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劳动力转移的福利效应
——基于ZMW理论模型的实证检验
杜 薇 余向华 姜 慧
[摘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沿线国家人才跨境转移愈发频繁，人才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和关键支撑，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是沿线国家进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问题之一。基于理论模型提出的研究假设，利用2003-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验证区域间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机制，结果表明：高收入水平国家和中低收入水平国家劳动力转移路径具有明显差异，劳动力引入政策并不一定能提高本国福利，当两个国家收入水平相似时，高收入国家以拥有制定较低劳动力税的优势来吸引劳动力流入，而较低收入水平国家选择较高的准入壁垒对本地居民福利更有利；“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不同收入层次国家在人才流动方面的政策具有明显差异，这对优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要素流动的合作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力跨境流动；人力资本；收入分层；福利效应
一 问题提出与文献评述
“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和对外经贸合作带来巨大动能，也为沿线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注入了活力。虽然“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人口占全球的43.3%，且人口增长率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沿线国家劳动力市场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高素质人才大量流失，普通劳动力难以流动，劳动力发展极端化。劳动力转移会改变一国生产结构和相对比较优势，具有一定的经济效应。同时，劳动力在各国间自由流动，一方面能够减轻劳务输出国的就业负担，降低失业率，提高人民福祉，另一方面有助于解决劳务输入国劳动力市场资源短缺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历史和国情不同，劳动力市场制度和人力资源发展战略也存在显著差异。劳动力的转移行为并不是孤立的，区域间劳动力的转移流动，与政府相应政策息息相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劳动力资源能否实现优势互补？劳动力资源结构能否进一步优化，使劳动配置更加合理？沿线国家的劳动力转移政策对劳动力自由转移有多大的影响？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从发展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学者就区域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但焦点多聚集在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之间的劳动力转移。Lewis(1954)[1]从乡城劳动力转移的角度构建了“二元结构”理论，分析了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的情况，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奠定了理论基础。Fei和Ranis(1961)[2]在刘易斯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认为，应在工业化的同时提高农业生产率，使农业劳动力不断被释放，反过来推动工业化发展。Todaro(1969)[3]依据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创建了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模型假设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而城市具有大量失业。乡城转移不但不会提升经济，反而会加剧城市失业状况，因而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村生活质量成为降低乡城之间经济差距、减缓乡城人口流动的主要途径。同时，Todaro还认为，乡城流动人口不但会造成外部人才流失，还会造成内在智力外流，对在农村的专业人才造成心理上负面影响。且该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尤甚(谭崇台，2001)[4]。Mas-Collel和Razin(1973)[5]通过在农业部门引入工业资本，对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同时提高农业生产率进行了补充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生产率低下的地区由于其初始人均产出较低，因而在稳态时存在β 收敛于人均产出较高的地区(Barro和Sala-i-Martin,1995[6];Mankiw et al., 1992[7]; Barro, 2012[8])。Axelsson和Westerlund(1998)[9]通过数据总结了“人口迁移法则”，即部门间的比较经济利益、迁移空间距离、时间尺度、制度障碍、迁移对产业发展的影响等因素对劳动力转移具有重要影响。
