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共产党的在野党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共产党论文,外交论文,在野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33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93(2007)01-0069-05
所谓政党外交，是指（合法）政党作为国际政治的主体，为提高其国内、国际地位，同本国以外的政治主体（包括个人）进行的交往活动。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增强，由于在国内可利用的政治资源有限，很多国家的在野党都积极开展外交活动。这些活动的内容和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一般经济文化交流的范围。在野党外交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提高自身在国内的地位。日本各政党中，较早地积极开展在野党外交的是社会党。突出的例子是社会党在1990年访问平壤时，朝鲜劳动党表示希望进行两国的建交谈判。随着社会党的衰落，该党及其继承者的在野党外交实在乏善可陈。上世纪 90年代后期，日本共产党的外交活动开始成为该党乃至整个日本政坛的亮点。本文拟对相关问题加以分析。
一、日共推动在野党外交的原因
第一，日本外交面临困境，日共作为在野党，有责任提出和执政党不同的外交政策，为日本人民提供另一个选择。这种政策的实践就是日共的在野党外交。
2005年5月，不破哲三在日本共产党本部作了《如何打破日本外交困境》的专题演讲。这充分表明了该党对外交问题的重视。实际上，日本外交的困境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了。造成这种困境的首要原因是日美同盟的加强。
日美同盟是战后日本外交的基轴。这种同盟关系在战后几十年的历史中有效地维护了日本的国家利益。冷战结束，国际局势缓和，日美同盟不但并未弱化，反而一再加强。
1996年，《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对日美同盟“重新定义”，把行使武力的条件从“遭敌入侵后”提前到“受敌人威胁时”；1997年，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出台，明确将台湾海峡未来战事包括在范围之内；1999年，通过《周边事态法》，不仅防卫范围可任意扩大，而且日军可为美军提供后勤支援。这一系列变化明显针对着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日美同盟的加强和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各种举动加深了中日两国间的疑虑和矛盾。如果说日美同盟是一把“双刃剑”，那么冷战后这把“双刃剑”对日本自身的伤害更为严重，其主要表现为严重影响了日本与中国的关系。
此外，使日本外交陷入困境的另一个因素是靖国神社问题。
正如不破哲三在《如何打破日本外交困境》中所说：“日本面临着深刻的外交困境。日本与中国、韩国的关系问题最严重，但事情又绝对不止于此。问题涉及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众所周知，其最大根源在于日本政府对侵略战争和殖民掠夺的态度。”[1]
1995年，日本国会通过“不战决议”。“不战决议”和村山富士首相在“八·一五”发表的谈话在对待侵略战争的问题上都不彻底。此后日本政要在相关问题上的言行却一再后退。
1996年，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了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强烈不满。进入 21世纪以后，小泉纯一郎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任期间，五次参拜靖国神社，为其继任者树立了恶劣的先例。其他日本政要否定侵略历史的言行，本文不再一一赘述。
总的来说，历史认识问题以及日美同盟的加强，严重影响了日本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和韩国的关系。而且，从小泉政权到安倍政权，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缓解。另外，进入21世纪，北朝鲜核问题突出出来。日本一直是“六方会谈”成员之一。日本自己也有制造核武器的想法，而且一直想把北朝鲜劫持人质的问题拿到“六方会谈”的谈判桌上来。这两大因素制约着日本在朝鲜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日本在朝鲜半岛的一些外交举措不但毫无进展，有时反而影响自身的国际形象。
第二，大力开展在野党外交，是日共面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特点和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作出的选择。
2006年召开的日共二十四大在决议中指出：“本党开展在野党外交和当今世界的新变化和党的新纲领的方向是一致的。”[2]所谓的“新变化”主要是指社会主义运动出现重大挫折和全球化趋势的加强。
