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文明时代的中国文化身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太空论文,身份论文,时代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6)07-0087-08
法国当代思想家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将整个社会资本分成三个资本域，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①。就“经济资本”而言，每个国家都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量化。今天的中国经济资本日益雄强。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中国GDP总量大抵仅为日本的三十六分之一，然而到2005年，中国外汇储备第一次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一。按照这一发展速度，十年后中国GDP总量将名列世界前茅。换言之，中国只用了三十年时间已与日本等量齐观。在科技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中，中国的和平崛起将对人类的发展有重要的平衡意义。
然而，当代中国的“文化资本”却不容乐观。20世纪对西方的过分推崇，使中国的文化身份出现了辨认上的危机，文化资本、象征资本严重滞后于经济资本的提升。“象征资本”建立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之上，它是一个国家是否是强国形象的辨认标记。经济崛起而文化资本、象征资本下滑，必然会因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结构性内耗——经济雄强，所以国际上“中国威胁论”、“中国分裂论”、“中国崩溃论”频频出现；而由于缺乏文化对中国崛起合法性的重新界定和观念软着陆，缺乏用文化对这个大国崛起以后动向的清晰说明，而出现种种文化误读。为避免上述诸种情况之发生，应该下大力气抓文化资本、象征资本的积累和创新，以经济崛起和文化创新的双翼共同提升中国新世纪强国形象。在新世纪强调东方文化身份，表明了中国和平崛起与重铸辉煌具有立场的正当性——让世界逐渐消除对抗中国崛起的敌对情绪，使中国在和平崛起中汇入世界未来的新文化走向之中。
一、大陆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时代的身份改写
“文化身份”意味着某种文化只有通过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才能确认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这种与他种文化相区别的身份认同，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也是拒斥文化霸权主义的前提条件。
文化身份是在与“他者”文化镜像的对比映照中形成文化差异性的某种认同。② 一般而言，文化身份潜在地存在于国内外各种权力抗衡中，其性别、种族、阶级、年龄、语言、圈层、社群等因素使得身份构成形成斑驳陆离的色彩，意味着个体存在价值与其文化身份不可须臾剥离，相反总是受到整体社会和族群的深刻影响。在后殖民主义风靡之时，文化身份又与话语相关联。在赛义德的话语谱系中，身份成为一个重要范畴，如全球化中的“身份存在”、权力话语中的“身份认同”、后殖民的“身份体系”等。如今，人们热衷于谈论“身份危机”、“身份冲突”、“身份认同”、“身份建构”、“身份重建”等话题，③ 表明身份立场在当今世界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绕不开的重大话题；同时也说明，全球化正在使人们逐渐失去身份认同的基本特征，人们急于形成自己的文化价值共同体，以避免遭遇身份危机的虚无主义话语。④ 可以说，身份危机表征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总体危机。
从另一个角度看，获取自己的文化身份，已然成为第三世界争取自身合法性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角色认同的积极取向。文化身份不仅仅是个体的血缘家族辨识，而是群体、民族或国家人民和“他人”、“他群”、“他民族”、“他国人民”相区别，成为一个具有价值向心力文化共同体。而在对自我身份阐释和对当今世界文化阐释的“双重焦虑”中，国人难以正确书写自我身份。
大体上说，现代中国“确认身份”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打破旧文化、旧观念和旧体系的时期，也可称之为“破旧形象”的时期。“五四”以降，中国学人一直在进行这种初级阶段的身份清理工作。这一工作的艰巨性在于，如何正确地认识真正的自我历史、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以及自我的未来。丧失这种真正认识自我的前提，旧文化的魂随时都将重新附在新文化的肌体上。
