展动力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3年以来,东北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引起理论界与实践层的高度关注。国家提出的振兴东北“药方”是要靠改革激发东北的内生动力,尤其是切实消除民营经济发展障碍、形成民营经济发展新动力,是东北经济振兴的必然选择。本研究以我国经济新常态为背景,以东北经济下行为切入点,以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理论为指导,概述东北民营经济演进发展,从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扩大劳动就业等方面,与国内典型发达地区和全国整体水平进行比较,分析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作用的差异或差距；在此基础上,基于新常态对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要求,明确民营经济在东北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中的目标定位,尝试构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结构模型,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要素和动力机制,提出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路径与对策。本研究包括七章。第一章,导论。在概述问题的提出及意义、研究内容及方法、主要创新与不足的基础上,重点从经济增长动力、民营经济作用、民营经济发展动力、制度约束及变迁等方面对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以期对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理论及其实践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第二章,相关理论分析。通过对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区域经济增长动力、民营经济发展作用、民营经济发展动力、制度变迁以及系统论和耗散结构理论等梳理分析,总结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即民营经济是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中的重要动力要素；同时,经济发展基础、市场发育程度、制度变迁等又是民营经济自身发展的动力要素。第叁章,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分析。本章以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为时间划分基点,分析了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及趋势,论述了新常态背景下东北对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方向,即制度和技术的创新驱动、需求结构协调拉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民营经济发展推动,进而提出了东北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要求。第四章,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动力分析。从东北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分析入手,采用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民营经济增长贡献、就业拉动贡献以及税收增加贡献等指标,比较分析东北地区与环渤海、长叁角、珠叁角等发达地区以及全国范围下民营经济发展贡献率的差异或差距,揭示民营经济在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换中的发展潜力及动力提升空间。第五章,区域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下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选择。概述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形成要素,探讨东北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中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要素及其组合形成的动力机制。基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模型,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需要制度、政策、金融、技术、人力等动力系统相互作用。笛六音.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大战动力转换的障碍与对策探讨。在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制度约束和非制度约束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现实,探讨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形成新动力机制的路径与对策。研究发现,“黑土地”文化、“铁饭碗”意识、“关系寻租”、市场化程度、资源环境状况、民营企业自身问题等,是障碍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重要因素,需要通过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改善民营企业融资机制等途径,拓展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提升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第七章,研究结论。本研究的主要创新表现在：一是理论层面,尝试构建民营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模型。民营经济发展动力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基于系统论和耗散结构理论,需要制度源动力系统、政府外生推动力系统、创新驱动力系统与资源要素承载力系统的相互作用,形成“负熵流”,进而形成民营经济发展动力机制；以此为基础,从理论上提出新常态下东北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即以产权制度、金融配置、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为动力要素的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结构。二是实践层面,对区域经济增长与民营经济发展相关性进行了初步探讨。东北民营经济的经济增长贡献远不及发达地区显着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拉动就业的相关系数最低,税收相关系数显示其并没有成为区域税收增长中的倚重力量,揭示出民营经济制度源动力系统滞后、政府外生推动力系统动力不足、创新驱动力系统作用有限、低端生产要素提供的“负熵流”能级降低,引发系统走向无序,无法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叁是对策层面,提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目标及路径选择。在比较分析东北地区、环渤海地区、长叁角地区和珠叁角地区民营经济贡献率的基础上,对四大区域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及其结构进行比较,揭示了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结构以及动力结构转换的条件和规律；基于此,提出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路径选择及对策建议,即通过规范政府行为、完善产权制度、鼓励技术创新、优化金融资源和人力资源配置,从实践层面构建民营企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同时,本研究的不足表现在：对于民营经济发展历史数据的整理和运用有待于进一步强化,经验实证研究方法特别是定量研究的方法运用不足,民营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构建和设计还有待于验证。