关于劳动力跨国境转移，学者关注的重点主要为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和外部性。Bogue(1954)[10]提出的推拉理论是研究全球人口流动的重要理论，认为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人口流动的驱动力，流入地的积极因素以及流出地的负面因素分别形成拉力和推力影响人口流动。学者在Bogue的基础上对推拉理论进行了补充，认为除了推拉作用还有中间障碍影响着人口流动(Lee，1966)[11]。而有关劳动力流动的外部性问题，学界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一部分学者认为劳动力跨国流动意味着本国人才流失，会对本国经济产生负面作用(Bhagwati和Hamada, 1974[12]; McCulloch和Yellen, 1977[13]; Rivera, 2013[14])。一部分学者认为人才自发流动提高了个体收入，强调了高技能劳动力流动对知识的贡献，指出知识作为一种国际公共物品，随人才流动而在国际间传播和共享，对整体是有益的，包括发展中国家人才的流失，因此，应该鼓励劳动力自由流动(Johnson, 1967[15]; Berry和Soligo, 1969[16]; Krugman, 1979[17])。
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劳动力的转移，现有研究分析明显不足，尤其在理论模型创新上。国内关于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产要素的匹配、劳动力转移对产业发展的影响等方面。人均资本配置差距以及劳动保护制度是影响资本跨区域流动的重要因素，资本跨国流动对母国劳动力市场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如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提升了中国整体就业水平(李宏兵等，2017)[18]，国家和区域间劳动力流动将有助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均衡发展(张原和刘丽，2017)[19]，劳动效率、劳动力地区结构效应以及劳动力规模效应是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物流业发展的驱动因素，其中劳动效率是主要因素。随着外部环境的冲击，劳动效率的提升同时也促进了劳动力地区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陈恒等，2015)[20]。张春胜和王朝晖(2019)[21]利用推拉模型研究影响来华留学生回国的因素，认为建立良好的就业服务体系能够实现来华留学教育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有效对接，减少中国企业在当地的经营风险。近年来，随着发达国家“技工荒”问题的日益凸显，国际间的人才转移现象也越发明显。“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促进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承接，还刺激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和产业发展，以资本输出和对外基础投资为契机，进一步带动中国国内产业对外出口的增加，扩大了相关产业对人才的需求(李富，2015)[22]。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劳动力数量、成本方面具有优势，在教育结构、技能水平以及生产效率等方面尚待提高，其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与国家现代化要求还有相当差距，成为影响“一带一路”倡议顺利落实的关键(庄西真，2017)[23]。
综上所述，通过构建劳动力转移行为影响因素与区域人才竞争机制的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具有时代特征的吸引人才机制分析的研究较少，存在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杜薇等(2019)[24]在Zodrow和Mieszkowski(1986)[25]、Wilson(1986)[26]ZMW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劳动力转移模型，分析了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并根据不同国家情况提出了相应的人才吸引战略，但没有给出实证证据，缺乏与现实相关的经验分析。本文实证检验了这一理论模型，相比以往研究，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1)在杜薇等(2019)[24]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劳动力政策进行实证分析，并把“一带一路”倡议代入定理进行分析；(2)对沿线不同区域不同收入层次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行前后劳动力转移进行实证检验；(3)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分析国家间的比较优势，为沿线国家制定相应的人才引进政策提供参考。
剩余内容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的提出，第三部分是计量经济学模型，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和相关讨论，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二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模型