二是重新定位和身份改写时期。即去除旧秩序、旧形象的前现代性，而使自己在身份改写过程中确定真正的现代中国形象——中国文化身份重新书写的新形象和新品格。如果今天仍以那种文化歧视眼光看待当代中国，将是一种中国文化的身份误置或身份强加。现代中国形象已获得了自己的超越性价值立场、多元开放的文化眼光和宽容的文化精神。这为当代中国文化身份的重新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是新文化身份确认时期。自我身份确认的重要目的是揭露西方文化霸权的实质，把握自己在后殖民时期与西方对话的权力，建立从冲突到对话、从差异到和谐、从敌对到伙伴的新型世界秩序，使自己从边缘化逐渐走向非边缘化，并重建自己已丧失的地位。⑤
毋庸置疑，近代以来，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遭遇到诸多危机。这些危机可以表述为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化已经不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这种从中心到边缘的历史，使中国文化精神遭遇到内在的撕裂：一方面，文化精神的承续，使中国文化仍然是世界上几大古代文明衰亡后的幸存者之一；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话语权力中，中国文化被不断地边缘化。这种文化处境的尴尬，使中国文化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寻求自身的创造性转化之路，并使文化论战成为整个民族命运的大会诊。⑥
只有禀有了这种文化策略和文化的自我观照力，才可能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结构中正确自我定位，使自己既不成为西方文化霸权的附属品，也不成为“中国威胁论”的认同者，而是在新的多元文化圈中具有自己正当的文化身份。雅克·布罗斯说：“未来有赖于重要人物的正确决定。也就是说，有赖于中国要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以及欧洲、美国、日本和亚洲如何看待中国。”如果这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化想象的话，那么，中国文化输出将使世界重新正确认识中国，而非误读中国。中国的未来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富强，而且是生态文化学意义上的文化输出和文化对话，从而有可能为世界提供更为重要的文化参照系。这种和平而非“冷战”的生存，其质量有赖于彼此的理解和对差异的尊重。
就个体而言，往往是从文化集体无意识中获得自己的身份记忆的。他在家庭、学校、社会中，逐渐形成自己具有民族烙印的感觉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审美方式、终极关怀方式，当其成长起来成为民族话语的担当者时，其民族身份则上升成为显意识而指导其行为。在民族文化共同体和参与社会物质精神生产的过程中，形成了统一的具有中华性的文化意识。就群体而言，文化身份包括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两个方面。从事思想创新和文化批判的人，大抵能从思想表达中透出该民族对世界进程的看法，其中必然包含着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可以说，据此而形成的伦理观、世界观、人生观、幸福观、终极信仰等都成为其价值体系的核心部分，也是其文化身份的核心部分。丧失了这个核心层面，文化身份的辨识就出现困难。
古代中国人也曾经有过身份危机，如元、清两朝等，但没有像近代中国这样在面对西方强权时对身份失落的整体性危机。在晚清士人关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的争论中，不难看到这种在强国梦中潜在对抗西方的苦涩之心。而当代中国学术界的前沿学者大都关注西方，并且在“追新而逐后”、“激进与保守”中去获得尽可能全面的“西方镜像”。这种对西方的研究性仰慕成为20世纪末西化风潮的基本症候，对中国当代文化身份的影响不可忽视。事实上，一百年来，国人深刻体认到：没有西方这个“他者”形象，一个世纪的中西文化对话互动就是不可想象的。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在新世纪达到新的高度，关注东方文化身份和中国立场的东方话语入思角度受到新的重视。可以看到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文化问题将不再成为世界的边缘性问题，而会受到国际话语更广泛更深刻地研究。那种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坚持全球化就是世界一体化的说法，将在中国现代经验中成为一种过时的言说。因此，今天不仅需要全面振兴传统文化和创造新文化，而且为了减少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误读”，需要坚持文化的可持续“输出”，从而形成文化和经济均衡发展。
西方有人认为，没有东方的现代化，只有西方现代化模式才会成为人类的未来。这种观点进一步导致边缘化的东方对自身传统价值的贬损和忽视，无视中国对整个西方早期现代化作出的重要贡献而一味走向全盘西化⑦，将现代化观念置换成了西化话语。西化则意味着东方无可挽回地成为弱势文化，东方价值因而被掩盖了，需要“重新发现东方并阐释东方”⑧，就是说，在近二百年中，西方不断在误读东方，或无视东方，或俯视东方，使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失衡。西方中心主义权力正成为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话语。如何通过多元世界和多极世界发现被忽略的东方文化，应成为当今世界性课题。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生生不已、没有随历史的延续而博物馆化，那是因其仍然秉承存在的大道之故。
