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明洁[1]2017年在《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探析》文中指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代表思想,它始于文学批评、哲学范畴,后期向社会科学扩展,它对人类的思想、观念、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在众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很强的时代价值,这是笔者选择本论题的原因所在。本文主要从四部分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中,本文介绍了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的后现代背景和哲学渊源,揭示了其生成语境和解构的对象;第二部分,笔者从德里达的解构术语“踪迹”“延异”“补充”着手展开论述德里达解构的思维逻辑,其中尤为详细的阐述了解构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延异,以为后文马克思的幽灵的出场做理论铺垫。第叁部分,引出了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碰撞交织下产生的“幽灵学”理论,从阐述“幽灵学”的内涵出发到分析其解构策略再到揭示其释放的异质性精神,逐步对解构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解读。随后解析了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的新国际思想,从中影射了解构主义理论的未来面向--正义;在第四部分,笔者结合解构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关系,阐述了二者之间的相似性,并对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做出了评价,以从整体上把握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思想。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存在着早晚分期,不同的思想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早期主要侧重在颠覆形而上学上,晚期他的思想重心转向政治实践。早期的他批判结构主义,指出结构主义企图通过现象直窥深层文本内涵的文本解读方式依然摆脱不了形而上学的束缚,并进而在对现象学和结构主义的质疑中展开他的解构逻辑,逐步颠覆了形而上学的正统地位。晚期的他将解构的领域从文本扩大到社会实践。苏东剧变后,资本主义弹冠相庆,马克思主义遭到遗弃和边缘化。德里达不满于此,对福山的马克思主义“终结论”进行有力的批判,指出解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并由此提出他的“幽灵学”理论,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不会消亡,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继承人有责任继承其遗产。与此同时提出具有实践意义的新国际,指出解构的未来直指正义,解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体现了他的政治学转向。从德里达所处的时代背景看来,他所处的时代下正统学术思想大肆其道,使得解构主义只能以边缘性的身份介入,通过对胡塞尔现象学、海德格尔存在哲学、马克思文本等经典着作的批判性解读和以边缘颠覆中心话语的解构策略使解构主义理论逐渐成为时代主流,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在时下众多领域展现它的无限价值。
刘志先[2]2008年在《多重解构的游戏》文中提出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是法国解构主义(déconstriuctivism)的代表人物,其影响遍及欧美大陆。作为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所解构的是从柏拉图时代的本体论哲学到海德格尔的“存在-神学论”哲学。“解构”是德里达的哲学立场。“解构”的含义,在海德格尔那里,原是“摧毁”或“解除结构”的意思。而在德里达看来,“解构”既不等于彻底的摧毁,也不等于黑格尔的“扬弃”,它主要是对符号的统一性、自我在场的言语、语言与存在同一性的一种批评。“解构”的构成中又含有“建构”的因素。德里达把“解构”当作一种策略,一种游戏。本文分五个部分。引言主要对德里达其人其学、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进行了梳理。德里达作为一名哲学家,却与文学发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目前,学界对德里达“文学本质”观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对其做深入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德里达“文学本质”观的哲学基础及渊源。德里达认为以往哲学实际上是一种“语音逻格斯中心主义”,他通过自己的文字学理论解构了以往的哲学。“延异”、“踪迹”、“补充”等术语,体现着德里达解构哲学的特质,是德里达“文学本质”观的哲学基础。德里达否定文学的本质,认为文学是一种寻找确定性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文学性是一种动态的意向关系,而这种意向关系的理论渊源既有现象学文论的渊源,又有存在主义文论的渊源。另外,德里达“文学本质”观还受当时文学创作实践的影响,尤其是以乔伊斯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实践的影响。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德里达对“文学本质”的多重解构。德里达首先从对文学认识的思想观念层面进行解构。他指出文学不仅是一种建制的虚构,而且也是一种虚构的建制,从而引向一种文学是一种开放的文本。其次,他从文学与法关系层面进行解构,指出没有一种法规定文学属于文学。通过文学的虚构叙述解构了法,是文学超越了文学,通过异义扩延而进入一个没有终结的终结。