苏东剧变后，共产党员的数量从9100万减少到6000多万，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一[3]。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也急剧下降，意大利共产党、英国共产党等宣布放弃共产党的名称，荷兰共产党宣布解散。法国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也锐减，存在不同程度的危机。许多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民族独立国家，如非洲的安哥拉、刚果、索马里等，也都开始实行私有化和多党制。
国际局势的变化给日本共产党带来了很大压力。日本国内的很多媒体趁机大肆批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NHK专门制作了特别节目《20世纪的社会主义》，在国内持续播放。一些政治家，如海部俊树、中曾根康弘等都断言日本共产党已经毫无前途。日共党员从1989年时的近50万人减少到1994年的36万人[4]。90年代初，日共在几次选举中都成绩不佳，《赤旗报》发行量也大幅度下滑。面对国际国内的严峻形势，为求得生存和发展，日共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所创新。在日本政坛总保守化的趋势中，就内政而言，如靖国神社问题、改宪问题等，日共一直处于劣势，很难有所作为。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开展在野党外交成为日共拓展其生存空间的重要政策。
全球性问题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政党外交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的世界各国、各政党，共同面临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打击恐怖主义、保障安全、促进社会进步等严峻挑战，而一个和平、稳定、繁荣发展的世界，离不开各类国际政治主体的携手合作与共同努力。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创立政党间的全新交流与合作机制，通过政党合作促进区域合作，是对原有的“国家与国家”、“议会与议会”等交流渠道的重要补充。比如，已经召开四届的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一届比一届影响更大，证明当初为这个机制拟定的宗旨符合本地区各国家、各政党的共同利益。
多极化和全球化进程对政党的领导能力、应变能力和观念产生了直接的冲击和挑战。政党能否有力地应对并且引导国家参加相应的进程，趋利避害，直接决定了各个政党的政治生命力。包括日共在内的日本在野党都积极参加2004年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政党会议，就是顺应全球化趋势的一种做法。相反，执政的自民党在这个问题上则表现出政坛“老大”的迟暮心态。全球化需要各国政党在世界范围内探讨。政党探索全球问题的出发点与非政府国际组织不一样，主要还是为了增进民族利益和政党利益。多年来，日本共产党一直积极倡导“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取得了很多外交成果，为世界和平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日共在野党外交的发展历程
1994年，日本共产党二十大的决议中提到：“苏联解体以后，许多国家都在自主地探索实现社会进步的道路，一些国家开始的探索值得注意，我党要和这样的进步势力加强对话与合作。”“我党要和各个国家自主地探索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力量，积极追求世界和平与社会进步的力量——包括团体和个人——加强对话与合作。”[5]可以说，二十大上，日共的在野党外交政策已经开始酝酿。 1997年的二十一大后，日共委员长不破哲三正式在记者会上表示要积极开展党的外交活动。
1999年6月，日共召开的二十一届四中全会确定了新的外交方针：（在对外关系上）不局限于以往的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交流，要同各国政府，各类政党，无论对方是否执政，采取何种立场，进行广泛的双边交流，最终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进步[6]。标志着日共在野党外交路线的形成。日共在野党外交定位为“为世界和平与进步，广泛地和各国政府、政党、个人开展交流，直接参与世界政治。”[7]这一路线写入了2004年通过的日共新章程。
1999年9月，日共代表团访问了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和香港。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日共致函各国领导人，发表对此事的看法。当年10月，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日共第二次致函各国领导人，表达了该党对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的立场，呼吁和平解决相关问题，信函送达各国驻日使馆。恐怖主义是全球性问题，日共积极表达自己的立场，并力争参与相关的国际事务，这是顺应国际潮流的表现，也是在野党外交的精要所在。