在我看来，人类文明的历史可以分为陆地文明、海洋文明和太空文明三个时代。在全球陆地文明形态中，中国是最先崛起的文明之一，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在西方处于奴隶制度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从而在两种文明相遇的时候进行了中国领先式的对话。作为东方大国，中国不仅发明了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并在哲学、天文、工业、农业、医药、瓷器、园林、航海、茶叶、冶金、制度等远远领先并对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在海洋文明崛起的时代，中国成为“停滞的帝国”而被抛在身后⑨。国人不仅在整体上感受到自我身份的失落，而且体会亡国灭种的威胁。在启蒙与救亡中，中国开始了自己新形象的寻求，并形成百年西化的“现代化”文化价值趋向。⑩ 但事实上，现代化不是美国化，现代化是各个国家自身的现代化。现代化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全世界脱离物质贫穷、脱离思想困境、脱离低下的生产力，是整个人类从陆地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的进程。(11)
进入现代化之后的人类，没有停止探索，于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出现了——“太空文明”(12)。从五百多年前的明朝一个叫万户的中国人第一次利用火箭勇敢地尝试着飞天，到五十年前西方人进入太空，再到新世纪中国载人飞船上天，中国作为地球村公民在外太空文明领域作出了艰苦的努力。紧接着，中国开始了登陆月球计划及其实施，计划实现三次月球探测后进行载人登月，推动了太空文明的全新发展，为人类文明创新和向未知的新领域挺进迈出了坚实的一步。(13)
可以说，在大陆文明时代，中国是领先者，而西方是落后者；在海洋文明时代，西方是领先者，中国是落后者；在太空文明时代，中国与西方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向外层空间浩瀚宇宙的广度和深度飞升，为人类文明的明天拓展出新的天地。如果说，中国错失了五百年前大航海时代并遭受了近二百年的苦难，那么，中国没有错失“太空文明”时代。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不可能长盛不衰一统天下。只有不断地本体创新、探索发现、消除误读，才能使中国和平崛起并重振辉煌，(14) 才能使大陆文明的优胜者和海洋文明的优胜者在太空文明这一新的文明形态下互体互用，互补互动，获得双赢。
中国在太空时代必将改写自己的身份。我们在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时，也要注意其弊端，应避免再次落入阿Q的“老子先前阔”的精神误区。(15) 同时也不能虚无主义到将自己的文化看成一团漆黑或一无是处。哪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弊端？国人什么时候能把“审父”变成“审己”呢？说到底，中国的文化对手不是西方，重新认识差异性的东方不是针对西方，而是针对整个人类的文化盲点。要反对过激的民族主义，伸张宽博的“世界主义”，坚持人类之“体”、世界之“用”。
二、后霸权时代的中国文化身份与话语
要获得新的文化身份，除了向未来无限之维展开以外，还必须回到历史重新获得自己的文化本源和批判精神。
中国文化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化形态。早在商代，中国文化就已经发展成亚洲诸文化形态中最辉煌的文明形态。至近代，中国不仅是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而且是综合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然而，16世纪到19世纪这三百年间，由于中国经济的制度性障碍，使中国成为“停滞的帝国”。与此同时，则是工业化文明带来西方崛起。1820年左右，欧洲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第一次和中国持平并且略有超过，三十年后就达到了10.6∶1，一下子就拉开了距离。
经济上的成功使西方看中国的眼光发生了变化。16世纪到18世纪末，西方对中国都高看一眼，伏尔泰对中国极尽赞美。而短短几十年，西方人所仰视的中国，中国园林、中国建筑、中国丝绸、中国艺术，在他们心中突然就失效了。(16)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的殖民者角色把中国变成一个自然资源的原产国。在这种不平等心态之下，他们不能够进入到中国汉字文化的灵魂里去体会中国思想文化、艺术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妙处。19世纪中叶以后，中西关系更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双方由理解变为仇视、憎恨。20世纪上半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多了一些同情的理解，但是从1949年“冷战”时代开始，双方的对峙加剧，一直持续到1972年。其后到1989以后同样又出现了诸多反复，包括“中国威胁论”、“人民币升值”的提法等，都意在“遏制中国”。(17)