定理3阐述了当两地区产业背景相似，地方政府是否应该实施劳动力引入政策。“一带一路”沿线有很多产业背景相似但人口要素不同的国家，如文莱和印尼。两者具有相似的产业背景，印尼的人口密度却比文莱多出近一半，文莱相比印尼制定了更多利于人才流入的措施，文莱政府规定对营业者的个人所得以及资本盈利均不征收所得税，且利润汇款也不加限制、不课税。因此根据定理和现实情况得到假设2：
F (K i ,L i )=L i F (K i /L i ，1)=L i f (k i )
(1)
其中，f i ″<0<f i ′，函数具有凹性质。
劳动力由于地区利差发生转移，在劳动的边际收益之差与两区域间劳动力税差相等时产生均衡，假设一地区产品价格为1，另一地区产品价格为p ，当劳动力流动达到均衡时，应满足无套利条件：
(2)
进一步地，针对劳动力的转移，政府部门应考虑的优化问题是本地区的社会福利最大化问题。本地区的社会福利包括资本和劳动的边际报酬以及对从外地移动至当地的劳动力征收的劳动力税三个部分，政府通过设定劳动力税来使地区福利最大化，可表示为：
本研究显示，采用MRI扫描获得的ADC值可以鉴别肺部结节良恶性病变情况，提示ADC值与肺部结节良恶性病变情况呈现负相关性，并且b值为400 s/mm2时检测的敏感性最高，所以笔者认为，采用MRI扫描获得的ADC值可以在临床上对肺部结节良恶性病变进行鉴别，并且对b值进行优化调整后具有较高的检测灵敏度，可以作为临床上无损伤检测的一种重要的检测手段对肺部结节良恶性病变进行鉴别诊断。
给我来信的编辑是侯琪。她“文革”前曾是“三家村”成员之一的邓拓的下级，同是“三家村”成员的廖沫沙晚年请她编了自己的全集。她接着给我来了许多信，告诉我：最先在一大堆自由来稿里发现这篇的是一个青年编辑，叫田增翔；终审拍板发表的是苏予、张新春、社领导老田；编辑部几个同志都认可这个作品，季梦武、张守仁、章仲锷，还有当时在北京出版社供职的名作家刘心武。《小镇上的将军》九月在《十月》第三期如期发表，张守仁和章仲锷写了长文在首都的报纸上做了专题评介。
Maxγi W i =pf ′(k i )K i +pL i [f (k i )-f ′(k i )k i ]+γ i (L i *-L i )
(3)
让国际商务专业合作办学的“武汉商学院武汉自贸城班”落地，实现校企合作的长效发展机制和良性循环还任重道远，以下主要从政府、企业行业和学校的角度来对完善国际商务专业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提出相关建议和对策。
(二)研究假设
到2019年为止，“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区域横跨六大洲，已有131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订了187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根据世界银行收入水平划分标准，“一带一路”沿线涵盖了33个高收入国家、76个中等收入国家、22个低收入国家。合作范围广、国家收入差异大、产业区分度明显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特征，在这一背景下，劳动力在国家间的转移规律探析愈发重要。因此，本部分根据上述理论模型设定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特征得出了三个假设。
将1.00g沉积物样品放于50mL三角瓶中，然后加入0.2mL甲苯、4mL pH=11的缓冲溶液和1mL对硝基苯磷酸二钠溶液，轻摇混匀塞上瓶盖，在37℃下培养1h。加入1mL CaCl2溶液和4mL NaOH溶液，轻摇几秒钟后，铝制过滤。用分光光度计在400～420nm进行比色，测定溶液的吸光值。同时测定无泥及无底物对照。实际APA用每小时每千克干重沉积物产生对硝基苯酚的毫克数计算。
自来水出水桩采用水泥结构件进行组装，重量约280kg，占地面积0.3m2，出水桩由5部分组成：盖帽、支撑板、底座、水池座和水池。除水池用水磨石混凝土外，其他结构件均采用砂石混凝土内带冷拔钢丝网（结构如图1所示）。每部分都进行连接或配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结构。
1.资本背景相似国家中的劳动力流动均衡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收入分层跨度大，且呈现两端少中间多的统计特征，国家间的劳动力转移不仅发生在从低收入国家向较高收入国家转移，也发生在资本背景相似的国家中。因此在资本对称的情况下，对式(2)进行一次微分，由一阶最优条件和模型设定可以依次推导出式(4)-式(7)，相应得到定理1-定理3。
(4)
定理1：在资本背景相似时，区域利差(2) 此处利差是指地区间个人收入减去生活成本后的净收入差距。 是影响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人口会根据利差选择转移，直至利差消失。区域间的人均资本、产品价格以及劳动力最初分布决定了该地区劳动力流动对于劳动力税的敏感程度。
(5)
定理2：在资本背景相似时，人口较多的区域对于税收变动比人口较少的区域更敏感。
由于布伦托海地区游牧地与交通方便的各种原因，为了尽快安置难民，为了避免发生各民众及中俄两国之间的纠纷，经过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伊犁和塔尔巴哈台驻防大臣商议，最终决定在布伦托海设立办事大臣，选好适中之地修城，以办理难民事宜。
(6)
(7)
定理3：高收入水平国家的劳动力引入政策对福利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低收入水平国家的劳动力引入政策并不能很好地刺激本国经济发展，提高国民福利。
(3) 大双边供电模式下4列AW0车同时起动电流上升率(0.36 A/ms)未达到电流增量保护的整定值(25 A/ms)。
定理4：当i 区域资本总量大于j 区域资本总量时，那么i 区域人口外流的动力就会受到本区域资本实力冲击，劳动力对税收壁垒的敏感程度变弱；相反，当i 区域资本总量小于j 区域资本总量时，那么i 区域人口外流的动力就会由于本区域资本实力差距而加剧，劳动力对税收壁垒的敏感程度变强。
在资本不对称的情况下，定理1依然成立，但定理2和定理3不一定成立。即区域中劳动力税的提高依然会驱使劳动力外流，但两区域间劳动力数量对劳动力税变动敏感程度的比较会因为资本差异冲击变得平缓或者加剧。把不对称情况时区域设定代入无套利条件式(2)后，由一阶最优条件可以推导出式(8)，把结果代入式(3)可得到式(9)，相应得出定理4-定理5。
