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重视研究和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兼论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本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同富裕论文,本质论文,重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要防止两极分化，注重研究并逐步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直接关系到我们党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一、共同富裕的内涵及其在社会主义本质中的地位和作用
研究和解决共同富裕问题，首先应该从理论上搞清楚共同富裕的内涵和它在社会主义本质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只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上才能正确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在“共同富裕”这个概念中，“富裕”反映社会或个人拥有雄厚物质财富，是社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共同”则反映社会全体成员对财富的占有，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性质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而社会的经济基础又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从而也就决定社会的性质和目标。既然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结合的概念，也就确定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和追求目标。邓小平同志正是从这个根本点出发，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命题。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社会主义原则时说，“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页）。在给社会主义本质下定义时，他也是首先提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他多次讲话中总是强调发展生产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讲社会主义，只讲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不讲发展生产力。尤其是“四人帮”搞的极“左”的一套，严重败坏了社会主义声誉。邓小平同志鉴于历史教训，总是竭力纠正过去不注重发展生产力的严重错误。他还在多种场合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要建设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主义，一定是生产力发达的社会主义。
关于共同富裕问题，鉴于上述历史背景，我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低，物质财富还不丰富，邓小平同志谈得虽然不如发展生产力多。但他论证什么是社会主义时，总是把共同富裕放到突出位置。他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同上第110-111页）而且他在讲发展生产力时总是与共同富裕联系在一起，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这个根本目标的前提、条件、途径和手段。这就是说，共同富裕与发展生产力一样，都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内容。在一定意义上讲，共同富裕应有更为突出的地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共同富裕是无论如何达不到的，而发展生产力，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时期是可以作到的。在发展生产力问题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主要区别，一是速度上高于资本主义，二是目的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只有把发展生产力与共同富裕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把社会主义置于科学基础之上。
二、严峻的形势要求我们把共同富裕问题提上日程
发展生产力与共同富裕，二者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相辅相成。发展生产力为共同富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反过来实现共同富裕有利于社会稳定，从而能给发展生产力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但由于共同富裕不能一蹴而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前期，显然不宜过分强调，不然，就会陷入空想社会主义的泥潭，其结果只会大家共同受穷。一旦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物质财富有了一定程度的积累之后就必须强调共同富裕，不然，社会就会不稳定，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受到阻碍。
当前，我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现实，要求我们把共同富裕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80年代中期，在经济改革中实行经济形式多样化，改革分配模式等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1993年国民生产总值突破了万亿元，比解放初期增长17倍。从1979年至1993年，平均每年递增9.3%，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少数国家和地区之一。目前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已经形成，而且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在世界位次大幅度上升，农业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农业生产条件开始向现代化转变，交通、邮电、科技等方面也都取得了飞速发展。这一切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雄辩地证明发展生产力的速度社会主义能够高于资本主义。同时，我国经济发展所奠定的物质基础，为研究和解决共同富裕问题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物质前提。
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社会主义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但与此同时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收入差距，是一种即时性的差距，是社会成员之间年收入的比较。从目前情况看，收入差距一般是比较小的。据全国抽样调查，城市20%的高收入户与20%的低收入户相比较，人均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1.7倍扩大到1992年的2.8倍，农村的这一差距从1978年的2.8倍扩大到现在的5倍。整个工薪阶层与个体户的收入差距一般在4倍左右。在财富差距上，整体上要比收入差距矛盾突出。财富差距是一种积累性的差距，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迅猛发展，这种贫富的差距日趋拉大。据1989年报载，雇工8人以上，资金超过8万元的私人企业，全国已有22.5万家。1988年私人企业经营的资产达600-700亿元，资产在一千万以上的富翁已超过200人。在仅有24万人口的福建省石狮市，1988年私营企业年产值达一千万元的有10家，三千万元的有3家。另据统计资料，1990年我国农村人均收入千元的农户占总农户的15.1%，人均200元以下的农户占总农户的7%。如果说从全国近三亿户中各取百分之一，也就是把最富的近300万户和最穷的近300万户比较，差距至少百倍左右。在全国范围内，沿海最富户与西北绝对贫困户的差距至少也有50倍。