再次,他从文学与真理关系层面解构文学,利用“处女膜的逻辑”取消摹仿的确定性,从而取消了真理的存在,进而指出文学的不确定性。又次,德里达从文学与哲学关系层面对其进行了解构。指出了隐喻是哲学与文学的根,也是哲学与文学的终极所指,从而出现了悖论式文学与哲学关系:“是,又不是”。最后,他从文学性层面对“文学本质”进行了解构,指出文学性是一种动态的意向关系,是一个游动的所指,从而取消了“文学本质”的确定性。第叁部分主要论述了对德里达“文学本质”观的认识。首先是查理德·罗蒂对德里达“文学本质”观的批判。主要包括叁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出了思想前提的局限;二是对文学开放性的质疑;叁是对文学与哲学统一的批判。其次德里达“文学本质”观的悖反性。主要是指文学本质的悖反性和文学功能的悖反性。最后是德里达“文学本质”观对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启示。结语部分主要是对前叁部分进行了总结。德里达对“文学本质”的多重解构,是一种认真的游戏,是一种新的开始,留给人们更多的是对文学一种新的思索。
金敬红[3]2012年在《解构视角下翻译中的二元对立分析》文中提出解构主义理论在当代翻译研究中已经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德里达的重大影响更是愈加明显。解构主义可以追述到20世纪初的结构主义，结构主义者把语言作为意义生成的基本工具，其研究的基本形式主要根据两个对立项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原则，而这两个原则从本质上又离不开二元对立关系。德里达所要解构的对象是西方哲学里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解构主义理论的实质是反权威、去中心。德里达提出了针对二元对立的解构策略：颠倒等级秩序，即在实践中颠覆二元对立命题，对其系统做全面转换。德里达引入了“延异”的概念，进行二元对立的解构，通过“延异”来消除二元对立中对立项之间的差异，进而从根本上“消解”二元对立的存在。解构主义的另外一个重要概念是“互文性”，即一个文本总是包含了历史上和同时代其他作品自身和语言自身历史的“踪迹”，文本的意义就是读者对文本的阐释。二元对立也存在于传统的翻译研究中，传统翻译理论规定了作者与译者、原作与译作的等级地位，强调原作和原作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译者和译作的低位则是卑微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解构了原作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并有力地颠覆了作者与译者的等级关系。和其它人文学科的学者一样，国内外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也将解构主义理论引进了翻译研究中。戴维斯在她的专着《解构主义与翻译》里介绍了德里达的重要思想，阐述了如何根据德里达的研究，重新思考翻译中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弥补了解构理论研究上的很多空白，特别是对德里达思想的误读。根茨勒则从福柯、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叁位学者的角度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进行了介绍，阐明了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理论的颠覆。国外学者主要从文本解构方面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进行研究，证明解构主义理论对翻译研究的重要作用。从蒋骁华1995年发表的《解构主义翻译观探析》一文起，我国的解构主义翻译研究已经走过了近二十年。在这期间，国内翻译界的学者以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作为研究对象，其研究主要侧重以下五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在我国的广泛认可。学者们从多角度分析了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还指出解构主义的实质是借助翻译现象的研究阐明哲学和语言哲学的本质和意义；同时，不少学者本着解构主义对文本进行深入“解构”的精神，对德里达的文本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解读，避免了脱离原文本解读解构主义的倾向。第二个层面是学者们用解构主义的方法论，对传统的诸如“忠实”等翻译标准进行了解构。第叁个层面是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辩证思考，学者们提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给国内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给我国的传统翻译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第四个层面是学者们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质疑，质疑主要集中在解构主义的文本的“不确定性”的观点上，及解构主义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的表现，提出解构主义的理论只适合在抽象层面进行，而对翻译实践没有更多的指导意义。第五个层面是针对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理论的质疑，学者们就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不少解决方案。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给中国翻译界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首先，翻译研究范式从传统的重实践转到自上而下的形而上学研究；其次，翻译研究向多元文化的趋势发展；第叁，解构主义导致了中国翻译界的译者主体意识的觉醒；最后，促使中国学者以一种多维的视角来研究翻译现象。由于解构主义理论是一种复杂的哲学理论，本文主要以解构主义最具影响力的叁篇论文——本杰明的《译者的任务》、德里达的《巴别塔》和《什么是“确当的”翻译？》