(8)
2.资本不对称情况下的劳动力流动均衡
(9)
定理5：当两地区的资本数量不相等时，壁垒税的设置分为三种情况：第一，当两地区资本投入之比和人口比例相等时，劳动力保持最初分布，壁垒应设置为该地区人均资本下单位产品利润；第二，当i 区域(人口多的区域)的资本投入明显大于j 区域时，壁垒税应设置为低于人均资本下单位产品利润，吸引人才策略会带来更高的福利水平；第三，当i 区域(人口多的区域)的资本投入低于j 区域时，劳动力对税收壁垒的敏感程度增强，壁垒税应设置为高于人均资本下单位产品利润，设置较高的劳动力税可以为本地居民带来更高的福利水平。
由定理1和定理2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具体情况，可以得到假设1：
假设1:生活成本、人均收入是影响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且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均收入不同，影响存在差异。生活成本和工资收入是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当地区生活成本提高，劳动力会由于生活压力向其他区域转移。
在Zodrow和Mieszkowski(1986)[25]、Wilson(1986)[26]ZMW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劳动力转移模型，假设有两个区域，分别用i 、j 表示，有两种生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假定生产技术是是规模报酬不变的，每个工人有1单位的劳动生产技术。不同区域可以拥有不同的产业。在短期内，拥有的资本作为特定要素在两个区域内保持不变，但数量上可以比较。两个区域的劳动力面对不同的工资信号ω 以及劳动力转移所面临的壁垒税(1) 此处壁垒税可理解为劳动力转移需要承担从原来的工作区域搬至新工作区域面临的生活环境变动发生的由政府壁垒造成的成本，假设为按每人征收的数量税。 γ (以下简称为劳动力税)，可以权衡区域间工资税差进而选择转移或保持不变。假定劳动力面对的生活成本被包含至劳动力税构成的壁垒中，即劳动力面对的成本只有劳动力税构成的转移壁垒，政府通过征收劳动力税获得财政收入γ i *l i ，并将其用于提供区域内同等价值的公共产品，即社会福利的组成部分。因此，设定生产函数如下：
假设2:“一带一路”沿线高收入水平国家采取劳动力引入政策有利于提高地区福利水平，而低收入国家实施引入政策并不能很好地刺激本国经济发展。
根据GB 50015—2013《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2009年版）[1]（以下简称“水规”）的要求：建筑高度超过100m的建筑，宜采用垂直串联供水方式，结合地块周边市政给水水压为0.20MPa等条件，北区给水系统设计如下：
定理4和定理5阐述了不同收入国家对于税收壁垒的敏感程度，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收入跨度大，国家情况不同，影响不同，因此得到假设3:
NiCr薄膜电阻的设计线宽(LW)分别为50 μm、100 μm、200 μm、500 μm,方阻数分别为1,2,5,10,20,50。电阻值与图形线宽和方阻数的关系如图4所示。由图4可见,不同线宽和方阻数的薄膜电阻的阻值均一稳定。
假设3:低收入国家比高收入国家的劳动力对于区域间的壁垒更敏感。“一带一路”沿线人均收入较低国家设置较高的壁垒税，此时不仅对当地福利越有利，还迫使冗余的劳动力向外流出；而资本丰富的人口大国，通过设置较低壁垒税吸引人才。
三 人口转移与经济发展实证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假设内容和数据可得性，最终选择利用2003-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49个(3)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老挝、新加坡、柬埔寨、越南、菲律宾、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伊朗、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阿联酋、科威特、黎巴嫩、卡塔尔、沙特、阿曼、也门、约旦、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埃及、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爱沙尼亚、波兰、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斯洛伐克、巴林、保加利亚、匈牙利、乌克兰、俄罗斯。 国家数据，并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高收入国家(4) 爱沙尼亚、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巴林、克罗地亚、塞浦路斯、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新加坡、阿联酋。 和中低收入国家(5) 除高收入国家之外，“一带一路”样本中其余国家均纳入中低收入国家。 ，在该样本下构建人口转移与经济发展的面板模型，验证本文提出的假设。
基于上述影响机制分析，以及Berry和Soligo(1969)[16]、Bhagwati和Hamada(1974)[12]、Rivera(2013)[14]、Mankiw et al.(1992)[7]等对人口转移因素的研究，采用面板模型分析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和福利问题在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中，构建以下面板模型对假设1进行验证。
where n is a factor, which when equal to unity gives the minimum dislocation density, and D is the crystallite size.