2002年8月，日共作为一个政党，积极投入到阻止伊拉克战争的国际事务中。不破哲三和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举行会谈，双方一致表达了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立场。当年10月，以国际局长绪方靖夫为团长的日共代表团为解决伊拉克问题访问了约旦、卡塔尔、沙特、阿联酋、埃及、伊拉克等国。12月，日共委员长志位和夫访问了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与各国政界交换了对伊拉克问题的立场。2003年初，志位和夫就伊拉克问题三度发表讲话，以书面的形式送达50多个国家的在日使馆。3月20日，英美联军开始攻击伊拉克，日共中央委员会就此发表声明，送达各国在日使馆。
日本共产党多次出席国际会议，广泛开展和各国政党的交流。
反战是日共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诉求。2004年1月，日共对其党纲进行了修改，把日本应该追求的和平外交方针明确写进了党纲，包括：反省日本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维护《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国际和平秩序等。
除专门以反战为目的的国际会议外，2002年 9月，以绪方靖夫为团长的日共代表团出席了在泰国曼谷召开的第二届亚洲政党会议。不破哲三和志位和夫分别代表日共参加了2004年在北京的第三届、2006年在汉城的第四届亚洲政党会议。这几次会议在日共在野党外交的历程中有重要意义。
不破哲三在第三届亚洲政党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创造没有战争的世界》的讲话[8]。不破哲三说，在二战后的半个世纪中，世界在多极化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针对伊拉克战争，大国也发出了反对战争的强烈呼声。这些反战呼声之所以能够成为覆盖全世界的多数者的声音，最大的原因就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压倒性多数的国家发出了渴望和平的声音。不破哲三引述日本共产党的统计数字说，在联合国191个成员国中，支持伊拉克战争的政府有49个，拥有12亿人口；反对或不支持战争的政府有142个，拥有50亿人口。
他强调，亚洲对建立“没有战争的世界”肩负着重大任务，因为亚洲占世界总人口的60%，而亚洲在21世纪的世界经济和政治中所占的比重将越来越大。不破哲三还说：“亚洲历史上既铭刻着自古以来丰硕的文明成果，也铭刻着由战争和殖民地统治造成的许多伤痕。谋求建立稳定和平的地区秩序，向世界表达亚洲谋求建设和平的国际秩序的共同意志，将是与具有历史意义的2005年相适应的一大事业。”
他强调，日本共产党虽不是执政党，但他从争取亚洲和世界和平的立场出发，致力于开展国际外交活动。“从这些活动中，日本共产党越来越切实地感到，许多亚洲国家的政府、政党和人民都强烈期望日本能够作为亚洲的重要一员，开展自主独立的和平外交活动。”他认为，努力使日本外交向符合世界和平潮流的方向转变，是作为在野党从事国家政治活动的日本共产党应该贯彻的任务。
日共在三次会议上向亚洲几十个政党宣传了自身的政策和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充分展示了该党领导人的风采。日共的国际影响得以提高。
三、日共在野党外交的特征与影响
从发展历程来看，日本共产党的在野党外交有如下特征：
第一，外交活动的对象、内容都非常广泛。
外交活动的对象包括个人、社会团体、政党直至主权国家的政府。日共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越南共产党多次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交流，已经形成制度。日共创造性地与多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对等地建立交流关系。日共领导人志位和大从 2002年开始，以政党的名义访问的国家有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越南等。2005年，绪方国际局长访问拉丁美洲，与委内瑞拉政府建立了固定的交流关系。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成为多位日共领导人的好友。
外交活动的内容非常广泛。近些年来，日共作为一个政党，对很多国际重大问题都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如：反对核武器、伊拉克问题、阿富汗问题等。有些问题日共甚至直接参与，如：日共就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领土争端致信两国领导人，希望和平解决。2006年7月，朝鲜试射导弹。10月，举行核试验。日共都是在第一时间举行记者会，发表看法。其对国际问题的敏感程度和反应，不亚于日本政府和执政党，远胜于日本其他在野党。
第二，日共的在野党外交是“亚洲中心主义”。
日本共产党向来以清新的、真正的反对党而自居。所以，日共的在野党外交也和自民党政府的外交方针完全相反。