——为理论依据，以林语堂的Moment in Peking及其张振玉的译文《京华烟云》为例，对传统翻译研究中的作者与译者，原文和译文之间的二元对立进行解构。本杰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提出翻译的目的就是实现那个理想的、但无法实现的“纯语言”。只有在进行翻译活动时，文本产生冲撞时，不同的意思才会相互影响、产生变化。在本杰明看来翻译将人类与“纯语言”的距离缩短，而译者就是担负这个神圣使命的人。德曼在翻译完本杰明的《译者的任务》后写了一篇论文，指出与其说译文源自原文的生命，毋宁说译文是原文的“再生”。德里达在翻译了《译者的任务》后，也写了一篇关于翻译的论文《巴别塔》，德里达阐明翻译的失败遮掩了两个相互对立的可能性：一个是致命性的，一个是保护性的。德里达认为一个文本因为只有自己是原文才能去补充另一个原文，才会反过来需要补充。也可以这样表达，原文因为另一个“原文”——译文——而有了自己的生命，而原来的生命也因此获得了“再生”。在《什么是“确当的”翻译？》中，德里达以《威尼斯商人》为例证明了翻译的“忠实”就是一个陷阱，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同时德里达还重新阐释了“翻译即改写”的论点，并且重申了文本的可译而又不可译的特点。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解构主义翻译观对翻译研究的意义表现在：解构主义挑战了原作者所拥有的权威性，为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地位做了强有力的辩护，提出了原文和译文为“契约关系”以及译作是原作的“后续生命”的观点，指出传统翻译研究中强调的“忠实”是一个“乌托邦”，以此颠覆了翻译的“忠实”原则。因此，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消解”了长期存在于传统翻译研究中的作者和译者，原文和译文的二元对立关系。1938年旅居法国和美国时，林语堂用英文创作了Moment in Peking，1939年，Moment in Peking在美国出版，出版后仅半年，就卖出了5万册。林语堂的朋友赛珍珠给予Moment in Peking很高的评价，并推荐林语堂角逐诺贝尔文学奖。1977年，台湾推出了张振玉的译本《京华烟云》。2005年，根据《京华烟云》改编的电视剧《京华烟云》，创中央电视台电视剧最高收视率。重要的是，电视剧的热播带动了中译本《京华烟云》和原文本Moment in Peking的热销。热播热销的原因来自林语堂的边缘性文化身份以及Moment in Peking和《京华烟云》在内容和语言形式上存在的“互文性”，因为我们读Moment in Peking时，有一种读译着的感觉，而读译着《京华烟云》时则会有读原着的感觉。有些中国读者认为《京华烟云》是林语堂所着，不少读者甚至认为《京华烟云》就是林语堂用汉语创作的小说，而不知道《京华烟云》是译着，译者是张振玉，这一点也说明对作者和译者二元对立关系进行解构的必要。从解构主义的“互文性”视角看《京华烟云》也证明了“译者即为作者”的观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认为，每个文本都处于一个由众多文本编织成的网络中；译着是原着的“后续生命”，译着使得原着得以生存，获得“再生”，电视剧带动的原文本和翻译文本的热销，即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也有观众对电视剧《京华烟云》提出了言辞激烈的批评，原因是电视剧与原文脱离太远。编剧之一杨善朴给出的改编原则是，在原着精神上提炼戏剧因素。另一位编剧张永琛谈到，林语堂原本就没有为电视剧提供戏剧结构。戏剧结构包括人物之间的冲突和人物命运的戏剧性，编剧认为他们对原着人物进行“删减、合并和移植”的目的是为了建构富有冲突的戏剧结构。导演张子恩认为电视剧已把小说的“文化性”主题悄悄转换为“民族精神”主题。译文不是原文本的附庸,译文给予原文本“后续生命”，文本因经过翻译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并获得了新的生命。原着在翻译过程中不断地被改写,译者每次阅读和翻译都改写了原作。译文不仅与原文的地位是平等的,而且原文还要依赖译文才能生存下去，因此Moment in Peking在出版近70年后，又得到的新生。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所界定的翻译的目的,不是“求同”,而是“存异”。译文的价值取决于它对两个文本（原文和译文）的差异的反映程度,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应尽量保留差异。本杰明用“纯语言”的概念说明语言之间的差异,而德里达则提出了“延异”的概念，来强调翻译中“存异”的必然。在Moment in Peking中，林语堂在寻求语言之间词汇的同义性、对等等前提下，更多地对中国文化元素进行了保留汉语表达特点的译法，采用“异化”策略，尽可能再现汉语的表达风格，为读者呈现了中国文化独有魅力，达到介绍中国文化的目的。纵观古今中外的翻译史,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的命运大多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他们地位的变化与当时盛行的翻译理念是相对应的，而且翻译理念在不同程度上“规约”着译者的翻译实践，解构主义理论的出现，为译者主体经历了一个由“隐身”到“显身”的过程提供了理论基础。解构主义者“消解”了原文作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中心地位,指出译者与作者同样是创作的主体。作为翻译的主体，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译者的任务是使原语文本进入目的语文化中。译者能动地“操纵”原语文本，以实现其翻译目的——赋予原作“后续生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传统翻译理论对“忠实”原则刻意追求的传统观念,“消解”了作者与译者惯常的二元对立关系，使得译者由“奴仆”变成了原作的“解放者”。除了Moment in Peking等数量丰厚的作品外，林语堂还曾经发表过不少翻译理论方面的文章,其中系统地论述翻译的论文为《论翻译》，论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翻译标准的叁个原则,即“忠实、通顺和美”，林语堂认为只有“忠实”是不够的，没有“通顺和美”就意味着“忠实”要打折扣。第二部分具体论述“忠实”的标准,林语堂指出“直译”与“意译”名称不妥,并且提出了“字译”与“句译”两个概念。