wf it =α +βwf it-1 +γCPI it +φX it +f i +ε it
(10)
其中，由于缺乏劳动力流动人数的具体数据，本文采用t 年内流入i 国的移民数量imm it 和除本国i 之外沿线其余各国劳动力数量emp it 的交互项作为被解释变量wf it ，代表附随移民在t 年流入i 国的劳动力数量，表明了劳动力的流向和规模。CPI it 是核心解释变量，用消费者价格指数代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活成本，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X it 为控制变量，主要有工资水平wag it 、通货膨胀水平inf it 、储蓄率sav it 、人口数量pop it 以及是否有劳动力税，其中，劳动力税在这里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力鼓励政策pol it 代替，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官网以及商务部网站的政策信息进行筛选和总结，建立二值自变量(鼓励大量引进劳务的国家=1(6) 主要有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缅甸、新加坡、柬埔寨、越南、菲律宾、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尼泊尔、伊朗、土耳其、阿塞拜疆、斯洛文尼亚等国家。 ，否则为0)。f i 为固定效应，ε it 是随机效应。
L i *表示均衡时该区域劳动力总量。
在福利问题分析中，以人均GDP为因变量，代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福利水平，GDP it-1 是因变量滞后一期。加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移民imm it 和沿线其余各国的劳动力数量emp it 的交互项wf it ，表示劳动力流动。X it 代表控制变量。模型还包括了个体固定效应变量f i 和误差项ε it 。为了简化模型，假设技术和资本折旧为0且不随时间而变(Mankiw et al.，1992)[7]。根据本文研究的问题，最终确定计量模型为：
GDP it =α +βGDP it-1 +γwf it +φX it +f i +ε it
(11)
表 1描述性统计
四 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区域利差对不同收入国家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1.总样本回归
术中导丝断裂分析其主要原因是操作技术不当，置入椎弓根螺钉时出现与导丝成角，螺钉旋入过程将导丝截断，其次是导丝反复使用。
对数据进行基本处理后，运用系统GMM进行实证检验，表2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列(1)-列(3)分别为全样本以及收入分层后的回归结果。
粒度最初被用在数据仓库中，表示数据单位中的数据细化和综合程度.粒存在不同的粒度，即粒的大小.粒度计算主要是为了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基于外部世界的概念，来简化对事物的认知，从而降低问题求解的复杂度.