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外，进一步看，在浩如烟海的西方图书馆，中国的书籍依然少之又少。中国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中一直是“单向透支”，已经出现了巨大的文化赤字。国际交流中的经济赤字往往会引起国家间的争端，但文化赤字却没有引起注意。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步步进逼，中国如果不再注意文化的重建，也许会败在“文化战争”上。(18)
西方一直在全球进行文化输出，而且愈演愈烈，这是不争的事实。(19) 任何既定的话语结构和权力中心都是权力和话语合作的后果。西方文化在全球的被接受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西方人自觉的文化输出获得的结果。至于第三世界国家能否有效地文化输出，涉及经济实力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文化输出与国家的经济实力之间联系紧密，后者并不是文化输出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甚至在西方国家的综合国力赶超中国之前，他们的文化输出就已经开始了。(20)
形成对比的是，百余年来，中国走的却是一条被西方不断文化误读与魔化之路。在向世界展示自己新的文化形象方面，至今仍不理想。与经济发展的高速度相比，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发展却是步履蹒跚，与一个文化大国的身份很不相符。
问题在于，中国文化的当代身份仍然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而绝非一个自明的问题。在这个强调文化身份的时代，民族指纹和血脉的保存意义何在？东方文化精神的发现与中西文化互动在全球化时代真的可能？知识分子在消费主义时代究竟应该有怎样的价值担当、有怎样的文化精神生态平衡蓝图？难道历史上有价值的精神之思都将被时间逝水渐推渐远而终归于无？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经济的飞速增长使中国正在迅速缩小与第一世界的差距，国人开始在消费主义的温情掩盖下遭受到西方“消费文化”的侵蚀，消费中心主义成为一种炙手可热的现象。正如社会学家所说的那样，“洋消费”渐成一种文化价值倾向，即取名要取洋名，说话要带洋文，过生日要吃蛋糕，大中学生要过圣诞节、情人节，出国移民成为显要的事情。而且，在所谓“与世界接轨”和“全球化大趋势”的名义下，消费政治通过消费主义的示范作用，使大众具有了模仿和普及的蓝本。于是，承载消费主义的商品符号后面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使中产阶级的趣味逐步丧失自我意识，更多地认同与跨国公司的消费逻辑和全球化的西方秩序，而无暇顾及中国本土的社会状况、精神生态和文化溃败，幻想一叶障目地“忘却”西方意识形态、种族性别和文化扩张中的文化霸权和意识偏见，成为全球化中的消费主义的实践者。(21) 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这样一种说法：消费文化的核心是对消费者身份界定的引导和操纵，以便使他们淹没于通过媒体特别是电视创造的“符号”和“形象”之中，其目的是使大众生活于脱离现实的“模拟”世界。具体的做法是通过媒体使消费者养成消极和顺从的态度。其结果是“沉默的多数”的产生。
文化身份的重新确立有赖于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知和公正者应为弱势群体发言，即使面对国际重大的话语权力和政治势力也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面对后殖民时代，批判是学术发展的生命，但是如果批判仅仅是将知识消解为零散的碎片，仅仅不断复制自身的“批判话语”而无视问题本身的深度和广度，就难以出现人类知识的新增长，致使话语批判变成时代知识主流的泡沫。知识分子在特定境遇下的生存智慧，知识分子是文化身份的命名者，而不可能跻身为“沉默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必须是对现实问题的先行见到和预先警示，这种清醒的责任意识和所怀有的德性操持，决定了知识分子必定是一个负重独行的精神行者。(22)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身份和立场已然成为经济崛起后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知识分子价值重估的人本地基。
三、文学性话语与中国文学身份的确立
“文学性”问题，在中国古代并没有今天这样突出。因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性”一词，最初的含义是文献性。随着文学的逐渐精英化而使文献资料性受到某种程度上的忽略，仅仅突出其精英色彩。今天所说的文学性，更多关注的是这一概念背后的中国当代文学诗意失落及精神身份失落的问题。