陈天元[4]2015年在《北汽集团改革与发展问题的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作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伴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逐步发展壮大，进一步规范了公司治理结构体制，有效地实现了决策权、执行权相分离的企业董事会制度的建立。同时，通过企业制和股份制改革，有效地解决了国有企业发展中的资金问题，并通过积极构建完善的激励机制，大大的激发和释放了企业员工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国有企业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动力，与非公有制经济一道，为促进国民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本文将用五个章节通过北汽集团案例分析对国企改革与发展的对策进行研究。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及内容等。第二章讲述、阐明国有企鹅也的相关概念以及北汽集团的基本情况。第叁章简述北汽集团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及北汽集团现状进行SWOT分析。第四章结合北汽集团的发展现状分析改革过程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集中表现为企业历史负担过重，制约着国有企业规模的扩大化和生产经营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国有企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外部环境风险进一步增大，市场竞争性空前增强，企业风险防控和治理难度增大、成本上升，这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的制约着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同时，产权问题不够明确，企业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待增强。第四章针对目前发展中产生的问题，提出一些一般性的建议。例如企业员工激励机制的规范制定可以有效提高员工的归属感和荣誉感、员工的后顾之忧通过诸如此类的一系列保护措施来消除。需要通过加强国企生产结构战略性调整、完善国有企业改革配套措施、实现清晰明确的产权分配、构建行之有效的企业员工激励机制来释放国企发展活力等措施。第五章深化论述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建立各项保障制度夯实改革的成果。伴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逐步发展壮大，为了进一步规范了公司治理结构体制，有效地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相分离的企业董事会制度的建立，同时，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制，股份制等一系列的改革，将企业发展中的资金短缺的问题攻克，并通过积极构建完善的激励机制，大大的激发和释放企业员工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国有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前景，需要国有企业改革。与非公有制经济一道，为促进国民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作为国有企业典范的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五大汽车集团之一，在中国汽车市场占有率上拥有重要席位。在发展战略上，北汽集团坚持走“集团化道路，实现跨越式发展”，积极面向市场，加强市场调研和市场需求变化情况的认知，是市场为导向制定发展和生产战略，注重汽车产品研发，积极加大科技的投入力度，不断增强自主研发车型在市场上的占有份额，北极集团立足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正确清醒的做好自身优势条件定位，不断适应市场竞争和市场化挑战，加强自身发展战略研究和自主品牌研发，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本文从国有企业的概念和性质的分析入手，以北汽集团为例，对其进行了SWOT的分析，北汽集团在其发展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着北汽集团改革进程的推进，同时也是北汽集团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改革的重要的着眼点和突破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历史负担过重问题、企业产权问题、员工激励问题、员工安置问题和社会环境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改革措施，逐步解决北汽集团企业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北汽集团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为了保障北汽集团改革的顺畅性和可行性，需要从北汽集团的发展实际出发，制定切实合理有效的措施，消除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以产权制度改革和完善为核心和重点，积极采取保障性措施，为北汽集团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的法律和社会环境，通过加快北汽集团业务结构战略调整、实现北汽集团制造业服务化、建立完善的评价和激励机制来实现，推动北汽集团改革的顺利进行。北汽集团改革的推进和持久化，紧急依靠国企自身管理过程中的激励机制、产权机制、管理机制改革是远远不够的，深化北汽集团改革还需要一定的配套措施，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培育适合北汽集团改革和发展的市场环境，努力完善北汽集团改革的相关法律环境，为北汽集团改革的逐步深化打下坚实的基础。本文以北汽集团为例，通过对国有企业发展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和北汽集团的发展现状展开分析，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国企发展过程中的困境和挑战，提出了针对北汽集团改革的若干意见以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配套措施，希望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借鉴性意见，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谭芬[5]2007年在《东西部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东西部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着显着差异,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东西部在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本文引入制度变迁概念,从制度变迁与民营经济发展的关系入手,阐明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内生变量。在不同的地区,制度的供给量、变迁速度、实施状况都有所不同,就算相同的制度在不同地区也会带来不同的制度效果。这些制度因素是多方面的,具体包括产权制度、融资制度、激励制度、管理制度、组织制度及非正式制度等等,它们从不同的角度配合或促进经济的整体发展。本文仅从产权制度、融资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叁个方面对东西部地区的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安排进行比较分析。得出结论:西部民营经济制度变迁速度较之于东部地区要慢得多,也缺乏高效的制度安排,政府的制度供给行为存在严重的滞后与非理性,制度的实施机制差。最后就西部民营经济发展相关制度安排提出相应对策。认为:一、产权制度安排主要从企业自主创新和完善政策法规两方面展开。二、融资制度创新要从叁个方面实现突破,即外源性融资制度创新、民间金融制度创新和民营企业信息披露制度创新。叁、非正式制度创新则要从提升非正式制度对西部民营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着手,如加强诚信文化建设;树立高薪-高竞争力的良性循环价值取向;转变企业治理结构中的家族文化观念;全新投资理念的形成。