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已经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某些厂长、经理以及党政机关掌管人财物权和工商司法机关身处要职的某些领导干部，通过漏税、贪污、受贿、走私等手段成为富翁引起广大干部群众强烈不满。这种由于腐败现象引起的贫富差距，不仅有损于社会的稳定、带来混乱，而且给社会主义制度、给改革开放、给我们党带来极大的危害。所以，面对当前贫富差距拉大的严峻形势，研究和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不得不提到历史的日程表上。
三、实现共同富裕的思路与对策
邓小平同志在论述社会主义本质时说，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意味着实现共同富裕不是现在，而是将来，是最终目的，不是近期目标。同时也意味着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但鉴于贫富差距已引发和潜伏着的消极后果，我们如果要保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须重视研究和解决共同富裕问题。
在现阶段如何解决实现共同富裕问题呢？最根本的一条是发展生产力，而不是去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真社会主义，几十年的教训告诉我们，平均主义只能大家平均贫穷。发展生产力，首先是要下决心振兴国有企业，发展集体合作经济。一个千人的农村，只要有十家私营企业年收入达10万元，就可以人均达千元，这种人均千元并不能说明共同富裕，反而掩盖了贫富差别现象。所以，只有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才能为解决共同富裕问题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如何使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重振雄风？唯一的出路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促进公有制经济高速度高效益地运行，从而使共同富裕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其次，大力组织和提倡先富带后富。在实现共同富裕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曾提出这样的构想：“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上第373-374页）这一构想完全符合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先富如何带动后富？只有通过市场机制，先富的地区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技术优势，通过市场吸纳落后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开发矿产资源，加快发展自己的经济；落后地区则利用自己的劳力和丰富资源吸引发达地区的资金和技术，用于开发和发展自己的经济。
第三，健全法制，消除腐败现象。保护合法收入，打击非法经营收入，是当前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的迫在眉睫的根本措施。现时社会中人们普遍不满的是由于违法和腐败所引起的贫富不均现象。我们在继续执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同时，必须狠狠打击那些削尖脑袋去钻政策空子，投机倒把卖空买空、搞假冒伪劣、偷税漏税、贩毒走私、盗卖文物，违反党纪国法拼命挖国库骗民财的暴发户，狠狠打击那些凭借权力，以权谋私，将官场变商场，批条子、炒地皮、炒股票、贪污受贿的腐败分子。我们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横下一条心，来实的，干硬的。光喊叫不行动，只能使腐败行为更加猖獗。为了从根本上防止一些非法经营者钻政策空子聚敛财富，我们必须健全和完善各种经济法规，特别是完善国家税收以及有关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政策和法律。特别要防止巨额国税转化为个人收入，成为暴发户的一个致富的源泉。
第四，依靠国家力量，同时发挥社会各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农村重点解决贫困户的脱贫问题，在城市重点搞好社会保障。据1992年《社会科学》第5期登载，我国农村目前贫困面相当大，超过10%以上的省、自治区达14个，贵州的贫困面高达26.7%。大约有85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解决这些贫困地区温饱问题，着眼点应放在改变这些地区落后面貌，把扶贫与扶智结合起来，从根本上创造发展经济的条件，同时先富起来的地区要多交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为消灭这部分地区的绝对贫困，国务院1994年提出7年内解决这些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不论是从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上，还是从发展经济实现共同富裕，提高社会主义的声誉上，都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对于一般农村贫富差别问题，当地政府可以派扶贫队具体帮助贫困户脱贫，也可以提出具体的优惠政策，以及救济、补助等缓解方法。在城市主要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重点是建立社会保障关系。尤其是国有企业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必定有一部分连年亏损的企业面临着破产，出现一部分失业者。目前，城市的贫困问题，可怕的不是差别，而是失业，尤其是没有社会保障的失业。只有建立起社会保障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好失业者的吃、穿、用等基本生活费用，才能保证社会的基本稳定。
第五，在实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时，国家要利用调节手段，切实把“公平”问题兼顾起来。从全社会整体考虑，是应该效率第一，公平第二。但这一对矛盾不能绝对化。我们必须用辩证的方法去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公平与效率之间产生的问题。对于一些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就要利用国家手段进行调节。这种调节分为事前调节和事后调节。事前调节，就是及早采取措施预防出现收入差距过大。如国家可以对工资标准、股票投资、雇工经营、承包承租、兼职收入等，采取一定程度的限制措施，避免收入差距不合理地拉大。事后调节，就是国家对一些个人非劳动收入或劳动收入中超过一定数额的征收所得税。现在的问题是征收所得税比例不当，而且漏税相当普遍。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理想，也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在实现过程中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和困难。只要我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把党建设好，不断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贫富差别的新情况，努力解决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就一定能实现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