文学性讨论不是空洞的文论问题，而是社会变迁中的文学身份定位问题。我想以具体的实例来谈谈“中国文学的地缘处境”问题。我们知道，“地缘处境”、“地缘政治”具有其重要性。试想，如果离开了“安史之乱”的痛彻肺腑，离开了晚年杜甫在成都几年的生命感受和诗意书写，杜甫诗歌还剩下什么？在文学专业范围内，文学和文学理论共分成了四个方面，而今天在这四个方面的争论不休，显示出文学身份认同的危机。
一是文学的对象。文学对象可以说无所不包而难以限制，无论是天地花鸟还是民生佛禅，都可以成为文学的一部分。如果是一个杂糅的后现代文本，甚至新闻、图片、影像资料和插科打诨等也都可以成为“文学的对象”。于是，我们是否可以转换思路，关注“中国文学的地缘处境”：今天人们是否清楚周边国家的利害冲突问题？是否清楚人类的生物链基本构成以及在生物链中我们处在哪个维度？是否清楚“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含义？事实上，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力上升，而且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还将维持上升。统计表明，2004年，中国的GDP已经达到全球第6位；2005年，飚升到全球第4位。(23) 据一些经济学家的乐观估计，二十年后，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但与此同时问题也出现了：中国在逐步提升军力的时候，美国全球霸权的军事活动也在加剧，在关岛的三艘航空母舰的“盾牌行动”针对性十分明显。(24) 也就是说，在我们还在谈论某些文学内部问题时，文学的外部环境正在酝酿着关键性的变化。这个变化在于，在当下的文化讨论中应该引入“地缘”、“处境”等问题。
在我看来，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地缘文化问题非常多。如与美国在中国台湾问题上错综复杂的局势关系，一股股“韩流”的强劲袭来，中日“东海油田”问题，等等。应该意识到，正如《帝国残梦——美利坚霸权主义的终结》一书所说的那样：“永久的强势地位绝不可能来自武力的胁迫和经济的牵制，先进的价值观和充满活力的文化再生体系，才是征服他国家的最终力量。”(25) 而面对这一切，我们的诗人、小说家、戏剧家，以及我们的书法家、音乐家或画家几乎都没有思考或触及这个问题。这已然说明，国内思想界的诸多差异性导致了中国大抵只能继续强调韬光养晦。这些，使得新世纪中国文化身份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二是文化知识建构应该走出封闭而重新阐释世界。当代知识性出现了很大困惑：经典知识正在失效，高雅文化已经丧失了“修为”的时代氛围。如陈凯歌的电影《无极》被一些影评人称为“无聊至极”，于是胡戈就有《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更加剧了人们这种认识。过去的陈凯歌代表着一种电影的权威和大制作的精英的身份，“馒头事件”之后，人们对大导演的权威身份认同感消失了。博客上关于白烨和韩寒的争论，“所有的圈都是花圈，所有的坛都是祭坛”不胫而走，使文坛甚至是任何坛都变得可疑起来。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几个逆反式阐释的例子：自从有学者提出屈原究竟为什么投江而死这一“天问”后，历代士人都在寻找着最合逻辑的答案，今天有人似乎终于找到了——屈原是因为爱一个不应该爱的女人而死的；有人说，陶渊明曾经不为五斗米折腰，但陶渊明晚年流浪多年讨饭，尽管他为五斗米没折腰，但日后为了一碗饭而尽折腰；对于李白之狂，有人却言之凿凿说他是媚俗之狂；而杜甫忧国忧民，也有人说他是一心想做官。戏说风还未过去，虚无风又来。那么，人们不得不问：究竟是什么东西可以使我们的读者以及我们一般人对文学还能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感？还会认为文学具有精神的魅力呢？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使得今天的知识建构能够具有专业精神而不让别人说三道四呢？今天的不少诗人一步步世俗化、平民化，电影进入了大众狂欢的平台，博客使批评家的尊严权威丧失殆尽，文化究竟在丧失文化生态之维中降解着怎样的精神价值呢？
三是文化误读和文学误读应该成为一个国际性关注的话题。世界知道中国经济起飞了，中国的国际影响正在增大，然而，西方对中国仍然充满误读。近期我出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个各国电台台长和汉语主播的研讨会。我想知道的是，这些金发碧眼用汉语播音的外国人怎么理解中国文化、了解到了何种程度？在研讨会上，我吃惊于文化误读无处不在。以下例子可窥豹一斑：列出四位中国名人(孔子、苏东坡、鲁迅、李小龙)，请按照自己的喜好站队，包括美、英、法、德、意，还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共18个主持人和台长中，竟然有16人站到了李小龙一边！文化身份出现了，他们是看李小龙的电影长大的，他们只知道李小龙而不知道孔子。一个美国人站到了苏东坡名下，她说因为永远喜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所以记住了苏东坡。孔子前面站了一个韩国人，他说孔子成了韩国的精神之父！而在中国四部经典《老子》、《论语》、《红楼梦》、金庸小说的选择中，则几乎全部站在金庸的门下。这引起了我内心的极大震撼，因为这极其明显的表现了西方在整体性上对中国文化误解之深。
