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思想理论体系之比较_邓小平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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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七大确立的毛泽东思想(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党的十四大概括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为解决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个不同时代课题而创立的思想理论体系。认真研究它们的关系,比较两者的同异,不仅有助于加深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而且也有助于深刻认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

党的七大全面阐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其基本要点有:

1.以时代特征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为理论依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立足于两个基本点:一是世界处在进步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新纪元,把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紧密联结起来,使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中国民主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二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这一国情决定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地主阶级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阻力并成为民主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基本任务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基于上述认识,毛泽东强调在中国民主革命发展问题上,既要反对那种认为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就不可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机械论,又要反对那种认为一旦超越民主主义阶段就可以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的空想论。据此,毛泽东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提出而在抗战时期已经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为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由新民主主义阶段而最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找到了基本的理论出发点。

2.确立中国革命“两步走”的革命发展战略。按照列宁主义关于“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但具体道路“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列宁全集》23卷,第64至65页)的一般原理,依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毛泽东提出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理论,即“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7页)。这个理论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必然逻辑,既不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可能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它只能建立一个过渡性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它是衔接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中介和实现由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具体途径。这样,毛泽东为中国找到了一条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独特历史道路,深刻揭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真谛和特征。

3.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为战略布局。按照毛泽东的解释,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同上书,1182页)。这是一条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总纲,它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领导力量、前途及其转变等一系列理论问题作了总布局,创造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有中国特色的建国道路,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引向全国胜利。

4.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方针、政策。按照毛泽东所构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在政治上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政权,使中国成为独立、民主、统一的国家;在经济上是建立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又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限度内存在和发展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形态;在文化上是实行适应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发展需要并为之服务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政策;其历史任务是在经济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基础。这些理论不但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及其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指导思想,而且也为邓小平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党的十四大系统总结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主要内容有:

1.以时代特征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为理论的出发点。较之于毛泽东,邓小平面临的问题是运用经济手段来加速发展以解决巩固政权的问题。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是以下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经济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重点和着力解决的首要问题,国际关系已由对抗转为对话,和平力量超过战争力量;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暂时低潮,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长期经济停滞,甚至政治剧变,并由此引发了对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严肃反思;第三,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加之长期未能摆脱“左”的干扰,由此产生的经济落后,与不断加速发展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形成了巨大反差,使我国经济发展既面临挑战又面临机遇。基于上述分析,邓小平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2.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总的理论纲领。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发展问题。这一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的现代化建设;二是这样的现代化建设怎样在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为解决这两个问题,邓小平从我国现阶段基本情况出发,提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作为这一阶段的理论总布局,系统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动力、根本任务、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等一系列理论问题。

3.确立基本实现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步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也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据此,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4.为实现现代化战略部署而确定经济、政治、文化等一系列发展战略决策。其基本点有: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关系上,提出以稳定求发展,以秩序求前进;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全面发展关系上,提出经济、政治、文化三大系统相互协调共同发展;在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关系上,强调前者是强国之道,后者是立国之本,两者同时服从并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在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关系上,强调以独立自主为基础,把借鉴、吸收与创新、转化有机结合;在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关系上,指出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目的,并在两者有机结合的基础上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计划与市场是经济手段,以及“三个有利于标准”,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一系列理论的新概括。这些思想构成了较完整的现代化发展理论,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重大问题。

概观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想理论体系,我们发现,两种理论体系在构建思路的逻辑起点、逻辑结构及其运用的逻辑原则上,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但又因它们的侧重点不同而显示各自的理论特色。这种同异深刻揭示了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本质联系,表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毛泽东思想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

第一,两种理论体系都立足于中国国情和各自的时代特征,由此引发的理论内容均以所奠定的逻辑前提为依据而展开。但由于解决的时代课题不同,而赋予各自体系的特定内涵。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主题,以政治革命为中心,在马克思主义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基础上,全面阐述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系列根本问题;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为课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相结合的基础上,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种差异性表明,尽管它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从中国革命思想发展的逻辑递嬗来看,从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再发展到社会主义建设,明显体现了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一脉相通,本质相同,都是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两种理论体系有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发展轨迹,但又鲜明体现了邓小平个人的独创和发展。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走自己的路”的思想,关于经济建设的思想,关于独立自主争取外援的思想,关于尊重和依靠群众的思想,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关于党的领导和建设的思想,等等,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都有具体的阐述,体现了两位领导人的思想理论相映生辉,相得益彰。毛泽东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构想中,曾经提出“在所有制结构上,要在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适当保存和发展一些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并引进华侨投资”(转引自薄一波《关于重大决策的回顾》上卷,第134页。)的思想,虽未能付诸实践,但这是“显露了有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一束可贵的思想火花。”(同上书)在邓小平理论中,关于改革经济体制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系列新思想新概括,绝不仅仅是这一构想的继承,恰恰体现了这一设想的重大发展。可以这样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把毛泽东思想的全部积极成果吸取过来,同时对毛泽东曾经提出过的但未能在实践中得以贯彻的思想主张,加以重申和贯彻,而且把毛泽东的某些重大失误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纠正过来,并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从而深刻揭示出毛泽东思想为邓小平理论提供了坚实基础,而邓小平理论又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这一辩证关系。

第三,两种理论体系都坚持并出色运用了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原则,然而对这些原则的理解和运用却各具特色。

理论联系实际原则是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所概括的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从七大到十四大50年来的历史发展中,两位领导人都遵循这一思想原则,成功地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但在实现政治与实践相结合的途径和归宿上却存在着差异性。毛泽东通过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相结合,成功地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国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建立了独立、民主、统一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胜利地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则是通过反对在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问题上所呈现的右的和“左”的错误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种差异性表明,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认识飞跃,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连续过程,第二次飞跃体现了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也说明它还有许多其他内容,还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更高层次的结合上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

实事求是原则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是贯穿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的精髓。两位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和强调这一思想原则,但他们对这一原则在实践上的重视程度和一以贯之上,仍有一定的差别。毛泽东晚年因在实践上背离这一原则而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邓小平同志根据这一历史经验,将实事求是作为贯穿其整个理论体系的一条红线,从而使毛泽东思想中这一精华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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