自民党把日美关系看成日本外交的基轴，主张加强日美同盟。而日共则反对对美一边倒，主张全方位外交，特别是要加强和亚洲周边国家的关系。从地理范围来看，日共外交活动遍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体现出传统的共产主义外交的特色。其中，又以亚洲为主。前文已经谈到，日共积极参加四次亚洲政党会议。对非洲的外交主要局限于北非的埃及和突尼斯等国，对拉丁美洲的外交主要局限于委内瑞拉、古巴等国家。对欧洲和北美洲则几乎是空白，与俄罗斯等国家的政治组织也很少有交往。总的来说，称为“亚洲中心主义”并不为过。
第三，淡化意识形态。
日共有鲜明的政治纲领和指导思想，同其他日本政党相比，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厚。政治行为体在国内的活动和国际上的活动有时会呈现相反的状况。而且，正如2004年第三届亚洲政党会议通过的《北京宣言》指出的：“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各国政党的相互交往与合作。对彼此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应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通过对话和磋商谋求妥善解决，也可以暂时搁置，不影响双方关系的正常发展。”[9]日共的在野党外交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充分体现出包容性和开放性。
在日共的在野党外交中，伊斯兰世界占有重要地位。日共认为：“伊斯兰世界的13亿人口占全世界的五分之一。二十年后将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一方面承受着贫困和发展过程中诸多问题的挑战，另外，由于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教的结合而遭受着误解。因此，加深和伊斯兰世界的相互理解在世界政治中是非常重要的。”[10]
1979年，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给伊斯兰国家造成很坏的印象。一些东南亚的伊斯兰国家在历史上曾经受共产主义游击组织的困扰，通过与日共的交往，这些国家完全改变了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看法。
日共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开始于1999年。当年，委员长不破哲三参加了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世界禁止核武器大会，会见了马哈蒂尔首相。伊斯兰教和科学社会主义几乎是没有任何共性的两种信仰和指导思想。然而，日共却和很多伊斯兰国家的政要坐下来，畅谈双方关心的国际问题，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3年7月，伊斯兰各国政府机构首脑会议举行。日共是唯一受到正式邀请出席会议的政党。充分体现出日共与伊斯兰国家的密切关系。
十多年的实践表明，在野党外交的确提高了日共的国际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日本的国际形象。
对于历史认识问题，很多狭隘的日本政要认为，这是中韩等亚洲邻国对日本过于苛求。事实上，欧美国家对日本否定历史的做法也频繁抗议。历史认识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日本的国际形象，妨碍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日共的政治主张虽然只能代表一部分日本国民，但其对侵略战争的彻底反省则能给世界各国与日本执政党不同的印象。比如，1999年，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访问新加坡，当时的委员长不破哲三率领党的干部为新加坡日本占领时期牺牲者纪念碑（又名血债塔）敬献了花圈。这些都有利于改善日本和亚洲各国的关系。
日本共产党的在野党外交能否提高该党在国内政坛上的地位呢？可以说这方面的作用不大。
按照日本国会法的规定，在众议院占20席以上、在参议院占10席以上的政党才有提案权。日共在本届参议院和众议院各有9个议席，均无单独提案权，政治作用有限。而且，“外交问题与议员的政治生命关系不大，也就是外交问题难以成为政治家拉拢选民、争取选票的手段。”[11]可以说，日共依然是日本政坛上的“孤鸟”。2007年2月，日本国会在野党和执政党因柳泽大臣失言事件而处于对抗状态。在野党集体行动似乎理所应当，然而，民主党、社民党、国民新党有时偏偏要撇开在这个问题上和它们立场一致的日共。日共也不得不单独行动。这是日共与其他在野党关系的一种常态。该党很难获得和利用更多的国内政治资源。
无论如何，在野党外交给日共在国际化的新时代，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利用这片天地，丰富在野党外交的理论和实践，提高党在国内、国际的地位，是日共今后面临的重要课题。
［收稿日期］2007-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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