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区域差距形成机制及政策启示_企业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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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12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2X(2014)-05-0043(05)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指导，遵循梯度开放的渐进模式，以期通过沿海地区的率先发展带动内陆地区的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然而这种良好愿望至今并未完全实现——尽管改革开放的推进使得全国各省区经济取得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地区间差距也在总体上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1]地区差距扩大趋势不仅体现在全国层面，也体现在省域甚至是县域层面。[2]尤其是边疆民族聚集区域，区域经济差异与民族分布密切相关，[3]使得地区差距的危害超越经济层面而成为事关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的重大政治问题。

      围绕区域经济差异问题，学者们或集中于区域经济非均衡的测度及演化趋势分析，[4～6]或聚焦于外商投资、金融发展、基础设施、制度发展等具体因素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各自的政策建议。[7～10]这些成果虽取得了一些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研究结论，但也存在以下不足：其一，多数研究偏好于产业结构、投资等宏观因素分析，研究方法也以规范性描述为主，缺乏对地区差距形成的微观机制的分析，难以挖掘出地区差距产生的根源；其二，对空间因素重视不够，如在对地区差距进行分析时多数采用人均GDP、人均收入等空间特征不明显的指标作为研究对象，难以全面刻画地区差距的空间特征；其三，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基础制定的某些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有可能加剧地区发展差距，导致政策设计初衷和政策实施效果相背离。鉴于上述问题，本文在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下，通过对经济活动空间聚集的比较静态分析，探寻地区差距形成的微观机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政策调整的基本思路。

      二、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来源

      在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空间经济集聚的动力来源于两个重要的经济效应所产生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即“本地市场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两者分别从企业与消费者行为选择的角度揭示了产业和人口在空间集聚的动力源泉。[11]本地市场效应又称市场接近效应，是指出于交易成本的考量，企业在选址时偏好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以节省运输成本，提升盈利能力。企业选址行为会进一步对消费者福利行为产生影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企业集中可减少从外地输入的产品数量，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仅负担较少的运输成本；另一方面，企业集聚将使本地市场竞争渐趋激烈，本地市场消费者能以低于外地市场的价格购买更加多样化的产品，进而吸引其他地区人口向本地集聚。然而上述集聚过程也存在抑制力量。这种抑制力量来源于另一种效应——市场拥挤效应，也称本地竞争效应，它是指因企业竞争加剧和盈利能力降低而引发的企业由核心区域向外围地区扩散的效应。然而这种抑制力量与集聚力相比要弱得多，因此无法扭转经济活动集聚的趋势。通过引入贸易自由度，可衡量集聚力和抑制力的大小，并分析贸易自由度与经济地理格局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均衡解的演变

      图1中，横轴表示贸易自由度，取值范围为0～1，纵轴表示集聚力和抑制力。图1(a)衡量了贸易自由度与经济活动聚抑力量的关系。由图1(a)可看出，贸易自由度与经济活动的集聚力和抑制力之间呈负向变化关系，但在贸易自由度达到

以前，抑制力的下降要快于集聚力：当贸易自由度达到

以后，集聚力超过抑制力，但随着贸易自由度的进一步提高，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差距将逐渐缩小。图1(b)横轴表示贸易自由度，纵轴表示某一地区产业份额，假定只存在东、西两个区域：如果东部地区产业份额为1，则表明所有产业均集中于东部地区，反之亦然；如果东部地区产业份额为0.5，则表示东西两地平分产业份额。假定E0为均衡点，此时相应的贸易自由度为

，东西两地的产业份额均为0.5，经济地理格局处于均匀分布的状态；将贸易自由度提升至

，这时两地均能获得贸易自由度提高带来的好处，但并未改变均匀分布的格局；如果在

处将贸易自由度以同等幅度提升至

(

＞

)，均匀分布的格局将被打破，此时所有产业集聚于西部或者东部地区才是唯一的均衡解；这时进一步提升贸易自由度只能导致惯常效应，却无法扭转空间经济集聚的趋势。

      三、地区差距形成机制的比较静态分析

      在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力量作用下，假定初始状态下东西两地均包含农业和制造业两个生产部门，其中，农业部门规模报酬不变，制造业部门规模报酬递增，且其产品为差异化的。如果初始均衡状态受到扰动，比如劳动力由西部迁移至东部，则会引致东部地区制造品市场需求增加和市场规模扩大，相应的西部地区的市场规模变小。根据本地效应，企业选址时偏好于市场规模较大的东部地区，于是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形成产业集聚。企业数量的增加意味着生产配套更完善，企业在中间品上投入的运输费用下降，盈利能力和水平提升，又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东部地区，从而中间品的耗费进一步降低。这个正向反馈的过程即所谓的后向关联。从消费环节看，企业集聚意味着市场上商品数量和种类的增多，在地区名义收入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东部地区消费者的效用水平高于西部地区，这是因为东部地区的消费者能够以较低的价格选择更加多样化的商品，而西部地区情况则相反。效用水平的差异开始激励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地区聚集，形成所谓的前向关联。劳动力的聚集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用工的搜寻与培训成本，于是诱导企业继续向东部地区集聚。劳动力的迁移进一步强化了前后关联效应，使得制造业的集聚自我强化的机制维持下去。制造业企业不断向东部地区集聚意味着该地区制造业占全国的份额不断提升。由于制造业部门生产效率高于农业部门，这就意味着东部地区的产出增速快于人口增速(如图2所示)。图2上半部分反映了东部地区人口和产业份额随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趋势，图2下半部分反映了人口和产业份额的偏离程度随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趋势，并间接反映了地区经济差距随经济发展的变动态势。其中，