林语堂倡导“句译”,反对“字译”。第叁部分林语堂主要讨论“通顺”问题,强调译者对本国读者所应负的责任。在第四部分,林语堂讨论“美”的问题,精辟地指出文章之美不在“质”而在“体”,因此译“艺术文”一定要把作者的“风度神韵”译出来。在文章结尾林语堂强调了译者的责任，以及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重要性。林语堂的文化身份总体来说为“半东半西”，林语堂的翻译观和他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体现在他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他在Moment in Peking中融进了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元素——道教文化，彰显了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对林语堂来说“存异”作品才有活力，才能吸引读者。林语堂的文化“存异”体现在Moment in Peking中的诸如古诗、俗语、及道家内容等文化元素的翻译上，从翻译策略上看，林语堂对词语和句子结构都进行了操纵。此外，作为译者，张振玉的译文《京华烟云》也体现了译者的操纵，如四字格的使用。在全球化语境下，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让外国文化接受中国文化，显得更为重要。林语堂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打开了一扇窗口，他的“送去主义”的翻译观不仅在当时的背景下具有前瞻性，而且对当代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仍具有借鉴意义。但是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也引发了不少学者的质疑。如果认为德里达的论述具有“虚无主义”倾向的话，也不为过，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德里达的自身背景，他毕竟是身处西方文化之中，西方文化的支撑点是《圣经》，而德里达的难能可贵在于他在努力探求现象的根源，而不是只对现象作描述。解构主义者关注的核心问题不是文本的表层意义而是它的深层意义。也有学者认为德里达的文本意义“不确定性”的实质就是对文本存在事实的否定，实际上，德里达并没有否定符号意义本身，他否定的是意义的单一、确定和先在这一观念，他强调的是从语境的视角看，理论上的意义的“不可穷尽性”不会阻止某个具体语境中意义的暂时确定，因此也就不会阻止译者正确解读原文的可能。对于解构主义对翻译实践没有指导意义的观点，我们应该这样理解，解构主义者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描写性或规范性的翻译原则、模式和方法,也没有详细探讨具体的翻译过程，他们只是用翻译这种现象,来阐明他们的哲学和语言哲学的思想，所以,读者不要期望哲学家会告诉我们具体的翻译原则或方法。但通过对解构主义理论的理解与研究,我们能从哲学的角度,更深刻地理解翻译的本质。此外，德里达并不认为译者有绝对的自由，他认为译者受到“质”和“量”的约束，是没有绝对的自由的。而对于解构主义摒弃了“忠实”原则的观点，我们认为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视角看“忠实”，“忠实”的内涵得到丰富与拓展。如果认为翻译研究必须到我们中国文化中去寻找答案的话，实际上“延异”正好说出了我们道教的“道可道，非常道”的含义。通过上面的分析本文可以得出结论，虽然解构主义在我国的全面接受有困难，但是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视角看翻译中的二元对立，从林语堂作为作者和译者、张振玉作为译者的翻译实践上分析，“消解”作者和译者，原文和译文之间的二元对立，不仅是必要的，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如果全面接受“异化”有难度的话，那么在汉译英翻译实践中，如果发挥译者的主体作用，更多地采取“异化”策略，将会有更多的汉语文本在西方读者那里得到“再生”，中国文化能够得到更全面地传播与弘扬。
李慧芳[4]2016年在《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哲学话语研究》文中提出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在其着作《马克思的幽灵》中向我们展现了他的解构思想和方法,为了表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在当前世界背景下的宏观旨意和发展前景,德里达在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即将退场或者业已隐向“面甲”的情况下祭出了自己苦心经营的解构理论和思想,同时以其独树一帜的哲学话语勾勒出了特有的时代场域和历史境域,展示了既是拯救马克思主义于既倒又是攻击新自由主义试图一统天下的雄心,是一曲宣扬解构理论或思想的动人歌唱。以此为探研的出发点,文章从以下几个方面逐一进行了分析:首先对于话语、哲学话语和《马克思的幽灵》哲学话语等方面进行了界定;其次从《马克思的幽灵》哲学话语主体即解构理论的内涵、“幽灵”话语主体的内涵以及“新国际及弥赛亚”话语主体的内涵叁个方面进行了相对全面的客观阐述;再次从《马克思的幽灵》哲学话语的表达方式探析了德里达所构建的知识体系的外在形式,即哲学话语表现方法、哲学话语策略和哲学话语的特征;最后通过《马克思的幽灵》哲学话语的语言困境和对于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启示进行针对性的哲学话语评析。
陈晓明[5]2012年在《美国解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就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解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一历史梳理,本文的梳理表明,美国解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笼罩在法国德里达的解构思想传播的阴影下;由此可见,中国的解构主义传播注重观念,而不是文本细读式的技术分析。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的解构主义批评在中国的传播有加强之势,但其"解构"特征又被其文本分析的技术性所缩减,它被放置在叙事学的框架里得以传播运作。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的丰富内涵,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启;同时,中国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极有必要从美国解构主义那里借鉴更具有文学修辞意义的文本细读方法。