张晓红[6]2006年在《我国微观经济组织的效率研究》文中提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宏观经济运行的有效性最终要依托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高效率。我国的改革是从提高微观经济组织的效率开始的。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因而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1984年以后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把增强企业活力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是基于提高企业效率的考虑。现在改革向纵深进行,改革的方法和措施虽各不相同。但提高效率的目的并没有变。本文的论题为:探讨在经济转轨这一特定背景下,我国微观经济组织的效率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效率改进的相关建议。为此,本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新兴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方法论的指导下,具体采用比较分析、定性分析辅之以定量分析、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沿着总—分—总的基本思路展开论述。在总括介绍了效率理论、界定了微观经济组织并构建了微观经济组织效率分析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分别对我国转轨阶段存在的主要微观经济组织进行个别效率分析,并分别提出了各自的效率改进方向,最后又综合分析各类组织之间的效率联动及其必要条件,并提出了促进组织之间效率良性互动的环境建设方向,以此作为一个完整的分析体系。具体内容及主要观点如下:第一章为研究准备,回顾、分析、梳理效率理论的已有成果作为研究的理论准备,界定微观经济组织并深刻认识其所依托的经济环境作为必要的背景知识准备,构建以制度为主线的、产权—人—环境叁位一体的微观经济组织效率分析框架,用于对我国微观经济组织进行效率判断及解析。第二章至第五章在上述的效率分析框架下,分别对国有企业、乡镇企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农业微观经济组织进行个别效率判断和解析。第二章集中分析国有企业。本章指出了我国国有企业与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国有企业相比的特殊性,认为改革使国有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得以优化,渐进地提高了国有企业适应市场的能力,但是国有资产产权权能、权责、权利不能吻合成为其现阶段主要的效率制约因素。总体上判断国有企业的效率变动以提高为主,但增长势头弱。最后提出应该针对我国国有企业的不同经营领域设定不同的效率目标,辅之以准确定位政府职能、全面搞活国有资产带动国有企业渡过改革“深水区”。第叁章集中分析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是我国独有的微观经济组织形式,它的组织形态的特殊性又决定了它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对乡镇企业的效率分析表明,乡镇企业对不完善的“灰市场”特殊的适应性成为其效率的主要促进因素。本章所形成的另一个观点是:乡镇企业发展的趋势是乡镇企业作为一个独特微观经
胡乃民[7]2006年在《国有（控股及参股）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监督机制框架及鞍钢集团公司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过程中，出现了监事会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的问题，特别是“安然事件”、“世通事件”、“巴林银行事件”等等，让人们看到了西方体制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揭示了现代企业制度下出资人监督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性。同时，企业集团还存在多法人、多种联系纽带、多层次组织、多样化经营、多功能、多国化等六大基本特点，依靠“市场准则+组织准则”配备资源以降低成员企业之间的交易费用，存在“道德风险”和内部“寻租”活动等特征。因此说，我国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公司治理不仅要解决这些改革过程中遇到的有中国国有企业特点的实际问题，而且还要解决共性的代理、多法人联合体即集团成员企业之间的协调关系问题，出资人的监督是客观要求，子公司实际需求来自母公司的“外力”监督。如何有效发挥现代企业制度的作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监督机制，探索现代企业制度下各种监督资源有效整合途径，发挥整体监督合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依据党的十六大精神，国有企业改制子公司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如何建立改制子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出资人如何强化对参股子公司的监控，如何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一般规律要求的、符合企业实际的国有资本监督运营体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现代企业制度下党委会包括纪委会、职代会、工会“老叁会”如何融入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新叁会”，如何使融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老叁会”继续发挥不可替的代作用和优势是值得认真研究和积极实践的问题。如何在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完善有国有企业特色的监督制约机制，实现国有企业传统的监督方式与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机结合，需要进行有益的尝试。 鞍钢集团作为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健康发展，法人治理结构、公司制管理和监督都有创建，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本论文以这个生动的事例作样本，探索国有和国有控股及参股企业监督的制度安排和体制设计，力图选择重要而又贴近我国改革的重大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理论研究，借鉴现代西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和公司治理理论，总结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经验，提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有效监督的理论框架、制度框架和具体渠道、办法。特别是创建监事会、审计、纪检监察“叁位一体”监督机制，对我国深化国有企
李玮[8]2010年在《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按照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定义,人均GDP低于900美元的国家,叫“低收入国家”;人均GDP在900美元到3500美元这一段,称作“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在3500美元到11000美元之间的,叫做“高的中等收入国家”①。随着2009年我国的人均收入突破3700美元,我国已经步入了高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之后的一阶段是我国能否步入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时期,处理不好就可能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本文通过对可能引发“中等收入陷阱”原因的分析,认为所谓的“陷阱”无非是一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长期无法解决所引发的社会和经济矛盾造成的。