四是中国文化“身份”模糊。朱自清教授说，在中国古代，《大学》是人们在十五岁读完小学以后进入大学(那时没有中学)时的读物。我曾请两位文学博士生解释被朱熹称为“三大纲领”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结果在过去十五岁学生的读物，今天大学的博士生居然也难以解释清楚！然后我将《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书写出来请他们解释：为什么开篇这么强调“性”、“道”、“教”？结果仍然没人能解释清楚。这表明在知识结构的建构上，当代教育严重西化已经使学生成为了严重的“文化偏西者”和“文化厌中者”。大学生乃至博士生的知识结构已经变得很不文化生态了；人们在谈论自然生态时，精神生态已经出了相当的问题。这个问题往深处说，是过去的“现代性”命题对儒家和道家思想过分批评或疑古所致。我又问为什么孔子要说“吾从周”？很多人从字面上认为孔子是克己复礼，要回到周代而不要当代。其实这是没有读孔子这句话的前后文。“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谈到夏太远，文献不足证；殷商尽管还有残留的遗民，但是已经衰微，所以只有当代，不管是西周还是东周，是可以认同随从的。孔子生活于春秋末期，所以“吾从周”翻译成今天的白话文，是说古代(夏商)的礼，再也不要去坚守它了，我们要与时俱进，根据当前的情况来定。谁说孔子的克己复礼是回到古代？随着中国的崛起，只有三“和”(国际和平、国内和谐、家族和睦)可以让天下人心服。和，就是东西方的大融合。重新认识《大学》、《中庸》，复兴儒学，一般的仪式都可以删改简化，甚至废除，而真正的中国精神则应该发扬创新。《礼记·中庸》说“道不远人”，道就存在于生活当中。但为什么一变为“学”就离人们远了呢？一变成了高头讲章就与我们疏离了呢？因为它中断了道与生活的联系，中断了道与人心的联系。
以上说明，文学界、文论界纵向上对古人思想了解太少，对整个世界的军事、政治漠不关心，从而被世界所疏离。学者们的术语之争、范畴之争和世俗之争太多，放弃了对重大问题的思考和争论，而丧失了问题意识和身份意识的文学及其理论将使中国与原创性的理论建树越来越远。文学性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根本属性，但文学(Literature)这个词的本意不是纯文学，任何文学一旦绝对“纯”了，可能就要出现文化生态失衡。我们也不能对抗纯文学，它是我们文学中的高峰尺度，代表从事文学业务者精神冲刺的高秆。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应该加强中国的文学身份性建构。现在看看，我们有什么呢？我们将以何种文化面对西方，或者是用什么精神产品来让西人认识欣赏到东方文化的魅力？中国的文艺理论界能拿出什么来作为西方人辨认我们身份的标志？如果没有这个根本的标志，当代文化和文学谈何创新？！
四、太空文明时代文化创新中的大国身份
人类进入太空文明时代的意义将在未来岁月中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西方现代性固然好，但它不能代替十三亿中国人的思考，它也不能中断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全球文化单一化是文化的颓败。民主社会强调的是任何人的思想都有表达的空间，个体如此，国家也如此。我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但从文化身份的层面看，我只能从中国立场为人类说话。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面临的危险也越来越大。如何让中国拥有和平、和谐的世界形象，意义重大。三“和”文明殊为重要，如果中国的崛起没有文化作为润滑剂，双边摩擦就很可能导致双边战争。只有通过文化的润滑作用，才可能和周边的国家化解矛盾。事实证明，当今世界文化不应该是单一文化、同质化文化，应该是多元文化、多极文化。“发现东方”的精神诉求是：让习惯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人学会谦虚并开始尊重东方，让世界的每一个边缘人都有资格成为中心或者多元中的一元。“发现东方”是一种谦和的文化诉求，希望西方来看看已经被边缘化为垃圾集散地、廉价劳动力、环保污染地、生态危机的边缘地。同时，“发现东方”也尊重天赋人权，每个人不因为人种、肤色，不因为文化背景、历史种族而有亲疏。这才是人类未来具有公信力的公正之声。
如果说，中国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思想业已失效，那么，今天的西方中心主义恰恰变成了凌驾于他国之上的中心主义之“君”，第三世界成为西方中心之外的次等边缘之“臣”。事实上，完全听西方的不行，完全听古代中国的也不行，需要回想走过的路，清理哪些可以整理而对未来有所警示和滋养、能否提升文化的优秀元素作为人类共同思考和前进的动力。古希腊的民主，古罗马的法制，中世纪的信仰，中国的“仁者爱人”、“立己达人”、“淡然无极”等，如果去掉那种专制和独裁的因子，能否为今后的人类留下一些中西优秀文化整合的可能性？“过犹不及”——两百年来，西方发展的是“过”，而中国长期是“不及”，两者都不是中庸，也许两者加以整合的结果将会使人类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我们应努力让别人明白和倾听，并认识到这种珍贵的价值。这是中国人主动发现自我、诠释自我，让世界理解和倾听的方法之一。