唐诗人[6]2013年在《差异、生成与阐释伦理》文中提出解构一词的流行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推崇它,二是抨击它。这阶段来说,后者远甚于前者。在否定和批判解构思想的潮流下,解构思想的负面因素得到宣扬,甚至带点夸张。可是,我们阅读那些对解构思想有过专门研究的学者们的文章时,却往往会得到不同的观点。为什么呢?是研究者有意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往好处言说,还是德里达等人的解构思想真的不那么恐怖呢?带着这样的问题,克服各种难度去阅读解构思想着作,重新去思考解构思想是怎么回事。而且,如今的重新思考必然要结合一些类似的与不同的思想,兼顾历时和共时性因素。这种语境观照下的重思解构思想,能得出什么新的结论吗?本论文在这一思考前提下展开,最终以差异、生成和伦理叁个关键词来统率本人对解构思想的理解。差异是最为人们熟悉的层面,而生成性特征却因为差异的特别明显而被忽略,但它却是最重要的特征。解构主义思想家突出差异只是建构其解构思想的策略,本人认为生成多元和关注复杂性才是解构思想的旨趣和重点。解构思想的生成特征有特别的涵义,论文讨论了解构思想生成维度的表现及其影响性问题,从这两个层面去理解解构思想的生成内涵,不仅指出生成特征的具体所指,而且在“生成什么”问题上得到阐述。另外,论文最后的部分论述德里达解构思想的伦理层面,这也是本论文最为重要的部分。这属于德里达晚期所关注的问题,对伦理等问题的思考使解构思想有了更为明确的定位,德里达将解构与正义对等,这如何理解呢?德里达又是怎样去思考解构与责任的关系呢?论文将这些问题与其他理论家的相关观念置于一起作比较式地论述,使德里达关于伦理,尤其是阐释伦理的观念更清晰。
李宏鸿[7]2013年在《多声部的和谐：解构主义翻译观研究》文中认为解构主义翻译观是源于解构主义哲学思想的翻译理论,自问世以来就充满了争议。本着正本清源的精神,本论文以解构主义翻译观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人物本雅明和德里达为研究对象,从它的哲学渊源开始,对它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内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探讨了该理论从本雅明到德里达的发展轨迹,指出它对文学翻译深刻的启示意义,最终阐明了解构主义翻译观借助哲学、语言、文学、翻译等多种渠道传递出的一种多声部的和谐精神,展示了蕴含在它精神深处的和谐主题。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导言。概述了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和谐主题以及解构主义翻译观对于翻译研究的深远意义,同时也对德里达和本雅明在解构主义翻译观上的亲缘性进行了阐述。笔者认为,解构主义翻译观对于翻译研究的意义除了表现在它对翻译的根本问题所提出的一整套系统看法之上,更着重表现在它对文学翻译的启示意义之上。因为,解构主义翻译观关于意义永远无法确定、文本无定解、翻译不是为了传递内容,而是为了释放真理等思想与文学作品的语言的无限创造性、文本的高度虚构性以及随后衍生的文本解读的开放性等突出特征共同构成的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的精神高度契合。源于解构哲学的解构主义翻译观虽然带有破坏性的表象,然而它实际上传递的是一种语言和谐的精神以及超越语言的人文意义上的和谐主题,这一点在它从本雅明到德里达的翻译思想的发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虽然本雅明并未给自己的翻译思想贴上解构主义的标签,然而他的翻译思想以其与德里达翻译观在解构思想上的高度亲缘性而成为事实上的解构主义翻译观的源头。第二章阐述了解构主义翻译观从哲学思想到翻译思想的发展轨迹,追溯了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哲学渊源,对解构哲学进行了理论综述,并对解构主义及其翻译观进行了文献综述。本章指出,解构主义的形成是建立在对传统哲学的解构的基础之上,海德格尔的此在思想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对于德里达反传统的解构思想的形成是影响最大的一对组合。然而究其本质,这两种思想都是形而上学的另一种形式的复活,甚至连解构思想本身也依然没有逃脱柏拉图的日全食式的影响。不过,解构主义借助延异、痕迹、涂抹、播撒等概念割断了能指与所指间的对应关系,让意义流动起来,凸显语言的相关性,展示了语言在动态关联中表现出的生命力及其所营造的和谐景象。这又使得解构主义明显地有别于传统哲学,也成为它为哲学的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解构主义哲学中的延异、痕迹、涂抹、播撒等主要概念在解构主义翻译观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表现为对翻译中的根本问题所提出的一整套看法,如,它否定了原作的绝对权威地位,认为译作和原作同为意义的能指链上的一分子,翻译并非意义的输送、而是一种有规律的转化,翻译的目的是要实现语言王国的和谐,等等。本章同时指出,解构主义及其翻译观在西方和中国都长期遭遇了对它的普遍误读,究其原因有四：1.解构主义论着自身文字的晦涩难懂；2.受新批评传统长期熏陶的学者对文字游戏的过分迷恋所导致的解构思想中最为精髓的人文思想的旁落；3.解构主义长期以来只被当作一种方法论来看待而导致的其哲学内涵的流失；4.解构思想中“禅宗”的东方元素与德里达的西方式讲解的中西结合给读者带来的阅读困难。为了准确把握解构主义翻译观的精神内涵,目前译界应加大对它的文本细读的力度,并要将其置于它的哲学背景之下去理解和探讨。第叁章在对本雅明阐述其语言观和翻译观的主要着作“译者的任务”和“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言”进行细读的基础上,从翻译的本质和目的、(不)可译性、原作/译作关系、纯语言、译者的任务、以及翻译的标准及方法这六个方面阐明了本雅明的解构主义翻译观的主要内容,说明虽然本雅明的翻译观中已露出和谐精神的端倪,但由于神学对他的过度影响使得这种和谐始终戴着镣铐跳舞,变得和而不谐。