和

分别代表东部地区产业和人口占全国的份额，

-

表示人口份额偏离产业份额的水平，该水平值越大，表明地区差距越大。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服务的需求逐渐提升，服务业部门开始影响经济地理格局。在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弹性低于服务业的条件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消费者将重新对消费支出进行分配，将更大的份额用于服务消费。这就会导致服务产出占总产出的份额不断扩大。由于服务业具有报酬递减性质，[12]因此，服务业部门产出的增加低于要素投入的增长，同时也部分抵消了制造业的报酬递增，于是，东部地区总产出的增长逐渐与人口的增速持平，该过程表现为

曲线斜率的减小和

曲线斜率的增大(阶段Ⅰ)，在某个时点，比如D点，

曲线和

曲线的斜率相等。阶段Ⅰ的变化映射到图2下半部分即反映了地区差距形成的初始阶段，即人口与产业偏离的份额不断上升，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直至达到顶点。第Ⅱ阶段，人口集聚的速度开始超过产业集聚的速度，这意味着A地区开始出现市场拥挤效应，部分企业为了节约成本开始迁移至西部地区，地区差距逐渐缩小。当曲线经过E点时，人口与产业集聚的速度将大致持平，地区差距将稳定在C点的较低水平。但地区差距不会完全消失(阶段Ⅲ所示)，这是因为，东部地区在资源禀赋、资源配置和人力资本等方面仍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地区的扩散并不是完全的，人口和产业流动壁垒会抑制扩散力量的发挥。随着东部地区产业扩散的速度开始超过集聚的速度，其产业份额将会达到顶峰，而后开始下降，人口迁移的方向也会随着地区收入的趋同和产业扩散的引导而逆转，于是东部地区逐步发展起来，产业开始向西部地区集聚，并重复上述过程。

      在区域非均质化的现实世界，东西部差异对两地差距的影响可进一步分为3种情况。

      第一，某种外部差异(如技术进步等)使制造业产业的报酬递增倾向更强，在图2中表现为东部地区产业份额曲线的位置较同质空间下的位置更高。这实际上相当于有更多资本流入东部地区，使产业集聚的速度加快。这种变化使得各个阶段东西两地的差距都要明显高于同质空间状态。

      第二，存在某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如户籍制度)，从而在产业集聚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东部地区人口集聚程度在每一个阶段都要低于同质空间水平，导致人口与产业偏离的份额更大，峰值也更高，同时也意味着东西两地差距高于同质空间水平。

      第三，是前两种情况的综合，即某种外部差异同时对产业和人口的聚集施加影响(如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产业布局模式)，一方面引发产业向东部地区集聚；另一方面又限制了东部地区人口的聚集，使得东部产业和人口聚集的水平均偏离同质空间，推动东西差距处于更高水平。

      由此可见，地区差距的形成取决于市场主体决策及行为产生的效应：从企业(进而形成产业)角度看，运输成本的节约吸引着企业在规模较大的市场附近聚集(本地市场效应)，形成产业在某一地理空间内的聚集；从消费者行为来看，为了追求最大化的效用水平，理性的消费者会由生活成本较高的地区向成本较低的地区迁移(生活成本效应)，形成人口聚集。人口与产业集聚的偏离即形成了地区差距，这就揭示出了地区差距形成的微观机制。

      

      图2 人口与产业集聚非协同演进的一般过程

      四、新经济地理视域下中国地区差距的成因

      新经济地理理论借鉴了哲学中自然客体分类的概念，将影响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因素分为“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两类，[13]其中，前者是指天然存在的自然物，包括地理区位等先天禀赋，后者是指人类在先天禀赋的基础上经过实践而形成的各种条件，如基础设施、生产方式等。尽管新经济地理理论在同质空间条件下探讨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内在机制，但它并不否认外在差异的存在，实际上外部差异将使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和地区差距更为明显。中国地区差距的形成亦是“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共同作用的结果。[14～16]

      1.“第一自然”差异是中国地区差距形成的根本原因

      先天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是经济地理格局演化的基础。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带之间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地貌以平原、盆地为主，地势平坦；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地貌则以沙漠、戈壁、盆地和山地为主，可利用的土地面积小且地块分散。从国土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发展、企业选址等诸多方面看，东部地区无疑具有先天的国土资源开发优势：平坦的地势降低了铁路、公路、通信等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进而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开展，易于形成规模经济效应。而中西部地区劣势的自然地理条件则无形中提高了大规模国土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在经济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东部地区自然就成了吸引各种经济资源和要素集聚的前沿阵地，进一步提升了其资源配置和使用的效率，而中西部地区则在空间经济集聚机制的作用下成为人力资本的输出地区。此外，东部地区降水相对充足，也为农业生产的开展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受地形等因素影响，水资源不足则成为制约中西部地区农业及相关产业发展的瓶颈。