之所以坚持用中国自己的语言和声音来表达中国文化价值诉求，因为中国文化的正确被理解不仅是中国整体外在形象和宣传所带来，最终它还是在文字的不朽上被落实，并靠真正理解中国文化之伟大的中西方学者的共同努力来传达。毕竟，任何新型话语都要往前拓展，有些旧仪式可能失去，但其精神和行为纲领会存在下去。应该把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哲学智慧、生活智慧、艺术智慧、生存智慧加以重新发掘，成为活生生的流淌在中国人血脉中的禀赋气质，成为自我和他者文化辨识的生命指纹。究极而言，无论是模仿西方还是克隆古代，都说明我们的想象力、创新力在滑坡。今天，中国艺术家模仿西方走到了绝境，应大力提倡文化创新论，创造出新文化形态并可持续地加以输出。创新代表了文化的内涵的提升，输出代表了文化的外延的扩展。如果文化创新成为民族的显在意识，那么，让天下人来平和地感受东方文化铁树开花的魅力，就不是不可能的。
真正的思想是超越个我而与人类性连接的思想，真正的思想家是超越了个人小我悲欢而思考人类终结性问题的一类人。十三亿人的大国如果不产生世纪性思想甚至世界性思想，那当何以堪？东方大国长期没有声音，谁来为所谓的远东说话？谁来为中国人说话？只能我们自己说！在超越了海洋文明的太空文明时代潜在的新文化逻辑中，知识分子到了真正面对跨国话语真实性问题并重塑“中国文化身份”的时刻了。一方面，需要对西方核心范畴进行置疑，并在过滤汰变中生成自我的新文化。同时，放眼看世界，面对中西方的“文化兄弟”取长补短、互为体用。这意味着，新世纪“中国文化身份”的获得在于真切地审视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潮流，提升作为人类新感知方式的文化对话平台，改造世界单一西方化的言说和行为方式。发现东方，使人类得以欣赏差异性文化并认识到人文生态精神的重要性；文化输出，是在尊重海洋文明的现代性成果中检视新世纪东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可持续发展机制；中国立场，表明中国新世纪文化不仅有了自己的跨文化国际眼光，而且有了文化价值担当的文化身份立场和问题意识。于是，太空时代的中国文化身份书写的意义浮现出来——重新获得自己的文化身份，并成为我们的血脉、心性、价值和践行的基本方式。
注释：
①布尔迪厄：《实践与反思》，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②王岳川：《中国镜像》，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③张静主编：《身份认同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④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杰姆逊、三好将夫编：《全球化的文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梁展编选：《全球化话语》，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⑤斯维德勒：《全球对话的时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⑥刘梦溪：《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中认为：“由于汉、唐、明直至清中叶，中国的国力是强盛的，‘西人’带来的是文化，不过是‘以文会友’，所以宾主分明，客人就是客人，无论如何成不了主人。晚清就不同了。道光、咸丰以后，中国的国力日趋衰弱。在这种弱势的情况下，‘西人’来了，不再是‘身怀绝技’的传教士只身远游，而是开着军舰、手持枪炮的大队人马前来叫阵。主人的态度也不是开门纳客，紧闭的大门是被人家用‘船坚炮利’打开的。……此时之‘西人’已经反客为主，中国文化的主体位置、国家的主权地位，遭到根本动摇。”
⑦中国对西方的影响是重要的，不可抹煞的。这方面的论著很多，可参见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吸传及其影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史彤彪：《中国法律文化对西方的影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⑧王岳川：《发现东方》，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⑨刘梦溪在《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中说：“清朝从1644年入关到康熙二十二年平定三藩，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都是在圈地、劫掠、战乱中度过的，其对生产力的破坏可以想见。……而当清代中期的统治者陶醉于‘盛世’的‘繁华’之时，西方发生了什么呢？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英国的达比发明焦炭炼铁技术；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英国有了珍妮纺织机；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瓦特发明蒸汽机；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北美独立宣言发表；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法国大革命成功。西方的科技革命带动的社会与文明的进步，可以说是一日千里般突飞猛进。我们在近代科技文明方面与西方相比，晚清时的中国已落后差不多三百年。何况中国失去与外部世界平等对话、良性地吸收异质文化的机会，就是从康熙和乾隆的‘盛世’开始的，是他们闭关锁国种下的祸根”。