第四章对德里达的“巴别塔”一文进行了详细的文本分析,阐述了德里达和本雅明之间在解构主义翻译观上的内在亲缘性。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该文的后半部分完全就是德里达对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所做的解读,这种结构本身就昭示着二者之间的内在亲缘性,充分体现了德里达对本雅明的继承和发展,就像格拉海姆所指出的那样：“在精心构思的术语和主题中,不仅缺失的东西得以补充,含蓄的东西也被清晰地表达出来,不重要的变成重要的了,边缘的变成核心的了。这样的补充可被正确地看作赞扬。”(78)在德里达对本雅明所做的补充和完善的阐述当中,尤以他对“纯语言”这一核心概念的发展最为突出。本雅明在这个概念中倾注了深厚的神学思想,将其看成能够表达神启的上帝的语言。德里达在保留其源初的宗教性的基础上,借助巴别塔的隐喻从“谈论语言的起源和分散”(ibid)开始,将纯语言进而阐释为表达了人间真意的“真理”,让它从神界走进人间,将神性进一步融入人性,赋予纯语言更多的人文情怀。德里达指出,翻译的任务是让且仅让我们与真理的语言变得相关,我们永远看不到那个遥远的终点,只能在翻译的过程中去体验(感觉)它。所以德里达说,翻译即体验,体验即翻译。我们通过体验那段遥远的距离从而体验到真理语言的存在。真理本身对于人类而言也是如此。我们永远无法穷尽它,但我们会在追寻它的过程中感觉到它的力量。德里达的思想有效地削弱了本雅明翻译观中过重的神学影响,将其转化为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思想。故而,德里达的翻译观不仅让语言和谐的精神得以全面呈现,而且还表达了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的人文精神。第五章对德里达体现在“相关的翻译”中的翻译观进行了详尽的阐释,对其中的重要概念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梳理,指出“相关的翻译”指的是能够升华、净化、调节、内化、救赎语言的翻译,澄清了译界对它的严重误读,突出表现在将德里达自己所说的：“因此,适当的翻译简单说就是‘好的’翻译,与人们的期待相符合的翻译,简言之,履行了使命、偿付了债务、完成了任务或职责的一种表达(version),同时又在接收语言中抄写了对原文最适当的(relevant)等同物,最正确的、合适的、相关的、充分的、诗意的、明确的、单声的、惯用的语言”(150)误解为是德里达对于翻译的本质的看法。德里达的“相关的翻译”的翻译观进一步体现了他对本雅明的继承,同时更为充分地体现了他对本雅明的发展和超越。如,在继承了本雅明对语言差异性的尊重的基础之上指出语言的相关性；在继承了本雅明关于翻译的任务是释放真理、救赎语言的基础之上提出翻译对于语言还有升华、净化、调节、内化的功能；在继承了本雅明通过陶罐的碎片、后世之生命、果皮／果肉之于皇袍／身体、切线与圆等一系列隐喻所阐述的关于原作／译作关系的思想的基础之上,利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作为人类思想经典所特有的寓言性的隐喻功能,通过对可译性的阐述,将原作和译作由于翻译而建立的语言层面上的关系升华到超越了语言的人文意义上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德里达在继承本雅明的基础上提出系统的“相关的”翻译的翻译观,笔者认为这是对本雅明的重大超越,也是说明解构主义翻译观日臻成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标志。它将和谐的精神在语言以及所有事物的相关性中演绎得入木叁分,使其达到“风触及风琴一样”那般深邃,充分彰显了解构精神的精髓。第六章以对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的阐释为前提,回归文本,探讨解构主义翻译观在其宏大的哲学背景下对于文学翻译的微观应用。通过将解构主义翻译观与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相融合后笔者发现,前者对后者至少有着以下几点启示意义：第一,文学翻译应忠实于意指；第二,文学翻译应体现语言的亲缘性；第叁,解构式解读是文学翻译的前提条件；第四,文学翻译应采用拱廊直译。拱廊直译指的就是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所倡议的那种能够让原作的光芒照进译作的直译,笔者认为它是一种既译词、又译味的直译,在根本上有别于传统译论中寻求字当句对的直译。本章的论述表明,文学翻译应当寻找语言间意指方式的和谐,而后在语言和谐的颤音中释放出那个失落的纯语言(真理)。第七章是结论,主要是对以上章节的讨论进行总结和概括,同时指出本论文的主要特色和贡献。笔者认为,解构主义翻译观从其哲学渊源到它的主要思想直至它对文学翻译的启示都蕴含着深刻的和谐主题。具体地说,这种和谐包含两层含义：其一,解构主义翻译观在哲学、语言、文学与翻译中穿行时利用这些领域间内在的相关性让它们相互阐释,互为补充,展现出秘响旁通的和谐景象；其二,解构主义翻译观本身表达了实现语言王国的和谐的愿望,解构主义哲学本身更表达了实现全世界和谐的宏大愿望。故而,解构主义翻译观所体现的和谐精神是一种多声部的和谐交响曲,它用翻译象征着一个万事万物在互补中共生的理想世界。
张蕾[8]2016年在《解构主义视域中的马克思的在场性》文中指出21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正给我们带来新的挑战,全球化视野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政治中享有的优先地位和操纵的霸权政治,正对应着社会主义国家利益遭受的侵害和国际地位的削弱,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急需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发挥其批判资本主义、变革社会现实的作用。雅克·德里达这一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解构主义大师,曾经在马克思主义落难之际果敢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并在新的视域下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神的有效性之举为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我国帮助马克思主义焕发新的生命力,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与教训。