2.分国家样本回归
列(2)和列(3)分别对“一带一路”沿线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进行了系统GMM模型回归。回归结果表明，前一期劳动力流入对两类国家的劳动力流入影响为负，但高收入国家前一期劳动力流入的决策对当期的影响作用要大于中低收入国家，其原因可能是相比中低收入国家，劳动力更倾向于向高收入水平国家转移，因而高收入水平国家前一期劳动力流入决策的影响作用更明显。两类国家的生活成本变量对劳动力流入的影响显著为负，但对高收入国家的影响作用比对中低收入水平国家更明显。其他控制变量和列(1)结果相比出现差异。沿线国家人口规模以及储蓄率对两类国家劳动力流入的影响依然为正，其中，高收入国家统计结果显著；两类国家中的通货膨胀水平变量系数方向一致，对劳动力流入起到负向作用，其中，中低收入国家的系数统计结果显著。观察工资变量和政策变量可以发现，两类国家出现了明显差异，高收入国家工资变量对劳动力流入依然起到风向标的作用，工资升高，劳动力流入增多；而中低收入国家，工资升高并不能吸引劳动力流入。表明不同收入国家，生活成本、人均收入对劳动力转移影响不同。观察沿线国家劳动力引入政策变量，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变量系数也南辕北辙，高收入国家实施劳动力引入政策能够吸引劳动力流入，而中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力引入政策并不能很好地吸引人才流入。
由列(1)可知，劳动力流入t -1期对当期劳动力流入起到负向作用，说明劳动力流入决策要考虑到前一期劳动力流入情况，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前期劳动力流入对当期起到负向作用，说明区域劳动力池子可能呈现饱和状态，以至于前一期劳动力流入的决策对下期是否再流入具有负向影响。生活成本对劳动力流入的影响符合预期，生活成本升高后逼迫劳动力向外流出，对劳动力流入呈现负向作用。其他控制变量方面，沿线国家的人口规模和储蓄率对劳动力流入起到积极作用，但结果不显著。通货膨胀率的升高会抑制劳动力流入，进一步说明生活成本的升高会影响劳动力流入，结果符合预期。但工资变量和政策变量的回归结果与预期相反，具体原因在分样本分析中说明。
表 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分析
(续上表)
注:*** 、**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水平，括号里为z值。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劳动力转移的福利分析
进一步观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力转移后的福利状况，运用系统GMM模型进行回归，表3列(4)-列(7)分别为沿线国家收入分层以及时间分段后的福利分析结果。
《治谱》代表了宋元以来官箴书的主要模式与类型，如果说它体现了晚明官箴书对宋元的继承性，那么以下三种类型官箴书则是晚明的创新与发展。
1.分国家样本回归
考虑到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人才转移政策不同，区分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采用系统GMM来进行回归对比。结果如表3列(4)-列(5)所示。
由表3可知，劳动力流入对不同收入层次国家的影响虽然微弱，但是影响方向截然不同。劳动力流入对高收入国家福利水平起到了促进作用，对中低收入国家福利水平则产生微弱的抑制作用。人口分布在不同收入国家存在明显差异，相对而言，低收入国家劳动力存在冗余，人口增加对福利水平起到了消极作用。高收入国家劳动力引入政策对福利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低收入国家劳动力引入政策并不能很好地刺激本国经济发展，提高国民福利。该结果验证了假设2和假设3，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收入水平不同，劳动力对当地生活成本变化的敏感程度不同，政府应采取不同的劳动力引入政策，提高地区福利水平。
2.分时间段样本回归
为了更清晰地对比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沿线国家劳动力流动所带来的福利变化，沿用前期回归方程，采用系统GMM对全样本进行分阶段整体回归，结果如表3列(6)-列(7)所示。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获得沿线国家和地区广泛支持，本研究考虑到倡议实施前的准备工作，以2010年为倡议实施的分水岭，对比分析倡议实施前后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由回归结果可知，“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后，人口流动以及国内通胀水平指标对一国福利水平的影响发生明显变化。首先，GDP滞后一期对本国经济的拉升作用提高，可见“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具有持续性，且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其次，劳动力流入的作用在2010年前，样本回归结果并不显著，原因可能是劳动力流入的国别差异造成面板差异性增加，从而使估计结果存在偏差；2010年后，劳动力流入对一国福利水平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相比“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前，2010年之后所有指标对一国福利水平均起到同向的加强作用，如一国的储蓄率水平、移民数量对福利水平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人口数量、通胀水平对福利水平的抑制作用也明显扩大。最后，时间分段前后样本中，劳动力引入政策的影响相对减弱，同时其系数不显著可能与不同收入国家的影响不同等异质性因素有关。
表 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福利分析
注:*** 、**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水平，括号里为z值。
上述结果证实了前文的研究假设，不同收入国家劳动力引入政策的影响不同，较低收入国家实施鼓励劳动力流入政策可能并不会增加本国福利，国内存在的劳动力冗余问题对一国经济发展起到了抑制作用；高收入国家实施鼓励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能够大幅度提升本国经济水平。“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后，沿线国家经济水平得到明显的提升，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衍生出通胀水平上升、劳动力结构不匹配的风险问题。
五 结 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劳动力在沿线国家间的流动愈发自由，国家间的人才抢夺现象也愈发激烈。在此背景下，如何合理配置有限的劳动力资源，提高本国福利，颇具时代特征和战略意义。本文基于杜薇等(2019)[24]理论模型，利用2003-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实证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劳动力转移的福利效应。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无论是高收入国家还是中低收入国家，前期的劳动力流入数量会影响下期劳动力流入数量，对高收入国家的影响要大于中低收入国家。生活成本、工资水平以及通胀水平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生活成本和通胀水平的上升会迫使劳动力流出。工资水平在两类国家的影响作用存在差异，高收入国家中工资水平依然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风向标；但低收入国家中，工资升高并不能有效吸引劳动力流入。沿线国家人口规模以及储蓄率可以吸引劳动力流入。高收入国家实施劳动力引入政策能够提升劳动力流入，而中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力引入政策并不能很好地吸引人才流入。