⑩费约翰：《唤醒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04。
(11)赫德逊：《欧洲与中国》，北京，中华书局，1995；卓新平主编：《相遇与对话》，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周宁：《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赵春晨等主编：《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2)据统计，大量早期的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成果已经转化为产业，成为空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空间计划获得的技术已经为美国经济增加了2万亿美元。在21世纪的头十年，预期的高额利润将吸引大批资金注入到全球空间工业，大约为6500亿—8000亿美元。到2010年，美国在空间的资产将达到5000亿—6000亿美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美国在欧洲的资产。
(13)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总设计师顾逸东说：“仅一个卫星通信技术，就为现代社会提供了电话、数据传输、电视转播、卫星电视教育、移动通信、救援、远程医疗等上百种服务，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事实上，通信卫星的电视转播使得地球成为了“村落”，通过卫视，伊拉克战争、伊朗危机、朝核会谈、印度洋大海啸、奥运会的盛大、世界杯的狂热，非洲灾民的苦难都尽收眼底，真可谓“环球同此凉热”。
(14)阎学通等：《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5)端木赐香：《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北京，长征出版社，2005。
(16)雅克·布罗斯：《发现中国》，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戴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大连，辽海出版社，1999；吴建雍：《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对外关系卷》，大连，辽海出版社，1999。
(17)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8)亨特：《文化战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9)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4。
(20)郝侠君等主编：《中西500年比较》，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
(21)余凤高：《精神病文化史》，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
(22)赛义德：《知识分子论》，台北，麦田出版社，1997；罗宾斯：《知识分子：美学、政治与学术》，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危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与新阶级的兴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波尔：《权力中的知识分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约翰逊：《知识分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23)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年底发布的数据表明，2005年，中国GDP达到18.23万亿人民币(约合2.26万亿美元)，经济规模已经超过英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位居世界第四。
(24)张世鹏编译：《全球化与美国霸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谢韬等编：《帝国残梦：美利坚霸权主义的终结》，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
(25)谢韬等编：《帝国残梦：美利坚霸权主义的终结》，第2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