本文从德里达的着作《马克思的幽灵》入手,简要分析德里达“保卫马克思”的时机和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方式及功过,意在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必要性及应注意的问题。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分别从20世纪中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涌现及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对德里达的影响、德里达作为一名生长于战乱中的犹太人其早年曲折坎坷的成长经历以及德里达是如何发展成为一名解构主义大师这几个方面阐述了德里达的马克思主义观产生的时代背景。第二部分系统介绍了德里达如何以“解构”之剑瓦解以福山为首的布尔乔亚们叫嚣的“历史终结论”。他首先针对历史终结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并指出了“历史终结论”在理论逻辑和理论来源方面存在硬伤；其次,德里达又挑明福山所谓在马克思主义终结后人类已经来到“后历史世界”的门口的言论实际是掩耳盗铃；此外,德里达指出,福山们宣扬“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的行为如同为埋葬马克思主义而为其举行的一场葬礼,而葬礼的开始实际上正标志着马克思在新时代中的又一次出场。第叁部分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德里达在捍卫马克思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做的继承与转型。他提出,在福山们举行“葬礼”的同时,马克思退场后以幽灵的方式再一次出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仍为现实世界所需要；面对脱节的时代,对正义的渴望要求我们重视马克思所许诺的共产主义中的弥赛亚性；为了重建国际政治新秩序,号召一种由马克思的新国际精神发展而来的“新国际”。第四部分介绍了德里达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局限性。一方面,德里达认为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概念、体系都应该被解构,他将马克思主义的裂隙不断扩大导致马克思主义幽灵化；另一方面,被剔除了实在性的马克思主义在他眼中只剩下一种解构主义惯有的激进的批判精神；并且,其提出的“新国际”缺乏可行性,近似一种乌托邦,难以实现。第五部分详述了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的当代价值。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不仅有利于我们正视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现实有效性,同时有助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及有益于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找寻出路。
何玉国[9]2013年在《本原之思：身份认同与犹太文化—德里达解构论管窥》文中提出本文的基本问题是探讨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的独特问题与方法,即“本原之思”思什么?“本原之思”如何思?这两个问题的索解,又可以细化为如下四个问题：德里达为什么思该问题?前人如何思该问题?德里达如何思该问题?德里达为什么如此思该问题?参照亚里士多德的结论,本文认为,本原的初义是“原本”,而“原本”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最早就是“本质”,从此以后又衍生出“本体”、“本源”、“开端”、“起源”等内涵和说法(第一章第二节),但其“本质”含义依然被保留在历代思想者或文论学家的议题之中。而作为本论题研究对象的德里达更是直接将西方文化的根本特征定义为“逻各斯中心主义”,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德里达的理解中就是形而上学或者说形而上学的替身：二元对立。这是德里达解构一切事物的开始。那么,德里达为什么要思考该问题呢?以往的研究倾向于从20世纪60年代西方尤其是法国社会现实、历史语境、思想潮流中去为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寻找一个“背景”,这些无疑都很重要,但是本文认为还存在着一个同样重要而且可能的路径,那就是从德里达的自我认同或身份认同中去理解解构理论的产生的深层动机,可以说身份认同(危机)是德里达解构理论产生的内在驱动力。当然“身份认同”观念或认同焦虑是后现代主义语境下许多思想者或理论家的问题,在这一方面,本文从德里达童年经历、生活遭际和犹太身份等方面进行了文本阐释和疏证研究,认为身份认同与“本原之思”之间存在着相似或相通的方面。至于如何思考本原问题,本文又将其分解为两个小问题,第一：前人如何思考该问题?第二：德里达如何思考该问题?本文首先从作为德里达思想资源之一的海德格尔身上进行了探源和梳理。论文围绕海德格尔前期.“本原之思”和后期“本原之思”的“路径”进行了回溯式研究,认为海德格尔的“语(字)源主义”和“返回路径”对德里达的解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是德里达后来在阐释自我思想的时候反复强调海德格尔在其思想中的酵母作用的原因所在。那么,德里达又是如何思考该问题的呢?本文从“本原”(反题)和“本原”(正题)两个方面,也即前者主要围绕胡塞尔现象、列维一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和福柯的疯癫书写展开,认为在以上所述理论家的思想中,二元对立只是表象,差异才是实质。对于后者,本文认为德里达主要是围绕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列维纳斯的他者哲学和卢梭的补充思想展开的,在这其中,德里达创造性地提出了“延异”、“补充”、“播撒”、“增补”等家族相似性概念,这是德里达解构理论中最具有创新性价值的内容。