      从周边环境来看，东部地区与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隔海相望，这些国家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基础良好，人民生活水平高，市场需求旺盛，从而有利于东部地区凭借着自身的区位优势同上述国家开展多边贸易。而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则与中亚、南亚等国接壤，这些国家不仅经济发展较为落后，而且伴随着各种势力的介入和角斗，逐渐成为世界上恐怖主义势力和种毒贩毒的主要集中区域之一，[17]使得西部地区发展面临巨大的维稳压力，迫使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等资源用于维稳，客观上也阻碍了其边境贸易的开展及其经济水平的提升。因此即使在国际视野下，东部地区的地理区位也优于中西部地区，这进一步推动经济活动向东部地区集聚。

      2.“第二自然”强化了中国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

      “第二自然”的差异强烈影响着政府、企业、民众等微观主体的决策行为。从政府决策看，改革开放、经济特区等政策的初衷是借助东部地区的自然条件和区位优势，通过东部地区的率先发展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协同发展，进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然而这些政策的实施却在客观上强化了中国区域间的外部差距，进一步引导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向东部地区的集聚。从企业决策看，在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下，企业出于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的权衡，会将其生产、加工和销售网络集中在东部地区，因为在本地市场效应作用下，区位优势意味着运输成本的节约。从消费者决策看，为了追求自身消费效用的最大化，劳动力和人口也将聚集于商品种类繁多、商品价格较低的东部地区，但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动并不是充分的。在上述微观主体决策的合力下，中国地区差距并未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甚至呈现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的地区差异格局。[18]如此严重的地区差距不仅影响到整个国家经济的长期增长，在一些敏感区域，如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甚至危及民族团结、边疆稳定与国家安全。[19]因此，中国现行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亟需调整。

      五、新经济地理理论视角下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调整思路

      作为应对地区差距的政策工具，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主要理论基础仍然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生产要素的跨区流动能够使区际要素供给相对均等化，从而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然而新古典理论所强调的空间经济单调连续性特征却未能在现实世界得到印证。新经济地理理论则认为，区域经济在规模报酬递增作用下呈现非线性和非连续特征。这就使得新地理经济理论在分析地区差距形成的机制上展现出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不同的基本逻辑根据。根据上述分析，可按以下思路对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进行调整：

      第一，转变传统的协调发展观。中国三大地带“第一自然”存在较大的差异，基于生产者和消费者最优化行为所形成的经济系统内在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必然导致区域经济的空间集聚和地区差距的出现。在此条件下，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目标并非是扭转由规模报酬递增导致的空间经济集聚趋势，而是在于构筑有利于区域经济集聚于落后地区的微观基础与宏观环境，加快落后地区的发展。[20]因此，区域协调发展政策设计的目的不是要消除地区差距，而是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实现区域间错落有致、公平有效的竞争式发展。

      第二，逐步完善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对口帮扶机制。经济地理格局的形成取决于经济系统内在的集聚力与抑制力的大小，然而在多数情况下，抑制力比集聚力小得多，从而使空间经济集聚被锁定于某一特定区域。这种情况下，力度较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虽然能够实现各个区域间经济的共同增长，却无法改变“核心—边缘”的经济格局。只有强劲的政策介入才能改变这一状况。在当前西部大开发战略持续推进的政策背景下，应逐步细化政策实施，借鉴“对口援疆”、“对口援藏”的有益经验，在中西部省区内部建立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间的对口帮扶机制，形成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协同推进的帮扶网络。

      第三，给予落后地区更为优惠的发展条件。在经济系统内在机制的作用下，经济地理格局有可能出现多重均衡。依据图1(b)所示，当贸易自由度小于

时，空间格局呈均匀分布。当贸易自由度大于

时，均衡将被打破，形成空间经济集聚，然而此时却存在两个均衡，即西部区域和东部区域都可能位于集聚中心。这种状态下，区域政策的偏向将改变地区间外在条件的对比。因此，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调整应具备一定的倾向性，尤其是在产业政策、人才引进政策等方面适当向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倾斜。

      第四，根据地区发展情况的不同，构建有梯度的、差别化的区域发展政策体系。消除地区间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跨区流动的壁垒，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前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主流思路。然而在“块状经济”的现实世界中，完全的一体化只会引导生产要素向发达地区加速流动，不仅不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反而进一步扩大地区经济差距。因此，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应摈弃“一刀切”式的区域一体化政策，转而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充分发挥欠发达地区自身的比较优势，实施循序渐进的经济政策，而发达地区实行更加开放的经济政策，也即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实施有梯度的差别化的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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