只要解决好这些矛盾,并通过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我国就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体来说,这些问题包括:国有企业自身的改革问题,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金融抑制”问题,以及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交杂在一起,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其中,一方面的问题解决不好,都可能制约其它问题的解决。如果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还会诱发其它的矛盾形式。如: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制约中小企业的发展可能导致失业率升高和城市化进程中的相关问题;此外还会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和银行业中的坏账风险加大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激化都可能使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本文在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做出简要概述后,第二章基于对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研究,从产权角度和委托—代理关系角度深入分析了当前国有企业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与我国经济发展中潜在“陷阱”之间的关系。指出了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意义,并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分析了以渐进式的方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合理性以及渐进式改革不断深入的动力。第叁章,首先指出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作用。并针对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融资困难问题,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困难出现的原因,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在文章最后一部分,我们首先指出了产业升级对于促进我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并重点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在依靠市场来推动产业升级方面存在比较严重的市场失灵问题,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进行积极的引导,促进技术进步,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增加注入新的动力。
王妍[9]2005年在《中国国有企业制度性寻租行为研究》文中认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一向是我国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无论是完善国有企业内部公司治理问题,还是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问题,理论界已经提出了众多方案,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由于寻租所导致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市场秩序的混乱、社会诚信的丧失甚至对政府的执政能力产生影响等一系列现象,屡见不鲜。本文通过分析寻租与制度的内在共生性,提出国有企业的寻租行为的实质是制度性寻租行为。因此,对国有企业寻租问题的研究,必须从制度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并进一步指出产权制度、融资制度、会计制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构成了国有企业寻租行为的制度根源,必须通过整体性制度安排,才能实现对寻租问题的有效治理。
肖丕楚[10]2005年在《传统优势企业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成的规模比较大的国有企业和国有存量资产,尤其是重化工业、原材料制造业和采掘业内的传统优势企业,构成了我国工业体系的重要基础和支撑,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它们曾经具有的竞争优势不断丧失,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现代优势并没有建立起来,表现为制度残缺、流程缓慢、组织机械、经营困难,缺乏自生能力,并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包袱。而且,和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传统体制的弊端和痕迹在国有大企业中表现最为突出和集中,改革的难度也更大。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如果这部分庞大的存量资产不能够得到有效盘活,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就缺乏相应的微观基础。 传统优势企业是指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企业指标进行评价,并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能够有效运行和具有一定优势的资源消耗型的大型国有企业(包含国有控股企业)。从时间上看,它主要指建成于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尤其是“一五”计划和“叁线建设”时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仍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一批骨干企业;从投资主体来看,它主要是由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直接兴办和经营的大型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从组织机构和形式来看,大多数依旧采用传统的科层制、官僚制等刚性的大型组织结构;从行业分布来看,它包括冶金、石化、机械制造、纺织、食品等传统产业领域的企业;从空间分布来看,它们广泛分布于东北和中西部地区,成为老工业基地的重要微观基础和载体。判断一个企业是不是传统优势企业,可通过时间判断标准、产权主体标准、企业规模标准和产业分布标准四个标准进行界定。 中国落后地区工业化路径的选择与传统老工业基地的崛起,需要用一种全
参考文献：
[1].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跨越式改革的研究分析[D]. 许尝君. 河海大学. 2001
[2]. 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与问题研究[D]. 刘明越. 复旦大学. 2013
[3]. 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背景下民营经济发展动力问题研究[D]. 马嵩.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4]. 北汽集团改革与发展问题的对策研究[D]. 陈天元. 吉林大学. 2015
[5]. 东西部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比较研究[D]. 谭芬. 湖南大学. 2007
[6]. 我国微观经济组织的效率研究[D]. 张晓红. 中共中央党校. 2006
[7]. 国有（控股及参股）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监督机制框架及鞍钢集团公司实践研究[D]. 胡乃民. 东北大学. 2006
[8].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D]. 李玮. 中共中央党校. 2010
[9]. 中国国有企业制度性寻租行为研究[D]. 王妍. 吉林大学. 2005
[10]. 传统优势企业转型研究[D]. 肖丕楚. 四川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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