在学界集中关注的“德里达解构理论性质判定”这一问题上,本文采取了还原解构的视角,将解构“本原”和本原解构相互照应,认为延异是解构的基本义,延异可以本理解为“拖延的本原”或“本原的拖延”,虽然“基本义”和德里达之前极力反对和批判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相左,但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为了实现认识实践,我们都不免落于某种认知模式或范式的境地——盲视与洞见并存。本文通过对德里达大量着作的梳理,回归到德里达科技伦理思想的维度上,认为德里达解构“意义”的目的是取消中心价值和终极意义,但这一点上,本人认为这种“中心价值”和“终极意义”并不是针对信仰层面和人类普世价值层面而言的,而是对于人类现实社会中某些“盲视”下“洞见”的揭露和“洞见”中“盲视”的解构。由此基础上,本文又进一步从犹太文化视角,不再是仅仅停留在德里达犹太文化的身份表层,而是深入德里达“延异一他者思维”、“言物关系”以及“界限哲学”等叁个方面,考察了德里达解构理论的“原本”,认为德里达解构理论是犹太文化孕育的产物,德里达解构理论其实质是用犹太文化资源来解读或“解一结构”希腊文化的一次尝试。本文结论是,德里达解构理论的问题意识是对“本原问题”的思考,而对该问题思考的原初动力在于德里达内心深处的“身份认同”,这也是他一生为什么对“一致性”问题感到怀疑的内在原因,而德里达对“本原问题”的思考和解构,很大程度上是犹太文化资源的“希腊语境”借用。
高宇[10]2017年在《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的解构辩证法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的幽灵》是德里达在资本主义繁盛发展而东欧社会主义浅尝辄止的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这一问题作出的解构辩证法视角的回答。《马克思的幽灵》因德里达独特的解构主义思维方式吸引了无数学者的目光,对当代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有较大的影响。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立场,在前人对德里达解构思维方式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对《马克思的幽灵》中表现出的具有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解构辩证法进行研究。德里达通过对马克思着作的重新解读凸显出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内在动力,认为对马克思遗产继承的关键就在于对其批判精神的继承,这里的批判精神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尤其是关于否定之否定的部分。因此本文从《马克思的幽灵》中德里达对资本、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代表的占统治地位的话语的批判入手,将解构思维方式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进行比较分析,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上,挖掘出解构辩证法的积极意义。德里达试图通过对马克思文本和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来寻求人类解放和自由的出路,但是他的批判较之马克思而言还存在很大的不足。德里达彻底的否定态度和他解构辩证法的自身特性使得他对马克思和马克思文本的理解,偏离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本真,因此,他所继承的马克思的遗产在内容上是有所偏颇的。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的解构辩证法引起学界关注和争议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德里达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立场上;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解构辩证法对文本进行的有所改变的解读,是一种激发反思的解读。这种新的研究视角对于启发我们在哲学研究中做到尊重差异、打破思维定势和传统藩篱、立足当代思考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 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探析[D]. 吕明洁. 吉林大学. 2017
[2]. 多重解构的游戏[D]. 刘志先. 山东师范大学. 2008
[3]. 解构视角下翻译中的二元对立分析[D]. 金敬红.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
[4].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哲学话语研究[D]. 李慧芳. 四川师范大学. 2016
[5]. 美国解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分析[J]. 陈晓明. 文艺理论研究. 2012
[6]. 差异、生成与阐释伦理[D]. 唐诗人. 福建师范大学. 2013
[7]. 多声部的和谐：解构主义翻译观研究[D]. 李宏鸿.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8]. 解构主义视域中的马克思的在场性[D]. 张蕾. 扬州大学. 2016
[9]. 本原之思：身份认同与犹太文化—德里达解构论管窥[D]. 何玉国. 南开大学. 2013
[10].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的解构辩证法研究[D]. 高宇. 山西大学. 2017
标签：文艺理论论文; 解构主义论文; 德里达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二元对立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二元关系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文学论文; 马克思的幽灵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林语堂论文; 京华烟云论文; 本雅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