第二，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情况不同，劳动力对当地生活成本变化的敏感程度不同，因此劳动力在相似收入层次国家的转移路径和不同收入层次国家的转移路径存在差异。当两个国家具有相似资本背景和地理区位时，人口较少的国家采取人口准入鼓励政策对本国的整体福利更有利。对不同资本背景的国家，其差异性会显著地影响劳动流动的态势和国家的劳动力政策。资本丰裕型国家有着吸引外来劳动力进入和缓和本地劳动力外逃的比较优势，所以这类型的国家劳动力流入明显，采用较低的劳动力流动壁垒才能更好地刺激劳动力流动，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相反地，资本贫乏的国家具有较难吸引外来劳动力进入和本国劳动力加速外逃的特点，此时采取较高的劳动力准入政策，不仅能缓解国内劳动力冗余以及结构不匹配的问题，还能提高本地福利。
第三，“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显著提升了沿线各国的经济水平，但也增加了当地的通胀问题以及劳动力结构不匹配的经济风险。从总体看，“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会促使国家间的合作增加，提升沿线国家经济水平，且并未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排名靠后、不具有竞争力的国家造成人才流失恐慌，进一步证实了理论模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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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elfare Analysis for the Labor Mobility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ased on ZMW Model and Empirical Evidence
DU Wei YU Xiang-hua JIANG Hui
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between 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nd the talent flow formed around this initiative will be further intensified.Based on the Zodrow, Mieszkowski, and Wilson (ZMW)Model, this study proposed research hypotheses and validated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inter-regional labor transfer using panel data from 49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 2003-2016.Following different conclusions were drawn: there were different labor transfer routes among the high-income countries, the mid-income and low-income countries.Labor introduction policies might not improve domestic welfare.When the capital investment of the two regions were similar, if the initial per capita capital was more, the region then had the advantage of setting a lower labor tax to attract labor inflows, while the region with lower per capita capital chose higher barriers to entry, which was more favorable to the welfare of local residents.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the economies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were improved significantly.Different countries in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had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policy of talent flow.This difference further supported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proposed in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his study, and was instructive for optimiz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Belt and Road”countries around the factor flows.
Key words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labor mobility; human capital; different income level; welfare effect
[中图分类号] F2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298( 2019) 05-0124-12
[收稿日期] 2019-04-02
[基金项目] 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2017年公派出国留学项目(项目编号：CSC NO.201706640065，项目负责人：杜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多源大数据的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模式及效果评价研究”(项目编号：19BJL082，项目负责人：杨道玲)；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服务业发展政策的演变及有效性协同性分析”(项目编号：17ZDA056，项目负责人：李朝鲜)；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力资本优势对北京市共享式增长目标的促进效应与优化机理研究”(项目编号：14JGB030，项目负责人：余向华)。
[作者简介] 杜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组织理论；余向华，经济学博士，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收入分配问题；姜慧，经济学博士，鲁东大学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对外直接投资。
[责任编辑：刘啟仁]
[DOI ]10.14007/j.cnki.cjpl.2019.05.009
[引用方式] 杜薇, 余向华, 姜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劳动力转移的福利效应——基于ZMW理论模型的实证检验[J].产经评论, 2019, 10(5): 124-135.
标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论文; 劳动力跨境流动论文; 人力资本论文; 收入分层论文; 福利效应论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论文;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论文; 鲁东大学商学院论文;